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叶曙明 页数: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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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叙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因后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三股力量之间的博弈:朝廷、立宪派与革命党。变革的结果,亦不外乎这么几种: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共和立宪。
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党,在付出无量头颅无量血的代价之后,终于打倒了君主专制,中国从此再也容不得皇帝存在了。在这场十年的赛跑中,大清跑输了,立宪派跑输了,革命党跑赢了。
作者简介
叶曙明,著名作家,中国近代史学者。
其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已出版著作十几种,其中关于近代史的著作有:《重返五四现场》、《中国1927?谁主沉浮》、《大国的迷失》、《广州辛亥年》、《草莽中国》、《军阀》、《共和将军》、《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多难兴邦
南方人登上舞台
庙堂愈远,江湖愈近
不改,不改,最终还是要改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袁世凯精心布局
盛宣怀与铁路
绅商阶层的壮大
第二章 动荡的江湖
不学保皇,就学革命
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
把知识分子逼入江湖
“忠义堂”上群英会
“革字派”恶斗“宪字派”
小规则掀起大风浪
第三章 一九○五年的春风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北京的第一颗革命炸弹
梁启超为立宪做枪手
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官制改革遭遇狙击
官场内斗,误尽天下
为立宪运动提速
冲破“两禁”
第四章 积蓄仇恨 诉诸流血
革命党十五年“预备立宪”
萍浏醴会党大暴动
江湖好汉,纵横两广
秋风秋雨愁煞人
共进会在中,同盟会在南
第五章 最后一线希望
亲者痛,仇者快
公布《钦定宪法大纲》
两宫先后驾崩
老臣的凋零
咨议局为地方自治奠基
风起云涌的国会大请愿
第六章 天将变
同盟会的内讧
军队开始掉转枪口
用暗杀来阻立宪
民变蜂起,水要覆舟
孙文决定卷土重来
用热血为和平请愿加温
第七章 共和与专制的决战
碧血黄花党人魂
自绝于天下的皇族内阁
铁路成了催命符
和平抗争以流血收场
霹雳一声起义
大厦倒塌前的最后一刻
尾声 江湖的胜利
章节摘录
不改,不改,最终还是要改戊戌政变后,朝廷对任何变革的诉求,都采取高压政策,一手捂住自己耳朵,一手堵住别人嘴巴。寒蝉效应,朝野死寂,官绅士人无不视“维新变革”为敏感词汇,绝口不提。但庚子之乱的发生,一下子把堤防冲破了。许多人都把这场大灾难,归咎于朝廷拒绝变革;归咎于那些守旧大臣的腾挪捣乱。义和拳大闹北京时,载漪在朝中推波助澜,议和时,被各国视为“祸首”之一,慈禧被迫对他夺爵、罢官、遣戍新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亦被撤销,逐出皇官。经历丧乱凋残之后,朝廷的威权江河日下,守旧大臣纷纷栽了跟斗,灰头土脸,被踢出权力中心。要求变革的声音,渐渐死灰复燃,浮上庙堂。李鸿章上疏陈请革政;袁世凯致书两宫行在,请旨内外臣工各陈富强之策,以备采施;驻日公使李盛铎也致电张之洞说:“如能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诏求通达中外人材,以待破格录用;酌改学校教育章程,人心内靖,则强敌外屈,为益尤大。” 张之洞与刘坤一、盛宣怀联名会奏,请求朝廷“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 事到如今,朝廷想改要改,不想改也要改。如果朝廷不主动改,日后由八国联军挟武力提出要朝廷改,就更难应付了。自从废立失败后,慈禧最怕听到的就是外国人说:你不改革你下台,让光绪皇帝来改。于是,1901年1月29日,朝廷在西安宣布广开言路,准备变法。这份被史家称为“新政诏书”的文献,足可与戊戌年的“定国是诏”相媲美,在朝野气氛最低迷的时刻颁布,人心为之一振。诏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盖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 诏书强调,皇上和皇太后没有拒绝改革,以前镇压戊戌变法,是因为“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错不在皇太后。