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托姆短篇小说选
出版时间：1998年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特奥多尔•施托姆 译者：孙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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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托姆的小说作品，平实浅显，颇有诗意，通常带着朴素优雅的格调，其内容既不惊心动魄，其风格亦非别开生面，但却自有种温和、谨慎、含蓄的精神禀质，贯穿于那些精心设计的语句之间，它犹如淡淡的芳香或清薄的甜味，只有静心体会的人才能从中获得持久的享受。
阅读这些中短篇故事，可以发现，这位小说家习惯以剪切分段的方式，让故事按时间顺序跳跃展开，在叙述的删冗除赘上颇下功夫。对于景物、行动和感情，他都力图表达得清晰确切，绝少加以议论，只运用具体场景和情节本身来传达内容，体现出了一位十九世纪作家对故事精纯形式的自觉追求。
爱情是他最感兴趣的题材：孩童时纯真无邪的相伴，少年时浪漫真挚的迷恋，成人后深沉婉转的爱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他各个作品中。他的笔墨总是乐于为之挥洒。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他持续探索着其中的幸福、酸楚、感伤、温馨，仿佛这是人世间最激动人心、最耐人寻味的东西。
但有趣的是，这些感情都很温和，往往真挚有余而热烈不足，可谓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它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社会既定秩序和礼仪，幽静中透着委婉，只给灵魂带来层层转折，却从不触及思想和理性，而且无论境况如何改变，它们都保持着一份优雅的含蓄。——每当现实妨碍情感的发展时，主人公们首先选择的便是柔顺地让步，默默忍受既定的一切，仿佛那是生活本身的意旨，而非我们自身所能改变。
于是，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我们看到的喜剧和悲剧无不带着安宁平和的气息，人物安份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野心，没有痛苦，最多只是有一点点焦虑。事实上，就连这一点点的不安情绪，施托姆也感到颇为棘手，他只在《安格莉卡》里稍微接触了一下，后来就再没回到这种困虑惶惑的角色上来。
就其禀性而言，他更倾向于让男女主人公处于相对宽松的状态，有一定的财产和地位，甚至不排斥富裕和显贵，生活往往优裕从容。很明显，与歌德一样，施托姆也认为地位与修养是对应的，一个人地位越高，通常也就意味着他的修养越高，思想越开明，人性越完整。
在他笔下，男主人公往往稳重矜持、感情深挚，属于那种有社会地位、富有责任感的男人，身份通常是学者、律师、医生、艺术家、富商以及受尊重的技术师傅。至于女主人公，她们或温柔，或活泼，或端庄，或任性，骨子里都有一份娴静优雅，总是抱着隐忍知足的态度，从不索取什么，听任命运给她们带来幸福、遗憾和悲伤。
在这样的设计按排下，爱情自然可以纯真浪漫、富有诗意。男女主人公们在树林里漫步，在庄园里生活，他们唱歌跳舞，划船溜冰，还有机会采草莓、野餐、捕蝶、养鸟，以及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整个生活充满了纯朴的乐趣。
至于这些故事里的“挫折”，通常只是与恋人的疏离。这疏离颇为微妙，导致的结果多种多样，构成了全部戏剧性的根源：有时它会发展成生死离别的悲剧，如《在大学里》，不过仅此一见；有时它则演变成忧郁哀伤的隔绝，而这隔绝既可以是哀伤而遗憾的，令人终生难以释怀，如《茵梦湖》，也可以是忧郁而惘然的，仅给心灵留下一份温馨感人的记忆，如《一片绿叶》；有时，这疏离还会转进一层，从其自身中生长出新鲜的爱情，仿佛人们因为它而更好地认识了彼此，从而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如《三色紫罗兰》、《迟开的玫瑰》、《来自大洋彼岸》以及《演木偶戏的波勒》。
正因为情节发展是如此温和、谨慎，所以，无论结局是幸福还是悲伤，在多数情况下，施托姆都能让主人公们保持体面与尊严。他们轻松跟随着理性的指引，绝不会因为爱的戏剧而迷狂，一切危险过激的情感都与这个世界无缘。
透过施托姆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封闭、缺少变化、节奏平稳的社会，在其间，既没有财富的炫耀和铺张，也没有人性的粗野和卑俗，一种中上层阶级的安宁、含蓄、富有教养的美好氛围笼罩了一切。
各色人物在其间各得其所，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局限于个人生活，从来不会牵扯出社会问题，即便偶有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不合理，作者也以一种平静从容的态度去表现，绝不深入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
也许施托姆本身并没有错：如果他把下层民众看作是某种品质欠佳、需要提高的生命（《在大学里》、《双影人》），把有色人种看作是某种缺少文化、有待教育的种族群体（《来自大洋彼岸》），那他也只不过是在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来处理素材。考虑到他还为这些“边缘人物”注入了美好的品质，或许在当时，这对于改善读者的偏见还是有所帮助的。
只是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一切就显得太荒谬、太糟糕了。
