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

出版时间：2009-08-13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岱峻  页数：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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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岱峻的大作《李济传》终于杀青，我为他高兴，我自己也放下了一件大心事。他再三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我虽难以为情，却更难辞此请，就写上几句吧。写这些段落，正赶上殷墟发掘八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段墟的发掘，是李济先生一生中的头一件大事；从2008年10月底到现在的12月初，我两度应邀去安阳参加这次活动，随手记了几句话，等于是日记摘抄，在这里铺陈一下，就教于读者。殷墟博物苑在二十多年前初建时，还只是一片荒野上竖了几处木牌。当时为“复原”殷代宫殿所仿制的房屋甚是简陋，展览亦属粗糙。经过这些年的辛勤研究和开辟，现已增加不少新内容，大有可观，可供参观展览和大型学术活动之用。当年参加殷墟发掘团十五次发掘目下仅存的王湘先生，以年逾九十七岁的高龄，写下了“安阳考古的科学精神永存”几个大宇留念。他很惋惜因行动不便，无法再到工地来了。近年考古界对洹北商城的发掘和研究，是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记得先父李济先生在1977年写《安阳》一书时在第九章里已经对“洹河流域一带”的新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迹非常关切，他并寄希望于“时代更早的”遗迹。“洹北商城”的遗址当年可能还未在他的视界之中，当时他似乎只听说过有关洹北的片言只语。这次中央电视台邀请参加活动的郑振香先生和唐继根先生，在发言中都一再提及早期殷墟发掘时的一些故事。最感人的应是1936年发掘团的成员在西北冈大墓开掘后还自己出钱在小屯办了一座小学（即给当地农民的子弟开设的，名叫“洹水学校”）。据介绍，石璋如先生还从老家请来一位王老师给孩子们义务上课。

内容概要

李济是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民国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一生串联着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众多要人。    他与徐志摩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同窗好友；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和而不同，彼此辉映；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炳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他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着友谊；他视丁文江为好兄长和科学路上的引路人；他曾与胡适筹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保持了同进退的步调；他亲历了胡适的去世，但也有人认为胡适的死与他那番悲观的谠论有直接关系；他曾被中共作为统战对象，也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　　私密性、唯一性史料首次公开海峡两岸第一本李济传　　英国哲学家罗素大量引用并赞赏李济的论文，“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　　台湾文人李敖：李济是台岛“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的学阀”。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李济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　　郭沫若称李济是“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　　许倬云高度评价李济：“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

