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出版时间：2006年4月1日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作者：梁归智  页数：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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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新一代红学专家梁归智先生历时三载，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所作的传记。　　我国著名学者周汝昌，是承接新旧红学的代表人物，名重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书法家和诗人。他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求学期间发表《红楼梦》学术论文，引起大学者胡适的关注，两人结下了一段难得的红学因缘。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出版，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被中央特调回北京工作。其后历经数次红学思想批判运动，始终紧守学术信念，在“文革”结束后，出版十几部红学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令海内外学界瞩目。　　本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记述传主生活行迹、研究著述、过从交游等重大事件。作者以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八十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本书着力最多处，在于揭示周汝昌先生内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熔铸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以彰显中华文化为终生之志的大家风范。

作者简介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研究生姚奠中教授，并私淑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在治学上以文本考证为基础，以艺术感悟为核心，以哲学思辨为向度，自成一家。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资格。1995年至1996年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　　已出版《(石头记)探佚》、《被迷失的世界一(红楼梦)佚话》、《新评新校(红楼梦)》、《红楼赏诗》、《独上红楼》、《被迷失的红楼》、《箫剑集》红学研究著作，并发表论文多篇。在央视《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六家谈”中主讲“《红楼梦》的断臂之美”和“曹雪芹的超前之思”。开创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分支——“探佚学”，在红学界独树一帜，影响巨大。　　此外出版《神仙意境》、《仰山小释迦：仰山慧寂大师传》、《大俗小雅：元代文化人心迹追踪》(与周月亮合著)、《巴黎：一席浮动的豪宴》(译著)、《(飞丸记)评注》等。

书籍目录

写传缘起少年被绑票的经历琴心剑胆话津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听母亲讲《红楼梦》初入燕园足风流沦陷期的挣扎和奋斗重返燕园与胡适的“一面缘”从“西语系”毕业天府之国教英语三十而立锦上添花福兮祸兮返神京在“大批判”风雨中《杨万里选集》与《曹雪芹》人缘履痕雪泥鸿爪“文革”沧桑倡导《红楼梦》新版本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新雨旧雨“二三子”附录一  传主与作者附录二  周汝昌学术年表(周伦玲编写)

章节摘录

