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者:金科  

前言

  金科是我的学生,1978年秋他考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时候,我刚毕业不久,教他的写作课。说是说老师,其实我们的年龄相差并不是很大,从学业上说。也很难为他释疑解惑,只是担个老师的虚名罢了。不知那时的金科,真正创作意义上的写作是否已经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那时还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更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会以文学为职业。大学里的写作课,除了一些死记硬背的概念,就是把一篇好好的文章拆得七零八落,把懂的讲不懂,所以被学生们打入最不受欢迎的课程。我又是刚刚站在大学的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怎么讲的,已经记不清了,对金科,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和金科再次相遇,是过了大约二十年后的一次师生聚会。我的一个学生突然和我说:“潘老师,78级的金科,分到四川的那个,也喜欢写作,已经发了不少东西了,你还记不记得?”我紧张地回忆,大脑一片空白。不多一会儿,金科就进来了,一进来,我就认出了他——还是读书时的模样。  这是分别二十年后,我们师生的第一次见面,在座的都是淮北煤师院毕业的学生,早几届晚几届的都有,大家“潘老师”、“潘老师”地喊,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坐在了老师的位子上。席间,金科递上了他新出版的散文集《人在他乡》。翻开来看看,有些吃惊,也有些感动。我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现在写作的人可是不多了。”他略有些不好意思,说一直坚持在写,就是写得不多,也写得不好。  金科读书的年代,是文学左右社会情绪的年代。很多人“一文成名天下闻”,无数人热爱文学,向往文学。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钟情于文学了,就连我们这些以文学为饭碗的人,当着别人的面,也轻易不提文学了。所以金科的坚持,对我触动不小。金科分到成都去的时候,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是文学支撑了他青年的梦想?支撑了他“人在他乡”的漫漫长夜吗?灯下翻看金科的散文,久久不能平静,看着看着,不知什么时候,就有眼泪流下来了。  金科的父亲,后来也随他去了成都,每趟回合肥来,都要和我见面,对儿子的创作,稀罕得不得了。是的,是稀罕,看得出,他是很以儿子的写作为骄傲的。尤其是当金科被他的母校合肥六中以唯一的作家身份,誉为建校五十年来二十位“优秀”和“知名”校友之一,金科的照片上了《合肥晚报》,上了《合肥六中校志》后,金科的父亲更是欣喜异常,逢人便讲。老人清癯、整洁、乐观,说话仍有些无为口音,我有时会听不明白,但他那满心的喜悦,却让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拿出刊登我文章的报纸时,也是像他那样,稀罕得不得了。我父亲逝世于1994年的春天,其时我刚刚开始在《合肥晚报》上发表作品,不过是豆腐块大小的文章,就那,他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兴了。  在父亲的注视下,金科的写作愈发勤勉,以业余写作者的身份,已经有几十万字的散文随笔发表,并且出版了《微风斜雨》和《人在他乡》两本散文集。现在,他的散文新著《乡贤》又要问世了。《乡贤》中以他祖父金笑侬先生风雨人生为题材的大散文《改造存心赶向前——关于祖父的随感》,在《江淮文史》杂志上连载的时候,我曾读过。说实话,我没有想到,金科会写得这么好。金笑侬先生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驳杂,情感丰富,经历坎坷,生命跌宕,准确地把握并真实完整地呈现他的一生,有很大难度。而况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祖辈,这个“度”就更加难以把握了。但是金科却把握得很好,有真情,有分寸,有思想,有智慧,有历史眼光,有悲悯情怀,有温热心肠。更难得的是,这本集子中所收的四篇散文,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所写之人或尊、或长、或师,最易写成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歌功颂德之作。而金科竟能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物内心,以真实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把久远尘封的历史照亮。  在安徽,淮北煤师院是一所偏僻的学校,在我们进校的时候,只有一幢四层教学楼和一排小平房。我们三十多人挤在一间大宿舍里。冬天,雪花会从碎了的玻璃窗里,飘洒到我的被子上。到金科他们进校,情况稍稍有些好转,但也还是艰苦。一下雨,学校里就到处泥水汤汤。但是春天的时候,校园后面的山坡上草木葱茏,梨花似雪;到了秋天,满山野菊灿烂,一派金黄。我非常非常怀念我的母校,怀念我遗留在那块贫瘠山地上的青春和梦想。金科说:“潘老师,我一个人在四川,有时会想,这个地方,有人知道我的母校吗?”我看着他,不说话,我想这就是日暮乡关,这就是人在他乡。远在他乡的金科,因为思念拿起了手中的笔,于是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一点一点从心里流出,那些闪闪发光的文字,将孤寂的他乡之夜照亮。