我们在此看到的已不仅仅是施托姆的界限，甚至还有他所抵制的东西，或者说是他所歧视的东西。——一个混血的有色人种女子，在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培养之后，不仅无法与其母亲沟通，而且无法容忍原住地人们的粗野恶俗，最后居然迫切需要白种人去拯救。在《双影人》里，下层人的境遇如此糟糕，头脑如此缺乏理性，以致他们不犯错都不行，尽管他们的爱情比中上层人士来得炽热和迅速，但却充满了负面情绪，有时候表现得简直如同酒鬼或疯子。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双影人》里，叙述者（间接代表了作者）认为最好对一位有身份的女士掩瞒她父母卑微、混乱、凄惨的人生经历，因为这一切差不多是极不体面的，只会给心灵带来痛苦和纷乱。
事实上，被施托姆划到“社会主流”范围之外的群体，恰恰是需要支持和帮助的群体，或者说，正因为大多数人都持施托姆那样的态度，才最终导致了那些弱势群体的抗争。——十九世纪的欧洲充满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小说题材也在不断拓展，把施托姆的作品放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会惊讶于它们如此与世隔绝、漠然超脱，以至于评价事物的标准都出了问题。
更进一步来看，在象《茵梦湖》、《安格莉卡》、《在大学里》这样的爱情故事里，男主人公的行径和性格也很有问题。
这些男人都很内敛。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对女主人公负有责任，更谈不上为了她们去与现实抗争。他们在生活面前保持矜持，沉稳地等待女主人公投入怀中，而如果她们选择了别人——无论是自主决定还是迫于现实——那男主人公就会感到委曲和痛苦。于是，在作者的按排下，他们出于各种理由在对方面前晃来晃去，好象要借以前的感情来折磨负心的恋人。这难免会让我们有些反感。尽管作者设计得很小心，仿佛一切都是出于无心巧合，可客观上，女主人公总是在亮处承受着移情别恋的压力，而男主人公则在暗处扮演着痴情种子的角色。
在这种小小的神经质的戏剧里，施托姆可能没有想到，他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情场上的竞争对手，反而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象《茵梦湖》里的埃里希，热情又能干，不会把感情深藏在心里玩味，而是大大方方地与人交流，这与男主人公赖因哈德老是待在房里搞学术、爱做白日梦、从不跟女友联络交流要强得多。细读小说，会发现赖因哈德从小就是那种性格。当女伴受老师批评而他对此气愤异常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去写诗，把情绪都发泄在纸上。这种禀性后来日益发展，人物变得越来越内敛压抑。很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原因，伊丽莎白的母亲才放弃了他，而让女儿嫁给热情开朗的埃里希。至少我认为这种选择是富于生活智慧的，远比作者所失意的那种结合要明智。
而《安格莉卡》里的埃尔哈德，个性之抑郁多虑，似乎比赖因哈德更甚，他不仅不能照顾别人，甚至还需要别人去照顾他，相形之下，那位作为情敌的医生显然更适合女主人公。再如《在大学里》的木匠克里斯托夫，敢作敢为，充满正义感，正是洛蕾的理想伴侣，可惜洛蕾已变得有点“包法利夫人”化，再加上男主人公总是袖手旁观，还自以为一往情深，结果导致了悲剧。
概括地说，这些男主人公品质上被精心掩饰的缺陷，恰恰反映了施托姆对男人人格上自私和软弱的过度容忍。一旦确认了这一点，再来审视那些浪漫的故事，我们不禁要怀疑，那些以客观语调加以表现的情节，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它们难道不是出自一位性格懦弱而又感情过剩的男人的幻想吗？他依靠这种感伤的结局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在《茵梦湖》最后两节里，伊丽莎白的泪水、手势、行动以及那支言片语，真的就是赖因哈德所理解的那种意思吗？
针对施托姆创作意图的这些疑问和责备，是由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生发出来的，换句话说，施托姆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无意识地包容了反对自己的声音，从而使这些小小的作品有了某种丰富性，能够激发我们的阅读兴趣。我想，这正是他在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变迁中依然值得被阅读的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很明显，他的创作方法造就了这一点。
在创作上，他很客观，也很谦逊，总是尽量贴近生活，尽量去理解和把握那些人物，仿佛要对每个角色的言行负责。事实上，他按照时代生活的现实逻辑来设计这些故事，叙述上始终保持冷静和准确，无论抒情、写景还是情节设计，都坚持合乎现实标准，仿佛希望由此让读者相信，这些故事就发生在他们的生活里，是完全经得起检验考察的。
由于他的观察力和感受力是如此不凡，而他又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视角达到理性客观的水平，所以他在塑造人物、描摹命运上没有受到太多主观意识的蒙蔽，从而出现了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是艺术对其虔诚信徒的额外奖赏。
- 吉祥如意大哥的评论总是写得很实在。对文本的叙事分析功夫还是了得。
- 言不尽意，总留有遗憾，只能算是自己已经读过了这些作品。
- 每读吉祥兄的评论，总令我有所受益。看来是读得用心，写得也用心，真的是“只有静心体会的人才能从中获得持久的享受”！
- 对朋友的肯定，常常觉得受之有愧，因为花得时间还很不够，不过生活永远是种缺憾。
《战争与和平》有八种译本吗？应该不会都是中译本吧。这部巨著的最后部分，象“尾声”第一部的头四章和整个第二部，那些关于历史哲学的内容，也能背诵吗？ - 哈哈……你觉得尾声的第二部，也就是12章50页还在话下吗？
八种译本全是中译本，当然不包括英、法译本了。 -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作家，您的书评风格很近于传统文学史的写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