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社:江苏文艺 作者:冯友兰 页数: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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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是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的一部分演讲、论文和著作摘录。无论是讨论民主政治,或是探求人生意义,都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出发。他一直在汲取中国哲学中对当前生活有用的东西。本集中最早的一篇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发表在八十多年前,现在读来还觉新鲜。“阐旧邦以辅新命”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做的。 冯先生既是哲学史家也是哲学家。他研究哲学史主张“照着讲”,就是说要照着古人的意思讲,把古人的意思清楚地传达出来,可以使它更清楚明白、易于了解,却必须是它的本意。在哲学创作方面,他提出“接着讲”,就是说他的哲学创作是接着传统讲的,不是凭空制造的。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有选择的积累,必须在楼层上建造,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不分朽木、良材,建不起辉煌的殿堂。如果否定传统,否认根基和由来,岂非要重回蛮荒时代? 冯先生不只是为哲学而生,也是为教育而生。他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可以算作是他的“事功”。有人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领导决策层的重要成员,学问研究层的显赫教授,社会交往中的活跃人物”。应该说这不只概括了他在西南联大的生活,也是1949年前,他在大学工作的写照。他自赴美深造归国以后,直到告别这个世界,从未离开大学教育岗位;除了某个特定阶段,也从未离开过讲坛。 冯先生有一篇《中国哲学和民主政治》,这也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仍然充满活力的一篇文章。他提出民主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认识,人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不能成为他人的工具;驱使别人、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工具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二,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多元论的看法,不能执一见而概括一切,儒家特别重视“和”,“和”就必须有异,把各种“异”调和起来就是“和”;五味俱全,八音齐奏,可以得到“和”;如果只有一种的味、一样的音,就只是“同”不是“和”了。第三,要有超越感,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权衡其他的一切,互容相让,才有民主的可能。第四,要有幽默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都能一笑了之,这样才容得各种不同意见。文中所谈民主的四个条件,也是生活的一种态度。 父亲是有这样的胸襟的,也许是到了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他能度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坎坷。一位哲学界人士回忆说,有一次开会,所有的人都批评冯先生;中午休息时,他踌躇着想去安慰几句,不想冯先生已经靠在沙发上照常午休,安然入睡。他觉得常人真难以做到。母亲曾对我说,“文革”开始时,父亲被批斗,回来后略事休息,坦然、平静地对她说:咱们吃饭吧;而母亲一点也吃不下。批冯的人很多,有时并不讲理,父亲从不计较,在家里从未说过哪个人不好,只笼统地说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父亲是这样宽容,事事为别人着想,这都是中国哲学给他的力量。 父亲的趣味很广泛,对文学艺术有许多见解。他告诉我,昆曲音乐中直起直落的变化,称为方笔;北京城里钟楼和鼓楼的气韵不同。他讲过,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砚秋的演出,程一出台,甚显胖大,这位朋友“唉呀”了一声,心想:这怎么受得了!听了几句之后,觉得完全受得了,再听再看,觉得很愿意“受”。这里没有直接称赞程氏的表演艺术,却让人感到他的表演之高超。我们每年春天要去颐和园,看玉兰,看海棠,看桃花。后山的桃花映着松树,又活泼又庄重,是一幅永远难忘的图画。我们常流连在这一幅图画中。父亲却不让任何一种趣味成癖,绝不玩物丧志,他离不开的是哲学。
内容概要
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已渐行渐远,但他对中国哲学的非凡建树、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却是后代学人常说常新的话题。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融会中国传统哲学与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之见解,提出“中道”的人生观。
书籍目录
《哲学人生》序前言辑一 中西对话 与印度泰谷尔谈话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论“比较中西” 秦汉历史哲学 中国现代民族运动之总动向 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一点意见辑二 哲学追思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儒家哲学之精神 中国哲学之贡献 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 泛论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特质辑三 哲学与人生 对于人生问题的一个讨论 人生术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甲) 哲学与人生之关系(乙)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乙) 人生成功之因素辑四 乐观与戒惧 论信念 论风流 论主客 论“唯” 论悲观 乐观与戒惧 论信仰 论命运 评艺文 关于真善美 从哲学观点看艺术 大学与学术独立辑五 读书经验 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如何研究孔子之我见 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点经验 树立一个对立面 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 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 我的读书经验 致洛学讨论会的代祝词 哥伦比亚答词 答《中国哲学史新编》责任编辑问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中国哲学史新编》回顾及其他辑六 沧桑往事 祭母文 围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 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 怀念陈寅恪先生 《蔡元培自写年谱》跋 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章节摘录
版权页:蔡先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这句话并不是泛说,这是我从和他直接接触的感受中所得的结论。我于1915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国哲学门中当学生。蔡先生在1917年初到北大当校长。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1918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正常手续办来不及了,我决定直接去见校长。校长室单独在一个大院子中,我走进院门,院子中一片寂静,校长室的门虚掩着,门前没有一个保卫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我推开门走进去,外间是一个大会客室兼会议室。通往里间的门也虚掩着,门前没有秘书,也没有其他职员。我推开门进去,看见蔡先生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亲切地问:“有什么事吗?”我把一封已经写好的信递过去,他看了信说:“这是好事,当然出证明书。”我说:“请校长批一下。”他提起笔批了几个字,亲切地交待说:“你拿着这个到文书科,叫他们开一个证明书。”我就退出来到文书科去了。我进去和退出这一段时间内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时我想,蔡先生以校长之尊,不要校长排场,也不摆校长架子。他一个人坐在校长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几分钟之内不但解决了我的问题,也把我引到了这个境界的大门口。事后,有同学告诉我说,文书科的人说,是你越级,学校要有处置。我说:“蔡先生到北大是来办教育,不是来做官。我是他的学生,不是他的下级,有什么越级不越级的。”我一笑置之。当时大多数的学生及社会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并不是来做官的,当校长并不违反他的“三不主义”(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1922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在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先生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务都由接待委员会经理。有一个中国的中年教育工作者,当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她公开地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先生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到会的人很多,座无虚席。蔡先生一进了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地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像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也没有人想到要有什么口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蔡先生在发言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个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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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生》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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