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读汪曾祺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者：苏北  页数：223  
Tag标签：无  

前言

也说曾祺    苏北老兄：    得《温暖的汪曾祺》(即系本书，后改此名——编者注)一册，漫读一过，颇有所感。曾祺弃世十年矣。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埔》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最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有论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这是最后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说不尽的牢骚。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但在一九六二年顷，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诗稿是用毛笔蓝墨水写在红格帐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拙诗最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坚持索回原稿。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沈公写的是五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祺是否曾被邀做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并非我不喜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无锡，碰到高晓声、叶至诚。一路上每逢参观院校，必有大会。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不以为苦，而以为乐。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声名鹊起以后的事。    这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变化对作家内心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后果的两个好例。    我以《故人书简》为题写过几篇纪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录曾祺原信。以为这样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实在是想要删减也不易。有一封关于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见当年在酒店、咖啡馆里谈天的风景。谈天中争论是常事，事过即了，不以为意。此后曾祺没有就此议题继续谈论。我想关于王昭君，应以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为不刊之作。杜甫是贴着昭君这个活生生的人下笔，不是当作政治筹码说事的。    曾祺后来曾写过北京京剧院五大头牌的文章，写张君秋，有这样一节，    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出去了，“忽听得唤苏三……”    这一节写得生香活色，但却戛然而止。要知道他对张君秋更多的评论，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卓见。当年发表时本想删去此段，转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几句真话也好。从这种小事看，曾祺为文，不是没有斟酌、考虑的。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写过一篇记沈从文的文章，开篇就说，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对作家这样说，岂非废话！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其实别人何尝也不是如此。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关于曾祺推荐我参加评选事，你的考证不确。此信本来不想发表，因所谈皆金钱等琐事，无甚意思。日前取出重读，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烦琐，事事设想周全，不禁黯然。今仍依旧例，全录如下。    黄裳兄：    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种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宗璞的我即将航空快递到香港中国时报办事处。你的散文我手头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借去了)。如果你同意被推荐，我希望你自己选。要近两年发表或出版的。选出后即寄三联书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请他们电传或快递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或应凤凰，嘱潘或董说是汪曾祺推荐的。你自选和我选一样，你自己选得会更准一此。时报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选出后寄给我，我再寄香港就来不及了。我希望你同意。三十万新台币可折美金近万元，颇为诱人。而且颁奖时还可由时报出钱到台湾白相一趟。当然，不一定就能中奖，因为评委有十五人，推荐的包括小说、散文、诗，统统放在一起，大陆和台湾得推荐奖只两人(两岸各一人)。    你近来情况如何，想来平安。    我还好，写了些闲文，都放在抽屉里。这两天要为姜德明的《书香集》写一篇，题目暂定为谈廉价书。    推荐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尽快给我个回信。    北京今年甚热，立秋后稍好。不过今年立秋是九点钟，是“晚秋”，据说要晒死牛的。    即候时安。弟曾祺顿首。八月十日。    如三联有你近两年的书，可由你开出篇目，由他们选出传递。(此为边注)    此事如何处理，记不起了。大约因为时间迫促，选寄为难。辜负了曾祺一番盛意。事情过去多年了，留在心底的一片温馨却一直拂拭不去。    这一次翻检旧信，又发现曾祺旧笺两通。一通是毛笔小字行书写在一张旧纸上的。时间可能最早，当作于一九四七年前后。