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华与冬雪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承志  页数：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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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秋华与冬雪》：天涯文丛。丛书分为三卷：《秋华与冬雪》（张承志等著）、《山居心情》（韩少功等著）、《符号的角逐》（南帆等著）。本丛书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其作者阵容之强大，包括了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朱学勤、李陀、刘禾、张旭东、王晓明、汪晖、许纪霖、黄平、陈嘉映、李泽厚、李锐、格非、王安忆、韩少功、摩罗、陈思和、于坚、迟子建、南帆、朱大可、韩毓海、朱苏力、李少君、韩德强、刘军宁等，谈论的问题，从教育、三农问题、环境保护到传统文化、现代性、底层关怀，无不涉及，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

作者简介

　　张承志，回族，1948年出生于北京。在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于1968-1972年在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牧民。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考古工作。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1983-1984年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区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搞中北亚历史研究，其后几度应邀赴日本搞学术研究和讲学，并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家。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数种外语。1985年当先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小说选刊》编委。198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中。

书籍目录

　　秋华与冬雪　　情感的飞行　　革命与雏菊　　冬夜笔记　　闻香知世界　　游泳池记　　我们的不車归咎于谁　　黑暗之歌　　记忆的形式　　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　　江上的母亲　　布达拉宫后面　　为爱而来　　底层　　有关底层的问答　　我们怎样叙述底层　　贫苦不是穷人的错　　L县见闻　　被“文化”殖民的农村　　我是农民的儿子　　我的“早稻田大学”　　无法流通的天赋　　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持不同性见者　　阴性之痛　　性·谎言·木子美　　“人造美女”的伦理问题　　刚刚在路上　　捕风捉影　　什么“行为”使“艺术”变得如此丑陋　　艺术是这样炼成的

章节摘录

　　秋华与冬雪 张承志　　在这样的感觉里，这一回该遇上怎样的一本呢？在网上徘徊着，不觉吸引我步步陷入的，是革命的先驱者瞿秋白。我很快读了进去，虽然未做钻研和深入。仿佛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前冲的姿势：拖得太久了，对我来说，己是该重读革命的时候。　　1　　秋白，秋之白华，在肃杀与丰饶的秋天的、不在和象征的白花。　　他的意象，给人一种清冽的感受。　　大概谁都觉得，读他的文字，需要读者的某种成熟。但是成熟，却是个很暖昧的标准。应该说，他的文字，期待着一类成熟而并不世故的读者；他的行为，也等着一种敏感而绝非懦夫的同志。　　因为瞿秋白的文章做人，于散淡慵倦之间，藏着一根遮蔽的骨头。这一条骨头未同小可，它是中国文人常常不得遗传的“大义”。　　饶有兴致地读着网上的议论，满版对《多余的话》的激赏，一面不禁引我共鸣，一面也使我觉得网上作家们多少忽略了上述骨头。　　《多余的话》，它是对中国道德、对党与个人的一面魔法之镜。我一直想，或许它更多地并非映现了瞿秋白，而是映出了一代代不同环境思潮里的、中国人的心理。它真实得令人震惊，它又矢口否认真实。他如他的好友鲁迅所说在血淋淋地解剖自己，他又不节制地放纵言辞而掩饰自己的本音。由于历史对阅读的钳制，由于那倾吐一快的剖露自白的魅力，很多读者在感动之中陷入了误读：人们迷醉一介书生的色彩，而忽视了——瞿秋白的共产主义者的本质。　　