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

出版时间：1998-12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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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
第一门　红 色 绿 旗
◎什么是哲合忍耶
◎圣域
◎圣徒出世了
◎穷人宗教
◎仪礼
◎出河州
◎抓住你的历史
◎圣战的定义
◎绿旗红了
◎束海达依的起源
◎光阴
第二门　真实的隐没
◎黑视野
◎衣扎孜
◎人民的暴力主义
◎书耻
◎守密
◎在无声无形之中
第三门　流　　放
◎六年
◎早盖的房子
◎哈密瓜的传说
◎充军黑龙江
◎知的遗训
第四门　新 世 纪
◎复苏的世纪初
◎背起背筴，走上大道
第五门　牺牲之美
◎入海口
◎黄土中的铁军
◎懒寻旧梦的记事
◎穆生花与李得仓
◎云南与贵州
◎董志塬
◎为着牺牲
◎十三太爷进官营
◎正月十三
◎女人
◎八大家
◎艾台依吐
第六门　被侮辱的
◎男孩出幼
◎瞬忽的弦月
◎冷面的人
◎致统治者
第七门　叩开现代的大门
◎十八鸟儿出云南
◎追随者
◎西海固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进兰州
◎沙沟诗草
◎天问
后　缀

用户评论 (总计43条)

•   　　“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是无计无力”——张承志《心灵史》
  　　
  　　我一口气读完了半部，如果不是张承志这个名字在提醒着我，我甚至可能把他当做一部彻底的传教书。
  　　
  　　“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中国有八百万回民，哲合忍耶是其中一部分；“哲合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
  　　我看到是一种奇异的精神体验，他们生长在极度贫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上极度专制的政治之下，厌世而拒绝中原的文化和世俗的经济科学，却代代不失传的记忆那些历史。他们的流血就像贫瘠的黄土高坡，单调而鲜有人记得，却轻易的像家乡的草木，一枯一荣。这种悲剧性的张力，不在于它世世代代与官家血海似的深仇，而在于它沉默在绝大多数。大西北底层的农民，像所有不善表达的中国人一样。会每晚借一遍遍的念诵经文来笨拙的抒发着情感，会在喜悦幸福时，不知怎么表现而就这样沉静忍耐着，会在受尽苦难时，不对外人道，只一代代庄重的流传下那些历史。
  　　
  　　这样的精神力量显然是打动人的，伊斯兰人他们彪悍，极端，以牺牲为荣，人们却不知在这底下，曾有过多少的卑微、忍耐和极度的苦难；那是他们重来不曾说起。
  　　
  　　老实说这里的张承志不像他的《黑骏马》，他的《北方的河》，那极端不理性的宗教癫狂的笔触，那大段大段毫无节制的抒情和陈旧文风我很不待见。可是，真的是一个打动人心的好故事。那里，讲的不是人世间的缠绵，不是命运的讳莫如深，而是一腔不成曲调的精神诉求。
  　　
  　　
  　　
  　　PS: 此书出版过好几次，但最近由于新疆问题，而被天朝和谐，没地方买。我一直很奇怪，如今连个魔兽世界都要被废的年代，这样危险的书籍如何可能被出版，难道这就是主流作家牛掰的地方吗？
  　　
  　　于2009.9.8
•   　　 一本《心灵史》，看得人悲痛厚重。悲壮的一代代掌教的境遇命运，让读者痛惜，好一个百年传承、百年孤独。伊斯兰仪礼只剩下那份绝望中的坚毅与顽强，这哪里是中国伊斯兰和哲合忍耶的遭遇，分明是史记中的豪侠，历朝历代的更迭故事。
•   　　 早几年看《北方的河》的时候，为作者大气磅礴，硬朗如铁的文风所倾倒。午后读完这本作者披露心路的大作，直觉告诉我，一位与文字有关的作家正在远去，穆斯林圣教下则又多了一个虔诚的教徒。
  　　 此书在文学性上无足称道，也许跟许多思想性较强的作品一样，由于精神上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感，必然导致文字被其当作工具，就像天桥上卖艺师傅手中的棍棒，一招一式，直白、生硬。宗教有着无限的魅力，在其中者那种精神上的提升感，就像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受用无比。书中作者对于哲合忍耶的虔诚表露无疑，这是一部真真正正的心灵史。
  　　 也许，这部作品最好的行式应该像作者文中一直崇拜的三部回教作品一样，用阿拉伯或者波斯密文写成，只在教内传播。而作者却将其公布在世人面前，这种真诚是令人佩服的。
  　　 教外人士也许永远无法完整体会信教者的内心世界，就像人们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作为一般读者，如果你对回教（哲合忍耶派）史有兴趣，或者对张承志想有一个全面了解，不妨一读此作品。
  　　 草草写几句，算是读过此书的记号。有机会再扩展。
•   　　2011年张承志完成了名作《心灵史》的最新改定版，该版是作者对20年前的原作进行的一次改写而不是修订——“《心灵史》1991年初版印行之后，经过了约20年在中国穆斯林各聚居区共同体内的持续实践，以及对世界形势、共同体内部之结构、趋向及学术的思考，对初版的修改已是不可回避的责任。改定版作业实施于2009年后约三年间。大规模改写进行过三次，删除与重写的篇幅约占三分之一，修改点遍于全书。”
  　　
  　　我没有看过老版的《心灵史》，看的是平装赠送版。
  　　
  　　《心灵史》描写的是哲赫忍耶七代导师的故事/历史。哲赫忍耶，对于很多汉族而言，是个陌生的名词，而它却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派别支系（据说属于四大门阀之一）。由于这个集体在历史途中曾遭遇多次镇压也多次选择题康，因此带着很浓重的牺牲色彩。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这个派别的牺牲历程，也是他们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历程。
  　　
  　　第一代导师马明心，一个孤儿，却从中国走到了也门，在那里师从苏非派，在学习了十五年后回到了中国贫瘠的大西北，在那里开始以其独特的行为传教，一种只属于穷人的伊斯兰教。每当有新教兴起时，老教总是会对它进行压制，而哲赫忍耶也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即使马明心如何的平和。所以马明心注定会被老教运用官府的力量而逐出河州。而新教注定是要反抗的，而这种反抗在专制的乾隆王朝，又必定以造反的形式而迸发。造反的结果是，马明心在兰州被清政府杀害，而造反的/撒拉人（哲赫忍耶）被清政府大肆屠杀。
  　　
  　　第二代导师是马明心所指定的，而并非是马明心的后人，这个也显示了马明心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导师。平凉太爷，在哲赫忍耶其他信众不断反叛清政府中，依然低调地传授着哲赫忍耶的教义，并不断扩大哲赫忍耶的基础。
  　　
  　　第三代导师是船厂太爷，最后因罪被流放船厂而死在流放路上。神奇的是，他居然可以在流放的路上继续传播哲赫忍耶的教义，并将哲赫忍耶带到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
  　　
  　　第四代导师是四月八太爷，这一辈是哲赫忍耶第一次复兴，哲赫忍耶草创了它日后的规模，并承袭、修正、固定了它全套的礼仪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哲赫忍耶完成了其中国化（是褒是贬，暂且不论，如果哲赫忍耶没有完成中国化，则其必然无法在中国发扬光大）。
  　　
  　　第五代导师十三太爷又是个风云人物，在风起云涌的清末回乱中，他先是保持中立，但是当反叛的哲赫忍耶回民真正遇到绝境时，却毅然决然地做出出援的决定，而这个以其被左宗棠凌迟处死而悲壮告终。回乱的是非，都已经被历史所湮没，孰对孰错，很难评说，但是清政府的确欠了回民很多很多。
  　　
  　　第六代导师汴梁太爷，十三太爷的孙子，一个被阉割的奴人，却依然是哲赫忍耶的毛拉。据说他白天干活，晚上奉献真主，最后二十五岁就身死汴梁城中。
  　　
  　　第七代导师已经跨入二十世纪了，沙沟太爷进了兰州，而且是被民初的官府请进去的，哲赫忍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个时候，哲赫忍耶也开始分裂了，因为有了两个不同血脉的后人，哲赫忍耶不可避免地开始分成沙沟和坂桥两个道堂。
  　　
  　　张承志没有写1920年后哲赫忍耶的发展，我不知道有谁会来叙写这段历史。我只是希望哲赫忍耶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和平地发展伊斯兰教，秉持和平和宽容，正如其第一代导师马明心身体力行的那样。
  　　
  　　2013年5月6日记于沪
•   　　 从微博上加了兰州凤栖梧书店的老板，老板马老师在做善事，赠送张承志改订版《心灵史》。
  　　 读毕，想起3年多以前，我和志同道合的几位同学一起在学校自己搞了一个学院研究生读书会，第一期谈的就是张承志，请来的嘉宾是李老师。李老师曾不止一次的向我们推荐过张承志和他的作品。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两代人读的是同一位作家的作品，精神上有了交集。
  　　 当时我还特意为发言准备了一篇稿子，主要观点是解读张承志的民粹思想和在遣词上的充满神迹，有些批判的意思，但是也觉得张承志最近几年的作品在思想上已经不那么粹了。以《敬重和惜别》为代表，张承志也更多地谈理解和世界主义，谈和平。
  　　 如果想更好的理解张思想上的转变，对比着看原版和改订版的《心灵史》一定会有很大收获。改订版实际上是一次相当大规模上的重写。文中涉及删节及改动的段落将近三分之一。改订版出了精装本和普及版两个版本，精装本用来出售，募集善款，印数相当有限。善款用来援助巴勒斯坦难民。改订版无偿发放，印数10万。
  　　 改定版中，张在遣词上的改动很大，删掉了很多对于奇迹的描述以及对于自我内心情感的描述和事实不清的相传。这大概是出于几方面原因，一是随着不断成熟，张本人大概意识到心灵史不仅是一次个人思想救赎，找到前定，并以此举义的个人历史。作为一部非完全的文学作品，作家要尽量回避个人身份，这才是写史的态度。二是张本人对于宗教上的奇迹说，尤其是以此说骗人敛财，欺骗信众的那帮人深感怀疑。宗教是求内心的平静，是有哲学意义的思辨，是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回答。单靠奇迹说这种手法笼络人心，并不是宗教的应有本质。三是张大概看到此书原版出来之后，回民趋之若鹜，并以书中所载内容为信史的状况。写一部信史自然要回避那些不清楚，或者是强烈抒情的段落。若百姓有情，看客观描述自然也有感。四是，张承志大概了解批评家对这部作品的批判与争议，当然其也了解，作为一个不仅仅面对回族写作的文学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总体而言，改订版相比原版更为克制。
