生命的尊严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作者：刘成信，王芳　主编，《杂文选刊》选编  页数：359  字数：3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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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毕淑敏、柴静、焦国标、莫言、汤吉夫、梁晓声、龙应台、沙叶新、杨学武……大家、名家云集，题材触及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的直面现实，针砭时弊，鞭辟入里；有的借古论今，引经据典，寓意深远；有的说文道理，入木三分，直指人心……或抨击，或关怀，言简意赅，精短明快，手法各异，各擅胜场，体现了杂文投枪与匕首的力量。
　　选编者从2001至2010十年间发表于全国报刊中的杂文作品中遴选出159篇优秀之作，旨在检阅新世纪以来杂文创作的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杂文。

作者简介

　　《杂文选刊》上旬月版定位于“针砭时弊、批评世俗、反思历史、解读人生、公正深刻、辛辣幽默、雅俗共赏、生动鲜活”；《杂文选刊》中旬版——一本全新的图话杂志，图——过目难忘，话——触动灵魂，杂文内涵的多元表达，读出笑，读出泪，读出画外之音，恍然文外之意；下旬版定位于“全新的社会人生读本
珍贵的时代民间档案”。
　　《杂文选刊》始终遵循“大杂文”的办刊理念——只要有杂文的特质，无论何种形式，均可兼收并蓄。如此使杂文的内涵、外延均得以扩大。
　　《杂文选刊》的办刊宗旨是“为百姓代言，替民众呐喊”，其目标是繁荣杂文、普及杂文。

书籍目录

生命的尊严目录我爹的烟思想甘否
年度人物罗建华
假如贪官走上舞台平白
孔融为什么吃小梨肥眼泡鱼
看不见的帽子半岛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狄马
宋江过年金鑫
奴隶的语言和公民的语言邵燕祥
学界的本钱和普遍的正义赵牧
生命的尊严李未熟
可怕的“隐性意识”谢石
思想的落叶王大海
怎样抒情焦国标
“健康”的死者刘洪波
这个字该由谁签高峡
阿Q新说魏得胜
新编《狐假虎威》杨曲
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苏中杰
“政绩”统计法郭庆晨
关于“火车”的对话毕淑敏
铁杵磨针后记陈宏剑
牛并孙子着李长江
伟大的童话万钧
零善良反应胡展奋
敲开蛋壳的权利朱志砺
小牛轰儿朱铁志
一个人是怎么傻起来的魏得胜
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瓜田
解读“正大光明”这块匾谢石
赵高和卡里古拉的两匹马王怡
道德与阶级的起源丫丫
民族株连症与虚幻征服感文虎
我们的语言有毒瘾？王四四
爆冷的价值与民主的自我修复李文凯
叹五更——买官者的独白刘征
“成熟”辩谷长春
寂寞的《动物庄园》牧惠
一个人死了朱辉
沈从文的嚎啕大哭余杰
国家的目的是什么？——由电影《英雄》说开去焦国标
劝君少刺秦始皇——评点《英雄》魏明伦
熟透了的后花园骆爽
贪官憾杜撰曲刘征
在全国盗版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莫言
有了痛感也要喊张心阳
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潘多拉
大办生日能给朝廷争面子吗？焦国标
永远的炉果刘齐
孙志刚替我而死李昌平
质疑“征服”雨茶
权力的天空时寒冰
官场十大游戏规则须知徐怀谦
全球第一妙语刘齐
一种秘诀王跃文
为穷人领奖张田勘
选赵薇当代表孙焕英
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一部倒序词典孙焕英
假如没有王选张田勘
谁是“中央的儿子”？朱健国
人人都得为道德沦丧买单蓝艺
什么叫一盘散沙？连晨
文盲农妇为何要当秋菊何三畏
想领退休金的农民曾颖
一年签一次婚约刘齐
不仅在危难时想起人民曹林
人科动物简介牟丕志
很遗憾，我只能牺牲一回刘兴雨
老兵安在？郭松民
庄稼的质问——读苏联文学遐思狄马
文化按摩主义理钊
范仲淹看望小人头目刘兴雨
我发现了一个找钱网站陆春祥
在三月七日怀想一位大学校长徐迅雷
大学之疑汤吉夫
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刘效仁
我给三岁的儿子讲监督王大豪
死生的社会能见度徐迅雷
羊的悲剧梁晓声
“人证”郁青
请停止歌颂苦难绿尘
两群羊杨汉光
李逵：淳朴的嗜血者黄波
司马光，你干吗砸缸？刘大志
童年之死狄马
笔邵燕祥
月黑风高夜的一丝星光吴兴人
“思想改造”为何总在一夜之间完成孟波
荒谬的苦难美学狄马
今夜，谁站在林肯的对岸？骆爽
中国不能承受之感动杨耕身
当飞机比公共汽车还普及的时候佚名
不应浪费姚文元黄波
一个诗人的反思刘兴雨
我们还需要“爱人主义”教育佚名
不一样的惩罚蒋子龙
假装无耻王跃文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们看的梁晓声
如果我死……朱铁志
成语重组陈长林
没底的杯子？柴静
我不站着等龙应台
从人到猿刘建超
假如没有读书郑俊甫
艺术性快乐：闭上眼睛王乾荣
你是个好母亲吗龙应台
老海棠树史铁生
是海燕，也是乌鸦——十月革命中的高尔基张心阳