是的，他是一个纯洁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成员、而且阴差阳错地是这个党的第一负责人而苦恼；虽然这巨大的苦恼，使得他发泄般地写下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话！　　为他的华章打动的人愤慨批评：自有政党以来，无一个党首或者党员，能如瞿秋白那样解剖自己！确是这样。但若这种批评于不假思索之间，以文人否定了战士、以文辞之技贬低了社会斗争的话，这批评就没有脱离小人之心的低级趣味，它跳跃而不高，难度君子之腹。　　也许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他每逢遇事，便显示出不惜身的气质。　　当穷党被屠戮之际，他不犹豫地支持李立三起义南昌的决断。不仅一件，是瞿秋白而不是别人主持了发动秋收暴动的“八七”会议。　　他虽有优柔的爱文倾向，但决非缺乏做人的烈性。他欣赏克鲁泡特金的话：一次暴动胜过百万书报。他为鲁迅杂感写的长序，尖锐淋漓不让鲁迅。既有俯瞰着时代的视野，自无暖昧或强辞的小气。我猜它将会成为最好的鲁迅辩护词。还有那首诗谶般的小品，它真宛似为今人而作：“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　　新名士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不是要解放么？不是人性第一么？老外不就是这一套么？他们和前述为秋白华章打动的人不同。他们乃是秋白及鲁迅毕生与之抗争的一类。只是资质不逮，他们总是不能醒悟：大手笔的文章，常做在天下兴亡的题目上。他们不懂“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并非如他们的造句，不懂那远非只是词藻的堆砌。他们死也不信：优雅的趣，温柔的韵，并非自私与下流。他们对《多余的话》的鼓掌是可笑的；因为《多余的话》写的是革命，它痛苦地掩饰着失败志士的心情。正是这些话，透露了瞿秋白的：不惜身的心理倾向。　　这是他埋藏最深的心理。　　也许，这也是革命的埋藏最深的遗产。　　读着《多余的话》，心中的感受奇特难言。这篇作品湮没了三十年，出名却是在文化革命当中。寻找叛徒证据的学生，当然读不出文章的表里曲折。　　他的声音摧毁般震撼着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撕碎般的快感。如此的剖心吐哺，指示着另外一个方向。对于中国人来说，阅读和理解所间隔的半个世纪：未必己经太长。不仅要等一代读者、一个民族长大并成熟，不仅要他们具备了待人的同情甚至有了人之将死的善意：不，不仅这些，必须等历史的巨轮把人再一次推到瞿秋白的处境，在理想、现状、革命、自我之间选择和痛苦的时候，阅解和理解才能成立。　　他对于政治的本能厌恶，甚至可说是过敏的心理倾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规避政治的取道，以及潜伏其中的心理，如今只能在一些巨星歌手完全私人的行为中，才能偶见皮毛了。以一篇绝命词，他把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共产主义信徒的心理，剥析得淋漓滴血丝丝入微。我读得心情紧张。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篇人的宣言；但我想它揭示的，只是少数人的特例。他只道出了：一些真的主义的虔信者，在悖驳与血污之间的纠缠心事。这篇苦痛的剖吐，是失望更是希冀，它控诉着中国粗糙的思想，针对着血腥的政治和空洞的文化，孤独地喊出了自己的否定。　　他说，他根本没有读过资本论，但是，“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　　这里，似乎是一笔《多余的话》里的多余的话。他对“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的兴趣，他因“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理想社会的想象而感到安慰：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在没有异化的先贤心里，革命是一个清晰的方向。这方向是一种信仰世人嘲笑的正是它。而偏偏唯此一点，使他的追随者喜出望外。　　时代无情，总是牺牲它最优秀的儿子。风吹过，掀乱了书页的纸。在掩卷之后，复杂的心里，升起着对革命的怀念。　　秋之白华，如一帧画。我为这样的美感吸引，久久不能释怀。由于那么多的背弃，由于那么多的揭露和丑化，渐渐很少有人再把共产主义与美相提并论。开口诉说革命，简直就是为历史的罪责出头自首；诉说革命，己经需要重压之下的勇气。但即便如此，即便批判和揭露建立了雄辩的强权，我仍不能：那清高的美，纠缠得我不能摆脱。　　甚至，我总是清晰地从中捕捉到了古代中国的烈士之风。那种布衣之士的、那种弱冠轻死的痕迹，从少年时代就留在心里，不肯磨灭。百年以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之际，我愈是沉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感。　　