书籍目录

序前言李济是谁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　第二节  优游清华园　第三节  克拉克校园“啃青草”　第四节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　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　第二节  西安讲学　第三节  重返清华园　第四节  五位导师　第五节  现代考古学与安特生　第六节  中国人的西阴村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  主持考古红　第一节  国学院的风流云散　第二节  阿卡德米与傅斯年　第三节  济之找寻  彦堂首掘　第四节  出掌考古组帅印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    一、“中央”与地方    二、“拉锯战”与“儒莲奖”    三、分手弗利尔　第二节  转战城子崖    一、山东古迹研究会    二、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第三节  回师河南    一、“卷地毯”与后冈三叠层    二、浚县辛村与大赍店遗址    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四、侯家庄南地与西北冈    五、董作宾携女友风波    六、世界最早的档案库    七、殷墟的最后一瞥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　第一节  达子营·方砖厂　第二节  无心亦无滞　第三节  轻轻的我走了　第四节  南京杨公井　第五节  福兮祸兮长别离第六章  流寓西南　第一节  暂栖长沙　第二节  昆明两年    一、赵元任出国风波    二、从昆明城到龙泉镇    三、战火催生的中博院    四、鹤归去  狼烟起　第三节  李庄六年    一、适彼乐土    二、祠堂里的中博院    三、从羊街到张家祠    四、畏友傅斯年    五、“红颜知己”曾昭燸    六、从李压走向田野    七、远古器物研究第七章  离开大陆前的最后岁月　第一节  日本之行　第二节  回到南京　第三节  会晤郭沫若　第四节  在大陆的最后光影　第五节  苍茫天地间第八章  台岛最后一位重量级学人　第一节  初到台湾　第二节  创人类学系  擘画台岛考古　第三节  主持史语所  代长“中研院”　第四节  与胡适唱对台戏　第五节  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　第六节  建立科学的古器物学　第七节  撰写Anyang第九章  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第一节  骨肉分离　第二节  彼岸的批判　第三节  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　第四节  台北温州街寓所　第五节  父与子　第六节  书写历史与创造历史　第七节  最后的烛光尾声  一个巨人消失了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第一节 矿科教授与“丁大哥”1923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英年早逝。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1921）以后，国内各大学鉴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师，最为驰名……因经费不济，数年后遂停办……”还有一篇文章写道：“……（矿科）聘李珠、李济、孙昌克等清华同学为教授，誉满全国……”李济未必就是矿科教授，也许是矿科的教学计划安排有人类学的课程。”李光谟曾如此分析。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19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等。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白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1910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语）。李济后来的文章曾谈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只把书本视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他所说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一一“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的”）。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诸多的疑问在当时或许并不为奇。李济在南开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和清华同学杨石先，其后又结交了蒋廷黻、黄子坚、喻传鉴、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还结识了留美时的偶像——地质学家丁文江。那时，李济一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当拿起一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时，扉页上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李济深情地写道，“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状元公似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曾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资源，编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他与矿冶界协作配合，积极兴办实业。1923年，李济第一次与正在北票煤矿公司做总经理的丁文江见面，李济说：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绍信，我跑到“义租界”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两人很谈得来；一谈就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我记得临别的时候，他把开始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到现在回忆，这一次当面接触的印象，除了他的两钩胡尖，及一双锐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朗气象。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相识不久，李济就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对数据，发现毛病出在自制的卡尺并不精确。丁文江非常欣赏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还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还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李济1924年赴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中国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在雇工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Bishop）闻讯后也致函靳云鹗的长官吴佩孚，称“对于掘采一事，略有经验，甚愿尽其绵薄”，并称“甘效驰驱，纯系公家任务和私人爱好，决无盗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报酬。钟鼎尊彝诸物出土后，如能拓印数纸，寄回美国展览，区区之愿已足”。“学者军阀”吴佩孚即命部下靳云鹗“似宜表示欢迎”，并“优为招待”。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也派出教育部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等前往调查采集……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都云集在新郑南街李家楼，竟达数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四十天，墓室挖出的土，堆积如山。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缚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但挖掘者缺乏考古知识的指导，没有作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及地层和墓葬的形制等记录，收获只是一次“挖宝”。9月底，丁文江凑了二百银元的经费，鼓励李济赴新郑调查发掘。李济偕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赶到新郑，晚来了一步，大墓前期已被翻扰。他们的发掘工作从10月1日开始，只进行到24日。他们只在墓穴中采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铜片。本想做一些地层学的勘察剖析，突然传来土匪扰乱的消息，他们只得仓皇离去。李济携带着新郑挖到的和工人交来的人骨到北京，借协和医科学校的解剖实验室进行研究。此间李济认识了毕士博，还从毕氏手上获得他所捡拾的一批人骨。李济做了些比较研究，写成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发表在1926年国外的学术刊物上。文章大致描述了这段过程，虽没有记录多少考古学上的收获，但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极其细致，完全符合体质人类学要求的标准，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毕氏得知他是中国第一位哈佛人类学博士之后，即代表弗利尔艺术馆试邀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合作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李济对这个“机会”把握不定，转而求教“丁大哥”。丁的回答为他解开心结：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有机会采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轻易放弃；至于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于是，李济回了毕氏一封信，信中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回到华盛顿，向上司弗利尔艺术馆的洛奇馆长谈到这一情况，对李济作了很高的评价。征得洛奇的同意后，毕士博回到北京，1925年3月23日给李济写了复信，信中表示：“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后记

2008年就这样过去了。先是春节期间南方遭遇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5月12日我所在的省份和城市又是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泪水和汗水未干马上又是8月8日的北京奥运；喜悦还未消退，紧接着又是铺天盖地的金融海啸……世界在这一年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我潜藏在一座孤岛或一片密林中，仿佛疏离了那些大悲大喜。除开电脑摇晃、书桌不支、躲避地震的短暂日子，在整整的一年里，我的灵魂几乎没日没夜都在追随李济先生。我相信，与浩瀚的人类长河相比，那些短暂的灾难都将转瞬即逝。人类仍然要生生不息。在人类前行的暗夜永远需要高擎起像李济这样的思想明灯。这一年，我也不是独行者。完成这部书稿，支持我推动我的，首先是李光谟先生。他除了向我提供大量的资料（文字、图片），还用了大量的时间作口述史。初稿完成后，光谟先生最后还一字一句审订了全文，并慨然写序，这是需要特别指出并深深致谢的。然而光谟先生的修订只是个别字句的改动，就像一位优秀的编辑接受一份幼稚的作业，他只能在既有基础上作一些小修动，困此书中的不足或错误，是我自己的知识缺陷和认识水平造成的，完全由我负责。我的妻子冯志是这部书的第二作者，她没有署名是出于惯常的低调作派和行事风格。她与我共同完成全书的构思，材料的筛选，观点的斟酌；参与了我在李庄的大部分田野调查，和对光谟先生的多次访谈；嗣后她担负了资料整理、文字录入、校对等工作。对她的心血我不能心安理得地掠美，也需要表达谢忱。

