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法】托克维尔 译者: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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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可以肯定,我现在发表的这本书并不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早就有人栩栩如生地写过,我不想再去重复。这本书是对这场大革命的研究。1789年,法国人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民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最大努力,把自己的命运一分为二,把过去与将来分隔在一道鸿沟的两边。为此,他们小心谨慎,害怕将以往的东西带到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要把自己塑造成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模样。他们全力以赴地要让自己焕然一新。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这项极为独特的事业中,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与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相比,要小许多。我坚信,他们在无意识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甚至可以说,他们正是使用这一切去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残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即便这并不是他们情愿做的事情。因此,如果想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就需要暂时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国抛诸脑后,而去考察那早已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我在这里想要做的就是这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与我想象中的相比,更加艰苦。有关君主制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知道了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也清楚了其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但对18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花心思同样地、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自以为对18世纪的法国非常了解,是因为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闪耀在它表面上的那道光芒,是因为我们手中有当时最杰出人物的历史细节,是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早已让我们对18世纪那些声名赫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耳熟能详了。但是,对于当时处理事务的具体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状况、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准确地位、被人视若无睹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到其舆论风尚,我们拥有的都不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甚至往往是错误的认识。我想要深入到的,是旧制度的心脏。它同我们在年代上离得非常近,只是因为大革命,才将之与我们分隔开来。为达到目的,我不但重新阅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相当数量不怎么知名也不应该知名的著作,这些著作算不上精耕细作的作品,却更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我仔细地阅读了全部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夜,在这些公共文告中,法国人尽情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议和后来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就此为我提供了相当多的启示。对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我进行了重点的研究。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之多,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体现了它的最高愿望,也真实地反映它的终极意志。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献。但是,我认为它还不够。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梦想、痛苦、利益和情绪,早晚有一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在大量翻阅了政府档案之后,就能够对它的统治手段形成一种准确的概念,也可以很快地清楚整个国家的状况。今天,倘若我们将当时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无以计数的密件,全部让一个外国人去看,他对我们的了解,可以很快就超过我们自己。读者将会看到,在18世纪,政府的权力已经非常地集中,极为惊人地强大而活跃,它不断地资助、阻止或者核准某项事业。它的各种承诺和给予都同样地多如牛毛。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施加其影响,既要主持方针政策,也要插手于每家每户,甚至是每一个人的私生活之中。它从来就没有表现出任何张扬的习性,因此,人们在它的眼前也敢于暴露出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用了很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果然,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在那里,我发现了最为鲜活的旧制度,它的思想、激情、偏见和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使用着自己的语言,暴露出他们隐藏得最深的思想。我从当代人从未看见过的这些资料中,得到了他们所缺乏的与旧社会相关的许多概念。随着这项研究的逐步深入,在当时的法国,我十分惊讶地看到了多如牛毛的今日法国的突出特征。从中,我发现了很多原本认为是来自于大革命的情感,发现了很多我原本认为只可能来自于大革命的思想,以及只可能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不时地触及到那些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古老土壤中今日社会的脉络。越接近于1789年,我就能够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精神是怎样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全部面貌慢慢地在我眼前逐一展开。它已经预示了它的性格和特点,这就是它自身。在这里,我不仅仅只是发现了革命在它开始之时所作所为的原因,甚至还发现了它的长远目标的预兆。大革命有两个大相径庭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法国人仿佛想要将以往的所有东西全部予以摧毁;在第二个阶段,他们又想要将已经被其抛弃的东西部分地予以恢复。1789年,在旧制度里有相当部分法律和政治习惯突然消失,又在几年之后重新出现,就像有些河流隐埋于地下,又在不远处重新出现,让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的却是同样一条河流。在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中,其主要目标是想阐明,这场几乎是在整个欧洲同时筹划的伟大革命,为什么其爆发的地方只是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它仿佛只是自发地滋生于它将要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为什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从思想上而言,我正在进行的这本著作并不应该到此结束。假如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的目的是穿过这场漫长革命的上升与下沉、繁荣与枯萎,去追踪这些法国人——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旧制度下和这些由旧制度养育的人们亲密相处——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变化、改造,但其本质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不断地反复出现在我们眼前,即使其面貌有所改变,但始终都能够轻易地加以辨认。