它就是秋之白华。说不尽它的意境，就如古代的抽象。　　2　　花草凋零之后，白雪遮蔽四野。若想为瞿秋白寻找一个媲美的伙伴，若想让这样的遐思接续下去，不知为什么，我总是顽固地想到杨靖宇。　　杨靖宇将军的事迹，吸引了我不知多久。　　也许是因为戴着红领巾的少年时代唱过的一支歌？因为那时就想象过的深雪皑皑的白山密营？或者因为我也如同追兵，随着雪地上的脚印，想象着一个叫作三道崴子的小树林，想象着他最后的竭力奔跑？　　他并不应答，双枪回击。垂死的他，又使关东军的讨伐队一死四伤。左腕中弹右手持枪，直至绝命的时刻。　　也许我只是感叹他的年轻，为着他一死殉国时，仅仅三十五岁？　　从上小学时我们就读过，当关东军解剖他的遗体时，只见腹中满是树皮棉絮——而关于他的头颅是后来才读到的：关东军把杨靖宇的头切下来，送到满州国的“新京”，今天的长春。这颗遗首，在解放后被找到，据说浸泡在药液里的脸上，冻黑的伤疤新鲜如初。　　方军著《我认识的鬼子兵》写到了一个名叫金井的日本人，这个人是见过杨靖宇头颅的日本老兵。他说：“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死了还站立着，他是一种精神。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愿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说完老人立正站起，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军礼。　　我总在遐想中，凝视着杨靖宇将军的脸庞。那是一张英武的、斩刻般的脸庞。他的脸上刻着一种正义军神的尊严。于是，就连强敌也不能矜持，日文网络上的资料这样写道：“就连关东军也对他表示敬意。他们让僧侣为他颂经，选向阳的地方立了标志，后来更给他立了很好的墓碑。”　　骄横的关东军对他的折服，深深触动了我。关东军在凛然的军人精神之下，为杨靖宇举行了祭奠。那是一件小事，是双方都没有宣扬，甚至都没有在意的一幕，但我想，抗日战争中，或许中国军民取得的最大胜利，就是那一幕。　　一段时间里，传说他是回族出身。他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　　这个传说，诱人想象那罕见的骨气血性。我把这件心事委托给一个河南朋友，请他考察一个究竟。朋友去了确山，很快打来电话，说没有此事，他父母都是圆坟，在确山他家并无什么特殊。当地的杨靖宇纪念馆完全没有怀疑他的族属，虽然从外县移居确山之前，这一支马姓的根子不易究明。所以，尽管马尚德这名字还有考证的余地，但不能渲染杨靖宇的回族传说。　　这样更好，可以避免任何一丝的褊狭，也可以更深地理解中国。是烈士，就一定会处处都放散异样的魅力。他的史诗终章般的最后一战、他的失而复合的头颅（纪念馆的解说中使用了一个出色的汉语词：遗首）、他的豪气迸射英武逼人的面容，每一项都呼唤我去凭吊。　　我早晚要去一次吉林通化。我在揣摩着自己，也在观察着天气。我等着自己心理准备的就绪，也等着一场淹没东北的大雪。因为那颗遗首在1940年隆冬被关东军割下，浸泡在药液里存放在满洲国的新京。它被解放的东北人抱回时，脸上的冻伤历历可见。直到通化烈士陵园建成，遗首才与躯体合葬。　　我总觉得自己需要面对着那颗遗首，静静停立一会儿，思索一番关于自己的事。前年东北大雪，我却迟疑未动。我在等待什么，是身心尚未抵达：那最后一战的阵地么？　　我想去通化瞻仰，必须同时读一本中国汉奸史。日寇侵华期间的汉奸，有人说超过千万，有人考证说一共几百万。我猜那一定是只数了伪军、穿黑狗皮枪口对内的武装，而决不会数上：如今天的畅销作家周作人和今天的经典作家张爱玲的情夫胡兰成！　　古怪的文化，不仅否决了革命，更腐蚀了中国的精神。我们的遗产究竟是什么？一支舰队被俘虏去的威海卫，一场开始了大分裂的新民国？而杨靖宇诞生了，他平衡了狠琐的历史，中止了日本的歧视。　　心底的火苗在燎烤着，我需要到通化去。我也要去福建长汀，去那里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我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更是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儿子。凛凛冬雪，秋之白华，我吮吸着它们的美感。我要汲取世间的全数营养，走向我的三道崴子树林，为着自尊的一役，为着对手的折服。　　我们生在奴隶的物欲和理论的轰炸中。如同杨靖宇一样，直面着强敌的轻蔑傲慢。也许也有些像瞿秋白：一步踏出，便会招致一生的诋毁。但冥冥之中他们的美如秋华冬雪，逼视和震慑着我们，使我们仍然向他们靠拢。是的，我们不背离，即便是和平的攻战，即便是孤立的死守，胜利仍然是可能的。　　写于2006年5月至6月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史》、《无援的思想》等。　　情感的飞行韩少功　　今天一走进四川音乐学院，我就有点吃惊。几年前我与音乐家金铁霖先生去国外访问，到过很多欧洲国家的音乐学院，发现那些学院都很小。但川音有这么大的校区，有学生一万六千多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听敖院长说，全国有大大小小的音乐学院几百所，大规模的音乐学院也有上十所，这更让我大开眼界。　　