书摘“周会长家的‘老先生’魁娃也被土匪劫作秧子了！”    这条消息在咸水沽正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此际的时间背景是中华民国廿六年，公历1937年。“劫秧子”就是被绑票，这是天津卫的方言土语。“老先生”则是当地对文化家庭中最幼小儿子的赞美性称呼，“老”与通常理解的字面意义恰相反，是指排行最末、年龄最幼小的意思，“先生”是对男子之尊称。寻味其词义演变来由，或者有生最小的孩子时父母年纪已经较为老大，也就是“老生子”的意义？有意思的是，这里并没有“少爷”、“小爷”一类称谓。    这个“魁娃”就是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红学大师周汝昌，时年十九岁。    周汝昌在少年时曾有一段被土匪绑票的传奇性经历。欲知这段经历的来龙去脉，当然先得“吊吊胃口”，追溯一下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渊源”了。周汝昌乳名魁，有时候也写作奎，出生于民国七年阴历戊午三月初四辰时，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1918年4月14日上午八时左右。出生地当然是天津老家咸水沽西头周家了—— 一所门楣榜有“春晖里”的院落。    那一辈的周家子弟，本来是单名，都用“三点水”的字，如湘、潇等等，很有诗的意境。后来可能是为了填写科举考试的名讳，改成了双名，第二字排“昌”。子弟起名，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都是从《易经》卦名而来。汝昌则还取意《诗经》，祖父给起了一个字叫“寿康”，名与字相关，即《诗经·鲁颂·宫》“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之意，“尔”当然就是“汝”，“臧”是善美之意，祝福小孙子能一生长寿安康，兴旺发达。后来祖父又赠一字曰“禹言”，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禹拜昌言”，周汝昌长大后，嫌与晚清名人丁汝昌字“禹廷”迹近模仿，改作“玉言”，是取《诗经·大雅·民劳》“王欲玉女（‘玉’意为‘玉成’，‘女’意同‘汝’）”句断章取义，表达努力成才的愿望。    这倒也是一种巧合，“玉言”似乎是一种“预言”，标示出周汝昌将以研究《石头记》，体会贾宝玉、林黛玉、妙玉的精神感情为毕生事业。从祖父给周汝昌起名赠字之典故来源，亦可见周汝昌的祖父是文史素养很高的人。    天津卫有七十二沽，就是七十二条水流，相应地，也就成了沽畔居民所在地域的称谓。在天津市与大沽海口正中间，古海河东南岸，有一条咸水沽，就是天津自古相沿的八大镇之一，乃交通要冲。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考证说，此处是南北朝、隋时之豆子。其实，豆子就是现在沽东端之“窦家岗”读音讹变。咸水沽在明朝属于河间府静海县。镇中有一座“老爷庙”（关帝庙），当年供桌上有口铁磬，上面铸有一行楷字：“大明嘉靖五年月河间府静海县咸水沽关圣帝庙”。到了清朝雍正六年或八年，才改属天津。    咸水沽是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市镇，魁娃是镇上商业会长周景颐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在家族大排行里则是第十五，也居末位，本家后辈称为“十五叔”。景颐会长本名梦薪——那一辈起名第一字用“梦”，字幼章，字是和其父的字相连属的，父亲名周铜，字印章。幼章是印章的独生子，但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名列第五。幼章和八堂侄考取清光绪末科秀才，“景颐”就是专为参加科举考试登录榜名而起的大名。周景颐的生母是周铜原配徐氏，但周汝昌没见过。周汝昌记忆中的奶奶，是徐氏死后周铜的续弦刘氏。这位刘奶奶是富家之女，但长相不佳，周铜不喜欢，夫妻感情冷淡。刘奶奶晚年缠绵病榻，周汝昌偶尔去看望，奶奶很高兴，周汝昌还记得已经说不清话的奶奶摸出一个苹果给自己。    周家是咸水沽的一个大户人家，族人众多，分居易爨，习惯上叫“东院里”、“西院里”、“北院里”……孩子们在院落里穿来穿去，跳跳蹦蹦，洋溢着很旺的人气。    周家是“养大船的”。养大船就是自己家有大木船，一艘，或者两三艘，在渤海作航运，运售东北三省的粮米和木材等物品。拥有海船，当然是财富和地位的一个标志。往上追溯，周家的先人是“担筐荷篓”从外地移民而来。周铜的兄长周锐，早先给镇上东头大户韩家船上做事，后来就挣得自己有了船，发起家来，逐渐成为镇上的“名门”望族。到后来，周家有了当地最大的船，号称“同和周家”。据刘国华《古镇稗史》（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中考述，周家有三艘海船，分别叫“登悠”、“双梯子”和“五百万”；河边也有了自己家的专用码头装卸货物，叫“同和码头”。    咸水沽的中心地带是“三里长街”，街两侧店铺栉比鳞次，商贾繁荣，周家在长街的最西头。周家的来历，从周锐、周铜往前推，已经历史烟云模糊，似乎是从江浙绍兴一带迁来的。周家的子弟，大多“北人南相”，身材容貌，不是北方的粗犷型，而是南方的清秀型，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就长得极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以至得了一个“周建人”的绰号。    周家大概天生有些文学艺术的基因，家里的子弟都能书善画，吹拉弹唱，管弦丝竹，在院落里不绝于耳。自从发家创业，周梦薪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当地的文化事业方面。这里自古是渔盐之地，读书的人不多，当时唯一一所私立小学，就是周梦薪策划经费，担任“校董”。