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去的传统

出版时间：2004-10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傅国涌  页数：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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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尘埃终究掩盖不了前辈的声音和足迹　　[文人论政]——值得珍视的传统　　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　　本书以充满激情的笔墨,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研究“文人论政”的传统及中国百年言论史。言论自由,乃文明社会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类进步的象征。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自由、民主、宪政就已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一理想,宋教仁、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等奉献了宝贵的生命,梁启超、张季鸾、胡政之、成舍我、陈铭德、徐铸成等奉献了智慧、心血和毕生的精力。本书不是一般的叙述历史人物的遭遇,而是从历史人物的经历中看一个时代的言论空间,看在那样的空间里,一个文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已经做出的是什么。　　本书言近意远,尺幅千里。

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出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自由撰稿人。著有《金庸传》、《百年寻梦》等，其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曾在《书屋》、《随笔》、《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是为理想写作的人。　　　

书籍目录

序第一辑风雨百年“苏报案”秋谨被杀害之后“还有—点人味儿”——1919：陈独秀被捕之后《现代评论》：在“三·一人’之后文网恢恢说鲁迅1947年：博斯年和中国言论界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第二辑宋教仁之死毋忘宋教仁黄远生：划过夜空的流星“铁肩辣尹’——邵飘萍之死“说人话”和“说真话”——林白水之死“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为人权流血第一人——杨杏佛之死“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之死“一士头颅索不还”——再说费巩之死第三辑王韬：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第一人“梁启超时代”民呼·民吁·民立张秀鸾：“文人论政的典型”胡政之：开创百年报业“新路径”王芸生：“文章报国之志”成舍我：“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生活》周刊与邹韬奋的道路徐铸成与《文汇报》的“黄金时代”俞颂华：无党无派一报人往事如梦——中国言论史上的王造时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文人论政”：一个中断的传统（代后记）

编辑推荐

　　本书以充满激情的笔墨，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研究“文人论政”的传统及中国百年言论史。言论自由，乃文明社会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类进步的象征。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自由、民主、宪政就已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一理想，宋教仁、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等奉献了宝贵的生命，梁启超、张季鸾、胡政之、成舍我、陈铭德、徐铸成等奉献了智慧、心血和毕生的精力。本书不是一般的叙述历史人物的遭遇，而是从历史人物的经历中看一个时代的言论空间，看在那样的空间里，一个文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已经做出的是什么。　　本书言近意远，尺幅千里。