内容概要

  《乡贤》收录了:金科的四篇记述故土人物的大散文。这四篇散文,严格意义上说都属于人物传记的范畴,所写之人或尊、或长、或师,最易写成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歌功颂德之作。而金科竟能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深处,走进人物内心,以真实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把久远尘封的历史照亮。

作者简介

  金科,常用笔名夜思、叶思、昌明、庐人等。1955年10月生于合肥,祖籍安徽无为。系中国写作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四川省散文学会秘书长。著有散文集《微风斜雨》《人在他乡》和杂文集《夜思小言论》,并出版其他各类编著多部。

书籍目录

历史深处的阳光(序一) 自具特色的乡思乡情(序二)改造存心赶向前——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侬先生足矣!恺老——关于原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情深意长颂红旗——走近吕其明复杂坎坷文学路一李良杰素描后记

章节摘录

  直到病中,祖父才向父亲透露出他不愿去合肥工作的真面原因:“在省里,知道我根底的人太多了……”  这是否就是他独到的精明之处呢?我们不妨回头看看。  建国初期,阶级斗争之剑,始终是高高悬起的。大小运动,连连未断,政治风云,诡谲多变。不时见一些名声显赫的人物,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舞台上,莫名其妙地就摔跌得鼻青脸肿,突然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远的不说,就连祖父十分了解和友好的张恺帆,只因在盛刮“共产风”、“浮夸风”之时,为家乡的百姓讲了几句真话,做了几件善事,竟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逮捕。如此根正叶红、身居高位的老革命都遭此厄运,岂能不令祖父这种出身的人心有余悸而如履薄冰呢!不难想象,只要稍有闪失,随便给祖父扣上一顶“投机革命”、“别有图谋”的帽子来,不仅大小合适,还会让他有口难言的。阶级斗争为纲。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如此看来,祖父那时身在六安,反而成为一种幸运。  革命刚一胜利,就让祖父去了偏远之地,实质上是对祖父的一种贬谪。这也正是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对于像祖父这样一类经历复杂的革命者,始终难以完全信任的一种普遍而自然的表露。  当年在皖江根据地,曾与祖父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产党人,此时多半留在了大城市里,权高位重。在当年皖江边区最高行政机关的皖江行署行政委员会里,祖父是唯一连续担任过两届行政委员的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从当年屈指可数的皖江行署行政委员中,就走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省长和部长来。就是当年与祖父一同被皖江共产党人尊称为“皖江三老”的两位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一位做了省政府的参事室主任,一位做了合肥市副市长的。而早在“北撤之后,各方面均有显著进步”的祖父,这时非但没有任何些微的“进步”,反而去了一处偏远之地,而且只给了他一小顶既无关紧要且有职无权的“乌纱帽”。  对于这种不信任,祖父以他商人的敏觉,在他投身革命以后,据我所知,至少曾经有过两次类似的经历。  一次是在他刚进入革命队伍时。新四军随即为他配备了一个勤务兵。对此,祖父曾对前来看他的一位亲戚悄悄说过这样的话:“这哪里是为了照顾我啊!是派来看着我的,是害怕我跑呢!”  另一次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新四军七师被迫奉命北撤之时,新四军领导找他谈话,让他留守在地方之事。后来祖父曾对父辈们流露过:“那时日本人投降了,‘新四军撤走了,而国民党又来了。你们想想看,这难道是真的让我留下来吗?恐怕未必尽然。我怀疑是共产党对我革命意志的一次考验呢!”  