党代表为什么不能“载誉归来”刘洪波
谋略是弱者的暗器阮直
从“扑克牌”到《点将录》孙玉祥
规定顾土
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沙叶新
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姜龙飞
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梁小斌
人有病，天不能病何三畏
“罪恶”的柠檬赵刚
一个乐于寻找替罪羊的民族是幼稚的刘洪波
腐治徐迅雷
论下蛋毛萍
制度的宽容与容纳孙立平
假如重新选择卞毓方
有多少这样的代表委员在议事李宁
灯下的思维朱大路
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谨以此文献给我尊敬的党治国先生狄马
别了，纪委曾书记孙焕英
文化开始大跃进了徐怀谦
徘徊于奈何桥的亡灵魏寒枫
病人报时钟悦轩
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资中筠
美国总统出缺记张晓风
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的可行性论证瓜田
机关气象预报剑桦
牌坊赋——题隆昌南关石牌坊古镇魏明伦
勿以“过期纪念”圈禁鲁迅朱健国
战争六帖孙香我
《不差钱》不该宣扬潜规则秦涛
绑架父母的潮流何树青
小沈阳，自虐文化的又一个范本魏剑美
看代表委员一年一度的“PM”如何进行孟波
统计遇难学生数量比搞地震旅游还难？笑蜀
一场谢绝欢庆的胜利张翔
平庸的恶陈榕
活下去是他们的权利张伟
杨元元自杀事件绝非一道正反选择题从玉华
林冲的怕鲍鹏山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柴静
还给人们正常的生活——《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序朱正
如何读懂中国的统计数字时寒冰
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吴非
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章立凡
雁不归许峰
小村系列之一?“文革”的开始和结束时寒冰
考大学校长三道题刘健
谁来帮老百姓写讲稿？王跃文
我时常想起鲁迅、胡适与钱穆朱学勤
文人“追尾”究可哀——读《周扬传》随想杨学武
艺术咋就没能净化贪官的灵魂？木头
卖鹅蛋的婆婆说……杨恒均
没有目的的人是孤独的木子美

章节摘录

假如贪官走上舞台平白假如贪官走上舞台假如贪官走上舞台，一准没人能看出他们是贪官。因为他们的服饰扮相，唱念做打，都俨然一副清官模样。先看唱词和念白。真正的戏剧中人物，扮贪官污吏者，一般都是道出或唱出自己是贪官。比如《四进士》中的田伦，求信阳府道台顾读枉法徇私，一边写信一边唱道：“上写田伦顿首拜，拜上了信阳州顾大人……三百两纹银押书信，还望年兄念弟情。”多直白！现实中的贪官可不这样，他们嘴里说的，笔下写的，可都是清正廉洁的词儿。比如肖作新，1999年1月3日正式当选为安徽阜阳市市长，当天答记者问曰：“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受贿、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他就和他的家人一起，先后收受“贺礼”不下百万元。只听他的念白，谁能想得到？唱念最精彩的是原上海市盛泽丝绸厂厂长严银坤。此人曾信誓旦旦地当众表示：“权，除了给群众办事，别的不用；钱，除了公家发的，别的不动；女人，除了自己的老婆，别的不碰！”实际上，严厂长除了公家发的钱之外，又采用白条入账、重复入账等伎俩大贪公款。前台说的，后台做的，真是判若云泥。贪官的唱念中，最精辟的莫过于胡建学的“论钱”。这位胡本人当初在大讲反腐倡廉时对“钱”字的拆解可谓精辟之至：“钱字的左边代表金库，右边两个戈代表两个手持武器看守的卫士。因此，对金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孰料此公一边说着莫伸手，一边早把双手伸向了金库，结果像他说的那样被荷戈守库的卫士活活捉了去。再看化装。戏剧舞台上的贪官，一个个大白脸、三角眼、塌背缩颈，假哭奸笑，可现实中的贪官们却有着与此相反的化装术。贪污受贿500多万元的原河南省灵宝市地税局副局长有“铁面局长”的美誉，胡建学是“反吹牛”的“英雄”……见“牌坊”人多意其贞烈，殊不知有时善于化装的魔鬼也会变成“天使”。贪官的另一绝技便是炉火纯青的“做功”。别看贪官们俱如饕餮之嗜贪，可他们都能“做”出“廉”的模样来。你说看一个人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而贪官们不但说得好听，而且“行”也不错。你看江苏丹阳市原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队长卞建中，贪污受贿500万，平时却不喝酒、不抽烟，经常冷馒头就白开水当饭吃；胡建学让秘书把千儿八百的小宗贿赂原封送回，而且还要附上“谊在情中”的手书条幅。化装术、伪装术、包装术，唱念做打，足以乱真。贪官们自然不会走上舞台，但他们在生活中不断演戏。善良的人们，天真不得，轻信不得。【选自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孔融为什么吃小梨肥眼泡鱼孔融为什么吃小梨理由1：孔融：“你傻啊！没有看到大梨烂了一半么？”