“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 所谓“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是要杜绝朝野继续在“新旧”、“中外”这些概念上,作没完没了的争论,造成朝野分化,而要针对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具体政要,各举所知,各抒谠见。在两个月内,上奏朝廷,由两宫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这是一个转折点,国家的明天,已不再掌握在少数枢臣懿亲手里了,地方督抚成了制定政策的主角,许多至关重要的决策,都是先由地方官议拟,再由朝廷批准颁布。谁也不想做出头鸟在最初的一阵激动过去之后,不少官员又开始犹疑不决了。两年前说变革是要杀头的,现在真的可以变了吗?变什么?怎么变?上谕是谁的主意?是皇上的,还是皇太后的?当时西方列强提出两大条件,一是惩办祸首,二是改革政治,变法会不会仅仅是为了敷衍西方列强,为回銮铺路呢?变化来得太突然了,在距百日维新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六君子尸骨未寒,而变法的声音,竟再次从庙堂传出,而且获得了慈禧的支持。政治的翻云覆雨,莫此为甚,令人莫测奥妙。因此,上谕传到江南时,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都觉得这个弯转得太急,乍惊乍喜,满腹疑虑,谁也不敢轻易表态,纷纷私下打听,上头究竟是什么意思。经过戊戌政变,人人成了惊弓之鸟,谁敢胡乱出头?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都致电张之洞,请他起草一份复奏的大纲,供各省参考,以便大家统一口径。刘坤一甚至提议,由东南各帅联衔会奏,谁也不单独承担责任。2月4日,张之洞致电西安,询问新政上谕是“何人所请,何人赞成”。当他得到明确的答复,“谕闻出圣意,荣(禄)相赞成” 后,其心稍安。荣禄的言论,应该可以代表慈禧的旨意了。但过了几天,又有政坛耳语相传,行在军机章京要求各地“奏复变法,毋偏重西”。张之洞听了,这一惊非同小可,生怕匆忙复奏表错情。戊戌变法殷鉴不远,兹事体大,所以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口径一致方可。同时他又再致电在西安的军机大臣鹿传霖,打探虚实: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原是江苏巡抚,因不赞成搞东南互保,自己率兵前往太原,以护驾有功做了军机大臣。他在复电中,否定了“毋偏重西”的说法:“小枢何人?妄骋臆谈。”他自称,变法一诏,是由他与荣禄共同建议,并得到两宫首肯的,小舅子大可放心。“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 后面这句“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把张之洞刚刚放回肚子的心,一下又提到了咽喉。不仅没有释怀,反而更加七上八下了。自新政上谕颁布,各地互相打听消息,函电交驰,纷纷藉藉。经过再三斟酌,张之洞致电刘坤一,完全赞同联衔,“变法复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刘坤一主笔起草奏稿。他提出了九项急务: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此九条最要而不甚难,已足令天下人精神为之一振,陋习一变,各国稍加青眼。” 刘坤一也认为“多联数省,较易动听”,但不肯担任主笔,他把球踢回给张之洞。各省本来就猜不透朝廷的真实用意,联衔会奏最保险了,罚不责众。于是,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江西巡抚李兴锐、贵州巡抚邓华熙、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漕运总督张人骏、山西巡抚岑春煊等,纷纷来电,表示愿意加入联衔会奏。为了谁来执笔,张之洞与刘坤一你推我让,刘坤一说张之洞“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请万勿客气”,张之洞则自称“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此奏鄂断不敢主稿”。从立春推让到清明,还委决不下,朝廷要求两月内复奏的期限,转眼即过,竟至于无一省复奏。眼见谷雨又来,慈禧开始着急了,两宫不能一直呆在西安,但也不能一成不变地回北京,否则各国必定会大兴问罪之师,甚至有可能借机要求更换执政。为了杜绝外人口实,无论如何要在返跸之前启动新政改革。袁世凯建议:“变法中有必须急办者,不妨先行数事,不必专候回銮,务使中外士庶咸知朝廷决不顽固,决不仇洋,必可有益和局。将来回銮亦多安稳。” 也就是先做点样子,堵住外国人的嘴巴。但问题是,只要你开了个头,就不怕你不做下去。4月21日,朝廷决定成立专门负责变法的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大臣,三位满人,三位汉人,一碗水端平。