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材料，诠释也多为单线条式，很无力，只是些富含修辞的情感化语言。而在以历史为主题的文章中，过于情感化的表达对于真实性而言是一种伤害。书中饱含情感的修辞在我看来也正是作者自我审查的表现，这样表达确实委婉，但委婉的另一面就是缺乏野性的扭扭捏捏。
•   　　文人相轻？为啥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互相吹捧？什么破书啊也值得一群人推荐……封面封底都是一堆理想主义；您要理想主义我也不反对，可是拜托不要打着历史的旗号好不好？！搞历史不是查几份旧报纸就行了的，更不是坐在书斋里臆想出来的。
  　　可叹近代实体政治运作了几百年，政治学也发展出不少复杂的门派学说，有些人的观点还是停留在当年被宣传的层次上。
•   　　单看书名就不免先入为主，以为不过是又一位当代知识分子对混沌年代的追思。翻开目录，放眼望去都是一个“死”字，可见近代言论抗争之惨烈，暴力钳制之毒辣。看完了更加肯定，确实是彻头彻尾的要借古论今，却算不得“另一种新闻史”。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论政传统尚不好说，自恋传统到是一直继承不怠的。
  　　
  　　前大半部分感觉很好。史料详实，罗列有序，叙述冷静克制而理性，感情只暗藏其中。可是一讲到《大公报》，傅先生就忍不住了。从张季鸾、胡政之到王芸生，作者的追思在这里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与“四不”方针，终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即便没有《大公报》与张、胡，“四不”的精神也一样有人来书写。若不是当时新闻统制之野蛮和残酷，红色势力尚在西北黄土鞭长莫及；若不是当时外族入侵泥沙俱下，须有人顶起“明耻教战”之旗帜，又哪会有这段神话的出现。
  　　而作者前前后后对《大公报》的回忆，都是只提阳面不提阴面，提到阴暗面也当光明面来处理。一个密苏里的奖章又如何，那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肯定不错，却不见荣誉里一样包含耻辱的成分。张季鸾临终前“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的嘱托，难道不是情感上对“四不”的背叛么？若没有蒋多年的推祟和尊重，张季鸾哪能“常得风气之先”，进而立于言论界之翘楚。说到底，骨头再坚冷的文人，也经不住当权者一番番地“礼下贤士”。好比武侠小说里的女杰，再怎么刀光剑影不让须眉，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温柔地收服。没有专制与暴力，哪显言论可贵；没有开明当局的青睐和橄榄枝，哪有文人不衰不灭的热情。
  　　
  　　我相信言论报国之志，却从来不信“四不”或者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中立”。《大公报》或许是践行此精神的先驱和典范，却怕更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一例。“四不”只是个神话，也就只能追思追思，无法复制了。
  　　历史教科书里说，中国的近代报业是打着“启蒙”与“救亡”的旗号而得先声，与西方报业萌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此。教科书有再多不是，这一点还是无可批驳的。因此才有了始自王韬的文人论政“传统”，迪民智，雪国耻，主持清议，监督当局；因此才有了辉煌的近代言论史，多少金光灿灿又饱蘸悲情的名字令我们念念不忘。可这上下一百年的风雨，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个历史的必然巧合。对不起，中国哪有什么文人论政的“传统”，古时候的士大夫干什么吃的大家都知道，至于现在么，读书人的两句口水见报不叫论政，抒发时事针砭不叫论政。当下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们，过过干瘾好了，政是“执”出来，不是“论”出来的。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处于这样一种心境：孤独时偶尔的自怨自艾与独处时所特有的独立和自由的状态相互交织。
  　　 我断断续续地阅读这本书——《追寻失去的传统》，而那种看似久远的却让我与之心心相印那个传统传来的声音一直都在震撼着我的心灵，并时常让我陷入一种自觉无知的羞愧当中：那段原本并不久远的历史却让我感到如此陌生，我们原本自以为是的观点经过历史的对照之后竟然让人如此羞愧不已。
  　　 由于知识与思考能力的有限，我想谈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尽量不谈政治，或者如果可能，至少两年之内不愿意谈这方面内容。但我们可以谈思想，谈《追寻失去的传统》当中，从秋瑾被杀、“苏报案”开始的知识分子依靠现代媒体——报纸这一平台而发展起来的对于知识分子表达传统。
  　　 书中简洁的笔墨将历史资料的吉光片羽编织成一块美丽的纱，而这块纱便是那已然断裂了的文人论政的传统，便是西方现代思想食量滋养下觉醒和顿悟了的自由意识与思想传统。
  　　 明末清初，社会激荡，一切都处于一种微明微暗的状态，而这也为活跃的思想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表达平台——颇具现代意义的报纸引入中国具有留洋背景或者在国内深受西方思想浸淫的现代知识分子有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希望藉此实现中国士大夫传统下的“爱国之梦”；也许，这不单单是一种对上古传统的发展，也包括了现代西方意识影响下的那种启蒙与监督的双重梦想。沿着这个双重梦想，我也于在断断续续的阅读体验与始终如一的心灵交流当中，深刻理解了新闻媒体所追加于思想深处的刻骨影响。