理由2：孔融：“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么？我是孔融，我们这有好人好事你们来一下！”央视采访车到了孔融家--架起摄像机。孔融上，拿起一个小梨下……理由3：孔融：“大梨全是让尿素泡大的，小梨是绿色食品！”理由4：孔融心理活动：霸州的一个警察看上大梨了，我还是拿个小的吧，为了一个梨叫人家给毙了可犯不上啊。理由5：孔融：“卖大梨的白衣天使们吃的回扣太多，大梨咱吃不起，吃个小的解点渴吧！”理由6：孔融：“吃小梨需要理由么？”小梨：“不需要么？”孔融：“需要么？”小梨：“不需要么？”……理由7：孔融：“吃小梨是用公款，吃大梨要自费！”理由8：孔融从网上订了一只大梨，半年之后收到。孔融：“这梨怎么这么小？”“时间太长，干了！”理由9：大梨的包装有梨那么大，小梨的包装有西瓜那么大！【选自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看不见的帽子半岛我们人都有帽子，也戴过帽子，这本是一件极平常平淡的事情。可是，如果给帽子加些装饰，或换个说法，它的实物实用性质便退居二线，而某种象征意义就明显地走到前台来。比如，桂冠、乌纱、紧箍咒之类。若再在帽子前加个把动词，比方说“扣”、“摘”，那帽子就不是帽子了，而突变为一种怪物。这确是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看不见的帽子虽然不是生活所必需，我们人一般也喜欢弄顶帽子戴戴，又唯恐人不知，招摇过市，四处奔走，通风报喜。如入会啦，进小组啦，当主编啦等等。如其没有，很多人会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许多人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上蹿下跳，巴结媒体，给腹内空空一无所长的自己弄一顶大帽子。还有些人，不乏自知之明，明白弄不到那类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帽子，也便想方设法搞顶用裤腿或纸壳做的高帽子，哪怕是短暂的瞬时性的一阵风就可以刮倒的。也有人特反感帽子，可是，一不留神，不知什么时候给扣了一顶，而一旦戴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历经八十一难怎么也摘不下来，活像紧箍咒，越想脱越脱不掉。就是这号帽子，明明摘了，可无形中仍在脑袋上，拖着长长的一条阴影，恐怕要一直延伸到坟墓里头去。这比紧箍咒更为可怕，因为孙悟空末了总算和它分道扬镳，成了正果。我们人若是戴上一顶摘不下来，或摘了随时又可以给你戴上，再或是摘掉也等于白摘的肉眼看不见的帽子，那才叫可耻可悲可怜兮兮下地狱也做不了一个光头干净鬼呀。如今，要是某人进步了高升了，弄了顶漂亮的帽子，朋友们不会这样向他祝贺：恭喜，你戴帽子。可在30多年前的右派农场，最好的祝贺却是这样的：恭喜，你已被摘掉帽子了。我们知道，范进疯了，是因为一顶举人的帽子，蓦地落到他那颗一向被老丈人瞧不起的光秃秃的脑袋上。而一位名叫郭冠军的当代知识分子先疯后死，则是由于他头上那顶看不见却异常沉重的帽子忽然间不翼而飞。白天，他像范进中举似的逢人便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了夜里，他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与此同时，另一个知识分子因饿得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去参加“摘帽大会”。晚上，同班难友对他说：“恭喜，你已摘帽了！”躺在炕上的被摘帽者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地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见戴煌《九死一生》）……这是我所听说的“不是帽子的帽子”造成的最为惨痛的悲剧。范进戴帽我们笑不出来，而两个知识分子摘帽我们哭不出来。从读戴煌的回忆录到写这篇随感这段时间，我竟不由自主三番五次地摸自己的脑壳，生怕什么时候有某顶大得吓人重得受不了的帽子从天而降神不知鬼不觉地罩在了上面，那我纵是孙猴子想摘也摘不掉了。【原载2001年第2期《四川文学》】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狄马在中国有许多笼统的提法，显示了东方人思维的模糊性。比如，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说，我们要热爱生活，可是要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则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以为要让人们真的热爱生活，就必须对“生活”本身作一个价值界定，否则，我们可以说，妓女是热爱生活的，她热爱的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贪官是热爱生活的，他热爱的是权钱交易、卖官鬻爵的生活；小偷也是热爱生活的，他热爱的是鬼鬼祟祟、鼠头鼠脑的生活；秦始皇也可以说，他是热爱生活的，他热爱的是焚书坑儒、驱万千血肉之躯筑长城的生活；袁世凯也是热爱生活的，他热爱的是跪拜揖让、三宫六院的生活；但这些“生活”在苏格拉底看来，都是猪栏内的浮沉，真正的生活是正义、幸福、充满了智慧的精神之旅；我们没有给爱因斯坦寄过“有奖竞猜”之类的问卷，但看他一生的所言所行，如果我说，他热爱的是一种纯朴、宁静、自由、平等的生活，大概不会有人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热爱生活？