  　　 克制，也是张承志的一个转变。然而，和我之前感觉不同。张并未对自己民粹或其书中所称人民性的想法有丝毫怀疑，其也并未删去对毛泽东直接歌颂的段落，甚至其更加强调自己曾经的红卫兵身份。这种想法实际是赞成底层民众对于压迫、极权的反抗。用自己的手段实现正义，并为此不惜破坏现有规则和牺牲。哲合忍耶对于官家的反抗实际就是普通人对于强权的反抗。在这点上，张未变。
  　　 其甚至与当下的环境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以西方为主的价值观、消费文化遍及世界的时候，穆斯林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树立起一道反抗之旗。他认为，唯有坚持了这，穆斯林的历史才能够继续得以书写。
  　　 然而，张在书中多次提及和平。反抗并不一定意味着杀戮。批判并不一定意味着寻牺牲。张甚至直接了当的说，《古兰经》教义里从来不鼓励夺取别人生命。除非受到不可抗拒的压迫，无其他手段反抗，否则舍西德是不会被真主认可的。
  　　 谈到这个问题的张承志已经选择了一种全球性的视角。他触及了一个911事件之后难解的问题。最近美国波斯顿发生爆炸案，这个问题又一次残酷的摆在了人们面前。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消费文化影响了全世界人的生活，全世界人民生活同一化。这些价值观的积极因素包括自由、民主等要素，消极方面则包括物欲横流和精神层面的崩塌。另一方面一些穆斯林信众确实没有办法融入这样的生活，并对此充满仇恨，其以圣战，甚至极端的牺牲方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发动攻击。其以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对现有世界规则表达不满进行反抗。
  　　 这两种冲突目前看来没有解决的可能，甚至越演越烈。价值观不同的人类在地球家园上能否以及如何和平共存，看来还将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   　　2011年张承志完成了名作《心灵史》的最新改定版，该版是作者对20年前的原作进行的一次改写而不是修订，张承志重写了原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实去年在微博上就知道张承志出版《心灵史》改订版一事，只是当时改订版是以限量750本的珍藏纪念本形式发行，定价高达1500元而无缘目睹新书（这几百本珍藏纪念本售出后筹集的10万美圆书款都捐赠给巴勒斯坦难民了）。而如今，《心灵史》改订版在哲合忍耶门宦道祖马明心的后辈马聚的资助下，得以面向全国读者免费发送10万册平装赠送本，得此赠书。
  　　
  　　《心灵史》这部作品引发了很多争议，赞扬和传颂的有之，攻击和非议也很多。对于此书，我觉得应该定位为报告文学，而不是小说。之前读过原版《心灵史》是电子版，没有注意全书的章节结构，此次拿到改定版后，发现《心灵史》全书分为的七大章节（书中称作七门），其实都是针对哲合忍耶沙沟门宦的七辈教主，即每一大章节对应一个教主，这点必须建立在熟悉哲合忍耶门宦谱系辈分的基础才行，估计一般读者看不清。因此《心灵史》也可以看作是张承志版的哲合忍耶沙沟门宦道统史略。国内伊斯兰教苏菲派大小门宦大多都有道统史略，通常有门宦内部人书写，记述门宦的发展历史以及各代教主事迹，我知道和看过的就有新疆白山派的《和卓传》、黑山派的《大和卓传》、哲合忍耶的《热什哈尔》、《道统史传》和《心灵的灯塔》，新疆叶尔羌道堂的道统史略和鲜门门宦的道统史略。
  　　
  　　应该承认，在读完《心灵史》原版后，我对张本人的思想是有看法的，但后来读过康有玺的《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来看当代中国伊斯兰的发展问题》一书对于张的描述，知道张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至于具体怎么样转变，通读了张的新作《心灵史》改定版便知端倪。改定版和原版所展示给我们的都是真实的张承志，一个激进一个宽容。改定版的《心灵史》与原版相比，文中行文的措辞平和了许多，原版中那些引发争议的诸如“圣战”等刺眼字眼，许多带有血色的场面描写都被删除了，蔑视儒家的看法都被摒弃，张承志潜意识中回汉两立的思想转为提倡回汉合作；新书增加了对于穆斯林共同体的理想成分，对于哲派内部的分裂也不再护短，作者更崇尚马明心传教初始立下的“传贤不传子”的权力移交政策，而对日后哲派的权力传承也沦为世袭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做了批判。
  　　
  　　另外，新书也加入了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搞笑的是由于在原书中流露出的那些激进观点，张承志一度被扣上了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原教旨主义是有具体定义的，当年的张承志只能说是激进和原教旨主义还沾不上边，激进不等同于原教旨主义，而原教旨主义也不等同于激进。其实，就伊斯兰教派而言，以哲合忍耶为代表的苏菲派，最大的威胁其实是原教旨主义教派，因为对于来自伊斯兰教外界的打压，哲派的抗压性毫无疑义，这个过程是可逆的，一旦外界的压力减弱或消失，靠教门自身的力量又可以复兴。但对于伊斯兰教内部思想的侵蚀，哲派等苏菲派却很难抵御，伊斯兰教内的改旗易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一旦教内人员被其它门派思想所吸纳，则面临着消亡的问题，这也是哲合忍耶和国内其它诸多苏菲门派一样面临的困境。
  　　
•   　　看的出，张对左宗棠怀有极大的敌意, 如果说心灵史里还隐晦点，在暗杀考一书中, 通过对刺客错把师爷当成左,砍得脑子都成了浆, 宣泄仇恨. 又借书中人物说还想杀左的后代, 表达了刻骨的仇恨.
  　　其实,张既然学过历史,应该多了解那段历史,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仇恨.当时如果不是左,换其他任何一个人来,回民可能更惨. 从之前的多隆阿,到云南镇压杜秀文,都是连老弱妇孺都斩尽杀绝的.而左则保留了很多回人,并为他们将来的生产和生活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至当时陕西的汉人很不满，把左称为左阿訇, 说他太亲回民了.
  　　50年代马长寿先生到陕西就回变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和子孙,取得了第一手的调查材料,里面的回民提到左宗棠,都是很尊重,称他清官,好官.
  　　张先生在书里还曾说左故意把回民安置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但马先生采访回民的资料里,一些回民自己都说,当时左曾把他们安置在离大路不远的好地上,但回民当时胆子小,觉得离大路近了,怕以后受骚扰,主动选择偏僻地方. 而且左为回民选地都有几条原则, 比如要有水.
  　　现在有些地方看不到水,那你不能怪左宗棠对不对? 不要说西北,你就看咱江南,和清朝民国那时比,多少河流渠塘都消失了?
  　　陈林、阎兴春等陕西回民领袖在金积堡战役后期得到解救，被安置在化平川，左宗棠不仅要求部属尊重回民的宗教习惯，允许修建清真寺，更要求重视回族孩子的文化学习问题，仅在化平地区，左宗棠就兴办了十二所免费的义塾。当地驻军首领喻荣光，还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修建了一座书院，供回民的孩子深造。当听说化平地区的山中出现野猪危害庄稼，左宗棠亲自告诉上海的采购人员，买了四十面铜锣运往甘肃，免费发给回民驱赶野猪。这些事实使得陈林和阎兴春深受感动并且主动要求和负责回民安置工作的冯邦秉一道去西宁说服那里的回民退出内战，接受安置。
  　　　　崔伟退出内战之后，左宗棠为了安置这批两万多人的陕西回民，一连十多天“寝食俱废”，当时的军饷已经极度艰难，但这些被安置的回民仍然无偿得到了各种生产和生活必须的物资，还提供了专门的车辆，解决一些老弱难以完成从青海到甘肃清河之间的长途跋涉的困难，还专门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进行了登记，规定在收获季节之后，继续向他们提供口粮。
  　　张承志对回变历史的了解不可能比50年代陕西回民有更深刻的感受,如果那时的回人都不恨左公,你怀的哪门子那么大的恨意呢?
  　　左宗棠在接受平息回变的任务后,了解了事变的起因, 明确指出不能全怪回人,是汉人挑的事端,但回人报复也太过分了，不分男女老幼都屠杀, 杀了几百万人，难道左公镇压屠杀制造者是错了吗? 马化龙这些人哪个手里没沾上无辜者的鲜血?
  　　如果当年的左公对事情的看法能做到"不分回汉,只论良莠", 那么作为现代人来说，张承志在看待历史时更应该不要一昧从民族出发,我回人杀你汉人没关系，你汉军镇压我回兵就是屠杀, 你就是屠夫, 你对回民做的那些我都装看不到了, 我就想把你脑袋剁成肉酱, 这就太极端了.
  　　回汉一家, 谁都不该歧视谁, 友好相处是正道.
  　　
•   　　张承志激进的回族种族主义份子，其近期的代表作品《心灵史》被认为极大的偏向性的夸赞中国回教中的哲合忍耶教派。刻意淡化甚至隐瞒该教派在与其他教派冲突中的血腥行为。张承志不仅可以神化哲合忍耶教派中的沙沟分支教主，还多次鼓吹渲染宁夏回族所谓的被汉族欺压迫害情结。在《心灵史》得到哲合忍耶教派中沙沟教门教主等上层宗教份子的支持后，张也改信哲合忍耶教派。并以该教派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代言人自诩。张曾自诩拥有“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甘肃到新疆”的巨大影响力。
•   　　在中文系，没读过张承志的作品确实说不过去，但是我看他的《黑骏马》之类的小说确实看不进去，《心灵史》这部作品是第二次读，可能第一次读的时候太幼稚，没有任何感觉，这次读深刻感到一种灵魂和信仰的力量~~最让我感动的是张承志通过日历推算，计算出回民起义的最终失败并不是清朝官方文献所写的官军英勇，而是利用回民做礼拜而大开杀戒~~一直在想，如果一个人有信仰会怎样？就如张承志，用生命去守护那一方净土！
•   　　张承志以一个虔诚的哲合忍耶教派教徒的身份将的哲合忍耶教派所谓“起义”受迫害的历史重构了，同时也对同治回乱进行了有利于张本人的信仰的剪辑捏造。 　　妖言惑众就是张承志的标签.