  　　 启蒙与监督，知识传播与现实干预，记录与影响——新闻媒体所承担的责任在那个历史阶段获得了一种有节制地发扬，尽管很多报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和自由的惨重代价。通读全书之后，便不难这样归纳该书——它在民国的时间外延之内，沿着一条知识分子论政的思想主线，历数曾经在笔界、报界叱咤风雨，观照乾坤的报纸精英们。其文更在纪事写人之外，让读者体验到那些曾经鲜活的生活所具有的巨大的人格魅力。
  　　 “构成时间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我不得不在读后有这样的感想。
  　　 由书及人，笔墨背后的作者亦在书中若隐若现，不知不觉当中赋予读者一种道德和思想的勇气、力量，引人沉思往昔，反思当下。或许这便是“笔端常带感情”而给读者带来的体验吧。由此，傅先生在用朴实的笔墨，节制且理性地为我们讲述思想者的惊世文采与高尚人格，期中当中透着无法抗拒的人格诱惑，逼人靠近，让人景仰。
  　　 如果说，傅国涌先生仅仅是一个掉书袋式的学者，所做的仅仅是将民国时期的那些报人的轶事稍加整理而成书的话，我想我们应该称之为一个中规中矩的历史学家，或曰新闻历史学家。但书读至深处，作者的笔墨却恍然在为我与那社会动荡，风雨际会当中的笔底波澜的文人思想家们建立了一种历史场景，让我们始终处于单项的心灵对话状态，而我则处于聆听者的位置。其背后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思想表达，即论寓于事、于史，而非空发议论，并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对于主人公的评价，以及对于当下思想及表达环境的感想。
  　　 读罢此书，我突然觉得傅先生应该还有本书的一个姊妹篇，尽管其在本书当中亦有所提及。比如，本书当中提到了胡政之等的经营与张季鸾的言论等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鼎盛。我想，傅先生是否可以系统地整理和论述一下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报馆是如何经营的，报纸是如何发行运转的，当中涌现出了哪些伟大的报馆经营人才？
  　　 当然，在“民国史热”的当下，该书并非完美无瑕的作品。我以为，《追寻失去的传统》在讲述清末民初的一代代精英报人的或者完美的才华或者完美人格的同时也留下了这样一个缺憾。我一直以为构成历史的不仅仅是那些高大而完美的人们，在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更多下层的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普通报馆工作者究竟以一种怎样的状态工作着？在社会动荡、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些较早从事现代传媒工作的普通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或许，在报馆精英之外，还有更多的普通报人值得我们的关注——他们以草芥般的身份，在强大的传统与世俗面前选择进入报馆的动因为何？工作当中的他们究竟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和方式从事新闻工作？使之在强大的工作、社会及思想压力下维持自己与家人生存的薪水究竟多少？49年之后，他们或者留在大陆，或者去了台湾，亦或者出国，他们之后的生存状态如何？
  　　
•   　　《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副題是：「文人論政」──價得珍視的傳統，歷史塵埃終究掩蓋不了前輩聲音和足跡。
  　　此書由：風雨百年「蘇報」案，作為開首一篇，舉重若輕，突顯出言論自由的先決條件，是社會制度起碼保障言論者的人身安全。「蘇報」案發生於1903年，說來簡單，但影響卻是深遠。堂堂清朝一國，在上海租界內，不能以中國既有的任意定罪方法去除異已，而必需「屈服」於西方的法律程序，對「蘇報」的以下犯上，大逆不道進行法律審訊。以後的中國言論界、出版界，多數集中於上海租界，跟「蘇報」案，以一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個人﹚一報﹙一法定言論自由組識﹚對抗整個國家機械的成功，有著舉足輕重的關係。其實，港英時期，跟上海租界也類似，以民族尊嚴﹙華人與狗並列﹚，換取法律保障、言論自由等價值。從中國近代史來看，長久以來，港英之地總是作為中國容納異己的一戶對外窗口。
  　　《追尋失去的傳統》作者傅國涌，極陳「文人論政」或「文人辦報」的基本立場是在民間、民意、民情，而這份民胞物與的中國文人特有情懷，也是「文人辦報」的主要特色，無論是各異的報系：《大公》、《文匯》、《世界》、《新民報》等，不同的報人：張季鸞、成捨我、徐鑄成等等，雖然行事有別，但都均以「文人辦報」自居。誠如作者一再引用張季鸞於1945年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發獎章的演辭：「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業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這所謂的「中國落後」，許多時被稱為「書生氣」，而正是這「中國落後」的特長，讓張季鸞贏得這一世界性榮譽，為《大公報》易手之前，聲譽達到了中國報業的頂峰。