有人说，“因为生活如此美好”。其实，一种“生活”好到要有专门的人来不断地提醒时，我就怀疑这“好”的真实性。比如，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讲，你要热爱吃饭、热爱穿衣，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谁面对华服、盛宴、裸卧的美人愁眉不展，消极怠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热爱谁的生活？比方说，我是一个农民，能不能热爱乡长的生活？像他们一样“骑着摩托扛着枪，村村都有丈母娘”？我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热爱厂长的生活？像他们一样想吃谁就是谁，想睡谁就是谁，想拿多少就拿多少？那当然不行，那是“僭越”，那是“谋反”，那是“乱了纲常”。再比如我是一个乡下人，能不能热爱城里人的生活？像他们一样有工作、有住房、有养老保险、有公费医疗，即使背砖弄瓦、吃苦流汗也在所不惜？回答仍然是“不行”。即使你偷着进城，但你叫“民工”，你叫“黑户”、叫“盲流”，不是一个有尊严的公民。再比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能不能热爱美国人的生活，回答仍然是“不行”，有人说，那是“数典忘祖”，那是“崇洋媚外”。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至此，我明白，每一个人只能热爱自己的生活。比如，你是一个农民，就要热爱种田，热爱交公粮，热爱“剪刀差”，热爱“提留款”，热爱“乱摊派”，热爱旱涝蝗害，热爱乡干部的毒打；你是一个工人，就要热爱车间，热爱零件，热爱下岗，热爱打卡，热爱加班加点，热爱工厂里所有上司恩威并施的脸。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热爱什么时候的生活？比如我是一个现代人，却喜欢古代的生活，我要像魏晋一样地玄思抗暴、荒诞风流，我要像孔子一样地旷达，庄子一样地沉思，嵇康一样地纵酒、李白一样地笑傲王侯。行么？不行。有人说，那是“复古”，那是“倒退”，那是“消极”，那是“颓废”，那是“封资修”。至此，我又明白了，每个人只能热爱现在的生活。这样，每一个逼急了的农民才不至于抗粮抗税，啸聚山林；每一个文人才不至于放浪形骸，效法李白；每一个官僚才不至于封金挂印，学习陶渊明；这样王道乐土，万世太平。这样，文章标题提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热爱生活”就是热爱自己的现在的生活。我不知道这种先于出生的规定性是否合理，我只知道，依此标准，陶渊明是不热爱生活的，不就是“鞭挞黎庶”么？不就是面对权贵低眉顺眼么？何必义愤填膺、归去来兮？我还知道，当初有一只猴子肯定是不热爱生活的，要不是他孜孜以求闹进化，直立行走磨石头，我们现在在大街上敬礼、顶碗、扮鬼脸、出洋相、逗其他动物开心，不也挺好吗？--只是屁股红红的，不太雅观。【原载2001年第2期《今日东方》】宋 江 过 年金鑫宋江过年话说宋江尽起水泊精兵，夜打曾头市，活捉史文恭，剖腹剜心，挂孝举哀，报了天王晁盖的毒箭杀身之仇，又打下东平和东昌二府，忠义堂上英雄齐聚，兵团规模日益壮大。众头领大碗喝酒大秤分金，自是逍遥快活。不觉隆冬已至，进入腊月。一日，宋江与吴用对弈聚义厅内，品茗之余，宋江开口道：“以往春节，有些头领暗地里请客送礼，眼见年关将到，我意欲发一布告，希望各头领不要再搞那一套，以免玷污了我梁山清誉。”吴用闻言，十分赞成。于是命“圣手书生”萧让撰写布告，曰春节期间不得相互吃请送礼云云，违者重罚，张贴于各营帐之外。腊月二十六早晨，宋江和新娶娇妻在房内叙话，忽闻吴用来访，急忙起身下榻相迎。吴用进门，环视左右，见无外人，从袖中取出一纸礼单奉上：“哥哥自郓城来，情洒四海，义薄云天，使我梁山得以今日这般繁荣景象，区区小物，聊表吴某一片心意。”宋江拱手，笑意盈盈，推却道：“军师忒客气了，我黑三郎何德何能。再说，我不是让发布告不搞送礼的么？”吴用捋须：“哥哥乃一寨之主，又不是规定的对象，有何不可？况且这是小弟薪水，来得明白，但受勿辞。”宋江一笑，吩咐浑家收下。是日正午，李逵直闯宋江书房，将数锭大银摆在桌上，嘿嘿大笑：“哥哥真是好学，这等时候，还在用功。”宋江眉头一皱，指着银子问：“这是为何？”李逵见状大嚷：“哥哥莫吵，这是下边喽啰娃们孝敬我的，昨日又赢了许多，不敢独吞，与哥哥共享。日后哥哥做了皇帝，少不得要封我个将军头衔。”宋江闻言，面露悦色：“你这厮，又来取笑我了。”李逵退出，一路高歌而回。黄昏日暮，“旱地忽律”朱贵求见，命人抬来佳酿百坛，牛马猪羊牲口各五头。宋江见了，喝退众人，问：“朱兄弟怎的送这般厚礼，怕是不妥吧。”朱贵答：“哥哥明鉴，这是我平日从南山酒店招待费中省下来的，为哥哥备些年货，其他头领一个不知。”宋江点头。朱贵出门不久，阮氏三雄登门，笑嘻嘻道：“这天寒地冻的鸟天，好不容易捕了三袋鲈鱼，也让哥哥过年时尝些鲜味。”少顷，又有解珍解宝二兄弟送来山禽野味，神医安道全送来千年灵芝和上好滋补保健品，“鼓上蚤”时迁又送上偷得的古稀珍玩若干。半日之中，宋江迎来送往，招呼数十位头领吃茶不迭。及至掌灯，卢俊义造访，命燕青奉上纹银千两。