  　　　　
  　　　　张承志这样的无良作家，鼓吹伊斯兰圣战，对暴力极尽赞美，将种族屠杀美化为信仰而牺牲。 将恐怖主义歌颂成受国家压迫的反抗 ，将大屠杀和企图分裂国家的行为吹捧为为正义而起义. 全书中看不到丝毫的种族和解，和对生命的慈悯，以及对罪恶的忏悔，有的只是无穷尽的仇恨，对他族生命，对人的生命的蔑视。
  　　　　张承志是激进的回族种族主义份子，其近期的代表作品《心灵史》被认为极大的偏向性的夸赞中国回教中的哲合忍耶教派。刻意淡化甚至隐瞒该教派在与其他教派冲突中的血腥行为。
  　　　　谎言永远是谎言不管用多么华丽煽情的语言都掩盖不住事实的真相！！为在同治回乱中死难的2千万西北汉人同胞祈祷，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宁。左宗棠左公、董福祥董爷他们的功勋将永载史书，他的恩德将永远被汉人铭记。
  　　我并不是对穆斯林有偏见或敌视，我非常敬仰和敬重一位穆斯林他就是库尔德人萨拉丁。我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
•   　　张承志以一个虔诚的哲合忍耶教派教徒的身份将的哲合忍耶教派所谓“起义”受迫害的历史重构了，同时也对同治回乱进行了有利于张本人的信仰的剪辑捏造。 　　妖言惑众就是张承志的标签.
  　　
  　　张承志这样的无良作家，鼓吹伊斯兰圣战，对暴力极尽赞美，将种族屠杀美化为信仰而牺牲。 将恐怖主义歌颂成受国家压迫的反抗 ，将大屠杀和企图分裂国家的行为吹捧为为正义而起义. 全书中看不到丝毫的种族和解，和对生命的慈悯，以及对罪恶的忏悔，有的只是无穷尽的仇恨，对他族生命，对人的生命的蔑视。
  　　在紅塵: 张承志是激进的回族种族主义份子，其近期的代表作品《心灵史》被认为极大的偏向性的夸赞中国回教中的哲合忍耶教派。刻意淡化甚至隐瞒该教派在与其他教派冲突中的血腥行为。
  　　谎言永远是谎言不管用多么华丽煽情的语言都掩盖不住事实的真相！！为在同治回乱中死难的2千万西北汉人同胞祈祷，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宁。左宗棠左公、董福祥董爷他们的功勋将永载史书，他的恩德将永远被汉人铭记。
•   　　张承志本来就是搞历史的，又跑去写小说，结果沉醉于自己虚构的美与牺牲的历史中无法自拔，以为自己发现了最好的天堂。他的结论感性多于理性，本来得出什么结论这属于个人问题，但你非要瞪着眼说我就对你就不对你没信仰没灵魂那就属于病理问题了。看他的小说如同读余秋雨的随笔，是被裹着走挟着走不是被尊重。余先生至今未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石一歌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正面回答，张先生对自己的红卫兵历史也是沉醉多于羞愧。看他的文章你就会讶异于和红色话语体系何其相像。亏还常常搬出“鲁迅”来缅怀感叹涕泪滂沱不能自己，他把鲁迅最宝贵的爱和反思给阉割掉了。
  　　有我所不愿的在你的世界里，我不愿去。
  　　不过起码，这个人是真诚的，这一点就很难得了。
•   　　 很久之前草草读过《心灵史》这本书，当时的收获多为历史和文学结合所带来的冲击，宗教离我们这些普通人略有距离，所以很容易解读为伊斯兰教就是一个野蛮而顽固的宗教。而这一点更为悲剧的还就发生在一些信教的人群身上。
  　　 今天（2012年10月19日）在南京大学听到了张先生的讲座，出乎意料之外的，他本人也在若干年后感到文学需要正义，所以在对伊斯兰教人群的大范围回访中发现了原书的不足：“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即使一点微小的误差也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伤痛，所以我对原书做了3处大改，无数小改，重新出版了限量精装版。并且之后把再版的所有收入都亲手捐给了巴勒斯坦难民。“张先生如是说。
  　　 那么，不论是我们普通读者也好还是作者本人也好，正确的解读，都需要时间和基于实际的反思和考量。
  　　 PS：我手上有这次名为文学和正义的讲座录音，已经发至土豆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3PCRA5bYZ4/
  　　
•   　　 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
  　　
  　　 在这样的天地里，信仰是唯一出路。
  　　　　世界不仅止于此，做人尚有更美好的希望。
  　　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的人道主义。我尝够了追求理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艰辛。
  　　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
  　　你能摆脱这美的诱惑吗？
  　　我不能。
  　　　　
  　　　　我仍然是孑然一身，四顾无路的荒野
  　　　　没有人能够援助我
  　　　　唯有你
  　　　　　　我无法赞颂的你
  　　　　在这一瞬间与你共度的时光里
  　　　　我是在与你告别么
  　　　　我是在向你投奔么
  　　　　　　今夜，淫雨之后的天空上
  　　　　　　终于升起了皎洁的圆月
  　　　　　　我的心也清纯
  　　　　　　我合上了我这一册生命作
  　　　　　　它朴素得像沙沟四下的荒山
  　　　　　　然后，我任心灵轻飘
  　　　　　　升上那清风和银晖
  　　　　　　追寻着你
  　　　　　　依恋着你
  　　　　　　祈求着你
  　　　　　　怀念着你
  　　
•   　　 一段隐密的历史用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再也不用口口相传，再也不怕丢失，我们有了自己的秘密，再过百年，千年，只要文字不散，我们的后人就不会失了根，忘了家!　　 贫穷洗刷着黄土地，但并未洗刷掉人们内心的虔诚，人们深知!内心的平静与钱财无关，与知识无关，与身份更无关!　　人被所谓的理性束缚的太久，就会排斥感性，惧怕狂热!民间的智慧是不竭的智慧，尊重生活的人正是尊重穷苦的人！　　 他愿意到穷苦的人中去，睡他们的土炕，喝他们的咸水!放弃了荣华，甘愿颠簸在大西北茫茫的土路上!这样的快意人生，这样豪放的西北汉子，岂是蝇头小利之人所能懂的?　　　　罢了，罢了，再多的争执在事实面前都无用!公道自在人心!去问问那些被生活压抑的抬不起腰的西北汉子，问问他们的心里话!他们不识字，不开微博，不会留言，不图利益，他们的眼睛从不说谎!　　　　种洋芋 写文章　　两兄弟 各一行
•   　　 记得那年还是大三初冬，我正重感冒，浑身酸痛，无意中借了同学的《心灵史》，不厚，在感冒的迷糊状态下四个小时一气读完，然后不敢再回头阅读，因为阅读时，这本不厚的《心灵史》就像一把匕首一般直插心脏，浑身的寒意加重了病情，但是感冒所带来的迷糊一扫而空，因为我知道遇见了一个新的世界。
  　　 打小开始我阅读过的小说，小说最后总是谈到人的救赎，或者至少在描写人“生”的状态，就如基督山伯爵恩仇记最后写道的一般“所有人类的智慧都凝结在‘等待’与‘希望’之上。”而阅读完张承志的《心灵史》，我只是看到尖刃，和尖刃上流淌的鲜血，但是我这种感觉不是想贬低这本小说。因为偏执、屠杀就在那里，我们却要用文字伪造出来的爱化解一切，用所谓的终极真理虚幻出一个希望，那不是另一种虚伪和残忍吗？ 而张承志因为自己无法改变的出生，记录了那段游离于我们汉民的历史，记录了那段在二十五史正史上只所作“蛮夷”的历史，把对于主流民族可以算是细枝末节，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历史如此完整的以自己的眼光记录下来，于是把这无法化解的硬疙瘩铸成了丰碑，这本史诗的成功就在于他自己创造了一套价值。
  　　 对于传统经典略有涉猎，读过部分《论语》，背过《老子》，略看过些《庄子》，精读了《资治通鉴》九十卷，而且还在读下去，觉得我们的汉文化其实是叫我们怎么活，《论语》和《老子》不过是活的两种方式，《资治通鉴》更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各种缩影，只有《庄子》有点跳出了生死之圈，甚至可以说汉文化的主流不过是现代所谓”成功学“的变种而已，为了所谓的活，我们的文化为生存设置了无数的规定。而张承志的《心灵史》说的是人怎么去死，诉说了活是偶然的，而只有死才是必然的，这是我在阅读完《心灵史》十二年后忽然看见的东西。
•   　　小说《心灵史》自问世以来，曾经以各种版本大量发行，虽然由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几度遭到封禁，并受到一些史学、文学界人士的质疑，但是，也依然有许多人对这本书十分赞赏，并且认为，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所讲述的真实的历史。
  　　　　　　笔者认为，这部所谓的历史小说除了在叙述上有许多违背客观历史事实之处以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基本理念方面的问题，这种理念如果成为中国百姓的共识，将是极其有害的。下面谈谈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一些看法。
  　　　　　　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屏蔽了
  　　　　　　我们认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事实，从而得出全面的、客观公正的结论。《心灵史》涉及同治年间的金积堡战役这一题材，但是，作者在叙述时，和其他对于左宗棠结束陕甘内战的批判者一样，把对于全面了解这一战役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完全屏蔽了。
  　　　　　　同治元年四月，著名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在陕西爆发并很快漫延整个西北。同治四年年底，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占领新疆的大片中国领土，奴役那里的中国各族人民，阿古柏不断扩张，在中国领土上立国称王。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进入陕西，阿古柏则在此之前已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国”，自称“洪福之王”，在他侵占的土地上，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并且，新疆的形势还在急剧恶化。
  　　　　　　也就是说，这场历时十多年的大起义，除了开始的两年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外敌入侵、国土沦丧的背景下进行的。
  　　　　　　小说所描述的金积堡战役，发生在同治八年下半年至同治九年岁末（1869年9月—1871年1月），这段时间，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扩张，他在占领了整个南疆之后，又占领了吐鲁番，并且越过天山，占领了北疆的大片地区。同治十年，金积堡战役刚刚结束，俄国又出兵伊犁，准备时机稍稍成熟，就将阿古柏取而代之，占领整个新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俄国人一直对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垂涎三尺，他们处心积虑地策划了蒙古独立，又妄图霸占中国的东北，和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最后甚至为了争夺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了一场狗咬狗的日俄战争。假如当年的俄国能够占领新疆的话，只要以这里为出发点，沿着蒙古草原东进，由于一路无险可守，中国将很难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俄国人将会“日蹙百里，直达辽海”，毫不费力地吞下长城以北的所有中国领土。这样的后果，将是中国根本无法接受的。
  　　　　　　毫无疑问，清代同治年间，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的占领，使中国面临日益巨大的领土危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取代反清为主题的国内矛盾，逐步成为中国西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一百多年之后的任何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果无视这一铁的事实，那么，他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讲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心灵史》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就完全屏蔽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把金积堡战役从这个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这种手法必然是对所有读者的一种误导。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上述危机时，都只会做出一种选择：立刻毫不犹豫地将侵略者赶出去，以维护自己的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可是，当时的中国却根本不能作出每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必须作出的反应，只能听任入侵者对中国领土肆无忌惮的宰割，听任新疆的形势不断恶化、急转直下。