是祖父敏感过度呢,还是事实本来如此,都已无法考证。我倒是很想知道,祖父在被贬谪六安之后:他又曾有过何种感慨?问父辈们,却都说再没有听到过老头子对此发表过什么“高见”了。这期间,他常常对父辈们说起的一句话倒是:“我虽然姓金,也是共产党的干部,但我却并不是‘金字招牌’的共产党干部啊!”  真可谓“人贵有自知之明”。  曾经沧海的他,既不敢奢望革命成功之后,会给他这样的人重新带来多少荣华富贵,更不敢像青年时代那般春风得意,四处抛头露面了。以免他人不快,以防他人妒忌。  父亲说,祖父每来省里开会,就餐时,不是早去,便是晚去。而晚间看戏时,则总是迟到或者早退。除非身不由己,祖父来省城通常都住在并不惹人注目的旅馆里,即便外出,也不走何繁华热闹大街,而去寻些僻静街巷,为避熟人,宁可绕道而行。  有次姑父陪着祖父在合肥幽静的包河之滨散步时,祖父远远看见一位熟识的高官,正前呼后拥地迎面走来,他旋即踅进了路边的厕所。不几日,姑父又陪祖父散步时,未料祖父与一位旧交迎买相遇。这位旧交,邂逅祖父,情绪激动,毫无顾忌地发泄了一通对时政的不满和牢骚。祖父默默听着,声色不动,见机巧妙地将话题一转,敷衍一阵,随即便借故匆匆离去。  写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泛起一缕酸楚。  一位满怀爱国之情。毅然背叛封建家庭,深明大义,诚心执著地追随着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革命者,到头来,还是被那柄高高悬起的阶级斗争之剑,威慑成这样一种心灵扭曲的形象来。这究竟是可喜还是可悲呢?  早在抗战时期。祖父对于共产党政策的英明伟大,与国民党作比,曾经使他写下过不少发自内心的由衷赞赏的文字。在当地解放区的报纸上,时常可以看到他发表的这类文章。那么这时的他,耳濡目染共产党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常喜触景生情,爱发感慨的他,一定也会有着某些感叹的吧?细细寻觅,我没有发现这样的文字。转而一想,他又岂敢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呢!  在祖父留下的文字里,随处可见的是,为了对付种种的清查和连连的运动,祖父自他投身革命之后,似乎就从未间断过地在无情鞭挞着自己的罪恶家庭,检讨批判着自己的剥削思想,反省剖析着自己的错误根源。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一直都是在口口声声、规规矩矩地改造着自己。他有意回避着亲人,故意躲避着友人,环顾左右而言他,小心翼翼地于夹缝之中求得生存。而这一切,却都是为了防范着那柄高高悬起的阶级斗争之剑。他大概怎么也未料到,在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后,自己还要经受着一种风霜雨雪的红色恐怖的煎熬吧?  时至今日,我已无法知道,祖父生前是否曾经将这两种恐怖在他的心里作过一番比较?究竟是哪一种恐怖,更让他感到畏惧和难熬?  我曾经就此疑惑,有意识地请教过一位前辈作家,他与祖父的家庭出身和革命经历都极其相似。  沉思良久,这位前辈作家对我说出了这样一段令人咀嚼的话来:“解放前的那种白色恐怖,尽管也曾使自己常常提心吊胆,但我却从未想到过去死;而在解放后的红色恐怖之中,那做人的良知与现实的反差,这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却让我多次想到过‘自杀’这个词来……”  尽管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却并不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只要翻开共和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书来,便会看到,许许多多良知未泯的人性,都为一种魔力所致,在痛苦地扭曲着、呻吟着。在许许多多正直勇敢的心灵之上,往往流淌着的是委屈的热泪,滴洒着的是冤屈的鲜血。  每每读着如此沉痛的史书,我常常为自己越过了那段令人心寒和恐惧的历史岁月而深感幸运。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较之前辈们而言,已经有了不少宽松和自由的话,不可否认,正是前辈们用他们的屈辱和苦难作了长长的铺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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