对民间文艺更是热心扶持，逢年过节，高跷、秧歌、龙灯、法鼓，种种活动，都由他主持，出资购买衣装道具，组织表演，热闹非凡。做这些公益事业，既有一种服务乡梓的成就感，也满足了自己的天分爱好，他干得很是起劲。当然，周家的威信也就在乡里渐渐树立了起来。    周梦薪的这些作为，其实是由来有自，有血胤遗传的。周汝昌后来这样忆述自己的祖父周印章（周铜）：他命中有那么一个好哥哥（周锐），创了业，任凭他施为，从其所好，买些心爱的艺术品，虽然够不上古玩的级别，但也是房屋里摆得般般样样，琳琅满目，别有奇趣。他喜欢作兴民间歌舞，给各种耍会的买“行头”，买乐器，自己喜欢乐器，好听唱曲，也就支持“穷哥们”耍乐自娱。凡是乡镇这一等级的民间文艺活动，他总是独力支持的赞助者，如西头的“同乐高跷老会”等。他极爱音乐、工艺、书画、园林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可不是“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民间很不俗气的人。    祖、父遗泽，周家一族，辈辈出音乐能手，几乎人人都能拿得起一件乐器。乡下人讲“风水迷信”，有一个说法是：“老周家坟地，祖辈出吹觱捏眼儿的人。”每逢夏日晚凉，西院里周汝昌的八堂兄周紫登（名懋昌）常常召集弟兄子侄一群人，笙管笛箫，丝弦钟磬，登楼而合奏起来。    《古镇稗史》中说，周景颐五子分别叫震昌（字伯安）、祚昌（字福民）、泽昌（字雨仁）、祜昌（字屡易未定，后来顾随赠以“受百”、“寿白”）、汝昌，都深受祖父周铜爱好文艺的影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二子祚昌是吹箫能手，箫一到他的手里，略一调停，立即妙音如缕，因此得一绰号，就叫“老箫”；三子泽昌，京胡的演奏技艺在沽上远近闻名，1949年后，沽上艺人京剧演员邵汉良回沽省亲，和沽上票友联袂演出京剧《打渔杀家》，主要的一个操琴伴奏者就是周泽昌。    咸水沽当地的水质是甜美滋润的，何以名“咸”？有一种传说是，咸水沽其实原名“涵水沽”，因为在海河东南岸，这块地方的河道形成一个大湾，水势颇盛大，涵水最多，故名。因为涵和咸两个字古代读音相同，时间长了，就讹“涵”为“咸”了。也许，临海就有渔盐之利，盐当然也有“咸”意了。    咸水沽这个明清古镇，距今二三十年前，镇上那个明朝嘉靖年间的关帝庙还在，庙前空地不大，四周是店铺，当中是个小小的集市，售卖食品杂物，人们叫“庙前头”。当年咸水沽遍地都是港汊溪流，芦苇草树，街镇南边是居民区，豆棚瓜架横曳竖立，房舍与菜圃稻畦相间为邻，油菜花一片金黄，稻花香里蛙声不断，古柳垂杨萧飒飘曳，号称“小江南”。这样的风物民情，配上周家楼阁上传出的弦管音乐歌唱，弥漫在悠悠古镇的时空中，当真让人恍然有五柳先生陶渊明“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陶潜《五柳先生传》）的幻觉。    周家子弟演唱的那所“楼阁”又是怎么个来历呢？     原来发了家的门户，当然是要置办房产土地的。周家的地产不少，可都是偏远地方的“草洼子”，并不能种植生产，只能打草作柴火。周汝昌在回忆录里幽默地说：“且说我家这个‘大地主’，从来未见过收租的一粒粮食，也没见过谁是佃户，因此只能叫做‘洼子主’。”（引自《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后面引录不再一一注明。）房子也不少，有住宅有店铺，不过都是土房而没有瓦房。周家居住的土房大院堆满了从草洼子里打来的柴火，本来是谈不上什么美妙“景致”的，周印章的艺术天赋却在改造居住环境方面显示了出来，他把原有的高柳古槐都利用起来，在这儿垒两块石，那儿栽几丛花，就把铺子后面的一处“柴火园子”经营成了绿意葱茏花繁叶茂气象幽雅的大花园，又从老海河南边引来了一湾清清水流——俗语叫“吃水坑”，园内也有一带栏杆倾欹的木板桥，小土山上则耸立着一个六角小亭。在拱把成围的海棠果木树旁边，周印章又自己设计建起来一座两层木结构的小阁楼，还起了名叫“爽秋楼”和“旭升阁”，楼门上悬挂着附近数十村落父老乡亲赠送的横匾，题曰：积善之家。这座楼阁园林，成了京津一带的一处小小的名胜，即使后来已经颓圯，还引起大文人苦水词人顾羡季（顾随）、张伯驹和寇梦碧等的凭吊缅想，题写长短句——就是词——感叹流连。    周幼章三子泽昌之女周凤玲（1943年生）回忆周家旧园，给笔者写来数纸，摘录于下：     已是五十年代初，院子里像花园一样。那株古藤占满北面半个院子，枝叶浓密茂盛。它的主根直对北屋门前，屋前有很高的房台、台阶，走下来可以看到古藤是由几棵枝干拧在一起的，麻花一样地爬上架。四周的架子用木料搭成。地上四周用木栏杆围着，有出入门口。这株古藤，春天吐嫩芽，小叶是浅绿色的，开花时，一串串像葡萄一样往下垂。外面洋槐树也开一串串的白色花，但没藤萝花串密，浓浓的花香飘向院外，也是藕荷色，引来满院蜜蜂。开出的花放上白糖烙饼吃，又香又甜。等花落了，进入夏天，虽然叶子长大了，还是和其他树叶不同，总是浅绿色，叶子亮得闪闪发光。由于叶子都长大，显得更密、更厚。如外面下小雨，孩子们不愿呆在屋里，都在藤萝架下玩耍。秋天，一串串的花瓣都结出长长的像大豆角一样的果实，密密麻麻。到深秋时，“大豆角”自己就会爆开。