  　　　　　　因为当时的新疆问题，已经不可能通过战争以外的途径去解决，而中国要用兵新疆，陕甘是唯一的运输通道和战略后方，可此时的陕甘正沉浸在一片硝烟和战火之中，金积堡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是不可能越过正在进行内战的陕甘地区，去新疆作战的，像金积堡这样的内战，已经成为一道事实上的保护入侵新疆的外国势力的屏障。
  　　　　二．金积堡之役概况
  　　　　　　金积堡是一个巨型的堡寨，它的围墙有十米厚，十三米高，总长度四千五百米，面积超过一平方公里，它的周围有渠水环绕，当时的任何一种炮弹打到堡墙上，都只能给它挠个痒痒，无能为力。在金积堡的东西两侧，更有五百七十多个堡寨护卫，其中不乏异常坚固者。马化龙囤积了大批粮草和武器，战争结束时，仅清军缴获的各式火炮多达五十六尊，鸟枪一千多支，抬枪三百多杆，冷兵器无数，另外，马化龙主动交出洋枪一百八十多支，还将大批洋枪埋入地下，仅被清军掘出的，就达一千二百余支。
  　　　　　　凭借如此强大的实力，马化龙敢于同任何对手一较高下，而历史上清军对金积堡的所有进攻，没有一次不以失败告终的。
  　　　　　　正因为如此，左宗棠之前的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就显得非常聪明，他在军事上根本奈何不了马化龙，便接受了马化龙名义上的“就抚”：既可以避免和马化龙进行一场毫无获胜可能的较量，又可以获得马化龙按期缴纳的一定数量的粮饷，还可以维持这种名义上的“就抚”向朝廷请功。
  　　　　　　左宗棠也不是个糊涂人，他非常清楚在金积堡这种堪称完美的防御体系面前，实行强攻的一方必然会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甚至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事后的实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清军付出了四五千人的伤亡，在这样的攻坚战中，损失的往往都是“壮士”——最勇猛的、冲在最前面的士兵，他们实际上决定着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清军还“连丧大将”，战役期间仅提督、总兵（相当于现代的军、师）级别的军官减员，就高达四十人上下，其中包括清军第一主力老湘营的统领刘松山。在刘松山阵亡之后，清廷甚至认为左宗棠已无力继续后面的战事，一度打算让李鸿章的淮军取而代之，两万名装备精良、军饷充足的淮军开赴陕西乾县，李鸿章也奉命赶到西安。在此期间，左宗棠一再在家书中告诫家人要做好最坏的打算，随时准备遭到“籍没”，被扫地出门。这些事实都说明，金积堡之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恶仗。
  　　　　左宗棠曾经力图避免金积堡的战争，他知道打这样的攻坚战伤亡极大，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避免这次战争，不仅符合战争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他本人的个人利益。左宗棠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曾经“身无半亩”的乡间书生，前半生完全是一个自号为“湘上农人”的布衣，即使在四五十岁之后步入官场，也一直在距陕甘千里之外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回族没有任何历史瓜葛和个人恩怨，到陕甘之后，他是整个晚清官场中唯一一个敢于公开大声疾呼，认为这场空前的大浩劫“曲在汉民”的人。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曾经力图避金积堡这场将会给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伤亡的战争。
  　　　　　　但是，他在金积堡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又跟穆图善有明显的区别：为了确保陕甘的和平，他要求马化龙必须交出全部武器，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恐怕所有的人都熟悉这样四个字的军事术语：“缴枪不杀”，战争中的投降，必须以交出武器为先决条件，如果既保留极其坚固的工事，又持有大量武器，这种状况下的投降，当然是不可信的。为了能够实现金积堡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耐心地敦促马化龙缴械，甚至将写给刘松山的信函请马化龙转交，以这种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任和期待。
  　　　　　　在金积堡战役之前，张家川的回民大帅李德仓，“就抚”之后一直没有重新恢复武装，因此，张家川地区就实行了回民自治，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陕甘战争结束。在金积堡战役之后，河州的马占鳌也交出了武器，在那里也实行了回民自治。左宗棠的要求并不高，只要马化龙解除武装，金积堡的问题就解决了，同样可以在当地实行回民自治。
  　　　　　　左宗棠跟穆图善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在力争和平解决的同时，做了两手准备。他将所部分为三路：北路由刘松山率领，从陕北进入宁夏北部的平罗，逐步向南推进，一旦开战，这是担任主攻的部队。南路由李辉武、吴士迈从宝鸡进驻秦州等地，采取进攻态势，保持对河州马占鳌的压力，使他在金积堡一旦开战时，不敢轻易出动，进行支援。左宗棠自领大军居中路，由泾州进平凉，一方面可以截击马占鳌河州方面的援兵，一方面可以从南面保持对金积堡的压力，还可以根据战场形势随时作出调整。
  　　　　　　由于马化龙根本不打算交出武器，超越了左宗棠的底线，因此，这一仗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然会摊牌。
  　　　　　　刘松山在宁夏北部向南推进时，两个旗人——前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和绥远将军定安告诉他，马化龙的甘回已经就抚，可以放心，只要全力对付尚未就抚的陕回就可以了。于是，刘松山就把所有的军饷都存放在由马化龙控制的灵州城里，并且只派了十几名士兵守护，自己继续向南进发，错误地将灵州当成了自己的后方。
  　　　　　　当时，陕甘军饷极度紧缺，刘松山老湘营每月六万两饷银由曾国藩从江苏照额调拨，从不误时；但是，其他部队的军饷由南方各省分摊，这些省份的拖欠现象十分严重，并且“频催罔应”，为了维持全军的运转，左宗棠常常不得不以“借”的名义将老湘营的军饷挪用应急，因此，这笔钱对于全军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就在刘松山不断向南推进的时候，发现事情不对头了：他只针对陕回作战，可是马化龙的甘回也开始列队出阵，他进行了还击，并且意识到情况有变，连忙派人掉头去查看军饷，却已经迟了：灵州城里的军饷全部被劫，护饷的士兵和前去领饷的几名军官也都被杀了，被杀的人里甚至包括提督、总兵这样的高级军官。
  　　　　　　最先对此事做出反应的是穆图善和定安，他们指控刘松山滥杀激变，导致这次事件，这样就完全掩盖了马化龙根本没有就抚的事实，也就开脱了他们自己的责任。清廷当然相信两个满人大员的话，立刻决定将刘松山革职留任，并要求左宗棠对事件调查后作出答复。
  　　　　　　这时的刘松山是非常郁闷的：丢失军饷，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意失职事故，其原因就是因为误听了这两个满人的话，可是如今却变成了自己滥杀激变。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他在事前一定会做好应变的准备，或者增加守护军饷的兵力，或者干脆将军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开始“滥杀”，断不至于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被人突然袭击，吃了大亏。
  　　　　　　刘松山开始了反击，很快缴获了马化龙调动军队的手令，两个满人关于他已经就抚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一场大战由此展开，左宗棠和平解决金积堡问题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经过十六个月时间的激战，战役结束。此时，左宗棠曾经有过希望马化龙能够以自己的影响动员甘肃其他地区回军能够结束内战，共同参加收复新疆的战斗然后向清廷奏报免死甚至为马化龙请功：“如马化漋能令各处回逆一律尽缴马械，平毁堡寨，诚心就抚，本爵大臣或当奏恳天恩，免其一死。所部精壮如能戴罪立功，西陲一律肃清，本爵大臣亦不难加以奖叙。”然而，左宗棠的这种希望和努力显然遭到了拒绝，清军在战后最终处死了马化龙和他的十三名家属以及八十多名“伪官”，还有另外的一千八百余人。
  　　　　　　金积堡之役，本来是应该避免，也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金积地区的问题和平解决，不仅可以免除那场给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伤亡的恶战，实现当地的回民自治，更可以大大加快结束陕甘内战的进程，使中国能够保存更多的力量去抗击新疆的外国入侵者，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是，这样的局面是小说作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果真如此，这部小说也就没法写了
•   　　《心灵史》
  　　
  　　描写了西海固回民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展示了人类信仰所能够达到的高度
  　　
  　　我无法知道是回民依靠坚定的信仰征服了西海固
  　　
  　　还是西海固的回民为了在极度贫困中生存
  　　
  　　只能依靠坚定的信仰
  　　
  　　但我十分清楚，信仰再坚定也无法征服贫困
  　　
  　　改变西海固只有先改变人
  　　
  　　而改变人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和马燕一样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   　　理想的神话：重读张承志
  　　　　
  　　　　
  　　　　
  　　当年，张承志以小说《北方的河》将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在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成为许多写作者一条不可逾越的河。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张承志又推出了长篇力作《心灵史》，继续讴歌他的理想主义，所不同的是《心灵史》里还掺杂了一种宗教式的反抗。在《心灵史》之后，张承志采用了随笔的方式以赤手搏虎般的孤绝面对世俗的当代，我所看到的依旧是走在“荒芜英雄路”上的理想主义跋涉者，越来越孤单的身影也照映出张承志的不合时宜。
  　　　　
  　　张承志的存在已经成为上个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现象。当他发出这样的宣言时：“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我毫不惊讶，这才是张承志，虽万千人，吾往矣。在张承志最早于1978年创作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就已显示出文学、理想和主体的关系。在1984年出版的《老桥》中，他指出：“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将永远恪守我第一次拿起笔时就信奉的‘为人民’的权利，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而在散文《以笔为旗》里他再度宣称：“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