刘坤一、张之洞则遥为参预,后来再加上袁世凯。同时,朝廷要求各省各举所知,尽快单衔具奏,不要再搞联衔了。“此事予限两个月,现已过期,其未经陈奏者,着迅速汇议具奏,勿稍迟延观望。” 袁世凯首先表态退出联衔,自己单独上奏。张之洞也通知各省,取消联衔计划。他解释说,分奏也有分奏的好处,只要各省互通声气,“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见公论”。但刘坤一坚持,各省可以不联衔,他与张之洞的衔是联定了。张之洞也表示“此说正合我意”。于是商定了一个折中办法,由江、鄂两省各自先拟一稿,然后再互相参照修改补充。南京方面由张謇、汤寿潜、沈曾植三人起草初稿,而武汉方面则由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三人起草。最后由张之洞统稿,再请刘坤一修改。这时,已是布谷声中夏令新,距朝廷颁布新政上谕,过去整整半年时间了。冲破“两禁”自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便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 但中国能否顺利过渡到宪政国家,不仅视乎朝廷的决心与态度,更视乎是否有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梁启超推动立宪运动,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与官场保持密切联系,暗中物色真正能够扛立宪大旗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也不断在民间进行宣传教育,利用报纸、杂志、书籍、结社等形式,开启民智。他认为,大部分官员都是不学无术的,“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他一提到民间,就难掩兴奋之情,他对朋友说,与其指望上层,不如自下而上推动改革,成效也许更着:“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论]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矣。” 舆论的开放程度,是民间社会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1896年,李鸿章访美期间,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承认中国的报纸不敢说真话,“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一个不能说真话的社会,根本谈不上是健康的。并非中国的记者编辑不愿说真话,而是官府不准他们说。统治者一向以箝制言论,制造文字冤狱,作为管控社会的手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广东的《博文报》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慈禧太后“唇厚口大”,便招来官府的查封。《苏报》一案,更成为新政时期轰动一时的事件。但不可否认,1901年以后,言论环境是愈来愈宽松,而且宽松的幅度与速度,令人咋舌。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便针对国内的报纸杂志,无限激情地宣称: 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他认为报馆愈多愈好,报馆愈多,国家愈强;报馆绝非政府的喉舌,而应与政府立于平等地位,有报导事实真相的责任,包括议政与批评政府。他把报纸的作用,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盖因目前中国没有政党政治,更没有在野党,“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戊戌变法前,在地方官员的支持下,中国的民间报业,一度十分繁兴,《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苏报》、《通学报》、《湘学新报》、《湘报》、《经世报》、《国闻报》、《格致新报》、《广智报》等五花八门的报纸,遍布各省,但变法失败后,朝廷悍然封闭维新派的一切报馆,缉拿各报主笔,报业一夜之间成了霜打的瓜秧。不少逃亡的知识分子,在海外继续办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都是中国人在日本办的报刊。海外自由思想的新空气,通过各种管道,流入国内,令国内的知识界心驰神往。尽管撑开每一寸的言论与思想空间,都备极艰难,但人们还是不懈地努力,像土中蚯蚓一样,拼命往前挤,硬是挤出一条路来。在广东,1900年创刊的《商务日报》,首创以小说形式写新闻,避开官方检查;1902年创办的《亚洲日报》和《开智日报》,肆无忌惮地刊登革命党的言论;1903年创办的《时敏报》,公然正面记述太平天国事件;革命党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在内地也十分畅销。