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最佳纪实文学

出版社：丁晓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05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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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晓原，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2000年晋升为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国语言文学一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书籍目录

纪实文学的时空维度和价值要素(序)2011·中国外交空前行动北京风暴探秘火山口上的温州一个村落的乡民口述史大学生从军报告青樱桃，红樱桃银发打工者相亲记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美丽的天亡心远开国林垦部长

章节摘录

纪实文学的时空维度和价值要素丁晓原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非虚构等称名及其相关的文体话题，近年来论议颇多，甚至还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也说明，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或当下主要包括报告文学的纪实文学，并不“沉寂”和已经“走向衰落”。今年八月，《深圳商报》记者谢晨星，根据《红岩》杂志社“红岩文学奖”计划取消报告文学单项奖的新闻事由，采写了《报告文学是否走向衰落？》的访谈，谢晨星以“新媒体冲击报告文学”，“批判性大大减弱”、“数量虽多精品却少”等为基本的视点，表达了记者判断的取向。谢晨星所说三点，虽是实情，但不足以此来判定报告文学走向了衰落。在我看来，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纪实文学，非但没有衰落、沉寂，而是活跃而热闹的。我们评价报告文学，基本的做法是应该回到报告文学存在的现场，在贴近中发出真实的声音。社会转型的深化，生成了现实的多向开放。我们不能用文学中心时代留存的文学批评心理定势，观察、评价边缘化的文学。现实决定文学存在。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体。现实的无限丰富与复杂，需要报告文学记写；多变多质、跃动不居的生活，又成为这一文学样式发展的直接源头和永动力。读者对于纪实文学的持续需求，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这为纪实文学的发展导入了不可或缺的读者市场因素。当然这些情况不能直接推导出纪实文学的必然繁荣的结果，更不能说明纪实文学创作的高质量。“数量虽多精品却少”确实是纪实文学的现实，但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真实。一我在这里使用纪实文学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为人非议的指说。其实，满足一定的逻辑前提，这是一个很清晰的范畴，并不应该有歧义。纪实文学作为一个“类”和作为报告文学一种“体”，大小有别，它们之间具有属种关系。显然报告文学一体只是纪实文学大类中的一种。使用纪实文学这个指称，言者如我是有逻辑指向和重点的。通常而言，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文学，而80年代以来的历史报告文学的泛化，使得这样的诠释陷于某种尴尬。我们可以说，董汉河《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钱刚《海葬》等历史题材的纪实作品，为历史报告文学，因为这些作品其现实的意旨是很明显的，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特殊对话。但是，我们却很难说王树增的《1901》、《1911》等作品就是报告文学。如果说是报告文学，那也是一种“非典型”的报告文学。因此，从学理的逻辑看，将这样的作品统说为纪实文学，或可避免文体命名方面的尴尬。所谓历史的报告文学，其重要的意义是表示纪实文学叙写空间的开拓。当然，纪实向历史的开掘是有限的，失范的历史纪实必然会使纪实走向它的反面虚构，而虚构无疑就取消了纪实文学。在我看来，大致规范的历史纪实写作，其基本的要求是主体在还原历史存在时是“够得着”的，无需以虚构再造历史。这种“够得着”首先在叙事对象的时间上是适度的，大致而言这种适度的时间为百年上下。其次在具体的写作中是可纪实的，即历史的存在具有切实的史料、文献记载；作者可以通过采访与过往存在具有关联的人物，走近历史，再现历史；作者还可以通过踏访历史遗存，感知当年人与事活动和发生的现场。2012年历史纪实一如既往地在纪实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份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熊光炯《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不是一般的教育史叙事，作品以名副其实的“教授村”切入，以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串联诸多的叙事要素，将“教育世家”的本体叙事与百年中国史大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造了历史纪实的宽度。李青松《开国林垦部长》是一短篇，采用的是历史小叙事写法，饶有滋味的细节和场景，呈现了开国部长可敬可爱的精神形象。