夜深人静时，只听院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白天，我们用布缝的口袋去拣好多爆出的豆子。这种豆子真有意思，就像一个个大黑扣子，又圆又亮，光滑好玩儿，又像围棋子。    藤萝架前摆放一排花盆，不是泥盆，是瓷套盆，养着韭菜莲、万年青之类的花草，有开花的，也有四季常青的。还有一大盆百年铁树，花盆两人搂不过来，每年长出两层叶，像针一样尖，扎手。树身像鱼鳞一样，一层层特坚硬。听说它的叶子能治病。过去没医院，有谁得肺病吐血，就来讨铁树叶。到了冬天，几个人搬不动它，就在门坎上架一块木板，慢慢移到屋里，转年春天，又用同样办法移出来。父亲认为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非常爱护，按时浇水，一直养到“文革”。    北屋靠西边有一棵国槐，长成两层。上面朝上长，中间又长出一层，朝下长得像个大雨伞。西屋窗下的那棵国槐每年修剪，站在树底下，望不见天，小雨也不会漏雨。东屋那面有棵叫不上名字的树，春天开浅绿色小花，夏天结的果实像端午节包的小粽子，长出几个角来，是红色的，又像花椒。树皮光滑、干净，什么虫子也不生。原来南面的大荷花缸，里面开着粉红色荷花，以后便消了，还种了很多草花，各色都有。    隔开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瞻想望，当年周家子弟徜徉园中，登楼而咏而歌而演奏吹弹，那洋溢着浓郁艺术氛围的和美怡然之乐真是滋润文艺天分的好土壤好背景。周汝昌的“文艺细胞”就在这种浸淫中不知不觉得到了滋养发育。为了使读者对周汝昌家族的“文化远因”有更生动的了解和体会，笔者再转录张伯驹和寇梦碧题咏周家之园亭词作如下：     风入松·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     张伯驹①     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故家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栖鸦。寂寞诗书事业，沉沦渔钓生涯。    只今地变并人遐，旧梦溯兼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空馀、海浪淘沙。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    渡江云·酬敏庵兄     寇梦碧②      海闾沉断梦，来潮去夕，流尽旧声华。荆榛迷故里，三春芳事，凄剩烛房花。摩挲蠹壁，泪香销、古墨笼纱。怜旧燕，梁倾巢覆，乔木但栖鸦。    争夸。春晖第宅，秋爽池台，看千畦。又争知、百年胜迹，总付悲嗟。西山幻出红楼影，且梦游、休说无家。画图展，浑忘身在天涯。    周家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训民风的影响浸淫，乐善好施。那时过年，穷人最害怕，叫“年关”。周锐和周铜哥俩，每到大年三十晚，就派一个铺子里管事的（往往沾亲带故），带上好多吊制钱——就是俗叫“孔方兄”的清代铜钱，趁黑夜里不让别人知道，走遍全村，专寻那饥寒交迫的人家，悄悄从门缝隙口里把钱丢进院里，然后悄然离去。这种施恩于人而不让对方有受人恩惠之屈辱尴尬感觉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仁义”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尚与美好。    儒家，道家，佛家，还有“民家”（民间艺人），这些辉煌的中华文化传统，道德情愫，艺术陶冶，就这样通过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像不易察觉的涓涓细流一样，流淌进幼年周汝昌的血液里、心灵中。周汝昌曾回顾说，祖父传给自己的因子，一是酷爱艺术，包括文学、音乐、戏曲、表演、书画、园林、工艺；二是“人缘儿”，喜欢交朋友，谦恭随和，无论谈笑游宴，管弦聚会，民俗热闹，例如年时节令，迎神赛会……都踊跃参与，交游结识，乐在其中；三是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富于同情心，与人交往，抱一腔天真悃诚。    这些早期的传承习染，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学术研究、文章写作，不循常规之形式逻辑“论文型”，而能独具“文采风流”之“感悟型”的个性风貌之本根、源头和基因。    那么，周汝昌又怎么会被“劫秧子”遭遇绑票呢？     还得从父亲周幼章被推举为镇上的商会会长说起。原来进入民国后，有一年村镇实行村政普选，一个劣绅想当商会会长，就在选举时暗中作弊，收买选票，把选举搞成了假投票。不想“德先生”（民主）已逐渐进入民众意识，公众不愤，闹起来，直把状告到官府衙门。官府一看不妙，就发令推翻原来的虚假选举的结果，重新进行普选。说到普选场所，是在当地唯一的小学校旁边，搭了许多临时的席棚，让老百姓按地段分段投票。村民里有不识字不能书写的，由小学校选拔出书法优秀的学生代为书写选票，同时设有监察员在旁监视，杜绝了任何作弊的可能。