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诵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劝之相羊坰外，以纾其意。又忽见道上有负竹入市者，则又念曰，竹末甚锐，道上人必有受其戕者。归益忧病。家人不得计，请巫。巫曰，稽冥籍，若来世当轮回为女身，所适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忧，病转剧。#友来省者慰曰，善自宽，病乃愈也。沈屯子曰，君欲吾宽，须杨文广解围，负竹者抵家，麻哈子作休书见付乃得也。夫世之多忧以自苦者，类此也夫！十月卅日拜上多拜上    黄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当在涮羊肉之后也。今日甚欲来一相看，乃舍妹夫来沪，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当陪之去听言慧珠，遇面时则将有得聊的。或亦不去听戏，少诚恳也。则见面将聊些甚么呢，未可知也。饮酒不醉之夜，殊寡欢趣，胡扯淡，莫怪罪也。慢慢顿首。    这是一通怪信，先抄了一篇不知从什么笔记中看来的故事，有什么寓意，不清楚。想见他在致远中学的铅皮房子里，夜永，饮酒不醉，抄书，转而为一封信。亟欲晤面，聊天，是最为期望的事。悬揣快谈的愉乐，不可掩饰。从这里可以想见我们的平居生活场景。六十年前少年伴侣的一场梦，至今飘浮在一叶旧笺上，氤氲不去。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祺和我分居两地，来往浸疏，甚至彼此有新作出版，也少互赠，以致别寻途径访书。一九九二年初得他一信。    黄裳兄：    得三联书店赵丽雅同志信，说你托她在京觅购《蒲桥集》。这书我手里还有三五本，不日当挂号寄上。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徽班进京，热闹了一阵，我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一场也没有看。因为没有给我送票，我的住处离市区又远(在南郊，已属丰台区)，故懒得看。在电视里看了几出，有些戏实在不叫个戏，如《定军山》《阳平关》。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即候春禧！弟曾祺顿首。一月二十八日。    一封短信，内容却丰富，把他的近况都交代清楚了。他的情绪不错，言下多有“自喜”，也吐露出创作的强烈愿望。对未来的写作方向，列散文于小说之前。对人事放言批评，一如往昔。这许多都是写曾祺传(如真的有人要写)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来偶尔读到一篇评论近当代散文的文章，作者开了一张大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散文作者，每人给予简要的评论。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需要的是非凡的眼光和一颗平常心。典范之作应属鲁迅为《新文学大系》小说辑写的序言。论文也是提到汪曾祺，但未作深论，只指出其“士大夫”意味。作者也曾揭出模糊了散文与小说之间界限的现象，但归之于另一作者而非曾祺，这倒是很奇怪的。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为读者与论家注意已久，但没有深入的研究，此事大难，也只能作些浮泛的探讨，聊备一说。    一九八七年曾祺在漓江出版社出了一本《自选集》，有一篇自序。这个选本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散文之外，还选了极少量的诗。其《早春》一题，只有两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读来使人出惊。不知这些诗是否曾发表过，这是典型的“朦胧诗”，如先为评家所见，无情棍棒怕不是先落在杜运燮头上了。    这给了我以启示，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    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眩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    有的论客说曾祺晚年才尽，真是胡扯。他在来信中说过，写了些短文，都随手放在抽屉里。这就说明，他一直是“文思泉涌”的。作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偶有所触，或闲居，或枕上，多半放弃、遗忘了。曾祺则不，随笔记下，遂成短章，日后有闲重写，乃成全篇。曾祺晚年多有三篇成束的短篇小说，大抵就是这些放在抽屉里的东西，有的扩展成篇，有的仍然旧样，不再抻一下使之成为中篇。如人们激赏的《陈小手》，就是保存原貌不另加工的东西。这样，从“笔记”到小说的界限就迷离难辨了。这是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的原因之一。    我还怀疑，在曾祺留下的许多短章中，隐蔽着多少提示、未得完成的作品的幼苗，可惜了，只能借用他一篇充满感情的散文的题目，“未尽才”！    曾祺自己说过，“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又说，“有时只是一点气氛。我以为气氛即人物。”(见《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直至晚年，他也没有放弃这个创意，这就注定他的小说和散文分不开了。    曾祺又说过，他受到废名、契诃夫、阿左林的影响。契诃夫的小说，是“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的成果，废名“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阿左林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看他从三家的评论与所受的影响，则他自己的小说的特质，是明明白白的了。    曾祺又明确地声明过，他的短篇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这样做，是“经过苦心经营的”。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了，稿件杂志编辑不能不接受，换个无名的作者，不被退稿才怪！    总之，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境界一般。可惜中道殒殂，未尽其志。“未尽才”，哀哉！    我与曾祺年少相逢，得一日之欢；晚岁两地违离，形迹浸疏，心事难知，只凭老朋友的旧存印象，漫加论列，疏陋自不能免。一篇小文，断断续续写了好久，终于完稿，得报故人于地下，放下心头一桩旧债，也算是一件快事。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写毕记。