当然，中国应该有庞大的音乐学院，应该有更多和更好的音乐学院。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还因为中国有深厚的音乐传统。中国古人行“礼乐之治”。礼是指制度。乐是指文化。礼与乐构成了当时全部上层建筑的两大支点。可以想象，中国古代文化以音乐为龙头，如果那时有中宣部，部长肯定是音乐部长；如果那时有文化部和教育部，部长们也一定是音乐家（众笑）。我们现在发掘的一些汉墓或者秦墓，常常发现那里藏有大型的编钟或编罄，发现各种丝竹管弦，由此可知音乐在中国古代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有怎样成熟的创造和推广。　　音乐在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传统中也极为神圣。有过欧美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那里见总统和见市长可以穿便装，看电影和看画展也可以穿便装，但如果是进音乐厅，尤其是听古典音乐会，男男女女都少不了盛装礼服，有军功章的军人们还常常把军功章挂满一胸，如同去接受检阅。为什么？因为音乐厅就是圣殿，音乐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在很多人眼里代表了文化的最高品级和最初源头。古希腊的缪斯女神就music（音乐）之神。如果考虑到欧洲漫长历史上音乐与宗教的不解之缘，那么欧美人对音乐特有的崇敬更不难理解。　　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比方说战争总是伴随着偏执和仇恨，就是不好的东西。制度、舆论、习俗、学问一类隐含着利益要求，包括对特定阶级或特定民族的利益分配倾斜，对于不能从中受惠或从中受惠较少的人来说，也常常是不够好的东西。但唯有音乐，当然是指能够流传的音乐：这种不需要翻译的艺术，这种直接沟通心灵的超语言、超逻辑、超观念的表达，具有最敞开、最纯净、最温暖的品质，展现了每个民族至美的一面。　　前不久，日本首相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和其它东亚各国人民的不满。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有所升温，正邪之争有可能被歪曲成族群冲突。很多日本人厌恶中国人。很多中国人也厌恶日本人。双方的一些愤青在网上对骂得昏天黑地。处理这一难题，我觉得有一个简便办法，就是让日本人多听听中国的音乐，比方说《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也让中国人多听听日本的音乐，比方说《四季歌》、《拉网小调》、《北国之春》、《草帽歌》，这些日本歌曲怎么让我们恨得起来？产生了这些动人歌曲的民族怎么可以被我们一古脑地仇恨？我们怎么可以一时脑袋发烧，就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与少数几个右翼政客之间划等号？　　同样，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反恐的“圣战”以后，自从他创造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似乎都有了准恐怖分子的可疑身份。一些中国人也在跟着瞎起哄。在这些人的眼里，虽然自己的一张黄面孔不是特别高贵，但低贱的人可以看不起更低贱的人，他们也摆出晋升候补的姿态，在伊斯兰族群面前寻找自我身份的优越。其实，这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的做法，正中极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是伊斯兰世界里极端思潮的翻版和倒影。本“拉丹可能对此高兴不已。这一条我们暂时不往深里说。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了解伊斯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伊斯兰？如果我们懒惰得不愿去采访和阅读，我们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斯兰的音乐吧？至少可以听一听伊拉克、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吧？至少的至少，我们中国人可以听一听维吾尔等境内西部民族的民歌吧、包括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编写的那些情歌吧？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这些歌曲里同样充满着动人的善良以及美丽。