周汝昌就是一个被学校选拔出来的“小写票员”，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能回想起当年选举时那如海河潮水般激昂高涨的公众情绪，激情场面，栩栩如生，恍在目前。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当选为商会会长的，就是周汝昌的父亲周幼章。    其实周幼章只是一个老书生，既缺乏政治素质，对商业营运也不擅长，但既然中过光绪末科的秀才，家里又是养船大户，且平日热心群众文化的组织活动，当然是被群众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公众人物”了。周幼章从心里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当时已经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政治动荡，乱兵横匪，时常骚扰地方，商家更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当商会会长就要应付各方，责任其实很大。周幼章知道自己被选，不禁连连叹气，写辞职报告，却辞不掉。以后年年写辞呈，写呈子的任务，就落到周汝昌身上。    周汝昌晚年回忆说：“当时托辞是患病日重，年衰不堪重任。这种辞呈，也不知写了多少次、份！父亲辞不下来，原因并非官府‘宠任’，实因公众不放。辞呈的批语，有一次是‘环顾该乡，众望所孚，实无第二人，尚期勉为其难，以维桑梓……’父亲受爱戴，一是公直不阿，二是清廉高尚，三是一心为人，不计利害。最拥护的除商民外，还有一批体力劳动人民（历史由来，此地乃海河码头，搬运行——脚行，颇有一定力量与影响）。父亲支持他们‘打牙税’（把派来的苛税员打跑了，不敢再来），反对劣绅的谋私行为。父亲还写状子控告某任天津县官的劣迹。这些都是商民最为传诵的话题。为全村抗争权益，包括抗摊派，抗勒索，这些‘呈文’，也是我写的多。父亲一生爱国，那时国产品稀少，他见我们的书上有上海三友实业社，是唯一的‘国货’百货大商店，便写信邮购，我小时候穿的布衣服，不少是‘三友’那儿来的。父亲的品德，培育了我。”（《天·地·人·我》；周幼章抗匪、“打牙税”等事迹，《古镇稗史》亦有记述。）     替父亲抄写辞呈，成了周汝昌的“课外作业”—— 这或许也是他后来成为书法大家的一种早期“因缘”吧。呈子是呈送天津县官府衙门的，用的是纸店印制的“白折”，没有行也没有格，但必须用小楷写得美观，体现出恭敬。前两年，呈子的内容主要是两项：一是陈述自己有病不能胜任会长职务请求免职，二是为拒绝交纳上峰加给地方的各种摊派捐税陈述理由。但到了周汝昌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周汝昌代父亲抄写的“呈子”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一是请求派兵，二是“具结”——为完成各种公派任务写保证书。    请兵是为了防卫土匪的抢掠。天津南郊区早就流传着四句口头禅：“沽出匪，沽窝匪，沽养匪——咸水沽抗匪。”原来从天津南郊小站往南一带，有一股专门绑票的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海下的各村镇，都向土匪交钱纳款，以求避免更大的侵害。这股土匪在各村都布有“眼线”，里勾外连，各村“自愿”筹出款项，交给“线人”转与票匪，线人当然也从中分红渔利。只有咸水沽的村民商贾，顽强“死硬”，不与土匪“应酬”，一文钱也不交纳。那个在选举中作弊的李姓劣绅，据说就是票匪的“线人”，却被村民商贾集体抗议告状，没有当成商会会长。咸水沽民风强悍，敢于抗匪，组织了“保卫团”，有步枪，还有二十九军抗日式的大刀，上面拖着红布刀穗，威风又威武。绑匪也“硬碰硬”，夜夜前来围攻，与保卫团对垒格斗，还真成了棋逢敌手的阵势。保卫团的卫士虽然勇敢，但天长日久，形势逐渐严重吃紧。周汝昌这样回顾当年的“战斗场面”：     提起那围攻，可真是惊心动魄！那时我虽值小学快要毕业之年，但久叹学运坎坷，经常“逃难”——逃的是败兵（军阀混战时期，败兵流窜横行，如虎如狼），逃土匪，也不知多少次了。这回到了围攻之日了，可真吓人：那时每天晚上刚刚擦黑，战斗就开始了，总是一枪领头，那一声长啸，划破死寂的夜空，然后，枪声越来越密，就像爆豆儿的锅，万声齐发！匪徒的“叫阵”和“喝彩”（说对方“好枪”！）之声，就近在咫尺——像在房后头！这样“前线”式的激战，总要持续到大半夜，方才盼到渐渐止息：匪攻已退。人们相互苦笑着说：“不容易呀——又活过一夜来！”    一个孤立无援的乡镇，自己组织起来保卫村落与土匪对抗，正气冲霄汉，意志薄云天，但总不能长年累月打“持久战”，大家合计，只有向附近驻军二十九军求援，请求派军驻村守卫。周会长写呈子请求驻军，写的雪片一般，周汝昌也就雪片一般地抄写。呈子终于起了作用，二十九军派来一个排，打了一两夜，发现不行，加派为一个连，一个配备一挺机关枪的连队。谁想一个连都不行！原来咸水沽地形狭长，绵延数里，北临老海河湾，南面有小道路口无数，都得防守，兵力分散，夜夜激战，攻势凶猛。幼年的周汝昌，就经历过无数个这样惊心动魄的夜晚。    后来二十九军有军事任务，驻军撤走了，咸水沽的村民没了辙。幸亏大家心齐，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筑土围子，把四面八方的小路口都堵死，这样才能解决防守人力火力分散的问题。