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下）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李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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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枝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一十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数据。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数据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的“南行”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传记，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一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意。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二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其一为：“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其二为：“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这就是我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遂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祐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占据位置，也都被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但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之意，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的情况，便不容易窥测。”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如此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却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公元一二○二年），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已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蜚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而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故而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直至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二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睟语》曰：“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曰：“注诗难，而注苏尤难。”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的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三东坡事迹之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宋人笔记。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之故。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逸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数据，自然最值得重视。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廌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他是北宋著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祐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彧，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廷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而君孚与东坡是元祐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尘前录》《挥尘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蔡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邵氏闻见录》《闻见后录》，一个主苏（轼），一个主王（安石），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邵书中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而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又如费兖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征，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数据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四我开始写这本新传，时间还早在七十年代的头上几年，其间人事牵扯，时作时辍者好多次，直到一九八○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国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迭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漂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但寄存他处，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台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致谢。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内容概要

苏东坡传世的文章、轶事极多，诗词更为一代巨匠，难有匹敌。东坡一生历经坎坷，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因此胸臆中积郁一腔难平之气，不吐不快，所作诗词两千余首，皆是从性情深处倾泻出的真情感。
本书十之八九取材自东坡诗词，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勾勒出他一生不平 凡的际遇。以诗人少有的人生经历，与其心血结晶的诗作相印证，使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跃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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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磨难成就大风流 大悲欢书写大人生 立体呈现苏东坡至真至性之传奇