二人促膝而谈，谈到晁盖，宋江不觉潸然泪下：“可怜晁盖哥哥英年早逝，不能亲见梁山今日的热闹红火……”又邀了吴用，谈了些人事安排事宜，直至夜深。腊月三十这日，宋江大设筵席，召集各位头领开会，并宣布卢俊义为副总都头领，坐二把交椅，吴用为掌管机密军师，坐三把交椅，其余诸人，各有封赏，众皆山呼。转眼春节假期已过，正月初七这天，宋江闭门一日，唤来弟弟铁扇子宋清，吩咐如此如此，交待一番。翌日，梁山宋氏百货商店经批准正式挂牌营业，宋江亲临剪彩，一时生意兴隆，日进斗金。此是后话，不提。【选自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奴隶的语言和公民的语言邵燕祥奴隶的语言和公民的语言林贤治一篇文章谈散文精神，涉及我的写作。其中有许多我当不起的推许，也有许多引起我深思的见解。比如他说，鲁迅写杂文用的是奴隶的语言，我写杂文用的是公民的语言。依我的理解，鲁迅是看清自己和当时民众作为新旧“主人”的奴隶的地位的。他身历辛亥革命，亲见旧日的奴隶摇身成为主人，对待奴隶比旧主人更刻薄寡恩，更残酷凶狠。以这样的眼光看世事，故他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无奈，有“掀翻这吃人的筵席”的愤慨呼号，更有“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这样的总结和预见。他在壕堑中坚持韧的战斗，有时固大声疾呼，却不免时用毛泽东说的曲笔，所谓伊索式的语言，也就是奴隶的语言吧。我也曾不止一次地躲到路边榛莽丛中舔自己的伤口，但那多半是明显的外伤；而沦肌浃髓更深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是迟迟才感到切肤之痛的。在精神奴役的创伤中，就有语言奴役的症候，失去个体的主体性，总是言人之所言，哪里够得上公民的境界？公民两字我是从小上“公民”课就知道的。然而从1949年起，改天换地，不但“国家”的定义从“土地、人民、主权”的综合体变成了“军队、警察、监狱称为国家机器”；我们念念不忘的是“人民”，指的是革命的阶级和革命同盟者的阶级，只有在出身、经历、思想、言行各方面符合“人民”的标准，才能被认为属于“人民内部”中人，不被抛到异己即反动的地带。至于“公民”的概念，早就消隐得无影无踪了。重提公民两个字，是在1954年9月第一次人代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我作为广播记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的采访和报道，重温了公民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我是认真并且当真的：从少年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到这时，对于党领导制订的第一部宪法不可能不信以为真。如同两年以后对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不可能不当作自己的纲领和准则，牢记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一丝一毫的阳奉阴违、玩世不恭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毛泽东是在60年代中期，他已退居二线后，在一次通知他不必参加的会上，怕被排斥出局，才拿出党章来为自己的权利辩护；如果说，刘少奇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但未经法定程序而形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职），而且失去人身自由横遭批斗，才拿出宪法来为自己的权利辩护：这都是在意识到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想起了宪法和党章之为用。而我作为公民、作为党员的权利自觉则很薄弱，很迟钝。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我一系列在后来反右派运动中构成罪状的发言，其出发点不是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履行应尽的义务。反对官僚主义也罢，呼唤民主作风（当时对民主的觉悟限于主要指作风）也罢，不满于冤杀无辜也罢，我都认为这是当时一个公民的义务，一个党员的义务。回头看来，这还并不意味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我那时所尽的义务，也就是平时谈的责任感，并不是与权利对举的范畴；而是从老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新传统之爱国爱党、集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957年我以反对官僚主义等等见责，一时的确想不通；1958年公然提出“做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分明起了释疑的作用。你要做的是有责任感的人，人家要你做的是会说话的工具以至干脆不说话的工具！自然不合拍也就不合格，不谐调变成唱反调了。驯服工具云云，无疑是极左路线对干部、对党员，扩而大之对群众的要求。极左路线是专制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现代形式。