在驻军撤走和土城建好的这一段时间，周幼章让妻儿躲避到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去，自己在村里主持防务，每夜借宿于不同的熟人家中。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地方，不但咸水沽，周围“七十二村”，都无限崇敬，数十村联名做了一块巨大的樟木牌匾送来，上面刻着“硕果苞桑”；咸水沽众商号则合送了一个大银盾，上面刻“智深勇沉”。    这种家庭的光荣和骄傲，当然会深深地贮隐于周汝昌的眼中心中，成了他后来为人处世的传统资源。对故乡人民的卓越表现，周汝昌也有美好记忆：“修围子可不是一件小动静。那时的一个唯一的可贵条件是万众心齐，心气儿往一起聚，团结异常，一切难题都能找出办法。此地的南面，大都是上好的‘园子’——种蔬菜、细耕作的‘棵把’（乡语，指的是青菜精品）园地。这一方的人，比较富裕，种‘园子’的多，再往开边去，那就是出产小站名稻的大片大片的碧绿水田。所说民户也不像真正的穷苦农村，没有十分贫苦之人。一旦说修围子，挖沟取土，围墙基地，几乎都占用这些园子地，毁了真叫人心疼。可是，那时多年磨炼的全镇商民，顾大局，急公好义，肯于牺牲个人利益，终其事没听到什么怨言或发生什么争执控讼，十分顺利地修起了相当坚强宏伟的一座‘小城’，规模甚是可观。那时，仅仅这一工程的始末原由，种种情事，人的智能才能，父老们常当作‘一部书’来讲给人听，真是比一部书还热闹，还好听。”    后来周汝昌在追求学问的历程中遇到坎坷困难时，也有这种心理积淀无形地鼓舞着他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像老家人们修筑起宏伟的“小城”一样，周汝昌则建起了他辉煌的学术文化之城。    周汝昌被绑票，被“劫秧子”，就发生在此后不久。“小城”修好了，土匪攻不进来，但在当时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天津郊区还有各种各样骚扰危害老百姓的日军、汉奸、“翻译”、高丽（朝鲜）浪人等等，特别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各种“杂牌军”，身上穿着或黑或黄的破烂制服，浑身邪气，窜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遭殃。咸水沽村镇在长期磨炼中，也练出了一套应付的办法：不管什么“杂牌”来了，全镇的商号约定，先给他们找住宿之处，供给三餐，各商号烙好白面大饼，一筐一筐地抬到“军营”去“劳军”。这样那些杂牌军也就不好意思乱抢乱来了。周汝昌回忆说：“我至今还仿佛闻得到那大筐的上好洋白面、香油大饼的扑鼻香味，我们也不是常能吃到的。”    可是有一次出了差错。那是从山东窜来一批着黄皮的，据说是“巡盐的”，这支杂牌军在吃了几天大饼招待后，把周幼章等商号头面人物叫来，说要一笔“盘缠”才能“告辞”。这些头面人物推举一个“能办事的”回去筹钱，却久无音信。军队生疑，一个耳光把商会会长打得帽子掉在地上，然后驱赶着他和大商号的头面人物等向小站方向跑。小站南正是绑票匪徒的老巢，听说多年打不下来的咸水沽的抗匪领头人被押解前来，匪徒头目李大成十分高兴，杂牌军被作为上宾款待，周幼章等则由乱军的人质成了土匪的俘虏。    咸水沽的百姓没有袖手旁观，积极筹款援救，经过种种曲折——匪首收了钱却不放人，让去送款领人质的经办人急得几乎跳河——周幼章终于被释放回家了。谁知周汝昌很快又阴差阳错地被劫了秧子。    起因是周汝昌去看望被释放的父亲。因为周幼章被放后不敢回家，在天津市内某处栖身。周汝昌得到消息，与一个姓孙的姨表兄和另一个姓李的“三大爷”（在周家兴盛时当过“书童”）一起结伴去市内看望。当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一班小轮渡，当地习惯叫“小火轮儿”，每天早晨从咸水沽东头的关帝庙开航，走海河直接抵达金汤桥侧。周汝昌一行三人坐船前往。周汝昌后来回忆说：“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村树如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    谁知乐极生悲，船刚行到四里外的沽河湾一带，一声枪响，小火轮被迫停船，上来几个持枪的土匪，把所有男乘客全赶下船劫作秧子，编成双行纵队，小快步慢跑“急行军”，往东南方向驱赶。周汝昌是年轻的中学生，腿脚快捷轻便，跑起来不费力。那些年纪大的商人百姓，可就跑得气喘吁吁了。跑不了多久，听见背后一声枪响，原来是一个姓韩的医生，因为患有支气管炎跑不动，落到队伍后面，土匪以为他想逃脱报警，就把他给毙了。    跑到土匪的“安全地带”，匪徒停下来询问了解秧子的情况，那些没有油水可榨的小商人等就被释放了。周汝昌乘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周幼章之子，孙、李二人不过是同行，要他们无用，应该释放。土匪听说，以为这下子奇货可居，真把孙、李两人给放了。    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又到一荒凉处，再次休息，已经有某军警追赶剿捕之声，就在屋外经过。