歌曲里流淌出来的的喜怒哀乐，同样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歌曲的创造者和传唱者几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受到蔑视甚至敌视。　　音乐是灵魂的表情，是精神的芳香，是直接从心灵出发然后抵达心灵的情感飞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少了。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些年我阶段性地居住乡村。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充满着山歌的乡村，眼下基本上一片寂静，歌手不知去了哪里。只有在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办白喜事的时候，我才可以听到某些老人聚在一起唱唱丧歌，保留了一点本土音乐传统残迹。我在城市里也很少听到音乐。如果我不是居住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区，不是生活在西亚、欧洲、南美有关族群那里，我几乎很难听到咖啡馆里开心的合唱，很难听到地铁里大提琴或长笛突如其来的旋律，很难听到海滩边某个房间里飘荡出来的钢琴乐符，也很难听到深夜的街巷里，一两个或三五个醉汉，互相搀扶着或拉扯着，步履踉跄时唱出怀乡老歌：他们忧伤的嘶哑之声在夜空旋绕。很遗憾，在我所到过的中国城市里，最常听到的是哗啦啦的麻将声（众笑）。　　我们当然还有音乐，有越来越便捷和精密的音乐设备，比方说留声机或MP3。一些优秀的音乐家们做出了非凡成绩，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我对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我们的乐曲更多出现在商业演出和政绩宣传之中，似乎离利润和权力越来越近，离心灵越来越远。有些“春节晚会”的演唱，花团锦簇，流光溢彩，金碧辉煌，人海战术加人肉战术，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不过是一些豪华的三流杂技和激昂的配乐练声。我们的很多商业性演唱已无乐可言，只是刺激，只是造作，是作欢乐状或悲痛状，是假模假式的渲泄，是强加于人的闹腾，与心灵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听觉环境日益污染的情况下，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聋子和哑巴。只要离开了宣传和消费，我们已经不太习惯开口歌唱。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引述古人的话：“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孟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什么是古人说的“淫”、“过”、“凶”、“慢”？那些虚张声势和虚情假意的音乐垃圾就是。这正是世道人心面临危机的一种表征，不是什么好兆头。更进一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音乐离心灵更远，而在于很多人的心灵本身在枯竭，在麻木，在冷漠，已经很难分泌出音乐。走在一些大街上，我有时会注意迎面而来的一些表情。我看见很多人穿着时尚而且体态俊俏，但我们很多儿童的脸上已没有天真，很多青年的脸上已没有热情，很多妇女的脸上已没有优雅，很多男人的脸上已没有刚毅，很多老人脸上已没有慈祥，我看到更多的是目无定珠，神色紧张，面若冰霜，甚至贼眉鼠眼探头探脑，一脑门子官司（众笑）。你们在大街上是否也见过太多这样的表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音乐吗？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音乐？　　音乐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哪怕是无调式，哪怕是用噪音，哪怕是最离经叛道的先锋音乐，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就一定是动人和动心的，是情感自然的奔流。现在有很多文艺家误把技术当作艺术，其实技术与艺术虽然互为依托，甚至互相渗透，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简单地说，技术是没有电的机器，没有血流的身体，有点没心没肺，只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载体，但本身并不构成价值。而艺术是人心之术，是有生命价值的技术，隐含着特别的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隐含着人生经验和精神取向，是叩问人心和唤醒人心的声波信号或者图象信号。这才是从艺者的“大道”。艺术的这一特点，使艺术与体育、艺术与科学、艺术与其它很多人类活动，有了最大的差别。　　