  　　撫今追昔，追尋的動力，來自今不如昔，所以傅國涌每於篇終之際，不期然留下隱晦的「時評」：「時光流逝，我們越加懷念那些知識份子與民間報刊，懷念由他們構成的言論界。」借古諷今，或借古喻今，是專制時代，文人濟物舒懷，非不得已的手段，乃至於成為一種傳統，可是讓人悲哀的是，需要撥開歷史塵埃，去追尋這些「文人論政」的失去傳統，竟是去古未遠，從「蘇報」案算起，也只是百年前的事。有留意近來中國大陸出版關於上海的書籍，無論是老照片、舊電影，學術研究等，大都均以1945到1949年為界線，鮮少逾越，在出版審查之下，禁區在前，其理自明。《追尋失去的傳統》一書的論述時間也在1948年儲安平的《觀察》被查禁，而無奈告終。
  　　
•   　　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是我近期计划内要读的书，图书馆里的那本不在架上，心有不甘，就先借来他的一个文集《追寻失去的传统》随手翻翻。
  　　发点小牢骚：住在通州，人少树多，好吃好睡，环境优越得真是没话说。只是少了一点儿自由，少了一座图书馆。图书馆的最大妙处不在于有你要读的书，而在于穿梭其间，总会无心瞥几眼闲书，时日一长，眼界见识都大不一样。这样的机会算是离我而去了……
  　　说中国的“传统”会很有意思，它是只有一条延绵五千年至今呢？还是至近代而分岔，生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然后在1949之后，历经十年浩劫，均被隔断，潜入地下了？近年活跃的谢泳、傅国涌等人苦心追寻的正是后一路“传统”。
  　　“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冲击震撼，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国色彩斑斓，五味俱全，人物掌故都精彩绝伦，引人深思。傅国涌考察百年中国言论史，让我们看见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离这个古老的国度似乎并非那么遥远，但又如何得步履维艰。
  　　秋瑾被杀害以后，各大报纸的强烈谴责，使得杀人的主谋浙江巡抚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抑郁而死；绍兴知府贵福想调任衢州不成，调安徽又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终于也没当成。这大约是我们在“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在各方压力之下，陈恢复了自由之身。当我读到胡适六年后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时，颇为感动：“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称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儿人味儿。”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批忧愤深广、亲切感人，至今仍打动人心的文章。同一时期的《现代评论》，以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为代表，注重法律性，他们追根溯源，希望发起群众运动的人也能反省，从中接受教训，他们都是站在谴责杀人政府的立场上，并没有背离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傅国涌由此引发的议论，深得我心：“对群众运动有不同看法，其实属于正常的不同见解。一个党同伐异的民族，才容不得半点不同的声音。一个只有《语丝》的民族是不够的，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语丝》，我们同样需要《现代评论》。当惨案发生之后，不幸的民族尤其需要理性的、负责的声音。”
  　　1947年，傅斯年直截了当地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傅斯年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者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书中有两篇文章谈到了宋教仁，一个我熟悉却不甚知晓的名字。他执着地想通过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他赞成向孙中山提出解散同盟会，因为他认为，革命党和政党，本非同物，前者用激烈的手段谋破坏，后者以和平手段谋建设。这是何等卓绝的见识！只是国民党选举的胜利敲响了他生命的丧钟，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这位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在殷红的血迹背后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是的，“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观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孙中山、宋教仁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而袁世凯、蒋介石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文章自古多奇狱,思想从来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