庚子之后,人心思变,皇帝亦下诏广开言路,官府要防民之口,把社会拉回到几十年前,让大家只看“宫门钞”、“辕门钞”,已不可能了。国内的书报刊数量与日俱增,《申报》、《新闻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扬子江》、《大陆》、《童子世界》及五花八门的白话报,畅销一时。1904年,仅武汉一地,就有二十几种报刊在市面发行,阅报在城市蔚然成风,甚至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记者观察:“鄂省一区自戊戌政变以来风气大开,凡士商莫不以阅报为唯一之目的。” 按梁启超的说法,报纸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所谓向导,就是引导民众参与国家政治。而这也正是专制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吏部考功司主事胡思敬说:“匹夫而轻议庙堂,此上陵下替之渐,禁令一疏,未有不肇乱者”。他宣称:“后世欲开太平之基,必廓清天下报馆,但留邸抄,以符旧制,然后国是可定,民心不摇。” 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专制官僚的心声。幸而慈禧的头脑比胡思敬清醒,她知道“但留邸抄,以符旧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救不了中国了。1905年,光绪皇帝谕令商部拟具报律草案,妥筹办理。商部很快呈交了草案,交由巡警部酌为修改。1906年7月,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六章四十条)颁行,对出版物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只要在“印刷总局”注册登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个月后,颁布《报章应守规则》,针对报刊做出具体规定。尽管两项法规中,都开列了许多高压线,诸如不得“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章国制”、“不得妄议朝政”之类的条文,禁止业者触犯,1907年8月再颁布《报馆暂行条规》(十条),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凡开设报馆者,均应向该管巡警官署呈报,俟批准后方准发行”,比原来的注册方式,有所退步,但揆诸事实,它们的出台,并非对舆论实行更严重的压迫,恰恰相反,这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反映着政府的让步而非进逼,民办报纸争得了自己的合法位置,不再是只有专录圣谕、章奏的“京报”,还有满天飞的日报、旬报、周报、画报、三日报。 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都是报刊业、图书出版业最活跃、最繁荣的地方。上海的报纸多不胜数,大部分集中在四马路惠福里和广西路宝安里一带,前者有《苏海汇报》、《时报》、《游戏报》、《新世界学报》、《笑报》、《选报》、《经世文潮》、《同文沪报》、《南方报》、《大陆》、《政艺通报》、《神州国光集》、《国粹学报》、《宪报》、《神州日报》、《警钟日报》、《舆论日报》等,后者有《笑林报》、《上海》、《花世界》、《风月报》、《浦东同人会报》、《阳秋报》、《官商日报》、《嫏嬛杂志》、《国魂报》、《医学报》、《国华报》、《春申报》、《天铎报》等。而在报业最负盛名的《申报》则在山东路,形成了磁铁效应,报馆都开始向山东路望平街集合,先后迁入的有《新闻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民立报》、《时事新报》、《启民爱国报》等,以至于望平街有了个“报馆街”的雅号。与新闻自由有着孪生关系的是出版自由。新政以后,各地出版了大量翻译的图书,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张之洞在武汉开办湖北洋务译书局,出版了《交涉要览类编》(初集、二集、三集)、《比利时国法条论》、《亚东各国属地志略》等一大批图书。人们如饥似渴地搜罗各种新书来看。在1903年《汉口日报》上刊登的一份代售书目,开列了一百多种社科类图书,包括《日本维新三十年史》、《革命前法郎西二世纪事》、《日本现势论》、《意大利独立之精神》、《各国宪法大纲》、《宪法精理》等。 上海出版的图书,在全国影响甚大。这些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出版机构,大部分在棋盘街、福州路及麦家圈一带。据1906年的《上海华商名簿录》所载,上海有名的64个出版机构,有20家在河南路,15家在福州路,11家在山东路。广州毗邻香港,报刊业与图书出版业一向走在全国前面。中国报业之父梁发是广东佛山高明人,他在马六甲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中文期刊。历史上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月刊),也是在广州创刊的。