这些作品，各有特色地体现了“够得着”、可纪实的历史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规范。二近年以纪实文学、非虚构置换报告文学的另一个背景，可能与说事者对报告文学文学性不足不满有关。当然，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性，我们不能以小说的文学性要求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我们似乎也很少讨论小说的文学性。但既为文学，报告文学就应该满足文学的一些基本的要求。文学与新闻的最大不同是，文学的表达更强调主体的个人性。新闻的报告文学常常成为为一种模式写作，文学的滋味流失；文学的报告文学需要强化主体的文学思维和写作的文学元素。我并不认为置换称名就能解决报告文学文学性不足的痼疾，但非虚构所要求的主体对于客体的体验、纪实文学对于文学性的强调，都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实际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作家的文学思维、文学能力直接关联。《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是李迪采访公安部“清网”行动的受命写作。通常此类写作新闻的意味较强。而李迪的作品题目就显示他思维的文学惯性。这一题目既贴合了作品内中的细节，又酿造了作品某种叙事基调。在抓捕的故事演进中，进行真切的人性观照。作品的尾声，“模糊的泪眼，仿佛看见那顶草帽，随风飘荡，落入深谷。紧跟着，响起凄绝悲怆的歌——妈妈，那顶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就像你的心失去了，我再也得不到……”，竟是这样地摄人心魄。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优势已不明显，如何优化其文学性的表达，形成非虚构自在的文体魅力，《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等作品，会给写作者以有益的启示。三我不是报告文学的取消主义者。报告文学不会消亡，自然这一文体也不可能人为取消。我只是认为，在纪实文学类中的报告文学这一体，它具有自身独特的体性特质。这样的体性特质决定了报告文学的特异而重要的价值。在我看来，基于非虚构的现实品格，是报告文学文体的核心价值，是报告文学之谓报告文学的文体支撑。这是报告文学的文体常识。但常识有时是最容易遗忘的。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最缺失的就是现实品格。报告文学的现实品格，要求作家能主动回应社会的关切、介入现实、呈现真相。何建明是一个高度重视报告文学现实品格的作品。《三牛风波》是对现实作出快速反应的有为之作，揭开风波，还原真相，在贴近对象中，反思风波。《国家》是现实大叙事作品，将2011年从利比亚撤侨这一“中国外交空前行动”，作了详尽的跟进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将更为凸显。具有现实品格的报告文学，不能只为评奖而只写作“主旋律”的作品，还要触及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反映现实的原生态。报告文学不能只写成功的、发达的，也要写失败的、落后的，写出完整的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特别看重2012年3月《文汇报》“乡土中国”推出的关于乡村的“口述实录”。作者曾维康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报告文学的领地中是一个新人，或许这样的写作在其人生中只是一种“穿插”，但是作品对乡村实生活的朴素叙说以及蕴藉其中的思考，在一些专业或成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那里是不多见的。具有现实品格的报告文学，不仅要呈现有意义的当前生活，还要能对报告对象作出理性的深刻的解释，也就是说作品需要具有思想的力量。现在的报告文学较多的是一种“平面写作”，作者不注重或没有能力对写作对象作深度的思考，少有主体性的思考。深刻的、新颖的思考有赖于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知识背景。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日常的今天，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具有更强更深的思考力，对于报告对象尽可能给出新的解释。在现在活跃的一线报告文学作家中，陈启文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在场主义写作者。他不仅在叙写客体的现场，也在思想的现场。《北京风暴》是2012年体现报告文学现实品格的一个样本。“7•21”北京暴雨事件是一个重大的当下题材，但少有报告文学加以具体的记写，更很少有反思意味很强的作品。陈启文在灾后深入现场，以自己的方式观察、思考、呈现事件。作品不仅记录暴雨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讴歌救灾中的英雄，更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在陈启文看来，可以说“一场暴雨检验公民社会的成色，如暴雨中闪光的‘北京精神’”，“但比这更重要的还是北京‘7•21’暴带给我们的是集体震惊和反思”。在“充满了人性温度的故事或细节背后，还有人性的另一种拷问。拷问的其实不是人性，而是制度。制度也是有人性的，有温度的，又如何让我们的制度进一步人性化？”这样的思考不是多余的，而是必须的。报告文学应该具有这样的品格。2012年12月写于虞山尚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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