编辑推荐

《李济传》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谨以《李济传》纪年李济先生逝世30周年。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讲述李济先生一生经历，感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非常强大
•   对大师评价挺客观，不错！
•   恩，书的质量很好。。
•   本人历史专业，非常爱
•   李济先生被誉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之父，但由于非学术因素，他的名字长期被我们有意的抹去了，我们评价学者应就学术论学术，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
•   中国考古之父，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多年后终于又见，感慨万千……
•   不好，叙事既不生动，文笔比较差！不能突出传主对中国学术尤其是考古学的贡献！
•   认识李济，揭开一段历史，品读中国考古学早期的心路历程。好书
•   真正的大师 现在已经没有了 相信以后也不会有了
•   作为一代大师，大陆以前竟无人为李济作传！邱峻写前人之所未写，勇气可嘉，功德无量也
•   这么杰山的人物，还好去了台湾，能把他的学问继续做下去，但几十年都被大陆遗忘了，可惜，可叹
•   李济，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如今是鮮为人知，就因为他去了台湾。这本书稍稍补上了这片空白。
•   　　写得很好，主要是采用了很多真实可靠的史料，为是书增色不少，有助于民国史研究。惟书中有两个错字：
  　　①P262第二行，“董同稣”当为“董同龢”。 ②P264倒数第三行，“李方桂的《武鸣士语》”，当为“《武鸣土语》”。
  　　
  　　书中提及甲骨五堂之一的鼎堂先生的一件趣事，若合起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来读，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至于其中趣味如何，读者诸君且自己体会去吧。从鼎堂先生的所做和李济之所言，可以看出李济先生提携后学，宽容待人的精神。
•   　　江苏文艺出版社“大家传记”系列共5本，李济、董作宾、王国维、赵元任、傅斯年。目前出了前三本。《李济传〉是最好的一本了。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风雨飘摇的世道里，知识分子的命运真是令人唏嘘。
  　　民国的黄金十年实在是太短暂了，若没有日本人捣乱，或者再晚十年捣乱，历史真是要重写了。
  　　黄金十年中的科技文化艺术可谓登峰造极。由封闭走向开放是一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宽松。不是蒋介石想宽松，而是忙不过来。列强、中共、军阀、派系等等，老蒋焦头烂额顾此失彼。老蒋日记中记载，一度萌发出家的念头，应该是真实的。
  　　
•   李济这位“为大中华，造新学术”而辛勤耕耘一生，奉献一生的学贯中西、驰誉世界的学术巨子，大陆学术界在很长时间内对他的行状学业，不说全无所知，起码也是“不甚了了”；即使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术开放以后，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到胡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以至于钱钟书，可谓群星荟萃，熠熠生辉，唯独李济却被有意无意地遗落、“缺位”了。
  　　所以，本传记《前言》开宗明义的标题是，“李济是谁”？如果说，北京大学等“中国最好学校最高学历”的人类学博士生或硕士生竟然不知道李济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乃是“丢人”；那么，读一读这部《李济传》，我们还有理由说，今天谈“国学”，如果仅限于乾嘉考据，文字训诂，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等等，而对被誉为“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张光直语)的李济，却缺乏应有的认识；谈青铜甲骨，如果仅限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甲骨四堂”，而对1928年李济从蔡元培手里接过聘书，“出掌考古组帅印”亲赴河南安阳之小屯，主持殷墟甲骨的科学发掘，被公认为“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李学勤语)却缺乏真切地了解，那无论怎么说也是当代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一大误区。郭沫若曾以诗人的笔触记他1946年在南京访晤李济是“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这不正足以表明，以推进“科学思想”为己任的李济，实乃中国现代学术之光荣吗？
  　　《李济传》的一个最可贵的特色，是循着传主行踪，比较深入地发掘哪怕是边缘年久的文化资源与学术矿藏，尽可能占有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全书正文九章，凡三十万余言，从李鸿章为签订《中俄密约》而奉命出使俄国之当天(1896年6月2日)，李济在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一个读书之家呱呱降生而取名“顺井”；到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1979年8月1日)，在台北市温州街寓所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长逝，风雨八十三载人生历程，跌宕不凡的播迁台湾、跋涉欧美的学术征途，皆据最鲜活的，有不少属于“私密”的史料写成。
  　　尤其是李济的哲嗣(唯一的儿子)、已逾古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口述回忆录及其出示的李济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书信、文稿、照片，更属珍稀之品，包括李济早年留学欧美期间写给其父李权的书信及他与哈佛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的合影；抗战艰难岁月里，李济在重庆“学术城”李庄的大量学术活动，以及50年代以后李济在台北，既被中共作为“统战对象”、又被台湾当局作为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一张牌”，但他坚守学术，从事教学、研究、著书立说的文字图片资料；当然，还有著者自行蒐集的展示李济偕同鲁迅“西安讲学”(1924年)，以及在山西西阴进行“史前考古”而由“中国人(李济)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1926年)之文图并现的场境实录等等，真是展卷如入金谷园中，读之莫不给人以丰厚的知识文化享受。
  【备注：转帖】这应该是该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