著名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教授八年呕心沥血之作
比林语堂《苏东坡传》更严谨、全面和生动的苏东坡传记
余秋雨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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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已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林语堂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余秋雨

作者简介

李一冰，台湾著名学者，苏东坡研究专家。

书籍目录

第九章 书斋内外一、一家融融二、苏门六君子三、王巩四、画友五、文字生涯六、书法七、绘画八、书斋文物九、宴游和谐谑十、重结西湖缘第十章 杭州去来一、储粮防灾二、吏治三、治六井•开西湖四、僚友五、方外交六、救灾和水利七、奉诏还朝八、破琴之梦九、竹寺题诗案十、东府感旧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一、颍水之鱼二、颍扬之治三、广陵生活四、初和陶诗五、二次还朝六、再被围攻七、丧偶八、太后崩逝九、守边定州十、再遭谪逐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一、远谪南荒二、过岭三、初到惠州四、借刀杀人之计五、劳己以“为人”六、服食养生七、朝云之死八、惠州和陶九、白鹤峰新居十、又贬海外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一、海南风土二、食芋饮水三、房屋风波四、读书著作五、家人朋友六、采药与造墨七、别海南第十四章 北归一、秦观之丧二、广州•英州三、韶州四、虔州五、归程何处是六、染疾七、逝世八、浩气不亡九、子孙十、身后后记

章节摘录

第九章 书斋内外一、一家融融苏轼元祐还朝，虽然被人强迫戴上党派的帽子，被官僚集团围剿得遍体鳞伤，身心交瘁，但此同一时期的私人生活，却是百花齐放，非常灿烂。汴京比较高级的朝官，为了上朝方便，大都住在皇城附近。这皇城的城门，朱漆金钉，非常辉煌，城壁砖石间，甃嵌着龙凤飞云的图案，雕甍画栋，峻桷层榱，城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烁生光，真是一派皇家气象，帝阙风光。沿着皇城城墙，整整齐齐种着高槐古柳，浓阴覆地，宁静有如山居。杨奂《汴故宫记》：“登闻鼓院之西，曰右掖门，翰林知制诰者，多居西掖。”黄庭坚有《雨过至城西苏家》诗，颇能写出当地的景色如昼：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苏氏兄弟并不住在一起，但是苏轼退朝，常常先到辙家盘桓一番，然后回家，相距应不甚远。二苏自分别出仕以来，已有二十余年不能同在一地居住，现在虽然还不能达到“同归林下，夜雨对床”的乐境，但比两地分居，动辄要三几年才得晤叙一次，却要好得多了。两兄弟公余之暇，日有过从，可以元祐三年十月苏轼作《出局》诗为证。那一天，苏轼局中早出，天色阴晦欲雪，而苏辙在户部因公未归，苏轼便在家里煮酒等他，作《出局》诗，亲密地写下子由除一字同叔外，还有一个乳名叫“卯君”，此因他生于宝元二年己卯之故。诗云：“急景归来早，浓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二苏友爱之笃，固是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而彼此互爱子侄，却也毫无异致。如元祐二年除夕，苏辙被派在办公厅里值夜（省宿致斋），不能回家，他家孩子们过年不见爸爸，当然很失望，第二天春节，苏轼朝贺一毕，帽子上插了御赐的银幡，立刻赶往弟弟家去，陪他的侄子们玩耍。作诗三首，录一：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轼家二十余口，除出长子苏迈尚在江西当德兴县尉外，余自王夫人以次，十七岁的苏迨，十五岁的苏过，侍妾朝云等，一家团叙，其乐融融。《次韵和王巩》诗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太太不妒嫉，儿子个个好学，使他觉得比汉朝的冯衍、晋朝的陶潜幸运得多。王夫人出身青神农家，她有农家妇女刻苦耐劳的习性，是治家能手，虽然教育程度上有点隔阂，不能充分了解她的丈夫，但她谨守传统的妇德，一切依从他、敬爱他，尊重他的一切爱好，包括容纳朝云在内。朝云冰雪聪明，善解人意，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例如有一日，苏轼退朝还家，食罢，按照他的养生法，在室内扪腹徐行。旁有侍儿，他忽然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她们道：“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一婢说：“都是识见。”主人摇头不以为然。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果然是个红粉知己。全家抵京后半年，苏辙上《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大约未久，苏轼长子那一房也已来京团聚。苏迈照当时大户人家早婚的风习，十九岁即已娶妇，娶的是同乡世交王宜甫的女儿，翌年元丰元年，苏轼就已有了孙儿苏箪，此时，他家一个屋檐下，已经三代同堂，儿孙绕膝，充满了笑语和喧阗。苏轼抵京不久，即往晋谒师门，拜见师母——欧阳太夫人，欧阳修的长子发（伯和）已经过世了，遂与欧阳斐（叔弼）、辩（季默）兄弟常时交往。欧阳家托苏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苏轼则入见太夫人，为他十七岁的夹子苏迨求婚于欧阳斐的千金，太夫人说这是“师友之义”，一口允诺，从此与师门又成了儿女姻亲。苏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众多，趣味广泛，所以很少会有在家空闲的时光。不过他对于儿子的学业还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苏迨虽然长大了，但是身体还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对稚子苏过则常亲自督教。叔党天生性分，最像父亲，非常努力于诗赋的学习。诗赋是当时科举的主科，又是苏门光辉的家学，苏轼手写一则《评诗人写物》给他，开导他作写物诗的诀窍：诗人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工。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有一次，苏过念《南史》，父亲睡在床上听。读到一个段落时，苏轼便对儿子说道：“王僧虔家住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当时人称誉马粪王家都是长厚的人。东汉赞论李固，有句话说：‘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土本是秽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来比胡、赵，则粪土有时而不幸。”——前者是修辞的技法，后者则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两者皆不偏废。苏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讲究养生之道。他在家晨兴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门：每日五更初起床，梳头数百遍，盥洗后，就和衣还卧另一干净榻上，假寐数刻，据说“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齐集，他即起身换朝服，冠带上马，入宫早期。夜眠，苏轼颇以“自得此中三昧”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体，使无一处不稳；如有一处未稳，即重新安排，务令稳贴。