首先,我要和他们共同去经历1789年开始的那个时期,在那时,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同时充满了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但想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也想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制度;不但想要摧毁种种特权,也想要创立种种权利,并确认其神圣性。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即便它有各种错误,人们依然会世世代代纪念它,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还会让一切想要侵蚀或奴役他人的那些人寝食难安。在对这场大革命的进程进行简明的梳理时,我想要说明的是:同样是这些法国人,他们究竟是因为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过失,而最终摈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记了自由,只想着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从。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为强大、也更为专制的政府,是以怎样一种方式重新夺取并集中了一切权力,废除了人们付出如此昂贵代价之后换取的全部自由,只留下有名无实的自由的表象。这个政府是怎样将选举人的普选权贴上了人民主权的标签,而选举人则因为不了解真相,不能共同商讨,也没有选择的可能。它又是怎样将议会的屈从和默许无限地放大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解除了国民的自治权,撤销了权利的各种重要保障,取缔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全部都是在1789年所取得的最宝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竟然敢于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我标榜。我一直写到大革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它的业绩、新社会也已诞生之时。然后,我将对这个社会本身加以考察。与过去的社会相比,我要努力区分它在哪些地方类似,在哪些地方不同,在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将努力于推测我们的未来。这本书的第二部已经写出了部分草稿,因为还不够成熟,暂时不能公之于世。我是否有精力去完成它?有谁能弄得清楚呢?与民族的民运相比,个人的命运更其模糊难测。我希望在写作这本书时能够不持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可以没有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及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居然可以无动于中,这是绝对难以让人容忍的。我承认,在对旧社会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时,我从来就没有将新社会置于一个完全无关的境地。我不仅仅只是要清楚病人的死因,更要清楚怎样才能够让免于死亡。我就像一个医生,尽力在每个坏死的器官里去寻找生命的规律。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描绘出一幅格外精准、同时又能起到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从先辈身上发现某种我们已经丢失,然而又是必须的坚毅刚正的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喜爱、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将之突显出来。同样地,每当我从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发现吞没过旧社会,直到今天依然煎熬着我们的某些弊病的陈迹时,我也会特意地加以揭露,便于人们清楚地分辨出它们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刻地认识到,它们仍然有可能在我们身上继续作恶。我声明,为达以上目的,我不惜得罪任何人,无论其是个人、阶级,或者是舆论、回忆,也无论其是多么让人敬畏。我在这样做的同时总是带着歉意,但从不因此而感到内疚。但愿那些因了我的缘故而感到不快的人,在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时,可以对我有所宽恕。也许有很多人会对我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一种对自由极其不合时宜的热爱进行指责,他们欲要使我相信的是,在法国,现在根本就没有人会关心自由。我真切地希望,那些对我进行责难的人能够考虑到,我对自由的热爱是很早之前就已经拥有的品质,它并不是来自于今天。20多年之前,在谈到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完全复制了人们现在将要读到的内容。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可以明了三条十分显著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被一种无以名状的力量所驱使,人们虽然有控制或者减缓它的可能性,但却无法战胜它,它有时是轻轻地、有时又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在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以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好正是那些贵族制已经不复存在和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任何地方,与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相比,能够超过其在上述社会中的危害。因为与任何其他政体相比,专制制度更多地助长了这种社会所特有的各种弊端,这样,就推动着它们跟随其原本的自然趋势,逐渐地朝着那个相同的方向发展。在此种类型的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在此种类型的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原封不动、稳如泰山的,每个人都心如悬旌,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地向上爬。这时,金钱成为了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志,它同时还具备了一种特殊的流动性,它在人们手中不断地转换,不断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处境,使其家庭地位升高抑或降低,因此,几乎没有人不曾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喜爱、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一时之间成为了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在所有阶级之中传播,甚至深入于历来与之没有任何瓜葛的阶级中,如果对其不加阻止的话,很快就会让整个民族委靡不振、自甘堕落。然而,就本质上而言,专制制度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让人意志颓丧的感情对专制制度有着莫大的好处。它让人们的思想脱离于公共事务之上,使之在想到革命的时候,就会全身心地颤栗,只有专制制度才能为他们提供秘诀和护佑,使那些贪得无厌的心灵肆无忌惮,对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行为听之任之。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类感情也许依然会变得强烈;而有了专制制度,它们就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反,只有自由才能够在这类社会中,同其固有的各种弊端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从这道斜坡往下滑。实际上,只有自由才能够让公民摆脱那种孤立无助的境地,推动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导致了他们生活在一种孤立的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够让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比一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公共事务中,需要的是相互之间的理解,让对方清楚自己的想法,友善地对待他人。只有自由才能够让他们摆脱对金钱的膜拜,摆脱庸常生活中个人琐事的烦扰,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意识到、感觉到,祖国的利益超过一切,祖国就在眼前。只有自由才能够无论其在何时何地,都以更强烈、更崇高的感情取代对一己幸福的沉溺,让人们拥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雄心壮志,并且创造知识,让人们可以轻易地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有可能会变得富裕、文雅、华丽,以至于辉煌,并因为其普通百姓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忠厚商人和值得敬重的产业主,甚至还能够见到杰出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光则立足于最腐朽的时尚中,在最败坏的政府下,造就出杰出的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曾经就充满了这种杰出的基督徒。