  　　　　
  　　由此，张承志从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到新疆文化枢纽再到伊斯兰黄土高原，一步一步地走上越来越孤独的理想主义道路。并以理想主义来抨击当代文人的堕落与媚俗。在言辞激烈的话语里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真理在握的自信与豪情，这种强大的主体信心来源于作者内心深处的启蒙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承志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坐标或参照系，让我们无法回避他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是他的血性或偏激，成为文字后总有让我们深思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不义与丑恶。
  　　　　
  　　张承志似乎对他的理想主义的负面作用未曾顾及。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金牧场》）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
  　　　　
  　　正如已故的思想家顾准说过：“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而在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历史中，不是发生过这种情况么？理想并不总是美好的，完美世界并不存在。人向往于完美是正常的，追求完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具体实施这种追求完美的计划时，恐怖与暴力便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完美是不能允许存在杂质的，而恐怖与暴力才能清除掉一切杂质。
  　　　　
  　　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一书里礼赞刺客：“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是——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因而这是美得迷人的理想精神，然而这种精神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大同世界，而是带来血腥，带来暴力，带来一片坟地。鲁迅先生深谙此中的因果，故其小说书写复仇者时，复仇者的最终是一座坟地。仇恨是一柄双刃剑，伤人的同时也重创自身。清洁的精神何以变为对异己者的清洗？是否清洁就意味着纯洁，除去某些杂质？此中因缘，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　　
  　　于是我开始对张承志极力讴歌的理想主义抱以一种怀疑的态度与警惕。二十世纪中国的理想主义与灾难的紧密关系不能不使我们心惊，不能不使我们不敢再轻易地相信任何一种理想。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新的理想追求与信仰只会获得爱与幸福而不可能重新遭遇灾难。对理想主义的反思是必要的，只有在反思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把握好理想主义，才有可能避免灾难、恐怖与暴力。革命是残酷的与冷血的，它要求牺牲与放弃，它可能达到一定的目标，但必将失去许多美好的事物或情感。美国人萨托利说的好：“假如荒谬地认为可以一丝不差地把理想变为现实，大概我们也就不会怀有理想了。理想只有在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才会温暖我们的心。”
  　　　　
  　　张承志的小说及一切文字为世纪末的中国树立了一面旗帜，理想的神话在张承志的文字世界里重新诞生。我们可以歌颂理想的美丽，但我们也必须反思与警惕理想所带来的死亡与灾难。尘世中的我们都知道：理想是美丽的，但也知道理想是未来的，所谓理想是以想象中的未来完美作为承诺，提前支付给我们虚幻的信心。而我们生活在现实的大地上，仅有信心与理想是无法生存的。无论现在多么的艰难与平凡，人必须也只能在现实中走向未来，而不是在理想中走向未来。
•   　　暑假刚读了这本书，这是一本需要读出每个字才能读懂的书，读了很久才读完。中国的回民就像世界中的犹太人，散落在各地，那颗心却一直在一起！
•   　　“他否定什么乾隆盛世。他为我树立了以人的心灵自由为唯一判别准则的，审视历史的标准。经济不等于时代。经济统计数字的表象，使学者变成病人，使书籍传播肤浅，使艺术丧失灵魂。经济使男子失去血性，使女人失去魅力。我的判断是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就是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
•   　　 哲合忍耶的历史...不知道如果是客观的冷静的笔写出来还有没有这样震动的效果...《心灵史》中，张太激动太兴奋了，几乎到了为牺牲而狂欢的巅峰...《黑骏马》中那种浓浓的深情裹着刚硬的骨架，缓缓地追述与回忆，细腻的动人，都变成了血泪牺牲狂欢崇拜...初读之后，曾一度兴奋不已...再一回想，竟有点害怕...
  　　 听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打断陶醉在自己论文中的同学，问道：你觉得，张这样，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到肉里边，你觉得你觉得...这样这样...然后憋了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一样...跟我一块去听答辩的某同学在我旁边使劲点头...
  　　
•   确定是作者思想改变，而非外部环境因素？
•   e 额……
•   《心灵史》改订版在哲合忍耶门宦道祖马明心的后辈马聚的资助下，得以面向全国读者免费发送10万册平装赠送本，得此赠书。 去哪里可以买吗？
•   回楼上：
  新浪微博搜“马寅桦”，他在免费赠送《心灵史》，具体参见他的微博。
•   以土地交换和平也换不来和平，相反大兵坦克一派，挑事的立刻老实，某些信仰就是这么极端，我一回民朋友也看不惯这教，改信了无神论……
•   如何成为最残忍的屠夫：自认为是受迫害者。自认为抱有纯洁的信仰（这信仰允许杀戮异教徒）。
  除非某极端群体改革，否则我永远不会自欺欺人的认为『本是一家』，然后眼看着自己被屠杀灭种。
  恐怕到现在，对于他们犯下的罪恶，他们只是后悔被惩罚了而已。
•   《心灵史》是不是站到了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宣扬破坏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能事？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位作者的另一篇小说。
  　　　　在这位作者的另一篇小说《西省暗杀考》中，描写了光绪二年五月二十日，主人公伊斯尔和马夫在肃州刺杀左宗棠的场面：当时，左宗棠决定向百姓开放已经修好的酒泉湖，并亲临现场与民同乐。就在他的大轿落稳之后，“说时迟，那时快，喊叫水马夫饿鹰扑食一般，一斧子剁在刚钻出轿门的人的头上。伊斯尔仔细看看，觉得自家心静如石。白花花的脑浆迸射而出，迎着散成水雾的酒，在烈日中闪烁。马夫脚掌落地时，第二斧已经剁在那人脖颈上，半个头一下子歪着疲软。伊斯尔感动地念着，主啊，我的养主。他注视着马夫闪电般抡动斧头，如雨的砍伐带着噗噗的溅血声，密如鼓点。那个坐轿人先失了臂，又失肩，被疯狂的斧刃卸成两片……”
  　　　　
  　　　　收复新疆的大战，是在光绪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876年8月10日）开始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的作者安排了一出独出心裁的好戏，并且描绘得煞有介事，时间则选在光绪二年五月二十日（1876年6月11日）,就在收复新疆的战斗即将打响的前两个月，为了作者所渲染的“血仇”，精心设计了上面这样一个除掉“左屠夫”的场面。
  　　　　如果阿古柏今天依然健在，能看到这篇大作的话，一定会心花怒放、如获至宝的：他的千军万马，没有抵挡住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最后只落得个洪福之王服毒自杀的结果，他的党羽也很快树倒猢狲散，被统统赶出中国。可是，这篇小说却为他安排了如此巧妙的一击，只需要一把斧头，一切就都搞定了，在这种时候除掉了左宗棠，中国人的进攻戛然而止，后边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这位作者的贡献，远远超过自己手下那支庞大的军队，他要为这位作者颁发一枚一吨重的勋章，要在“哲德沙尔国”辽阔的大地上为这位伟大的作家建起一座世界上最高的丰碑，对他进行表彰！
  　　　　俄国人对此当然也非常欢迎，因为，只要中国不能出兵，新疆进入俄国版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再以新疆为起点沿着长城向东，这比俄国后来在蒙古、在东三省、在新疆那些反反复复的折腾要省力得多，效果也要好得多。果真如此的话，俄罗斯南部的国界就是中国的长城，东三省的白山黑水是俄国的后花园，旅顺当然也是俄国的军港了。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啊。
  　　　　遗憾的是，小说中的描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臆想，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件事。书中后来打圆场说，被杀的人不是左宗棠，而是左宗棠的师爷，这种说法，依然是瞎编的。
  　　　　在同治六年（1867年）之前，左宗棠的师爷就是他本人，在行军作战之外，所有奏折、公文和往来信函，全部由他自己一手打理。同治六年以后，有一位叫饶应祺的湖北人担任了师爷，帮他处理文字工作，但主要部分仍由左宗棠自己动手，只将一些不太重要的、类似官样文章的往来应酬的信件交给这位师爷去办。绕应祺根本没有被杀，而是在光绪三年出任陕西同州知府，后来又担任了新疆巡抚，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调往安徽担任巡抚，赴任途中去世。
  　　　　那么，会不会有好几位师爷，是其他人被杀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当时，即使一个小小的知县因伤、因病亡故，也必须在奏折中报告朝廷，能够坐着左宗棠的官轿出席公众庆典的任何人，地位肯定都比知县高，出现这样的意外事故，当然是不能瞒报的，事情在万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也没有蓄意瞒报的可能。然而，无论光绪二年五月以后的奏折也好，左宗棠的私人信件也好，都根本没有提及类似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类似人员的正常或非正常死亡记录。这篇“西省暗杀考”说，事后“左屠夫亲笔撰成一道奏章，要清家朝廷全国严查”，清代的档案文书早就不存在保密问题了，全都是向公众开放的，不知这位作者是否能够指出这份奏章是在何年何月写的？里面是如何要求“清家朝廷全国严查”的？这份奏章的具体文字如何？
  　　在《西省暗杀考》中还有这样的情节：一名由“哲德沙尔国”的伯克派往肃州的刺客被小说主人公误杀。刺客临死前，对“左屠夫”充满刻骨的仇恨，为了完成刺杀“左屠夫”的神圣使命，表现出一派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小说主人公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便对他说：“若是伤重死了，你便是为守住机密，殉了主道。以后我们插香上坟，有一个念举在你身上。”
  　　　　刺客死了，主人公“给他念了讨白。按自家规矩，使他带血下葬。”——完全享受革命烈士待遇。
  　　　　此时，新疆之役尚未打响，左宗棠的人马，尚无一兵一卒进入“哲德沙尔国”，当然不可能对那里的任何人进行什么“屠杀”。
  　　　　既然如此，刺客口中的“屠夫”二字，从何说起？小说作者赋予他的那些仇恨、正义又从何而来？
  　　　　一个从霸占来的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非法的“国家”派往中国行刺的奸细，其身份就像一个潜入别人住宅的小偷一样，一个这种身份的人，凭什么到了别人的家中竟然如此理直气壮？
  　　　　然而，这个“哲德沙尔国”的刺客，却完全被写成了正义的化身，成了一个为了正义事业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英雄；相反，那个曾经抬着自己的棺材去收复国土的中国人，在小说里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罪人。