身体上如有任何轻微倦痛的地方，则略自按摩，然后闭目，静听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匀，心也跟着静定，如此一顿饭时，四肢百骸，无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梦，虽寐不昏。苏轼的个性，乐与朋友群居，而不眤妇人，即使家中妇女，他也很少和她们说话。宋代士大夫社会里，饮宴的风气甚盛，高等门第，家有妓乐，但以只应宾客为主。苏家虽也未能免俗，养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侍儿，不过苏轼接待宾客，却有各别的对待，凡遇“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来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侯”来，以丝竹和歌声来逃避乏味的言语；若遇佳客临门，则屏绝声色，只备清茗佳酿，相与坐谈累夕，兴会淋漓。苏轼推托不掉应酬，他也乐意欣赏女性的明慧和美丽，他会用最美的辞章来阿谀她们，赠诗作曲之外，甚至为她们作画，但是过眼烟云，从不轻付感情。所以，苏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岁后，有诗曰：“已将镜镊投诸地，喜见苍颜白发新。历数三朝轩冕客，声色谁是独完人。”固然，这是苏轼“不眤妇人”的性情，但与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关系，黄州书于雪堂的“四戒”中，有一条即是“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他认为四戒中“去欲”最难，以苏武为例，他陷身胡地，啮雪吞毡，死生一线，但仍不免为胡妇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词人秦观、风流成性的杨绘和雅好声色的王巩，都经他再三劝告“戒之在色”。如定国谪宾州，致书有曰：“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看破。”饮茶，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情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当年，茶的种植制作，还在推广时期，好茶不多，如丁渭于真宗朝所制“龙凤团”茶饼，每年仅产四十饼，只够宫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想望的；至庆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种，另创一种“小团茶”，欧阳修《归田录》记述：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嗣后，植茶事业不断推广，至元丰年间，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云龙”，质量更是超越小龙团而上，官廷赏赍，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苏轼珍视异常，自己偶尔品啜一瓯，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专门歌颂这“密云龙”，调寄《行香子》：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嬴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能够分享这珍藏的，据说只限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所谓苏门四学士来时，他才吩咐家人：“取‘密云龙’。”一天，苏轼在外厅会客，忽命取“密云龙”，苏宅内眷总以为当是黄、秦、晁、张中哪一位来了，屏后偷觑，却是晚登苏门的廖明略（正一）。二、苏门六君子元祐之初，由司马光和吕公著举荐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苏轼的同辈朋友，但至面对现实政治，利害不同时，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变脸色。苏轼对于人情变化莫测，独自感叹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苏轼的友谊生活中，真能与他声气相通的，不过几个知爱的后辈，他如有所汲引，也只这几个惯坐冷衙门的书生而已，此外，两三个书画名家，做在朝时期的诗伴画友而已。说到晚辈朋友，立刻就会想到大家习闻的苏门四学土，那是指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黄庭坚与苏轼本为笔友，诗文往还已有多年，而从未识面，这次从监德州德安镇任上，被朝廷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甫于元祐元年（公元一○八六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来谒苏轼，以洮河石砚为贽。秦观登进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苏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做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晁补之，字旡咎，为从学苏门最早的一人，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都是第一。神宗亲阅其文，称为：“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原为北京国子监教授，元祐初，入京为太学正，后迁秘阅校理。张耒，字文潜，少年时在陈州游学，苏辙时任学官，深爱其才，苏轼是在老弟家中认识他的，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张耒感切知己，因从轼游。以进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师。文潜虽自及第以来，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长得躯干魁伟，大腹便便，貌似寺庙中的弥勒佛，陈后山咏文潜曰：“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汗为雨。”刻画得非常传神。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轼主试馆职。宋制，凡除馆职，必须具备进士及第，历任成资（符合一定的年资），经大臣保荐，学士院考试入等（合格），才能授职。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凡在三馆者，皆谓馆职，职居校理、检讨、校勘以上者，皆称学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这次学土院举行馆职试，黄庭坚以李常或孙觉荐，晁补之以李清臣荐，张耒、晁补之、张舜民等五人，并擢馆职。黄庭坚迁著作佐郎，加集贤院校理，张耒、晁补之并迁秘书省正字。秦观未与荐试，因为他的“历仕成资”还不够格。因为他们是苏轼主试所拔擢的职官，一日之间，建立了座师与门生关系，而他们后来都做到三馆检校以上的职务，所以并称“苏门四学士”。张耒有诗称述他们师弟几人当年的风姿，如言：长公（轼）波涛万顷陂，少公（辙）巉秀千寻麓。黄郎（山谷）萧萧日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虽是一门之言，却颇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风格，包括做人的风度和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在内。诗中所说的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又号后山居士，先由苏轼会同李常、孙觉合荐以布衣为徐州教授，后用梁焘荐，除太常博士来京，从苏轼游，踪迹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称“苏门六君子”。