但我们被禁在黑室，大声不许出，紧张万分！可惜，追剿者没能发现此屋内大有‘文章’，过去了。匪人这才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抱着的希望（被发现救回），却破灭了。……唯我这个特殊的‘重点秧子’，继续南行，因为小队干的这笔‘生意’，总头目闻知大喜，就命令单把我送进大本营——子里去。我至今感谢他们赐我这个难得的‘旅游’机缘福分。与其说是押送，不如说是护送。一直往南，也不知走了多远，纵目皆是不毛之地，偶有小块浅水，满地盐卤白痕，光景奇特。最后，终于来到一片大‘湖’之边岸，这就是子了。坐上小船，被‘推’送到里寨，那儿有带枪的等着。这里有绿树了，有房舍了，我不知忌讳地张目玩赏。他们领我进入一间最深层的秘室——进去一看，吓了一跳：咸水沽的人！他们蜷坐于一炕上，都是上回被‘杂牌’软禁驱赶‘裹’到这儿来的。他们忽见我至，又惊又‘喜’，因为家父刚刚从那儿出来，我就‘鬼使神差’地来‘填空’了？万万想不到！”    这些先被关押的人，周汝昌记忆所及，有振华纸板厂姓李的厂长，一个当铺的山西籍的高级职员，还有两个有钱的财主忘了姓名，其中一个是当时咸水沽地区的公安局长。过了不久，李厂长和那个财主被赎回去了，剩下公安局长和当铺的山西人。    周汝昌在匪窝中，先有一个中级头目前来“看望”，态度和蔼，表现得好像是老朋友一样给予“照应”。周汝昌也天真地睁大眼睛正视，有点“无知所以无畏”的劲头。后来同被羁押的乡人告诫，以后千万不可再对视匪徒，只能低眉顺眼，因为对方忌讳被记住面容。大概因为年龄小，有来头，周汝昌开始被羁押时颇受优待，没有捆绑手，也没有蒙眼睛。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一天晚上，匪徒首领李大成的弟弟“二寨主”吃饱了饭来“查秧子”，知道周汝昌是周幼章的儿子，就勃然大怒，用木棒抽打周汝昌的腿，并责问看守的人为什么不蒙眼。原来匪帮所属的一只船在外面被军警发觉，蒙了损失，受了惊吓，匪徒怀疑是周幼章在外面“使坏”，所以就报复他儿子。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好像当时就有一个二级头目人劝解方罢。我从此像上磨的驴子一样，眼蒙得严严的。这时，方显那位山西同难者的仁心德意，他顷刻不离地照顾我，必须行动时，让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他缓步而行。他从不讲话。”    隔了些时日，才被去掉眼罩单独关押。可能真应了“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古话，这个单独看守周汝昌的人却一脸良民气色，对周汝昌很照顾关照，偶然有匪徒前来戏弄或找茬欺辱，他都出头保护，把来人赶走，夜里陪着周汝昌在一个单间炕上和衣而卧。这个人在周汝昌的记忆里，是身材不高而壮实，穿一身蓝布裤褂，腰间一把“盒子枪”，面貌气质，淳朴实诚，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极少说话，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周汝昌感觉到，这个人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敬佩的感情。    忽然有一夜，周汝昌被从梦中推醒，那位看守人说：“起来，有人接你来了，可以回去了。”态度仍然安详稳重。揉着惺忪迷蒙睡眼的少年，动作机械地跟着看守来到水边，还是那小船，上边已经有人在等候，上了船，有健壮的汉子蹚着齐腰的水，把船推出了子。周汝昌向一直陪伴自己的看守深深致谢，那个人回答说：“你出去了，给我买一个金表就行。”周汝昌问怎么捎给你呢，那个人说：“你提号就行。”    驾船者是和周幼章与土匪都有关系的人。周汝昌上了船，睡意全消，头脑也完全清醒了，抬头看满天灿烂的星斗，低头看自己身在其中顺水漂浮的行舟，自己读过的古代诗句如船下水流一般联翩浮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周汝昌心想，我最爱诗了，总想进入诗境，今夜今时，我才第一次懂得诗的境界……后来周汝昌作诗词研究和《红楼梦》研究比较注重心心相印的“赏会”，而不喜欢西方手术刀式的逻辑分析，诗词创作成了他毕生的“游戏”，可能都与这早年经历的特殊“诗境”有一种冥冥中的关系。    回家与家人重逢聚首的悲欢，家人察看腿上被打的青痕，自己讲述在子里听见枪声，匪徒枪毙了一个熟识的老乡，因为他是被土匪认为可疑的秧子……还有一位在周家开木匠铺的吕福生师傅的哥哥，不知为什么老被匪徒裸背鞭打，自己向匪徒替吕大哥说了许多好话，以知情人的资格告知他的真实身份，并非“可疑分子”，吕大哥幸得活命……这都是后话了。周汝昌后来感慨说：“使我最感动最不能忘怀的，仍然是由于家父的为人，识与不识，都表现出异常的敬重，几乎是处处有‘贵人’暗中相助，有‘福星’解难消灾。这是什么珠宝金财也换不来的群众的真情至感。”    