技术是可以教育的，而艺术不可以。我这里举一个文学方面的例子。常常有人问：文学写作有什么技术秘诀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我的证据是：如果有这样的秘诀，那么普天下所有作家的儿女都一定都是作家。因为哪有父母不把一件好东西传给儿女的道理？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作家儿女当作家的例子虽然有，但为数极少。美国和中国的大学一度很喜欢办作家班，但这种作家班培养出来的作家虽然有，同样为数极少。我们因此而不难明白，文学的技术可以传授和训练，但文学最重要的内核，即作家的生活阅历、情感经验、精神境界等等，没法通过师生相授的方式，在课堂里进入教学。学位制度、教学改革一类在这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每一个人的精神历程和精神积累都独一无二，是人生实践和长期历练的结果。在几百个或几千个课时之内，一个人的心理蕴藏怎么可能就全面复制另一个人的心理蕴藏？　　技术是可以购买的，而艺术不可以。在眼下这个商品化世界里，不管是工业或农业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只要你出得起大价钱，大概都不难买到。但正像刚才一位同学在字条上提到的，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在没有大投资的时候，倒拍出了很优秀的影片。一旦成了世界级的明星导演，一旦有投资商们趋之若骛争相拍钱，《英雄》和《无极》却多少有点令人失望。他们是缺钱吗？不是。是买不到人才和技术吗？不是。他们在编排、拍摄、制作、宣传等方面大把大把地烧钱，已无所不用其极，但独独忘记了电影不是有情节的广告片，不是一台体育嘉年华或科技嘉年华。电影最可贵之处在于动人和动心，在于感觉、感情、感动以及感悟的有效传递，在于热血生命的和盘托出：而这一切只能由创作者靠长期的历练来积聚和生长，是任何投资商都无法随意占有的无价之物。钱多，固然能买来明星阵营，能买来明星阵营的雇用劳动，但不一定能买来艺术家们的激情和灵感，以及灵感所依托的兴奋点，还有全部生活积累中沉甸甸的某一份隐痛。在这里，作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崇拜者和批评者，我并没有对他们丧失信心。相反，我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优秀的导演们在更多的实践之后，能打掉一些技术迷信，再一次从自己的心灵出发。　　几年前，我与几位作家到蒙古访问。因为我们带的蒙语翻译只熟悉中国的老蒙语，不大熟悉蒙古的新蒙语，加上蒙古能说英语的人也不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没法与主人们交谈。那么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怎么打发？总不能只是傻笑、只是打手势吧？于是我们以唱歌代替交谈。几天下来，我把能想起来的歌都唱完了。有一位同行的广西作家名叫东西，特别能唱，很为中国人挣了些面子。但相比之下，我们对蒙古朋友们的歌唱天赋简直望尘莫及，也被草原上巨大无边和深不可测的音乐宝库深深震惊。一位司机，一位老师，一位官员，一位牧羊老人，他们一开口都成了天才的歌手，都成了蒙古的王洛宾。即便夜以继日地唱下去，他们也不会有曲目的重复，而且几乎每一支歌都朴素，上口，优美，奇妙，崇高，出神入化，变化多端，直击人心，汹涌着历史深处的情感浪潮。在这样的歌声里，再冷漠的心也会变得柔软。我们会为母亲感动，为骏马感动，为狼和小草感动，为泥土和蓝天感动。我们会有不知来由和毫无道理的泪水突然涌入眼眶。　　我知道，在那一刻有灵魂之门的打开。我们在平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门，更不知道这样的门会在何时打开，会在什么信号密码的敲击之下打开。　　比较而言，蒙古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我从歌手们的表情看出，他们有一种富裕之外的幸福，是生活得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家。我今天来这里说说与音乐稍有关联的话题，只是想拜托和期待在座的诸位，今后不但要当技术家，更要当艺术家，不弃“小机”的同时更要不失“大道”，创作出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一个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同样成为充实、自信而且高贵的人民。　　（本文为作者2006年9月于四川音乐学院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稿略加调整充实）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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