  　　　　这种颠倒黑白的描写，也许站在“哲得沙尔国”的强盗立场上可以理解，可以认同，然而，它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由中国籍的作家写出来之后向中国的读者发行的，如果按照这本书中的理念，我们应该把左宗棠视为罪人，而把那些行刺左宗棠的人包括阿古柏派到中国来的刺客都视为英雄，并且为他们行刺活动没有成功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遗憾。后来的中国人在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应该接受小说作者所宣扬的逻辑吗？
  　　
  　　　　一百多年之前，当中国面临极其巨大的领土威胁时，偌大的国家，养活了那么多饱食终日的权贵，却只有一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翁挺身而出，已经是一件十分怪异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了；一百多年之后，中国出版的小说中，竟然出现了上面那样的描写，在光绪二年五月，收复新疆的大战即将开始之前的节骨眼上除掉左宗棠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小说作者把那种所谓的“血仇”渲染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真的能大过我们祖国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存亡和安危吗？
  　　将某一部分人群、某一历史事件从同治年间的历史大背景中完全剥离出来，使之凌驾于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之上，并对这段历史进行极不公正、极不负责的描述，作者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是不可能写出什么真正的历史来的。
  　　《心灵史》和《西省暗杀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在判断历史是非时，维护我们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究竟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怎样判断过去那些与大片领土的得失存亡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功过？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十三亿成员，今后在处理有关国家版图存亡的问题，或者在处理国家统一和分裂问题时，应该树立怎样的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这些问题，也许跟中国今后的命运息息相关，而这两篇小说所宣扬的理念，恐怕是跟上述问题的正确答案完全背道而驰的。
•   甘肃屠杀
  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疯狂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一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以下是甘肃部分县大屠杀的情况。
  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一次被杀十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人口约17.1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94％，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90％．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固原县。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同治二年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宣统《甘肃新通志》卷４７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据中国人口史，庆阳府战争中损失128.7万，占战前人口的91.3％．汉民基本被杀光．
  宁夏府。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150万，战后仅存10多万．当时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时赴义，数十万人，尽罹锋镝，天降鞠凶……“
  花马池（现为宁夏盐池），原有10万人，战后只留下5947人．人口损失94.1％．汉人基本上被杀完。
  陕回入甘经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杀甚惨。由于当时农村杀得很惨，能逃的则涌入县城，借城墙保命。然而城破之后，则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另一记载：“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渭源人口损失90％，人民基本被杀光。十年后才设官府，招民种田，原有住户只余十余家。
  狄道。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八月，回民陷狄道州城，居民十余万被屠。
  靖远。同治五年，“陕回陷靖远县城，陕回结靖远回为内应，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２１则称，靖远破，“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余万”。
  以上回民起义死亡人数的资料均有据可查，主要是《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另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一书，记录了很多大屠杀的过程。《甘肃新通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回民起义从没有进攻北京打击清政府的意图，说回民起义是反清，没有事实依据。而所有的事实都是，不断杀汉人村庄，攻击县城。一年时间关中26个县长被回民杀害。所谓的回民起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杀汉人，
  　　回民起义之初，主要是回汉民之间的矛盾，经常有械斗。当时70％的汉民抽大烟，身体不好，而回民常习武，心齐，凶狠，械头时多数是汉民吃亏。回民起义起初的原因是，回民借清朝军队集中到南方对付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起义，关中地区防务空虚，一些回民首领屠杀汉民报私仇。
  　　当时的陕西巡抚面对防务空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派朝庭大臣陕西团练头目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义的发起人任武杀了张芾。为了鼓动回民，任武再杀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全家，以表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及，血战到底。陕西回民领袖白彦虎带领的陕西回民杀人最疯狂。此人起义时只有２２岁，大字不识一个，后以杀人多而成为领袖。在宁夏，他掘了皇家坟墓。在其它回民起义领袖投降得以安置后，他自知罪孽深重，面对不可能的胜利，不顾回民的死活胁迫他们继续死拚。他杀了嫂子，以威胁不愿跟他再死拚的人。最后他投靠国外分裂势力，分裂中国。就这么一个人，现在有人谓他为民族英雄。
  满清政府在对待民族关系上，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是最受歧视的民族。在清朝期间，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这说明清朝的经济并不是民不聊生，而且发展很快。另外，回民多做小买卖、不抽大烟，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回民比汉民富裕。说回民起义是因受清政府压迫或是汉民压迫，是有意识找出来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为大屠杀辩解。
  　　回民起义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2000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次大屠杀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疯狂的大屠杀，也把回民带向了苦难的深渊，承受着近乎灭族的灾难。反思历史，更让人明智的选择民族团结，而不是以反封建之名歌颂大屠杀。
•   四、一些缺乏说服力的煽情
  　　　　小说作者在《心灵史》中着力描述了西海固的贫瘠，为了增加左宗棠的罪孽，还做了这样的补叙：“沙沟以及固原、海源一带陇东的穷山恶水，是同治大失败以后清政府安置莲花城一带回民老弱的地方。我曾长久地怀疑左宗棠可能来过这里——否则他怎么可能找到如此天然的残民之所。”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究竟是如何安置一万多当地回民的？左宗棠是否真如小说作者所说，曾经在十分原始的交通条件下，抽出大量时间跋涉千里，专门去寻找一个“残民之所”？也许这位作者在即兴发挥之余，今后会在某一天真的拿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在此之前，我们还是通过一些史料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金积堡之役结束之后，刘锦棠报告，由于马化龙自缚请降之前在金积堡地下埋藏了大量枪支，并且拒绝承认，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挖掘非常困难，无法判断这些枪支的数量和具体埋藏情况，因此，应该先将堡内的人员全部迁出，再通过审查和继续挖掘清除全部被埋枪支，这样才能确保战后的安全。左宗棠同意刘锦棠的意见，并且在给他的答复中这样说：
  　　　　“羁押逆酋，空言督责，断难了结。先迁老弱妇女，彻底清查，自是办法。其沿途照料护解，已谕知各统领营官，严禁侵掠凌虐，以昭恩信。拷讯须委员分起，恐难求一一确凿，既主搜掘，则亦不能终匿也。固原之古城川，地连固原东山、平凉白水及北路大泸川一带，路径纷杂，盐茶之右武营距固原一百四十里，见在西山伏匪未靖，亦难安插。已与魏道（魏光焘）商定，仍安插固原大川，庶此时运赈粮、将来驻重兵均便也。”显然，由于是战争时期，受到安全环境和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这种安置是存在相当大的困难的。
  　　　　根据平庆泾道魏光焘关于选择安置地点的考察报告，左宗棠在回复他的公文中这样说：“据禀履勘固原东北乡牛家店、蔡家川、官厅川、西乡黎家套子等处，距城均不甚远，土肥地广，窑洞多而柴水便当，足敷安插。”显然，这是魏光焘在报告中关于安置地点的描述，左宗棠在批复中就此提出了注意事项：“惟将来分布地方，必须各成片段，各有界划，免致侵凌争竞，别生事端，方为周妥。”
  　　　　以上这些话，是金积堡战役结束之后左宗棠向下属布置安置工作时的原文，这种安置过程中，左宗棠是否存在“残民”的主观愿望，这位小说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所叙述的内容究竟是否符合客观历史事实，通过这些史料，人们大致可以有个了解。
  　　再举一个例子吧。化平川的回民安置地出现野猪糟踏庄稼，怎么办？当然不可能给回民发枪，让他们去对付野猪。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给上海军需局去信，要求那里买四十面铜锣送来，发给回民保护庄稼，因为当时陕甘久历兵燹，尚没有这样的商品出售。且不谈这四十面铜锣需要多少银子，俗话说“千里路上不捎针”，要经过万水千山，把这些铜锣送到甘肃的回民手中所费的周折，都是可以想见的。这样一件小事，左宗棠也亲自过问，不惜代价，他的心里是否果真如这位小说作者所说，存着什么残民思想，也应该是一清二楚的。　　　　
  　　晚清是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但左宗棠手下有大批官员在西北任职多年，却始终十分清贫，即使职务远远高于知府，也照样一贫如洗，前面所列举的收复新疆的三路大军统帅临终时全都买不起自己的棺材、无法入殓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他们也拿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当时官场“行情”之间的差距来找左宗棠说事，是否比那些接受安置的百姓要理直气壮得多？那些将领们的情况，是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条件呢？