有趣的是，周汝昌到了八十多岁，有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及自己平生治学，虽然历程坎坷，遭到一些误解和攻讦，但自己命中也总有“贵人”出现，总会有并不相识的人出来替自己辩护，打抱不平，说明情况，讲清道理，使被误解曲解的学术公案大白于天下……P1-15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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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一位海内外瞩目的红学家，一段八十余载人生风雨，一场百年红学风云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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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红学专家梁归智先生历时三载，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所作的传记。　　我国著名学者周汝昌，是承接新旧红学的代表人物，名重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书法家和诗人。他在燕京大学外文系求学期间发表《红楼梦》学术论文，引起大学者胡适的关注，两人结下了一段难得的红学因缘。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出版，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被中央特调回北京工作。其后历经数次红学思想批判运动，始终坚守学术信念，在“文革”结束后，出版十几部红学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令海内外学界瞩目。　　本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记述传主生活行迹、研究著述、过从交游等重大事件。作者以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八十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本书着力最多处，在于揭示周汝昌先生内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熔铸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以彰显中华文化为终生之志的大家风范。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我认为有些人对周老说三到四，也不奇怪，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位大学者是没被人骂过的，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周老是怎样的人，自有公论，又何必与无礼者争论。没有周老，有谁会在意伪续的危害，没有周老，红楼梦的关注度又怎么能在2005年的百家讲坛再掀高潮，没有周老，北大，清华的周老讲座又怎么会门庭若市，没有周老，又有几个人会明白曹雪芹的辛酸，没有周老，谁会告诉我们红楼梦是一部血泪书，没有周老，红楼梦的探索怎么能在美国引起轰动；没有周老，林黛玉的眼与眉如何找到原版印记，他一生献给了红楼，他自己说“为芹辛苦见平生”连这些都不知道的人，哪有什么资格谈一个人有没有情。周老不曾用自己的名换取利益，什么免费旅游之类的福利，周老从来都没有像有些所谓的红学家借个名就自己乐呵去了。周老的每本书都是用心血写出来的，都对的起读者的追捧。周老年事已高，仍然孜孜不倦，这份做学问的态度试问有谁能比。什么都不知道上来就知道骂人的人我看你还是提供一下自己的见识和修养吧。
•   看了上面几位的评价令我实在惊讶。周汝昌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红学泰斗，这是不争的事实。对其进行恶语诋毁只能暴露出自身的低劣品质！这本书不错，作者是个温厚的人，在叙述中不因自己曾得到周的提携而有过誉之辞，内容符合历史事实。不过里面有较多讲述自己和周老的交谊故事，似为白璧之微瑕。
•   好书好书!能把复杂的红学界和一辈子搞红学的老学者写得如此眉目清楚，真不容易，而且里面的诗词也写得好。
•   梁先生写得太精彩，何时再版？
•   你说周无情？？？你认真看过他的书吗？你跟他有宿仇吗？奇怪的言论的。。。他若对石头记无情，对曹雪芹无情，真是要六月飞雪了。。。
•   如题。你要研究红学就好好研究去，别没事研究红学家。
•   昏聩之徒 （作者：chl_yy@******* 2006-11-22 10:24:32）一个完全没有同情心没有爱心的人能研究出什么真学问来吗？？？简直是在玷污这部经典巨著，曹雪芹地下有知也不会放过他的！凭什么这样说周老先生?
•   同意楼上的，一个连基本的爱心都没有的人怎么可能做出好学问？？？？
•   一个完全没有同情心没有爱心的人能研究出什么真学问来吗？？？简直是在玷污这部经典巨著，曹雪芹地下有知也不会放过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