不过无己自言他的师承是曾巩，有句曰：“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后来他与黄庭坚共为江西诗派的宗师。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禄甚薄，而以从事文教工作的先生们为最穷。苏门这几位学士，自然不能例外。不要说元祐初期，他们都还官小禄薄，即使后来官阶高了一点，依然还是穷酸。如秦少游于绍圣年间，已官黄本校勘，住东华门之堆垛场，与时官户部尚书的钱穆父（勰）为邻。某年春日，少游实在穷得过不下去了，作诗致隔邻的穆父求助，诗曰：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立刻派人送了两石米去，赈济他的困境。晁旡咎也是一样，苏轼诗《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说：“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诗曰：昔我尝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诗老诗。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洒令人饥。试问凤凰饥食竹，何如驽马肥苜蓿。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澜翻如布谷。如陈师道，清寒耿介，一丝不苟，最后竟因无衣御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国初年（公元一一○一）的事，师道时任秘书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时值严冬，非重裘不能御寒，他只有一袭旧皮袍，他的太太与赵挺之的太太是嫡亲姊妹，就向赵家去借了一件，师道问这是哪里来的，他太太不敢隐瞒，从实说了，师道说：“你岂不知道，我从来不穿别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着一领单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得年才四十九岁。元祐当时，苏轼位高禄亦较厚，而且依照惯例，撰内外制都有额外的“润笔”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赐牌子金一百两，所以经济情况比诸在三馆的门人，要好得多。不过苏轼向不看重金钱，毫无积蓄，而且认为一般人所说的节俭，实是怪吝的别名，这时期，收入虽然丰厚，但他还是四壁萧然，室无长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顾。曾自记元祐在京一事：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如本书上册所述，苏门中以李廌为最穷，苏轼常常周济他。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便将它送与李廌，并且顾虑到李廌得马救穷，一定要卖的，则必须写张公据给他，证明来源，才能脱手。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张措辞婉转，又绝对不伤李廌自尊心的《马券》给他，原文是：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为书公据。四年四月十五日。这《马券》，后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传。又有黄庭坚题跋一则，极饶风趣，跋曰：“翰林苏子瞻所得天马，其所从来甚宠，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御以如富贵之家……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惠，当乘之往来田间，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尔甚穷亦难忍，使有义士能捐廿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众不可，盖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余书示之？”苏轼的仁厚，不在赠马，在于那一番体贴别人的心肠。不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里的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不足以压倒他们。苏门中人，各有独特的成就，相成的关系甚浅。苏轼是个天才型的人物，挟其天马行空的气魄，逞其健笔，昂首高歌，赵翼论之曰：“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黄庭坚和陈师道却截然与他相反。庭坚认为文学上的成就，终须由积学而来，与徐师川书说：“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庭坚对于苏轼的天才和气魄，自知无法超越，故有意无意之间，想要别辟蹊径，出奇制胜，但是锻炼过甚，则不免走入生涩拗僻的魔阵。陈师道是北宋第一个苦吟诗人，专心致志，逐字推敲，叶梦得《石林诗话》传述道：世言陈无己每登临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恶闻人声，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亦皆抱寄邻家。徐乃诗成，乃敢复常。如此呕心沥血作诗，与苏轼全凭才气的路子不同，所以后来他尽弃所学，与黄庭坚同宗老杜，开江西一派的诗运。秦观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约、写景清丽，时人讥其纤弱，秦观亦自认少时用心作赋，习惯已成，虽风调优美，总脱不掉“词人之诗”的面貌。张耒为诗，自然清新，务为平淡，颇受白乐天的影响，而苏轼对他们两人，则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晁补之以文自雄，诗不如赋。李廌文词肆放，苏轼称之“有飞沙走石之势”，诗亦才气横溢，似乎有点师门气概了，然而毕生穷愁潦倒，终至豪气尽失，变入幽逸一路。苏门师友，各有风格，而苏轼也真能尊重他人独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缚的天才诗人，所以也不强人与他同调。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网罗天下人才，创出自由的文风。故东坡时代的宋诗，万象纷呈，各具自家面目，别有气象；尽脱唐人窠臼，赋与宋代文学以新生命，创出宋诗的新境界，下启江西诗派二百余年的新诗运。苏门六君子中，苏轼独于黄庭坚则较敬重，一是山谷在诸生中，年纪最长，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岁，比苏轼只小九岁。两人相见时，黄已颇有声望，所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在亦师亦友之间。一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点恃才傲物的脾气，苏黄二人，格调不同，因为太熟的关系，有时也不免互为讥诮。如苏轼论山谷诗文说：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庭坚虽因后辈，不便指名直说，但言：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意亦暗指轼诗。秦观每以庭坚对苏轼的态度不够敬重，心怀不平。山谷《避暑李氏园》诗：“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便向老师抱怨：“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但是苏轼并不在乎。至苏轼下世，庭坚独尊诗坛，时人以“苏黄”并称，山谷连称“不敢”，他终生以师礼事苏轼，这种风范，尤其可贵。苏轼在及门诸生中，对秦观的期望最深，因此，求全责备，态度也较严格。元祐初，少游晋京谒苏，一见面，苏轼便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某虽无学，亦不如是。”