一个没有党内民主的党，不可能在执政时推进政治民主化。反右以后，继之以反右补课，大跃进和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批判人性论和修正主义，文艺整风，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一波又一波，直到欲罢不能、连绵十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以后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才开始思想解放的进程。从50、60、70年代过来的人，在检点精神奴役的创伤同时，追问历史，这才有了公民意识的初步觉醒。作为党员，在履行了党员的义务同时，党员的权利得到保障了吗？作为公民，在履行公民义务的同时，公民的权利兑现了吗？我发现，一切矛盾的症结，在于我自认为公民，而人视我为奴隶；我呼唤公民的权利，而人责我以奴隶的“义务”，其实奴隶不享有任何权利，有什么义务可言？归根结底，也还是只许吃饭干活，不许乱说乱动罢了。公民的权利，首先是做人的权利，不做会说话或不说话的工具即不做奴隶的权利。鲁迅用奴隶的语言，是在当时条件下自知置身奴隶的地位，努力摆脱奴隶地位的语言。我用公民的语言，则是意识到自己长期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公民的权利，自觉争取实现一切公民权利的语言。公民的权利说大就大，公民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然而公民也有权要求修改宪法和法律；公民的权利，说小也小，公民的一切活动要以不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为限，而只要涉及除个人以外的权利，包括修改宪法和法律，都必须诉诸大多数公民的公意。只有每个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至于我的杂文中，虽力求用公民语言，有时却仍露出精神奴役创伤的疤痕，那是因为不自觉地为奴隶太久太久了。2000年11月16日【原载2001年2月9日《湘声报？文化观察周刊》】学界的本钱和普遍的正义赵牧学界的本钱和普遍的正义仅仅“没有修养”四字，就让亓培玉送了命。这一暴行有三个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一是它的“偶然性”。暴行是随机的，而非蓄谋。二是“必然性”。施暴者面对要求他们行为文明的指责，做出了匪徒般不假思索的武力反应，而且是赶尽杀绝，连女人也不放过。三是在这几个匪徒的坐骑上还没抹去的权力印记--“法院”字样，留给人不尽的思索。暴力如果是蓄谋的，还谈得上预见和预防。但当致命的暴力随时可能发生时，预见和预防就完全无从谈起，这种“偶然性”已经表明了那个地方危机四伏的“秩序”特征。不假思索的暴力必然得到了长期的“培养”；赶尽杀绝的态度则绝对是有恃无恐的证明。不幸的亓培玉全赶上了。本来在这场暴力众多的目击者中，或许会有一二勇者挺身而出，援之以手，使亓培玉幸免于难。但那张“虎皮”把所有的目击者都变成了看客。除了悲愤，还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那么多中国人之所以知道了亓培玉，原因恐怕就是他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在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大背景下，恶性案件发生后，引起普遍关注，得到迅速处理的，还可以举出许多实例。比如：北大女生为了索回身份证，向扒手跪地求情。这就成了吸引众多眼球的话题。如果是个民工向扒手跪地求情，会有多少人关心重视呢？1998年夏，刚到广东佛山科技学院任教的文学博士潘先伟街头挨打，面部缝了17针，这激怒了广东学界，于是就有了个要“严肃处理”的批示。因此，亓培玉一案的以下态度也都是必然--“公安部、安徽省领导、安徽省公安厅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同济大学和上海公安部门也派人来到阜阳协助办案。公安部长贾春旺批示：对犯罪嫌疑人要抓紧依法处置。安徽省公安厅立即派出刑侦专家赴现场指导侦破，阜阳市公安局随后将主要犯罪嫌疑人穆学文抓获归案。同时组织精干队伍进行抓捕工作。慑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压力，2月10日，赵苏安、张杰到当地公安机关自首。另有一名犯罪嫌疑人韩永臣仍在逃。据了解，公安部门将利用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抓捕工作。”生命的尊严毋庸讳言，令人发指的罪恶，因为受害者受过高等教育而变得更加让人“高度重视”了。然而可悲的是在这种“高度重视”中被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的意识。佛山的潘博士被打，佛山学界强烈要求严惩凶手，理由是“为引进和保护人才”。这理由听上去很过硬--连博士都敢随便打，凶手却能逍遥法外，人才还敢来吗？当学界只能把知识作为要求严惩罪恶的本钱的时候，如果社会在更多时候不能堂堂正正地以公民的权利和法律来追究罪恶，这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原载2001年2月16日《中国青年报》】生命的尊严李未熟亓培玉死了，死在生他养他的家乡。