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作者:罗伯特·卡帕 译者:张炽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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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失焦:卡帕传》这本摄影手记,记录了卡帕追随盟军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的经历及其四海为家的一生。
他用小说笔法记述自己的事情,文字直接、幽默,文风简洁明快。
卡帕的摄影,没有太多的色调、裁切的技巧讲究,他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是他全身心投身战地摄影的真实呈现。
《失焦:卡帕传》附录卡帕在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及二战等各个时期的摄影作品。
作者简介
罗伯特·卡帕(1913年10月22日-1954年5月25日),原名安德鲁·弗里德曼,匈牙利人,史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参与报道过五场二十世纪的主要战争: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二战欧洲战场,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及第一次印支战争。二战期间,卡帕跟随美军报道了北非、意大利的军事行动,诺曼第登陆中的奥马哈海滩战役以及巴黎的解放。1954年5月25日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
张炽恒,诗人、文学翻译家,有多种经典文学译著在大陆和台湾出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附录:卡帕摄影作品选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1942年夏绝对没有必要再清早即起。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栋三层小楼的顶楼,整个屋顶被天窗占据,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电话机搁在地板上。没有其他家具,连个钟也没有。阳光把我唤醒。我不知道时间是几点,也并不特别想知道。我身上的现金只剩下一枚五分镍币。电话铃不响,我便不想动弹,我等着人家来电请我吃顿饭,给我份工作,至少借给我一点钱。电话铃不肯响,我的肚子却叫了起来。我意识到,再想睡上一会儿那是没门儿了。我翻了个身,看见了女房东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三封信。最近几个礼拜只有电话公司和供电局给我来信,因此,那神秘的第三封信终于把我请下了床。果然,一封信是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来的。第二封信来自司法部,通知我说,我,罗伯特•卡帕,前匈牙利人,现无明确身份人士,据此而被划归为潜在敌侨,因此必须交出照相机、双筒望远镜和轻武器,如果要外出离开纽约超过10英里,必须提出申请,获得特批。第三封信是《柯里尔》杂志①的编辑写来的,他说,对我的剪贴簿经过两个月的研究之后,《柯里尔》杂志突然确信我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非常乐意派我去担当一项特殊任务;他们为我在一艘四十八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预订到了一个舱位;信中附有一张一千五百美金的支票,作为预付薪酬。 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打字机,有足够的勇气,便会给《柯里尔》杂志回信,告诉他们:我是敌侨,连去新泽西州都不行,更不必说去英国了,我带上照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市政厅那边的“敌侨财产处置所”。我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有一枚镍币。我决定掷硬币。如果掷出个字,就设法逃之夭夭,去英国;如果掷出个背,就把支票退回去,向《柯里尔》杂志说明情况。硬币掷了出去,是个背!但接着我意识到,一枚硬币里是没有前途的,我会收下支票,把它兑换成现金,无论如何,我会去英国。镍币交给了地铁。支票交给了银行。我在银行隔壁的詹森餐厅吃了早饭,真是大吃一顿,花掉了两块五。这样一来事情就定了。我总不能还给《柯里尔》杂志一千四百九十七块五毛,而《柯里尔》杂志肯定算是麻烦上身了。我重读了他们的信,确定我的船在48小时后起航。我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琢磨着从什么地方下手。我所需要的一切是:征兵局的豁免,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英国签证,还有办签证要用的某种护照。