广州创办的《广报》,是中国办日报的先导,与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同为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日报。由于广州的出版业较为发达,不少江浙人都跑到广州办书局,双门底的点石斋、蜚英馆、同文书局、纬文书局等书店,都是江浙人开的。时务书局、时敏书局、开明书局专销从上海运来的新书,南方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滥觞地。不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著名书店,先后进驻双门底,开创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媒体关注与评论
清朝最后那十多年,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民不聊生,社会凋敝。恰恰相反,在那十多年里面,国库银两的增长,是过去几十年里面前所未有。而且各个地方的改革开放也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说科举也废除了,新学堂办起来了,每个地方的行政改革,甚至到最后那几年,连地方咨议局也都有了。但是是什么东西使得清朝最终还是免不了要败亡呢?——凤凰卫视 梁文道如果大家能够超越那一种简单脸谱化的逻辑,以及教科书里那些简单的结论,而能够以开阔的胸襟,多一点认识历史,多一些反思的话,我相信,我们对世情,会多一点觉醒和警惕。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近看了叶曙明这本书,觉得可以向读者推介。——香港中文大学 蔡子强叶曙明是我多年来十分关注和钦佩的作家。他低调而勤奋,是一个真正有独立立场的民间学者。……在同类题材成堆的书籍中,他的著作总是能别具一格,给我以醍醐灌顶似的启迪。 ——作家、评论家 十年砍柴
编辑推荐
《大变局:1911》编辑推荐:一本好书的出版,往往是难产的。《大变局:1911》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画上圆满句号;梁文道、蔡子强、十年砍柴鼎力推荐;如果你对其他的辛亥书不满意,那么,请不要错过这一本!《大变局:1911》原名《重返辛亥现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连续两天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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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清末掌权者称要富强须改掉专制政体其实讲宪法这个问题,要立宪这回事,在清末的时候早就谈了很久。但是只不过在戊戌变法之后,宪法、立宪这些东西都成了敏感词。这个敏感词是什么时候脱敏的呢?不敏感的呢?我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重返辛亥现场》,作者就是叶曙明。这书里面他就提到,这主要就是当时地方大员张之洞和张謇的心目幕僚赵凤昌,刻了一个《日本宪法》,总共十二册,送到内廷。没想到给慈禧看,她还真看。慈禧看了这个《日本宪法》之后大加称赞,召见诸臣的时候说了一句:“日本有宪法,于国甚好。”这句话一肯定,从此之后宪法就可以公然拿出来。张之洞这些地方大员都是积极想往立宪的方向靠的。而且当时最极力为整个国家提供立宪思想的,就是在这方面已经浸淫多年的梁启超。可是要注意,虽然慈禧后来特赦过一些戊戌变法里面的人物,但是没有赦免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启超还是朝廷的通缉犯,但是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这个满朝文武之中,其实有不少人跟梁启超是往来的。往来到什么程度呢?待会再跟大家讲。这时候先补一笔奇怪的事,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场日俄战争。我们今天读历史书,都说这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日本、俄罗斯两个国家打仗,在哪打?在我们国家的东北这个土地上面打。但是当时的国人不只没有引以为耻,反而怎么样,一天到晚想着要支持日本。这也是很奇怪,日本,我们现在总说我们对它仇恨甚深,当时日本把我们中国打得多惨,害得多苦,但是当时的中国人看着日本人在我们国家土地上跟俄罗斯人打,居然希望日本战胜。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大家把这场战争视为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跟君主立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少人希望日本打赢,甚至激动地要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为立宪国日本的皇军去疗伤。