少游诚惶诚恐，不知此言何来。柳永是被他们共认为格调卑下的词家，苏轼一向瞧他不起，便说：“‘销魂，当此际’，非柳七句法乎？”苏轼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了一阕新作，中有“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这样两句。苏轼说：“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摇首不以为然——苏轼指导后辈，精密如此。苏轼当时，名满天下，不但一般士人，望之如北斗，谁不希望一登龙门，而身价十倍。欧阳文忠开创出宋代文学的革新运动，得苏轼接替继续领导当代文运，发扬光大，虽已奠定非常深厚的基础，然而时光飞逝，苏轼现在也已进入中年，行将老矣，他必须要将欧阳交付给他的这根棒子，寻到一个有资格接棒的人，今如欲为交付，不能不把这份深重的责任，期望于这几个门人身上。一次，他公开这份心事于其门人曰：“国家的文运，必须要有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此道统才不至于坠失，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必定要使这一代的文运，有个宗主。“从前，欧阳文忠公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我不敢不努力以赴，但将来这文章盟主的责任，都该由诸君负责接手，正如文忠与我之间的传承一样。”苏轼在知杭州时，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表示他所属意的，是“秦得吾工，张得吾易”的秦张二生，言曰：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但在以后岁月里，他却并未放弃继续发掘人才的努力，直到身被窜逐蛮荒，他才断了念头，与李廌（方叔）书曰：顷年于稠人中，骤得张（耒）、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比来经涉世故，间关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觉于后也。但至绍述祸作，苏轼及其门下，身且不保，遑论其他。秦观与他同遭贬谪，死于道途，先老师而亡；苏轼逝世这一年，陈师道也死了；三年后，黄庭坚卒于宜州贬所。苏轼寄望接棒的另一人——张耒，虽然年寿最长，后苏轼十三年谢世，但他却因在荐福寺祭奠师丧，成了罪状，被谪房州别驾，步武老师被政府“安置黄州”；文潜好酒，晚年因酒精中毒，患麻痹以致语言都有障碍，山谷诗所谓“张子耽酒语蹇吃”，更自潦倒不堪。出身苏门的人，幸得不死，也必颠沛流离，救死不遑，还有什么机会讲学，还有什么地位领导文运？文化帝国的太平盛世已经过去了，大局扰攘，根本没有文坛存在，又遑论宗主。——这是苏轼不复自见的一重悲哀。

后记

第九章 书斋内外一、一家融融二、苏门六君子三、王巩四、画友五、文字生涯六、书法七、绘画八、书斋文物九、宴游和谐谑十、重结西湖缘第十章 杭州去来一、储粮防灾二、吏治三、治六井·开西湖四、僚友五、方外交六、救灾和水利七、奉诏还朝八、破琴之梦九、竹寺题诗案十、东府感旧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一、颍水之鱼二、颍扬之治三、广陵生活四、初和陶诗五、二次还朝六、再被围攻七、丧偶八、太后崩逝九、守边定州十、再遭谪逐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一、远谪南荒二、过岭三、初到惠州四、借刀杀人之计五、劳己以“为人”六、服食养生七、朝云之死八、惠州和陶九、白鹤峰新居十、又贬海外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一、海南风土二、食芋饮水三、房屋风波四、读书著作五、家人朋友六、采药与造墨七、别海南第十四章 北归一、秦观之丧二、广州·英州三、韶州四、虔州五、归程何处是六、染疾七、逝世八、浩气不亡九、子孙十、身后后记    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枝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一十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    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数据。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数据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的“南行”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传记，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_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    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意。    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    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    j．    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其一为：“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其二为：“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己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遂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祜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占据位置，也都被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    但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之意，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    。r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的情况，便不容易窥测。”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如此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    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    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却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各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公元一二。二年)，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己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蜚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而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故而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    直至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二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日：“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    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    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日：  “注诗难，而注苏尤难。”    