  　　对于左宗棠来说，在那种大规模的安置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数量极其巨大的百姓在一场持续了十多年的残酷战争之后获得起码的条件得以继续生存，这些规模巨大的安置工作，几乎全部是由左宗棠从部属的极其紧张的军饷中挤出钱来进行的，并且要受到安全、交通、地域、时间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安置工作存在某些问题和不足，应该并不奇怪。但是，这位小说作者到达西海固时，已经是这种安置一百多年之后的事了，在这一百多年里，经过了多少朝，多少代，有过多少地方官对这一地区进行管理？如果同治时期的安置地点并不合适，这些后来的官员是否有对那里的百姓重新安置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后来者的条件无论如何都应该比当年那些自掏腰包来进行安置工作的人们好得多，如果在一百多年的漫长的和平岁月里，这一安置问题都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却要求左宗棠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把所有工作都一步到位，是否有点不太公平？如果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西海固地区“残民”的状况始终不得解决，一任一任的官员都对这种状况视若无睹，却将这种责任归咎于百余年前的左宗棠，这样的逻辑，是否欠缺了一点说服力？
  　　　　
  　　《心灵史》的作者在书中还引用了这样一首民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阂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这首民谣，记录了同治年间甘肃靖远地区汉族百姓在民族仇杀过程中惨遭杀戮的事件。书中对这首民谣作了这样的评述：
  　　　　“——乌兰是靖远境内的山名，黄流即黄河。初闻此曲时，我吃惊的是：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这一认识针锋相对，靖远汉族知识分子认为，是回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回民的优厚政策，导致了回乱时期苦难深重的汉族知识分子受挫。
  　　　　这是极其罕见的错误认识。我为这种认识感到震惊的原因，并非在我对它的不义的反感，而在我清楚地触碰到这种——人的隔阂。”
  　　　　“我引用此曲的目的不是想为我的回回族胞挖苦咒骂那位‘阂邑子弟’的创作。凡人成群，必有矛盾。自有人的共同体形成于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信任、彼此间仇视和仇杀一直无法消除净尽。靖远县是否发生过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杀十万汉民的惨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回民一定有过对汉民的仇杀。人对人是残酷的。乱世从来释放残忍。人只知道自己的道德传统，就像难于挣脱自己宿命的前定一样。”
  　　既然作者宣称要靠民间的记忆来讲述历史，并且，即使一些描述得非常模糊、显然经不起推敲的叙述也被当作信史，为什么对这首时间、地点、事件都记述得如此清晰的民谣，却完全不予采信了呢？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公正吗？“十余万人一朝尽”的悲剧，如果采用这位作者的笔法，应该可以比《心灵史》写得更加血腥。但是，这首民谣仅仅描述了那种“问谁不心酸、哭声达乌兰”的惨痛心情，这位作者就表示了自己的“吃惊”、“震惊”，并且连称“不义”、“反感”。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科班”，面对自己亲手采集到的这样一首民谣，至少也应该稍稍调查考证一下，看看是否真的在当时发生过这种“十余万人一朝尽”的事件，这种现象是否还比较普遍，远不止一地、一起？那些汉族百姓，同样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并没有和什么人开战，甚至根本没有武器，却遭到了如此规模的杀戮，他们以这首歌谣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悲苦和伤痛，和这位作者的《心灵史》、《西省暗杀考》那样的作品相比，是否已经克制、内敛了许多呢？
  　　　　作者在书中这样说：“认识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的根源，在于反对满清官家腐朽统治秩序的观点——任何有正义感和历史进化观点的人都必须承认：同治前后的清政府，不仅是中国政治的腐败极端，而且已经是人类社会种种曾经有过的政治组织模式的丑八怪——十九世纪后半的清朝，是人类的耻辱!”
  　　 《心灵史》以同治前后的清政府是中国政治腐败的极端、十九世纪后半的清朝是人类的耻辱，大声呼唤人们的正义感和社会进步观念等等，来宣传自己的理念，这段话听起来义正词严，极富煽动性和感染力，可惜的是这么煽情的句子，却完全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和稍稍认真的思考：
  　　　　同治年间主政西北的左宗棠，不仅不腐败，而且是一位极其清廉的官员，前面已经用大量事实讲过了，他本人和身边的一大批将领尽管位高权重，但临终时都两袖清风，不要说在封建社会，即使跟古今中外任何时期的官员相比，也毫不逊色！笼统地给他们扣上一顶“腐败”的帽子，然后以腐败的理由来向他们开战，达到抹黑左宗棠并将他推向审判台的目的，是不是有点荒唐？
  　　　　至于“十九世纪后半的清朝是人类的耻辱”，在这种场合说，也十分搞笑。因为，就在国力极度疲软，中国处处遭到他人欺凌宰割的时候，恰恰在中国的西北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不避风险、不计私利、不怕牺牲，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使一大片被他人长期强占的领土失而复得，防止了更多祖国领土遭到强敌侵犯的威胁，从而极大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中国完全有理由因为拥有这样一批中华儿女而自豪。相反，倒是一百多年之后，那种完全无视外敌入侵、不顾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且竭尽全力要把那些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过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的人们视为仇敌的“学者型作家”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所站的立场吧？
  　　再譬如，《心灵史》的结尾还信誓旦旦地说，左宗棠屠杀了陕回上百万，这种说法，只是毫不费力地照抄了范文澜中国通史而已，范文澜的书中，有大量内容是在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写就的，根本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映证，其著作中的许多说法和观点，也为后来的史学界所推翻。小说作者既然轻轻松松地套用上百万这个数字，不知道是否能拿出相关的史料和依据来，证实自己并没有信口开河？
•   陕西屠杀　　
  1862年，因为买竹事件，在陕西渭南爆发了回回叛乱，很快波及西北五省区。这次叛乱导致的直接的后果是种族屠杀，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非洲卢旺达、乌干达的胡图与图西人仇杀。表面看是一场叛乱，其实是积压了多年的汉回矛盾的总爆发，而不是人们理解的什么人挑拨，叛乱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在这次叛乱中，陕西原本人口有1300万，回人大约400万，战后统计的陕西人口约700万，回族人口为5万。战乱中有大约有350万回人被杀，45万人逃亡；汉人被杀者有100余万。叛乱后的陕西，回族人数下降了93%，陕西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为单一的省份，关中农村几乎难觅回回的踪迹。但这次叛乱给后世的陕西和西北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陕西回民趁清朝军队到南方镇压太平军，准备屠杀汉人，目的是将陕西的汉人杀光。起义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刀，刀打好后将铁匠杀掉，以防泄秘。为准备杀人的竹杆，将街上的竹竿买光了。大荔县有一个汉民大村八女井，回民起义第一次杀人就是将此村的汉人全部杀光，一早上杀了一万多人。紧接着，挨村杀，不分男女和老幼，很快大荔，渭南，华县的农村被回民杀光。杀完了农村，再进攻县城。一些县城的老百姓进行了顽强抵抗。在临潼县，一个有文化的回民教师在接到第二天的杀人传贴后，紧急报告县长。县城紧急关门，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汉民村庄，全部被杀。全县被杀30万人，不留一人。回民组织了30万人的军队，在关中平原杀人。几个月时间杀了五百万人。80%的汉人被杀，只有一些县城保住了少量人口，向北逃的人都被回民杀了，少量逃进骊山里的人，因回民不敢进山杀人而留了下来。
  陕西兴平，曾经是回回叛乱的重灾区，兴平北部有一道塬，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北莽山，这个塬上就是当年汉回大仇杀的主战场，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回回叛乱的传说和故事。据老人们讲，当年北塬上住着许多回回，平日里和汉族有不少矛盾，同住一个村子，回回很霸道，不许汉族在他们所谓的井里打水，两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回回孩子回家要漱口。同样汉族也很讨厌回回家里的羊膻气味，讨厌回回的礼仪有失风化，互不婚嫁。在叛乱期间，白日里看似平静，到了晚上回回就开始聚众围困汉族村庄，一般是整村灭绝，除了陕西回回，还有来自甘肃的回回，宿居当地回回家中，晚上集体行动。就这样北塬上的村庄几乎被回回屠杀殆尽，以致于100多年后的今天，北部塬上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南部地区。
  　　在陕西户县，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依然是发生在回回叛乱期间，牛东乡有个村子叫马家村，1867年冬天，回回围困了该村，从西往东开始埃家杀，杀完人开始放火烧房子，等杀了村子中间，一看有一家店铺，上面写着“马家当铺”，他们以为是错杀了同族兄弟，这才放过了村东人家离去，使得该村半数人家侥幸逃生。当年户县东部临近沣河岸边的地区和长安、兴平、泾阳、三原、渭南等地一样，是汉回大仇杀的重灾区，汉族的人口损失近半，这个回回聚集区在叛乱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回回踪迹。
  　　陕西周至，是关中民风最为强悍的一个县，回回叛乱期间，该县各村结寨自保，但是回回在这里也是最为残忍的杀人，汉族也是最为残酷的复仇。有个村子叫萧家村，回回围困该村后全村奋起抵抗，最后回回采用了种族灭绝的方式，一把火将该村男女老少全部烧死，大火两日不灭。还有个叫“五屯”的村庄，主要是回民，在左宗棠的汉军抵达陕西后，人们尊称左爷来了，左爷的大军对五屯同样进行了种族灭绝，这个村庄彻底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据当地的老人说，左爷来了以后，汉民纷纷相助，带领汉军四处搜查回回，周至所有的回回村庄荡然无存，活着的回回都逃到新疆去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该县也没有一个回回村庄，个别村庄的散居的外来回人很难立足，不得已多数已放弃宗教改为汉族。
  类似的故事在陕西关中地区很多，在炎黄故里和汉民族的龙兴之地，回人尚且如此猖狂，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在左爷大军面前回匪不堪一击，仓皇西逃，但是逃往甘肃后又和当地回回结伙成匪，大肆屠杀本地汉人。在甘肃，他们血洗张家川，围城后有3万多汉人被悉数屠缪。接着又在泾川、平凉、华亭固原等地对汉族实施集体屠杀。据统计，甘肃宁夏两地，由于汉族居住分散难以结寨自保的原因，汉族被屠杀十分惨重，叛乱前甘肃有人口700万，汉族居主导地位，叛乱后不足300 万人，当地汉族起码有200万以上被屠杀。以下是陕西各县的杀人数字：整体而言，回民起义后，渭河两岸各县人口减少６０％，损失最惨的是临潼县，人基本被杀完。