亓培玉死了，死在铁棍和乱拳的追杀中。亓培玉死了，死在“制服流氓”们的手中，死在匪气嚣张的世情里，死在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穿着制服吃酒回来的路上，还开着有“法院”字样的警车，三人成虎，何况还是四人！每一个都是“地方上有根的人”，一路的威风何等了得！也许路窄容不得还有行人，也许是本乡间，不容他人甜蜜，于是将车停下，掏出家伙，口里嚷嚷“我尿尿”，在一个少妇面前公然性骚扰，与禽兽何异！一介书生，全不懂乡间生命最安全的基本生存法则，居然还敢嘀咕一声“真没有修养”。修养、道德、法律，这些词他们听来是多么陌生？硬要唤起他们心灵深处早已休眠的那点良知，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震惊后的沉重痛苦。且不说市场服务部主任、粮站站长、供电所职工他们手中的权力，单说无业街民，看起来无业，其实“家大业大”，泼皮无赖们，在某些乡镇官场上的用场，人尽皆知，从昼夜挖祖宗坟到夜敲寡妇门再到替人敲诈勒索杀人放火，什么干不出来？这四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临时的乌合还是经常的纠结，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次围追堵截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完美配合，我想他们相似的罪恶不会是第一次。在法律还未作出最后审判之前，在这伙人横行乡里的罪孽还未完全公布之前，我只能依据我所知晓的地痞特征，来揣测他们的共性。当地老百姓面对站在自己面前尿尿的那些管人的人，会低下高贵的头，作视而不见的模样，长期司空见惯这些家伙胡作非为，已经没有了腹诽的勇气，一切视若平常了。所以，他们还能苟活下去。突然冒出来一个研究生，一个把中华文明教给他的学生而没有教给这些地痞的研究生，一个在都市文明里熏陶过的研究生，不但有腹诽的勇气还有敢于直言的胆量，于是矛盾冲突迅速激化，这伙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他们没有遇到县里市里管他们的高级地痞，羊相自然还隐匿在身体的某处；他们碰到的是赤手空拳的一对小夫妻，所以他们现出了兽相。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是尊严与践踏尊严的冲突。西湖镇培养了一个敢于赢得尊严的高文化层次的人，这个人便成为当地千百年来的一个异物。在匪气霸气地痞气能够自在游荡的西湖镇，这伙人要毁灭一个有文化的异类，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确也没费吹灰之力。即便当场不被打死，他们还会纠集一伙流氓到家里找碴儿，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是何等的悲哀啊！埋骨桑梓，竟是警车铁棍恶棍们淫威下屈死的冤魂！亓培玉以生命为代价，被献上了他家乡地痞横行的祭坛。他的死似乎还不足以唤醒那些敛息尊严的生命，因为乡民们说，他们不敢作证，他们甚至担心，判几年徒刑放出来，这伙人还会报复。假如亓培玉真能起死回生，面对这样暗无天日的“文明氛围”，他会作出怎样的选择，无法实验。但愿他选择的是既安全又有尊严的人生。【原载2001年3月20日《武汉晚报》】可怕的“隐性意识”谢石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除了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后世开太平的救世观念外，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的破坏意识与上面这种显性思想作对抗，起着败坏社会、腐蚀人心的巨大负面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赖流氓心理。这是一种“怪胎”，一种隐性的但生命力却极强的“隐性意识”。这种无赖流氓的心理，不仅朝廷廊庙有，市井江湖也有；不仅帝王将相有，光棍泼皮也有。这样从上到下都构成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窒息文明进步、扭曲人类心灵的无所不在的毒化氛围。以汉高祖刘邦为例，他本是一个升斗小吏，连股级都不是的一个“保甲长”。但由于他一身的油滑，凭着在肮脏的下层社会习染的狡黠、权谋，居然在“世无英雄”的乱世，偏偏这位叫刘三的，却混上了汉高祖这一称号。后来尽管到了九五之尊，他依然本性难改，诛杀功臣、暗算名将，用的都是下三滥的手段。历代帝王，都基本上或多或少地创造性地沿用了他们这种牧民蓄臣之术。“圣君”是如此，“贤相”又怎样呢？宋朝王安石变法，本来是改变积弊、积穷、积弱的大好事，但却遭到了既得利益者官僚阶层极力反对，他们宁可甚至愿意和希望国家糜烂下去，也不愿丢失自己眼前的好处。于是，宰相文彦博代表整个“寻租”垄断集团对宋神宗进谏反对变法：皇上要搞明白，你不是和庶民治天下，而是和士大夫治天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替老百姓考虑多了，我们这批干部才是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你看这位熟读“民为邦本”的孔孟信徒，真实面目是多么丑恶和无赖。