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通史（套装12册）

出版时间：2013-2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炯，邓绍基，郎樱等 编  

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通史（套装共12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

书籍目录

《中国文学通史·第一卷》目录： 总序 古代文学绪论 第一编先秦文学 第一章中华原始社会的文学 第一节原始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起源 第二节古代神话和传说 第三节神话的宝库《山海经》 第二章书写文学的萌芽和散文的开端 第一节夏商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概述 第二节文字的产生和书写文学的萌芽 第三节散文的开端 第三章《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 第一节周代礼乐文化发展概述 第二节《诗经》的性质与分类 第三节《诗经》作品的产生时代 第四节《诗经》的结集 第五节《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第四章战国时代文学的繁荣 第一节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化大发展 第二节战国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 第三节战国时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及特色 第五章史传散文 第一节史传散文的兴盛概况 第二节编年史的杰作——《左传》 第三节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实际上，文本的性质是由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争论，随着《诗经》在先秦时代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及其结集、流传的历史逐渐被廓清，对于《诗经》文本性质的认识也逐渐达成共识：《诗经》作品不是民歌，它是为了满足仪式配乐和仪式讽谏的需要而创作和采集的各种乐歌，周代礼乐制度下的各种典礼仪式就是它赖以产生、存在、传播的温床。 《诗经》作品的产生依赖于仪式和音乐，因此，自古流传下来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四分法，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些诗歌不同的音乐属性与社会功能，他们的产生都与音乐相关。具体而言，“风”指声音、曲调。声音、曲调有清浊之分、方域之别，所以“风”字之前多有“清”、“土”、“卫”等词以作限定。与雅、颂之音相区别的“风”，指王畿之外各地的乡乐、土风；而《诗经》中的“风”，则指那些配合乡乐、用方言来歌唱的十三国风的歌辞。这些与乡乐配合而歌的“风”，虽然经过王室乐官雅言化的加工处理，在文词、音韵上表现出了统一的倾向，但其浓郁的地方色彩仍当通过音乐与歌唱表现出来。季札观周乐，闻其声即知其名。他之所以能如此，音声曲调的地域性差异当为最主要的原因。 《诗经·国风》中的“二南”，是“乡乐”中伦理地位比较特殊的一个小类。它们本是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岐南采地的乡乐，周公制礼作乐时取之以为王室房中之乐、燕居之乐，被称为“阴声”，具有“杂声合乐”的特点，与雅颂仪式之乐不同。东周以后，“二南”地位上升，成为王室正乐的组成部分，被用于正式的仪式场合，配乐之歌就是现存的“二南”诸诗；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二南”之乐的产地亦由岐南移到了东周畿内。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周公、召公取以为《风》的《周南》、《召南》，指流行于周、召二公采地的乡乐，与《诗经》中作为东周王室乐歌的“二南”虽有联系，但在时代、地域、性质以及伦理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以往的诗经学研究者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这才使“二南”问题成为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引发了无数争论。 “雅”的得名，最早当与一种名“雅”的乐器相关。据考证，雅是一种大鼓，而鼓正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上下通用的乐器之一，其使用范围正与雅乐相合。而周人总是以夏人后裔自诩，“雅”与“夏”在声音上的相通，使本为乐器之名的“雅”具有了指代中原正声的文化意义。“雅者，正也。”“雅”由此成为以中原正声为基础的朝廷之乐的名称；《诗经》中的《雅》，就是配合这种正声音乐，用于天子、诸侯朝会宴享仪式的乐歌。 《诗经》中的“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从产生时代上看，《大雅》在西周初年即已出现，贯穿了整个西周时代，而《小雅》则集中在西周后期的宣、幽时代；从表演方式上看，《大雅》用工歌、乐舞配合的方式表演，而《小雅》则用工歌、笙奏、间歌的方式表演。除此之外，《礼记·乐记》记载了师乙答子赣的一段话，其中说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将《大雅》、《小雅》与《颂》、《风》、《商》、《齐》并立，这似乎说明，大、小《雅》在音乐形式上存在着差异。音乐性质上的差异，也许是《大雅》与《小雅》分编的根本原因。 而“颂”的得名，则缘于一种名“庸”（镛）的大钟。殷墟甲骨中多次出现“作庸”、“奏庸”的文字，甚至连搬运庸的途径也要经过卜问。由此可知，庸在殷商时代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乐器，它作为成功与王权的象征，在当时人的意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颂者，容也。”清代学者阮元训其为舞容。在商代，奏庸与舞蹈原本就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祀典内容，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以祈取福佑。“颂”字“从页公声”，声与“功”同，本可通用'而祀典仪式中歌舞之容与象征王权、成功的“奏庸”之事的配合进行更强化了“颂”的“美德”、“告功”意义。由此，以仪容为本义的“颂”逐渐取得了本属于“庸”的“言成功”的意义，在“庸”字的这部分意义随着镛钟的消失而渐趋隐没的同时，“颂”亦由“形容”之义渐变而成为“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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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通史(套装共12册)》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