  临潼县。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中国人口史》一书，列出了很多县的死亡情况，唯独对死亡最惨的临潼县没有提说。
  泾阳县。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战前一年的1861年人口17.7万，战后6.7万，战争中损失11万。
  兴平县。战前1861年18.4万，战争三年人口损失7.9万。
  户县。战前16.2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高陵县战前８万，损失4.8万。
  富平县，战前31.8万，损失20.3万。　
  三原县，咸丰十一年（1861）三原县人口21.6万人，损失12.3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回民起义前的1861年高陵县人口８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损失4.8万。
  大荔县（旧制），战前22.4万，三年后仅余72679人。损失67％。
  合阳县，战前29.9万，战后余14.6万，损失57％。
  澄城县，战前20.6万，损失60％。
  蒲城县，战前32万，损失64％。
  华州（现华县），战前17.8万，战后不到9万。
•   三、一些叙述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差距
  　　　　《心灵史》中，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来渲染和刻画马化龙的反清英雄形象，可是，真实的马化龙即使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标准去检验也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在历史上，马化龙曾经投降了清廷，对此，作者做了这样的说明：
  　　　　“他的降敌，不同于河州马占鳌的叛卖。在中国义军史上，降与叛是必须区分的两种行为。西北马占鳌、云南马现都是叛徒，他们调转枪口屠杀同胞——用人民的血染红自己官帽上的顶子。而宋景诗、李秀成、杜文秀、十三太爷马化龙都在绝灭之际有过形式上的投降，他们的所谓投降是战争规律，甚至是更深沉的牺牲。区别的界限在于是否于降后屠杀同胞。”
  　　　　然而，事实果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吗？
  　　　　在左宗棠之前的署陕甘总督穆图善给清廷的奏折中，有过这样的叙述：
  　　　　“伏查灵州回绅马朝清即马化龙，本系营弁，自宁夏郡城失陷，被逆回马兆沅逼胁，灵州变乱……”。后来，马化龙向清军就抚，并在这一过程中，竟然“设计将马兆沅杀毙”，又由于“擒斩叛乱陕匪”等功劳，于同治五年九月，被清廷“赏加副将衔”。
  　　　　马兆沅的详细资料我们无法看到，但他是一位甘肃回民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却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曾经影响过马化龙，并带领他参加起义的人，最后竟然被马化龙“设计杀毙”了。
  　　　　马化龙在投降之后还有多次屠杀自己同胞的事，上面那份奏折中还有这样的叙述：“至同治七年闰四月，该绅（马化龙）会同灵州兵役将著名刁匪马白哇、马晶中、马举擒获解送宁夏郡城，分别斩首枭示，曾蒙恩赏加提督衔。其同时获犯出力之马耀邦(马化龙之子)、马万选、赫壮图、马明起、赫忠义，均蒙分别赏给官阶虚衔。是年六月，该绅马朝清（即马化龙）派令穆生花、马振海、马忠海又将暗中结盟谋为不轨之杨生魁、冯学礼、白天风等一百余人歼死，解散余党。”
  　　　　拿马化龙的这些叛卖行径和河州的马占鳌相比，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并且，马占鳌直到左宗棠离开陕甘，也不过是个以游击补用的都司，三品封典，根本不具备佩戴“红顶子”的资格。而马化龙则凭借自己的叛卖，获得了提督衔的封赏，已经是一品大员了，千真万确“用人民的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顶子”，即使按照小说作者自己制定的标准，以是否在投降之后屠杀自己的同胞来检验，马化龙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卖者。
  　　　　马化龙在叛卖方面的做法和马占鳌如出一辙，只是马占鳌的叛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宣传和批判，而马化龙的这些叛卖行为，则一直被掩盖着，从未被人提及，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了人为地树立马化龙的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为了宣传上的需要而已。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宣传和真正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作者在书中说：
  　　　　“我决定——
  　　　　舍弃我科班毕业的历史系写史的方法，采用接近我的前辈——关里爷、曼苏尔、毡爷的写法，描述近日在哲合忍耶教内被记忆、被坚信的这些史事。这将意味着我删砍了自己这部生命之著的数十万言；这将意味着我要放弃对同治战争许多事件的发言权；这也将使我面临崭新的困难——熔历史、宗教、文学为一炉，同时接受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其实，采用什么方法来书写历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叙述的历史是否属实，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那么，小说所采用的这种新颖的写法所书写的历史，究竟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呢？
  　　　　书中写道：“据金积堡附近大阿訇杨怀真描述：仗，大约分三步打。第一阶段，清军由南线来，经滚泉沟攻金积堡，被哲合忍耶截击于强家沙窝，三年时光里回民占着上风。第二步，清朝公家从金积西南进兵，占黄河东岸，在红柳沟一带摆战场，由传说中的魏花脸为将。魏花脸，也许就是清朝文牍中的魏光焘，老百姓都说他被回民军打死在红柳沟的山上，魏营的土垣废墟沿山迤逦，至今清晰可认。第三次，清军从金积东北新界堡进攻，百姓们说，清军用的是‘机关炮弹’，大概是左宗棠使用四百万两外债采办的欧洲新式军火之一种。
  　　　　杨怀真阿訇回忆，‘机关炮弹像乌鸦一样飞来，然后缓缓落下，打在地上过一会儿才爆炸……’”
  　　　　我们不妨逐条看一看这些叙述的真实性。第一条，金积堡之役是从同治八年下半年开始，至同治九年岁末结束的，前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按照作者所写的情况，仅第一阶段就长达三年之久。即使清代的官书再不可靠，在这种重大事件的记录，也不可能在时间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出入。第二条，“清将魏花脸，很可能是魏光焘被回军打死”。经查，同治八年以后在整个金积堡战役期间阵亡的清军军官只有一人姓魏，此人名叫魏南华。在按照官阶大小排列的阵亡军官名单里，他的名字甚至排在最低级别的“尽先把总”的后面，只是一名“外委”而已，甚至不能算是正式军官。如此低微的官阶，当然不可能拥有由他掌管的营盘，更不可能担任一个方面的指挥了。至于魏光焘，则是左宗棠在陕甘期间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后来担任了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多种职务，由他指挥的牛庄之役，是甲午战争中极其惨烈的一战，老湘营也于此役之后谢幕，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魏光焘于1915年3月病逝于湖南家中，怎么可能提前四十多年前就在金积堡战死了呢？然而，在这位作者的笔下，连魏营的遗迹都清晰可辨，不由你不信。其实，小说中所有这些描写至少也是一个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错误，假如这位作者事前能稍稍翻一翻书，恐怕就不会在他的“生命之著”中这样信口开河了！第三条是所谓的“机关炮”，我们知道，即使在甲午战争中，晚清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由于经费原因也没有用上机关炮——当时叫速射炮，这一事实甚至被许多人说成导致北洋海军战败的原因之一。在甲午之前二三十年，军饷极其艰窘的陕甘清军竟然拥有如此先进的新式武器，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应该是不难想象的。可是，在左宗棠的所有文牍函件中，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其他晚清时期的任何文献中，也从来没有提到在当时有这种极为吸引眼球的武器存在。难道这种机关炮，只是在金积堡战役中稍稍现身，此后就一直被珍藏起来，严格保密，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即使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这样的情况下也依然被雪藏不用，这可能吗？这样的事实只能说明，所谓的机关炮，不过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杜撰罢了。但是，作者不仅将它写得生动具体、活灵活现，还加上了这样的注解，说它“大概是左宗棠使用四百万两外债采办的欧洲新式军火之一种”，为这种杜撰增添了一条旁证, 这种手法之荒唐,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仅有受访者的叙述，当然很容易令人怀疑，但是如果一位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科班”再在后面作出这样的补充，就令读者不能不信了，谁会想到，这位“科班”在他的“生命之著”中会如此的草率，根本不拿读者也不拿自己当回事呢？
  　　　　尽管只验证了这样一小段，但如此之多的破绽，足可以让我们充分体验一下《心灵史》这篇小说，在客观事实的叙述上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了
•   我只知道，同治回乱的时候，甘肃的汉人基本被杀光，种族灭绝……
•   看看塔利班就知道回教是什么货色
•   马一个。太长慢慢看。
•   都看了，张承志为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场不惜歪曲、阉割历史的真相……
•   十年前从一个由天主教改宗伊斯兰的同事（还好她不是哲合忍耶信徒）那看到这本书时，看几页就得停下来透透气，精神上的冲击太大了，但对相关史实了解空白，收获的只是对这个作者的强烈印象和关注。
  现在想收这书，重读，很感谢这里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的历史真实！
  其实，我觉得吧，从大西北到中亚西亚到日本……，作者寻找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一个精神印迹的呼应。
  我还觉得，汉民族光善良是真不行，缺了手腕和刚硬的善，真是死得没有声音，很可怕。
•   我看是你们不懂历史，美国人杀你家人、毁你家园、灭你种族，到最后还说你们保家为国倒成了恐怖份子，太无知了
•   我就是回族，而且是哲合忍耶，张承志写的没错，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请大家学习真理，不要把错误和缪论当知识学习
•   楼上, 回民如果只反清朝官府没有大问题, 可问题是他们主要屠杀汉族老百姓, 那么遭到镇压还有什么委屈的? 还要感谢左大人对回民网开一面啊.
•   你又对历史了解多少呢？你所知道的历史还不是从官方来的？历史不是人写的？少在这拿历史当幌子，为什么会有塔利班？还不是因为美国人逼得？你在家呆着，我跑你家抢钱抢人，你发现会是反应，拱手让我走？连这样的因果关系都搞不明白，还在这长篇大论，每一个人，每一个朝代都是遮自己的丑行，说对自己有利的言论，这就是官方论断，我来问你，唐朝几乎是一个淫乱的朝代，也没见史书上光明正大的写出来！真相是什么，真相自在内心，一个民族的内心，一个王朝的内心，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他知道的都是真相，所以少在这里拿一些他人的作品和看法来给自己做理由，那是多么的愚蠢与无知！
•   楼上不要陷入虚无主义，如果你的说法站得住脚，那你还说什么呢？你不是别人，怎么知道别人说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