一开始就碰钉子我可担待不起,所以我得先找个听得进去的地方开口。我有麻烦。嗯,美国才刚开始知道麻烦的滋味,而英国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仗,对这种滋味应该已经是熟知了。我决定先去找英国人。从詹森餐厅到航班终点站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我得知不到一小时后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华盛顿。我买了一张票,《柯里尔》杂志的钱又少了一些。两个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我要求见新闻专员。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位穿粗花呢衣服的先生,那人脸膛很红,神情很厌倦。我报上姓名,但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简而化之,把两封信给他看,先是《柯里尔》杂志的,然后是司法部的。第一封信读下来,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当他把第二封信放下来时,他的唇边露出了一丝笑意。我多多少少受了点鼓舞,掏出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寄来的那封尚未开拆的信,递给了他;我清楚得很,那是通知我,要断我的电了。他示意我坐下。想不到,他一开口便人情味十足。战前他是地质学教授。战端初起之时,他人在墨西哥,正快乐地研究休眠火山山顶的土壤成分。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但这是战争,他应召而去,成了新闻官员。从此以后,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他不得不拒绝种种提议和要求。他安慰我说,我这件事非同一般。我排到了头号!对他、对我自己的同情令我大动。我提议共进午餐。我们去了卡尔顿餐馆,等座位的时候,我们百无聊赖,喝了许多干马提尼酒。我的同伴已经相当兴奋,而我也开始感到,那位大使馆专员和大英帝国,连同《柯里尔》杂志,将和我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终于等到了一张桌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每份一打的蓝点牡蛎①。五年前,在法国,我在饮酒方面可是下了很大本钱的。我记得,每一篇英国神秘小说中,每当彼得•温西爵士有话要说时,吃牡蛎总是佐以那种名叫Montrachet的勃艮第白葡萄酒②。1921年产的Montrachet在单子的末尾,价格昂贵。这是个快乐的选择。同伴告诉我,十五年前,他在法国度蜜月时,就是用这种酒让他的新娘大为动容。因此,当那瓶酒喝到底的时候,话题已经变成我们对于法国和Montrachet的爱好了。喝完第二瓶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在把德国人扔出la belle③法兰西这一点上,我们的情感同样强烈。喝完咖啡加Carlos Primero白兰地④之后,我给他讲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在共和军里的三年经历,以及我为何有充足的理由恨纳粹。回到大使馆后,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政府部门。他越级找到了某个高层人士,直呼其名,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好人老卡帕”,说我去英国这件事重要之极,我会在十五分钟后过去拿我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证。他挂上电话,给我一片纸,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国务院。一位衣着端正得体的先生接待了我,他在一份表格里填上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天早晨九点,去位于纽约港斯塔腾岛区①的移民局办事处,一切都会办妥。然后他陪我走到门口,这一会儿,他变得很随和,拍拍我的背,朝我使了个眼色,祝我“好运!”我回到大使馆的时候,我的专员朋友有点严肃,还有点着急,我赶快告诉他,我的第一步成功了。这一次他打电话的对象是英国驻纽约总领事。他对他说,“老卡帕”要去英国,绝对一切都妥当,就是没有护照。又打了几通电话之后,也就是过了十分钟吧,大使馆的海军专员、教授和我,已经在一家小酒吧里喝酒祝贺我出行成功。我去赶飞机的时间到了,但在分手之前,海军专员向我保证,他会给联合王国①的每一个港口发电报,说我将乘船抵达,随身带着相机和胶片,让他们在各方面帮助我,把我安全地送到伦敦的海军部。回纽约的飞机上,我断定英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幽默感,碰到过不去的坎儿时,他们是好帮手。第二天早晨,英国驻纽约总领事说,我这件事极不寻常——不过战争也极不寻常。他给我一张样子很普通的白纸,要我写下我的名字,解释一下我为何没有护照,说明我的旅行缘由。