内容概要

　　二十多年前，安徽县城里的一个叫陈立新的青年职员因为偶然读了汪曾祺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爱不释手，于是将此书全部抄在了四个日记本上；后来这位青年又到汪先生的故乡高邮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回来后就将自己的笔名起为“苏北”，以示自己对于汪先生的爱慕。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一直追随汪曾祺，向他学习写作的技巧，学习做人的道理。《忆·读汪曾祺》就是苏北与汪曾祺先生二十多年交往最完整的记录。　　《忆·读汪曾祺》一书中还收录了多幅汪曾祺先生的书法、绘画、手稿以及书信等图片，具有十分珍贵的艺术品鉴和学术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苏北，安徽天长人，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先后在《上海文学》、《大家》、《散文》、《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台湾《联合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书籍目录

代序：也说曾祺(黄裳)忆汪十记第一记  这些片断第二记  行走笔记第三记  汪一文狐第四记  与黄裳谈第五记  再识汪老第六记  高邮高邮第七记  小鱼堪饱第八记  沈从文说第九记  温暖包围第十记  人生归宿读汪十记第一记  《大淖记事》第二记  《晚饭花集》第三记  读《艺术家》第四记  读书解暑第五记  鲜活灵动第六记  贴着人物第七记  呼吸墨迹第八记  盛夏读书第九记  有关品质第十记  别样亲切附录：沪上访黄裳后记：向上的力量

章节摘录

片断一  眼神的品位    眼神有何品位？这是我的表述，一种感觉而已。这种感觉来自当代短篇小说大师汪老曾祺。这个词来得很突兀，我想到这个词是激动的，我觉得这个词同汪先生的眼神“贴”了。    这个词来自于1995年7月，那次我同一家报社的王姓女士去拜访汪先生。汪先生同王女士不熟，我介绍后，汪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动了几下，似找什么，又没找着，我猜想这是汪先生的一种习惯，他可能在想心思，也许是回忆起什么。走了两圈，他又坐到沙发里去。他眼睛就那么瞪着直直地望着，入他眼的东西其实只是虚影。我望着汪先生的眼睛，我断言那眼神是执著的。眼神仿佛在对人们说：我对有些事情是很坚持的。究竟是什么事呢？善良的、天真的、一肚子学问的先生，一定不会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坚持。我无法进入一个76岁睿智老人的世界。    我们带了几瓶酒。我说：给您带瓶酒，烟就没带了，少抽点烟，酒可以喝点。汪先生听后侧过脸来，对我又似乎对别的什么说：还有几年活的！这也不行那也不可的！他是指烟，又似乎指别的更深些的东西。汪先生说这些时，那执著的眼神依然；汪先生说这些时，汪师母一直坐在边上，没说话。我知道，汪师母是不赞成汪先生抽烟的。可几十年了，师母太了解先生的为人禀性了。师母尊重汪先生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尊重他的习惯。甚至是坏的习惯。    那天汪先生留了我们晚饭。他总是自己下厨，给我们做他拿手的好吃的牛脖子肉煲。那天汪先生喝了几大盅白酒。他喝酒总是很猛，很少吃菜。    汪先生不说话，可师母告诉我，为留我们吃饭，“老头子”早晨就到菜场溜达去了。这个睿智的老人，他不用嘴巴说话。他多数时间是用眼神说话，特别是对年轻人。    记得十年前，顾城写过一篇汪先生的文章，其中有两句：每次到北京作协开会，内中有一双眼睛最聪明，那便是汪曾祺。    顾城这句话，同眼神的品位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片断二  小驴有舅舅吗？    我同孩子到汪先生家。闲聊中我对先生说到孩子。    一个秋天，我送孩子上学，我们骑车方向一直向东。那是一个云很重的早晨，太阳努力将光芒刺透云层，云层绚烂。我问孩子，太阳哪去啦！孩子望天，望了半天说，没有呀！我说，找光芒的地方呀！