当日本打败了俄国之后,人人欣喜若狂,因为这不只是亚洲人打败欧洲人,黄种人打败白种人,更是立宪过打败了专制国。你想想看,这是不是非常奇怪的事?了解这个背景,就回来说到梁启超了。当时的梁启超其实他是一直帮忙筹划献策,甚至跟当时清廷派出去世界各地考察的所谓五大臣也都互通款曲,颇有关系。这个五大臣事件,后来我们读历史教科书总是丑化他们,说他们这些满洲贵族这些官员,到了外面说是要考察看人家宪法怎么搞,立宪政治怎么搞,其实就是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但是这里面就说到了,五大臣其实都是很有头脑的,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不遗余力。此行倍受全国上下乃至世界的高度关注,马虎不得。所以出去看的时候,随时都以电报向朝廷汇报观感,而且什么东西都参观,当然什么风景山川这些东西是游览的东西,他们反而是不看的。他们到底看了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看,载泽当时他参观了美英德意17处议院的过程之中,载泽把英国议会归纳为什么呢?就说这个英国好。怎么好?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其实这个君主没有什么实权,没想到这个满清的大臣载泽居然说这么好,为什么呢?“君主垂拱而治,得以享受优游之乐”。另外他们有去美国,在美国他们看到议员因为公事争论不休,但走出议院大家握手言欢,并不影响私下的友谊,这个政治文明太高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看他们又说了,他们的报告说,不是因为洋人性格特别豁达大度,而是因为他们公私之界限甚明,公私之界不是天生就有,要在制度上加以清晰划分才能圣明。再来我们再看一个我觉得更牛的话,这是当时端方、戴鸿慈,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告诉朝廷,考察完回来之后,他们说,我们这个专制的政体不改,立宪的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叶曙明就有个案语,说:“作为专制政体中的掌权者敢于说这样的话,是何等胆识。后世许多以诟骂大清为乐的人,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了。”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就后来很多的大臣们继续在谈宪政改革,包括当时考察完回来这五大臣。像载泽他又上了一个折子,这个折子里面他谈到一点,甚至我们今天看了都其实很熟悉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当时很多人反对宪政改革,这说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程度较低,民智未开,不能够实行宪政。当天的载泽在一百多年前,他反驳这个说法,他说,人的知识永远是有参差的,如果必有待完全之程度而后颁布立宪明诏,恐怕那些知识程度低的人还没觉悟,知识程度高的人已经先生绝望,至畸成为异端邪说,违乱法纪了。所以他的结论是:“盖人民之进于高尚,共涨率不能同时一致。惟先宣布立宪明文,树之风声,庶心思可以定一。”就是说,不能够用老百姓程度还不到来阻挠立宪改革,相反地,如果开始了宪政改革、政治改革,那么老百姓也就会在这里面慢慢学懂了怎么样叫做宪政,怎么样叫做好政治了。那时候的那些官员论政的水平还相当高,比如说像袁世凯和张之洞,对于这个宪政怎么搞也是各有所见。比如说袁世凯就认为,必须先成立个强大的内阁,由内阁推动宪政。但是张之洞就认为,必须先开国会,如果没有国会谁来监督内阁呢?那么这些讨论,也都是后来我们都还非常熟悉,非常常见的一些讨论。相比之下,这个当时大家都骂清朝的宪政改革是拖延时间,动不动就说什么十二年十五年的。叶曙明,我觉得他是从来就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不怀什么太大的好意。所以你看这里面他就说到,当年章太炎、孙文搞了一个什么《军政府宣言》,《军政府宣言》里面就说到马上开始军政要实行宪政也需要十五年,而两年前1904年,袁世凯、张之洞提议在十二年后施行立宪,革命党人很批他们拖延时间。但革命党提出的期限,却比任何一个赞成立宪的清朝大臣提出的期限都要长。可见革命党真正关心的不是什么时候立宪,而是谁来立宪,怎么立宪。这个谁来立宪,牵涉到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满人、汉人的问题。我们今天也许已经不熟悉了,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革命的气氛主要是一种种族主义的革命,这大部分的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民族情绪,都是要排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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