我写道,我名叫罗伯特•卡帕,出生于布达佩斯,海军上将冯•霍尔蒂②和匈牙利政府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一向不喜欢他们;自从希特勒合并匈牙利之后,匈牙利使馆便既不承认我不是匈牙利人,又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既然是希特勒在管着匈牙利,我便干脆不承认我是匈牙利人。按出生而论,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人,我痛恨纳粹,觉得我拍的照片可以用作反纳粹宣传品。把那张纸递还给他时,我稍稍有些担心自己有没有拼错词,但他加了印,盖了章,周遭绕上一根蓝丝带,一本护照便诞生了。当天上午我便要上船,但还有四五项小的许可证要办。我母亲当时住在纽约,她陪伴着我;我去弄必需的最后那几张盖章纸片时,她坐在出租车里等我。我每一次回到车里时,她都静静地坐着,想从我脸上看出结果如何。她是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为了我如愿,她希望我把各种许可证弄到手,顺利地成行;而以她的母爱之心,她却暗中希望出点什么岔子,使我无法离开她再去战场。最终我得到了所有的许可证,但此时,我那艘船的预定开船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我母亲仅余的希望是:船已经开走。但是我们到达码头时,那艘脏兮兮的旧商船还在那儿没走。一个大块头爱尔兰裔警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给他看证件。“你迟到了,”他说:“你最好麻利些。”到此我母亲必须止步了。她不再代表“战争时期的勇敢母性”,而是化作了一颗宽容和充满爱的犹太人的心。从她那大而美丽的棕色眼睛的眼角,积蓄和压抑已久的泪水泉涌而出。六英尺六高的爱尔兰裔警察用胳膊搂住我那五英尺高的小个子母亲的肩膀,说道:“夫人,我去给你买杯喝的。”我向着母亲飞了最后一个吻,向船的跳板走去。我看美国的最后一眼,是爱尔兰裔警察和我母亲的背影,穿过马路,走向突然露出笑颜的摩天大楼脚下那间小酒吧。第二章我赶紧上了跳板。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晚到的人。紧跟着两个摇摇晃晃的水手的脚踵,我大踏步走出了美国。船长站在跳板另一头,转过身来对他的手下说道:“嗯,最后两个了,回去歇着吧。”接着他看到了我:“你是谁?”“我是个比较特殊的乘客,先生。我是那个去旅行的敌侨。”“嗯,我们捎上了一样奇怪的货物。我们不妨下去,到我的船舱里,看看载货单上你的情况。”他发现我正式列在载货单上,浏览了一遍我的证明文件,没有加以评论。“战前,”他告诉我:“我从西印度群岛向英国运香蕉和旅客。现在可不是运香蕉了,而是往回运熏肉,旅客散步的甲板上装的也不是人了,而是分拆开来的炸弹。嗯,我的船不像往常那样整洁了,卡帕先生,但是我的客舱都空着,我想,你会发觉自己的住处很舒坦的。”我找到了自己的船舱,安顿了下来。引擎在嗡嗡地叫。在美国待了两年之后,我又上了回欧洲去的路。我的思绪不知不觉中回到了过去……两年前,我乘飞机从法国出发,抵达的也是这个港口,当年,我不得不为他们是否会让我入境而担忧。当年,我持有的证件也是纯粹临时现编现造的。我被描述成一位农业专家,途经美国去智利,去为该国改进农业标准,持有过境签证,获准在美国逗留三十天。当时好不容易登岸……好不容易说服他们让我留下……而今却多亏了一位英国教授创造的奇迹,我才得以离开……我取出了照相机,从1941年12月8日起,我连碰也不曾有机会碰它一下——给自己倒上一杯之后,我便又成了新闻记者。拂晓时分,我们在哈利法克斯港①抛了锚。船长在此地上岸,去接受指令。这天晚些时候,他回来之后,我获悉,我们将参与组成一个牢固的护卫舰队,横跨大洋;我们这条船将充当领头舰;一位退役海军上校担任护卫舰队司令官,他将从我们的舰桥上发号施令。我在《柯里尔》杂志上看到过一篇四页篇幅的感人文章,题为“护卫舰队司令官”,并附有几张生动的照片,只见那位年老蹒跚的老水手站在舰桥上,一条条船在海上颠簸着。晚饭过后,司令官派人来叫我。舰桥上黑乎乎的,但是当我辨认出他的模样时,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不是我拍过照片的那位年老蹒跚的海上雄狮,而是一位五十多岁、衣冠整齐的绅士,在他与我所想象的人物之间,我能找到的唯一类同之处是:一副又粗又浓的眉毛。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回应道,要说他本人,他是爱尔兰人。他立刻话锋一转,紧接着说道,他对电影世界很感兴趣,发现好莱坞有些女演员相当令人激动。整个航程中,他都必须待在舰桥上,我何妨每天夜间上来,给他讲些好莱坞的美好故事?作为交换,他很乐意给我讲讲护卫舰队的种种事情。这项交易相当不公平。因为司令官了解他的护卫舰队,而我却从未去过好莱坞。但我没有心情对他说,他把我的名字的音发错了,说我不是那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我的名字是鲍伯•卡帕,根本不是弗兰克•卡普拉①。在这次航程的剩余时间里,我将不得不扮演山鲁佐德②。我只有巴望不会延续一千零一个夜晚!那天晚上我们在港湾里度过。第二天早晨,司令官问我是否乐意随他去拜访护卫舰队各艘船舰的船长。