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你绝对不可能在此类社会中见到伟大的公民,特别是伟大的人民,我还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只要平等同专制穿上了连裆裤,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就永远都会不可遏制地下降。我在20年以前想要说的就是这些。我认为,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改变当时的思想。当自由备受欢迎之时,我表达了我对自由的赞美;当自由受到抛弃之时,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赞美,对此,人们想必不会嗤之以鼻。此外,请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就算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我的大部分反对者的分歧,也许要比他们自己认为的小得多。一个人,如果他所属的民族有着擅长于享用自由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却生来就低三下四地仰仗于某个同类者的好恶,而不去遵从他亲自参与订立的法律,我们不妨问一问,这样的人称得上是一种什么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其实并不真正地存在。就算是专制者本人,他也从来就不会否认自由的美好,只不过这种自由是只有他才配拥有的。对这一点,大家并没有多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而言,人们对专制政府的喜爱与他们对国家的轻蔑保持着彻底的一致性。要想让我也紧随这样一种潮流,恐怕绝非指日可待的事情。可以丝毫不带夸饰地说,我现在发表的这本书算得上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其中一些章节即便很短,却用掉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
内容概要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力求不带任何偏见,力求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以事实判断作为价值判断的前提。“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人们发现,革命何以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希望往往蕴含着更大的危险。它颠覆了所有人对革命的“常识”。
中国正处于另一个十字路口,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日益浓烈。对变局和改革不能没有思想准备和危机意识,“改革”中如何避免“革命”,民主和平等都需要自由来支撑。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译者:宋易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他出身于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卷 第一章——大革命爆发时,人们对它有不同看法 第二章——人们过去认为, 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特权和削弱政治特权,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章——为什么说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所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由是什么 第四章——整个欧洲几乎拥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濒临崩溃的 第五章——法国大革命的独特成就是什么 第二卷 第一章——法国人民为什么比其他国家人民更憎恶封建权利l58 第二章——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而非大革命和帝国的成就 第三章——今天的政府管理监督体制,也源自旧制度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仍然是源自旧制度 第五章——中央集权制建立在旧制度的框架上,而不是推翻重来 第六章——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第七章——法国何以在欧洲成为特例:其首都汲取了整个帝国的精华而力压外省 第八章——法国的民众同化度最高,近乎千人一面 第九章——千人一面却又彼此冷漠, 他们是怎样被切割成比过去更多的陌生小团体的 第十章——政治自由的沦丧和社会各阶级的彼此分离,它们怎样引爆了摧毁旧制度的大部分弊端 第十一章——旧制度下的自由包括哪些类型,它们对大革命有什么影响 第十二章——社会文明有了全方位的进步,为什么18世纪法国农民的生活还赶不上13世纪 第三卷 第一章——18世纪中期, 文人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家的原因及其后果 第二章——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非宗教倾向何以造成了一种普遍居优的激情,它对大革命的特异性又有怎样的影响 第三章——为什么法国人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第四章——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繁荣反倒加快了大革命的进程 第五章——为什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反倒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政府对人民实施革命教育的几种方法 第七章——为什么一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引发了政治革命,它的结果又会如何 第八章——大革命是怎样从过去的事物中自动产生的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18世纪,教区官员的名称和数量因其所在的省份而有所不同。从古老文献中我们得知,在地方生活活跃时,官员数量增多;地方生活停滞时,官员数量减少。在18世纪的大部分教区里,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征税员,另一种是理事。一般情况下,他们由选举产生,或被认为是选举产生。但他们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工具,而非社区的代表。收税员根据总督的直接命令征集人头税。理事受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代表后者处理有关公共秩序或政府的全部事务。当事情关系到自卫队、国家工程和一切普通法的执行时,他就成为了总督代理的首席代表。 如同前面所述,领主被排除出了政府的所有事务。他不再监督和协助,此前,对这些事的过问维持着他的力量。随着其力量的逐步削弱,他已经不再这样做。如果现在邀请他参与这些事务,反而是对他自尊心的伤害。他虽然已不再统治,但其存在和他的种种特权却对教区有所妨害,以至于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教区管理机构,以取代其统治。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独来独往、得天独厚的特殊人物,他在教区里破坏或者削弱了一切法规的权威。 正是由于他的原因,那些富裕而有知识的居民都陆续逃到了城市,教区内除了领主以外,剩下的就只有无知而粗俗的农民,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能力领导和治理公共事务。我在下文中将对此详加论述。蒂尔戈说得对: “教区就是一片茅屋和与茅屋一样被动的居民。” 在18世纪的行政公文里,触目所及都是人们对教区征税员和理事无能、迟钝、愚昧的怨言。大臣、总督、总督代理以及贵族都对其抱以怨言,但却没有人追究其原因。 直到大革命之前,法国农村教区在其管理制度中,仍然保留着一部分其在中世纪的民主特色。在选举市政官员或讨论公共事务时,村里的钟声便会响起,让农民到教堂门廊前相聚,穷人和富人一样有权出席。当然,在会议上,既没有真正的磋商,也没有投票表决,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为此,一位特别请来的公证人会收集各种不同的发言,保存在会议纪要中。 如果把这些徒有其表的自由和真正自由的缺失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即便是最专制的政府,也会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相结合,既压制了人还要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教区的这种民主会议虽然可以充分地表达各种心愿,但和城市政府一样,它却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当别人让它张嘴时,它才能说话,因为只有在得到总督批准,并且如同当时的人所说般,需要身体力行地“服从尊愿”,才能召集会议。就算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它同样不可以自作主张,不能出售、购买、出租、申辩,除非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如果想对被风损坏的教堂房顶进行修补,或者重新翻修本堂神甫住所坍塌的墙垣,都必须得到御前会议的裁决。距离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和最近的教区一样,都得服从于这种规定。我曾看到一些教区请求御前会议,批准其25里弗尔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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