孩子指着绚烂的云层说，在那儿——，愣了一会，孩子蓦地问我：爸，太阳有腿吗？我用成人的毫无想象的思维说，没有。孩子追问：那它为什么会跑呀！我仍然简单处理：在天上滚呗！    过了一会，孩子又冒出了一个怪念头：爸，太阳会老吗？这叫我怎么回答呢？孩子呀，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新鲜的念头！我犹豫着：说不老吧，与唯物论相悖；说老吧，太阳又不是人，他又何止千万年。我掂量着，说：太阳会老的。孩子立即追问：他老了，没有阳光，我们怎么办呢？我说：他老了，我们早没了。    我的这番蠢话多么索然！    汪老听完嘴咧了一下。汪老不是那种哈哈大笑的人。我注意到汪老是在专注地听着。他的眼神告诉了我。汪老愣了一会，他说，我的孩子像陈浅这么大的时候，有一次他舅舅来，我们要他叫舅舅。他叫了。过一会，正好有个小驴车过去，孩子又接着追问：爸爸，小驴有舅舅吗？这是汪老的幽默。    我重视这个片断，是因为我注意到汪老对天真的关注。他是一个有情趣的人。情趣应该是属于童心的。这个片断使我联想到其他片断。    一次我同朋友龙冬及他的藏族夫人到先生家，席间先生感叹，又仿佛自语：怎么找个藏族老婆！找个藏族老婆！一副羡慕的神态。汪老说这话时语气神态滑稽极了。仿佛在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找个少数民族的媳妇！    汪老对“小驴有舅舅吗”这样的问题是凝神的。曾经有过一个写汪老的文章题目叫《他仍是一个精灵》。汪曾祺小说之所以受看、经久，与他的对“小驴有舅舅吗”这样简单的问题有兴趣是分不开的。    片断三  由《花》想到的    晚来无事，枯坐斗室，瞎翻闲书，见到一些似曾相识的名字：北村、格非、吴滨……翻到中间，无意间见到一篇汪曾祺的几百字小文《花》，于是便散淡地心不在焉地读着。读着读着，我愣住了。啊呀，汪老头呀汪老头，您今年也是古稀之人了，可您这个老的精灵，还能写出这样不枯不瘦的文字，字里行间无处不透着灵动之光。您哪里老呀！您的文学之心比我辈还年轻些！这一两年，您虽身体欠佳，可您不断在思想着，脑子一下没能离开您心醉神迷的文学，您不愧为一代宗师。    录《花》如下：    我们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做“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马粪，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倒进多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坼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沿。过个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这个过程多利索！)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这哪像老人说的话，简直像个孩子！“我开了”，看这话说的！“我开了”，这是多白的大白话，可用在这里，全活了，将前面的文字全救活了！)    荷花到晚上要收朵。轻轻地合成一个大骨朵。第二天一早，又放开。荷花收了朵，就该吃晚饭了。    下雨了。(跳得多远，这思维，这意象。可是何尝又不会下雨呢？)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地响。雨停了，荷叶上面的雨水水银样地摇晃。一阵大风，荷叶倾倒，雨水流泻下来。    荷叶的叶面为什么不沾水呢？(你问谁呢？)    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好吃的。(跳跃)    荷叶枯了。    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老人枯坐着，意识在流动。他想得多深远呀，他坐在那里出神，眼神空洞，他眼前像过电影似的：下雨了。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响。荷叶枯了。雨停了。下雪了。荷花缸里落满了雪……)    (看到最后，我心都碎了，这哪里是写荷叶，分明是写人的一生，写他自己人虽老矣，可心如孩童的一生)。    汪曾祺不老。    P4-9