我们大部分船都是挂着外国旗航行的,司令官费了很大工夫,好不容易才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瑞典船和挪威船的船长向我们敬了威士忌,并且说一口相当好的英语。荷兰人奉上的是上等的杜松子酒,交流起来也毫无困难。法国船长的酒是很醇的白兰地,我给他们当翻译。希腊人的酒凶得要命,名叫茴香烈酒,船长把希腊语说得飞快。我们总共拜访了二十三条船,总共喝了二十三个不同民族的酒。回自己船的路上,司令官把所有那些疯狂的外国人抱怨了一通,使我觉得自己倒是个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①了。下午我们毫不费事地把护卫舰队编组了起来。我们排成四排,每排六条船,各排之间相距一千码。我们的护卫力量可以说很不济,只有一艘驱逐舰,再加五条很小的轻型巡洋舰。舰桥上的第一晚,是司令官当的主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过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到了1918年,他已经在指挥一个整编小舰队了。泽布拉格②和加利波利③这些地名在空中乱飞。故事讲完之后,他问我,莉莲•吉什④近来好不好。我让他放心,吉什小姐的状况仍然良好。分手之际,一段美好的友谊似乎已经开始了。海上的最初四天平淡无奇地过去了。白天我拍照,拍每个人,每一样东西,从桅顶拍到轮机舱;晚上我到舰桥上去,把我在牙科诊所的候诊室里读过的影迷杂志上的内容,能记起来的,都讲给司令官听。我隐隐约约地暗示他,我是个很谨慎的人,但仍然让他觉得,那些好莱坞丑闻中,多少也有我本人的份。作为交换,他给我讲,那一次,他的一个护卫舰队去摩尔曼斯克①,途中他的靴子在甲板上冻住了,他如何三天时间动弹不得。在远海上司令官不喝酒,而我却在口袋里放着一瓶酒,在他神侃时借酒御寒。午夜过后,我倚靠在舰桥的围栏上,有时会觉得自己身在第三大道②一间熄了灯的酒吧里。迄今为止,我的“北大西洋战役”完全是一件乐事——说实在的,太快乐了。不过,船员们对我渴望行动这一点不屑一顾,并且根本不在乎《柯里尔》杂志上的故事有可能很单调乏味。第五天,我们遇上了真正的北大西洋大雾。我们的驱逐舰靠拢来,在船队旁边行驶,并用灯光给我们打信号。司令官转身对我说道,“卡帕,如果你能在雾中拍照,你就能终究搞到你那该死的独家新闻了,”他说道:“一个德国潜艇群正埋伏在前方三十英里处等着我们。有雾与否,司令官都断定我们必须改变航线。这时,我们从舰桥上都看不到自己的船艉,我们还必须最严格地断绝无线电通讯。与护卫舰队其他船只之间,只得通过浓雾信号来联系。挪威人的油轮原先在我们左侧行驶,此时却从右方某处发出两长三短的汽笛声来回应我们。希腊货船本来行驶在船队末尾,在我们后面大约三英里,却从距我们这一排五十码的地方发来它那接连四长的汽笛声。总而言之,二十三艘船舰的雾号所形成的声浪,足以传到柏林。司令官咒骂着所有同盟国、中立国以及战时盟国的船长。但是没时间去担心撞船事故。潜艇群已经发现我们,我们的护卫舰正在丢深水炸弹。我用防水的丝绸烟草袋把宝贵的护照和剩余的《柯里尔》杂志的钱包好,对于我这段故事的进展感到悔恨万分。司令官发出信号,要船队分散开来,从此时起,每一艘船都各自为政。我们不时听到其他船的引擎声很难听地在近处响起,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四十八小时之后,灿烂的阳光刺透了浓雾。二十三艘船全在我们周围。连我们的护卫舰也在。事实上,我们仍然成一个编队,只是原先在船队中央的船现在行驶在外围;原先在最后的希腊船,现在跑在最前面,而我们却拉在了船队末尾。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上,不多一会儿,它便开始发闪光信号。我们的信号员脸上完全不带表情地把信息转告我们:“长官,H.M.S.哈维斯特号询问,你是否可以分给他们一些啤酒。”“叫他们过来拿。”驱逐舰绕着船队转了一两个花哨的圈子之后,欢快地冒着蒸汽赶上来,与我们并排行驶。英国驱逐舰舰长手持扩音器站在舰桥上:“见到你们真惊讶,长官,你们这些船竟然都还漂着。”“很惊讶见到英国海军漂着——却没有啤酒!”“我们的深水炸弹用完了,只好向他们扔啤酒桶,草草了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战地记者和别的穿军装的人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会说,比起士兵,战地记者有更多的酒,更多的姑娘,更好的收入,更大的自由,但是在赌博的这个阶段,还有选择地点的自由;而允许做懦夫而不被处死,对他却是一种酷刑。战地记者的赌本——他的性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押在这匹马身上,也可以押在那匹马身上,还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把它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我是个赌徒。我决定和E连一起参加第一波进攻。 ——摘自本书第九章 卡帕穿着令人惊奇的斗牛士的服装,但他从来不事杀戮。 他是一个伟大的表演者,慷慨地为自己而战,快意地为他人而战。 命运注定了他将死于荣誉的制高点。 ——【法】卡蒂埃-布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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