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的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    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之故。    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    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逸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数据，自然最值得重视。    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    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    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蘧，他是北宋著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祜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或，、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廷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而君孚与东坡是元祜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尘前录》《挥尘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蔡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   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邵氏闻见录》《闻见后录》，一个主苏(轼)，一个主王(安石)，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    邵书中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而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  《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    又如费兖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征，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    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数据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四时辍者好多次，直到一九八O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国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迭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漂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但寄存他处，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    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台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    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致谢。    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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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下)》编辑推荐：著名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教授八年呕心沥血之作，比林语堂《苏东坡传》更全面、严谨和生动的东坡传记。著名学者余秋雨评价《苏东坡传》：“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千古一人苏东坡大传，与林语堂《苏东坡传》共为苏东坡传记中的双璧《苏东坡传》上下二册，凡60万字，事无巨细，资料来源多参照苏轼作品和宋人笔记等文献资料，一一标明出处，参考书目达200多种。内容的选取上，作者独辟蹊径，十之八九的内容取自东坡诗词，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为我们勾勒出东坡充满传奇的一生和不平凡的际遇，更加真实可信。作者文笔汪洋恣肆，典雅细腻，既以大宋朝为宏观参照写出了苏东坡颠沛流离的一生，又以苏东坡为微观视角道尽了大宋朝的风雨跌宕和内外变局。李一冰眼中的苏东坡：－－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量，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苏轼是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领袖刘挚，曾告诫他家子弟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苏氏家学，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评的特质。苏轼是非观念之强，也实不下于司马光，嫉恶如仇，坚持小人之防，努力保卫元祐朝“贤人政治”的原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与人妥协，好用激烈的语言文字，扫荡脏乱。这样做，必然要与现实的权力世界发生直接冲突，使自己在政治社会中，变成一个可怕的“异端”。异端固常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他本身则将遭受无穷的迫害，何况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何况他有不可轻视的主眷。－－苏轼曾经自己形容他那“难安缄默”的脾气说：“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一生的命运，苏轼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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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钱穆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已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林语堂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余秋雨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一句话中文言白话夹杂，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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