可以设想，靠他们是无法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的。这也是老百姓千百年来都在倒悬之中、水火之内的根本原因。文臣如此，武将也不例外。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被誉为“国家柱石”。但这位边疆重臣压根儿就没有把国家安危、人民生死放在心中，他所考虑的就是由光棍无赖价值支配的一己之私。当明朝处于外忧内患之际，他“冲冠一怒”，便引狼入室，于是清军铁蹄滚滚南下，在中国历史上演出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空前惨剧。能责怪老百姓们不该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寄托在他们这些“安邦治国”者的身上吗？正由于官方历朝历代都在显性假仁义道德下，实际运作、执行着这种充满流氓无赖意识的隐性政策，于是在弥漫四海的虚伪氛围中，孳生着一批批无官不贪、有吏皆污的鹰犬和爪牙，繁殖着一批批剽悍、阴毒、凶残的地痞流氓，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欺诈、坑蒙、劫掠的血腥格局。就是这种上下的联动，践踏了一切基本规范，一次次使社会陷入了痿痹失序、纪纲废弛、道德沦丧、恶疾泛滥的深渊。作为整个社会唯一支撑的道德信用体系一旦完全失去免疫能力，就会频频出现社会整体坍塌的危机。历史上一个个朝代到了河溃鱼烂时，连最后疗救的能力和机会都彻底丧失了的病案，可谓屡见不鲜。流氓无赖意识能长期生存下来，自有其“合理”的占有一席地位的机制和土壤，在汗牛充栋的圣人贤传和治国方略中似乎尚未找到遏制和根治的良方妙药。但可以证实，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毕竟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反进步的病毒，因此防治的方法也只有在提高文化素质、提高文明程度、争取社会进步的体制创新上对症下药。“世乱则君子为奸，制坏则良民为虐”，前人算是讲到了这一沉疴痼疾的症结。以史为鉴，在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社会转轨换型之际，特别是我们在加大力度整顿纲纪、刷新吏治的今天，重温这一历史上一直折腾、糟蹋、戕害我们民族的隐性意识，应该不算多余。【原载2001年3月28日《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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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32条)

•   中国的杂文 火候还差一些 但已很不错了 收藏着 留等将来评说
•   很好的杂文！希望多出版！
•   学会不同的焦点、不同的角度的看待问题，多看杂文选刊
•   很好的作品，老师推荐买的，很不错呢！
•   内容很好，但看得很压抑
•   很不错的一本书，文章很精彩
•   给同事家的孩子买的，孩子说挺好，是正品。
•   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书 继续修炼再把它消化完
•   休闲书籍，值得闲暇时阅读
•   孩子老师让买的,说对写议论文有帮助
•   书的内容很有意义,,值得我们看看。
•   还是相当不错的，值得购买
•   非常不错的杂文集，里面很多文章真心不错，很喜欢。
•   发人深醒，引人深思，让人痛苦
•   孩子挺喜欢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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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较当当还是很靠谱的电商。
•   好，很有个性的一本书
•   精神的营养品
•   寒冷冬季的一道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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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弟弟买的 有时间去读一下
•   读起来太过了， 放在床头看都忘了休息， 太有深度了。里边有些文章还真的些的狠大胆。
•   不错的书，适合学生积累作文素材
•   这本书书我认为给中学生的最好读物，对以后的写作很有帮助，值得拥有！
•   书是本好书，很幽默，很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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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不同人的不同视角，值得一读。
•   印刷和内容都算满意，总体不错。
•   上午收货，中午迫不及待的翻开看了两篇文章，挺不错的。
•   内容一般般。不是很理想
•   还行，可看内容多。能便宜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