后记

向上的力量    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和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感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作协和《北京文学》给了我这次机会，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汪老。谢谢你们！    我最初接触到汪老的文字大约在1984或1985年，在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等我有了这本书(《晚饭花集》)我已经迷上了汪老的文字。1986、1987年，我在县农行的审计股里，炎热的夏天，县城办公楼生锈的铁窗外，高大的法国梧桐树荫婆娑，我在一个老式靠窗的办公桌前，将这本《晚饭花集》抄来抄去，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在这期间我又得到这本书(《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我又将这本书抄了一半。这两本书伴我度过有点青涩、有点迷惘的青年时期，使一个曾经的顽童的少年(我小的时候顽皮得令人伤心)对未来有了些梦想。    1989年我得到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机会。在鲁院我见到了汪老，我见到他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对他太熟悉了！这样的情景已被我写进散文《温暖而无边无际的包围》，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这给我接触到汪先生本人，特别是1992年至1997年我又重新到北京报社工作，和汪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我曾在文中说过，我一个县里的孩子，一点基础没有，不知什么原因，爱上了文学，又撞到了汪先生的文字。今天回忆起来，可以说真正是我的造化。    这二十年来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汪先生。我拥有汪先生几乎所有的版本的著作，在业余作者中，我可能是拥有汪先生书最多的人，数数有六十多本，我都把它们拍在这个影集里。其实他的作品我都有，可是我见到一个新版本心中就痒痒，非买回来不可。这几年汪先生的书市场非常不错，特别我知道山东画报社的那一套，有的已印了三四版，比如《文与画》就已经第四次印刷，印数达一万八了；这本《五味》也印了好几次，我拥有的版本是第二次印刷，印到了一万三。这不错的市场里也有我的贡献。我曾经写过：我对汪先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甚至是狂热的、偏激的、排他的。就像追星的少男少女为贝克汉姆、菲戈，为萧亚轩、周迅、S.H.E.疯狂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我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天下文章不能给姓汪的一个人给做光了。可我就是痴迷，发自隐秘深处的痴迷。谁又奈何得了我呢。    当然，这些年我也写了一些关于汪先生的文字，发表在全国的一些刊物上。刚刚从高邮领了一个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我1997年发在云南《大家》上的《关于汪曾祺的几个片断》他们给了我最高的一个奖，让我很是不安。今年汪先生十周年，我也写了些纪念文章，就是手上的几本刊物和报纸：二期《大家》汪先生十周年纪念特刊、五期《散文》和4月27日的《文汇报》。这些年写的关于汪先生的文字近十万字，将形成这本书《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今年我还促成了一件事，手中的这本《你好！汪曾祺》，可以说机缘全在于我，是我莫明其妙地给山东画报社打电话，促成了这件事。当然这本书，还有许多人做了贡献。才得以在一个月就印了出来。我想，这也是汪先生十周年纪念的最好的礼物了。    那么，这些年来，汪先生究竟给我了些什么呢？我认真地想了一想，大约有这么明显的三个方面：    一、我能写一点东西，纯粹是汪先生阳光的照耀。近二十年来，我大约写了有近一百万字不到的小说散文。是汪先生的文字，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使我走进去，看到了许多心仪的人物，包括沈先生、归有光等等。前不久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在绩溪搞了个小型研讨会。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包括杨剑龙、杨扬和王宏图。他们说我是低姿态写作，文字不事张扬，有一种“随物赋形”的感觉，他们提出了一个“通道说”，说汪曾祺是个“通道”，通过“汪曾祺这个通道”，我的散文承接了中国传统散文的脉络。这种见解非常新鲜别致。我虽不敢接受，也不能承受，但说汪先生是个“通道”，我同意！我们通过汪先生这扇门，看到了许多中国传统的、有时是无以言说的东西。    二、他的作品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趣味。读书不仅仅是学习写作，它同时潜移默化，也改变着我们本人，改变着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算是比较典型的，我上面说过，我一个顽童，今天能写一点文字，如果不是汪先生，我今天不知道干什么工作，我的人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汪先生自己说过：“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我读汪先生读久了，我的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是哪一天、哪一篇改变了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汪先生，我今天绝不会坐在你们中间。我想，这个事例，也同样可以说明文学的功用、文学是干什么的。    三、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这些年来，我沉浸在汪先生的文字里，乐此不疲。这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入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种快乐是不可与人道的。1988年，我一个人捧着《晚饭花集》，身上只有五十块钱，只身跑了里下河地区的七个县(市)；去年国庆节，我又跑到高邮，在文游台、东大街和汪先生纪念馆转了两天；今年5月，我出差到长春，特意从北京转车，汪朗陪着我到西郊汪先生的墓看了看。我们家人笑我：“你真是个呆子！”其实呆子很快乐。其实我也影响了家人和朋友，通过我，他们对汪先生也心有所仪。我将写汪先生的今年的《大家》杂志给我女儿看：“看看！爸爸写的！”我十八岁的女儿说：“这是应该的，谁叫你是他的徒弟！”一句话，说得我心里像灌了蜜。    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了。他的文字对我的生命是一种滋养。我同意作家凸凹的说法：  “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负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我也有我的表述。我曾说过：“日子就这么过着。我被汪先生的文字包围着，感到温暖而又无边无际，我这辈子大概是不会离开汪先生的。我被包围在汪先生迷漫而精灵般的文字中，就像身体浸润在一汪温泉的水中央；又像婴儿沉浸在母体的无边无际的羊水之中，那么的自足，那么的安稳和无穷无尽。”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二00七年五月十六日

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苏北因为偶然读了汪曾祺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爱不释手，于是在此后的20多年，一直追随汪曾祺，向他学习写作的技巧，学习做人的道理，《忆·读汪曾祺》这本书就是苏北与汪曾祺交往20多年的最完整记录。书中既有作者回忆的与汪曾祺先生的交往片段，又有对汪曾祺先生创作人生的深刻解读，通过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个平静、淡泊、含蓄、空灵的汪曾祺。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客观地说，苏北评说汪曾祺的作品写得是不错的，名家多有好评和定评。此书绝大部分内容，与上海新世纪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过的《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一书重合，没有多少新内容，只不过是将《一汪情深》的内容重新整合了一下，换了一下标题而已。全书正文203页，新增内容至多不过16页，尚不足一成。不知道出版社是怎样想的？似不如直接标明此书为《一汪情深》的增订或修订版更好一些。此书用纸更考究了一些，但纸张过厚发硬，翻阅不便。总之，令人失望。
•   要是买过《一往情深》的，就别买了，内容差不多，改了个名字而已。
•   基本是作者自己感想，对研究用处不大
•   书做得太硬朗了，翻着看有些手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