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局旧踪

出版时间：1999-1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郭汾阳  页数：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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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的出版家，往往与作家、学者、教授一身数任。一个人，可以在创作、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经营领域里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既是一个文化产业，也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社会角色的基本方式。这些故事，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有声有色地上演过的，辉煌过的。只是到了50年代，在计划经济格局里，这个传统中断了，教师就是教师，作家就是作家，编辑就是编辑，出版工作者就是出版工作者，每个知识分子都隶属于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而别无选择，那种一身数任的文化背景不复存在，出版大家也不复产生了。当你回首那一代大家的时候，有时竟会惊讶，他们的生命哪来这么大的能量？其实，人是有那么大的能量的，知识分子是能起那么多作用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让人尽其才、大家辈出的环境。不久前，商务印务馆在纪念百年华诞的时候，印了两本书目，前五十年是厚厚的一本，后五十年是薄薄的一本。两相比较，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人王韬不要太丢中国的脸《新潮》的涌起新湖社的辉煌创办北新书局的李小峰施存统的怪圈老舍之死蔡元培来耆不拒热烈的高梦旦一颗巨星的升起掮木梢精神两大书局的竞争严复的“八大名译”“自繇”与自由张元济的圣人气象张元济的刍荛之言胡适举贤荐师王云五害怕工潮胡愈之的梦永在的复社胡愈之的长处和烦恼老“商务”一个最特别的人胡适与“商务”茅盾与“商务”东方图书馆祭“商务”开架售书世界书局与沈知方的经营术老书局的几个绝招不开明中出“开明”“开明”的三大扛鼎之作开明人开明风顾颉刚下海想起张静庐   《译文》风波……

章节摘录

书摘                          王云五害怕工潮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声名赫赫，有一个故事说：    “王老板咳嗽，声宏气充。有名叫做：‘平升三级’。咳时合罕，合罕，合罕，必定连咳三声，真如黄钟大吕似的。他每天到馆，只消咳嗽一凹，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秋斋笔谭》)    不过也有让王老板气短的。王云五先是出任编辑所所长，“在编译所方面。应付二三百位的读书人还不感任何困难”，然而，“自从民国十五年以来，上海的劳资纠纷迭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是在企业界中最具势力者之一”，陈云便是该馆发行所职工会的执行委员。“商务”劳资纠纷，也渐由印刷所、发行所、总务处而编译所。“商务”总经理鲍氏年事高，不善言辞，其他经理、协理也惹不起工潮，于是王云五不能不挺身而出，“此后一遇劳资纠纷，资方都一致推我出马交涉，竟使不应负责的我，转而负了全面的责任”(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    王在“商务”赫赫炎炎，连绵迭起的“工潮”却使之棘手，因为“这些消极的事，偶而担负尚无不可，若渐渐变成家常便饭，那就对于一位需用脑力以应付出版计划和学术研究的人，未免是近乎残酷了。”(同上)王云五便做辞职之想，后来找了一个“替死鬼”何炳松接任其所长之职，自己便去了蔡元培“中研院”的“社科研究所”去研究犯罪问题了。    不久，“商务“老板鲍氏辞世，董事会亟请王云五接任总经理一职，王讨价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商务”老板遂姓“王”矣。    五卅运动之后，上海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党组织遂发动“商务”罢工，以此重振工人运动，领导人则是徐梅坤、茅盾、杨贤江、陈云、郑振铎等，他们大多就是“商务”的馆内或馆外编辑，有的则是“商务”工友，最具戏剧性的是郑搌铎，他面对的谈判对手，也就是资方代表，其中之一即其岳父高梦旦，两人说好公事公办，谈判场各不相认，回了家再称翁婿。    此前五卅运动，“商务”进步人士办起中共《热血日报》的姊妹刊《公理日报》。这份反帝报纸即得“商务”诸老板的暗中支持。办刊用的是公司的公款，三老板的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各捐百元。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洪流面前，民族资本家本来就是可以团结的力量么。及“五卅”后这次罢工，因职工获悉当局有裁减职员之议，乃秘密集会，秘谋罢工及要求加薪。“商务”当局侦悉。开出布告：恳望职工体谅“商务”之艰难竭蹶，敦请勘勉从公，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云云。职工不能满意，开会议决罢工，陈云为委员长，叉吁请“商务”各地：30余分馆职工罢工以声援总馆之罢工。总馆三馆(发行、印刷、编译)以及总务处实行罢工，劳资双方谈判，工会要求承认工会代表全体职工权利、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废除包工制、优待女工等等；公司则要求先开工再说。事不谐，引起军方注意，某日忽有淞沪镇守使派一营长带士兵闯入谈判会场，名日奉命调解。这位“丘八”倒也公正，先责公司有的是钱，为什么不给工人加薪，又斥职工成立工会为大胆，这样一来劳资双方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看来是要有一家率先表示姿态了。这边还楞着，那边却等不及了，营长突然拍案而起，威胁说：“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说罢就走人，“这时候，王云五突然快步上前，拉住了营长，扑地跪在地上哀求道：营长请息怒，宽限一二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派兵来”，营长不置可否就走了。王云五回身对大家痛哭道：“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边人来干涉。”(茅盾《回忆录》)于是谈判无法进行了，大家退席了之。从工会这方来看，不可思议的是“此事真怪，莫非所谓营长是公司勾结来演出武戏的?”但是王云五一副惊惧之色，决非造作，则又不像是勾结来的。这真是如坠五里雾中、目迷五色的活剧。工会还在思忖时，资方突然表示让步，首肯了罢工中央执委的复条件。然而这方始罢，那方又起，继“商务”罢工胜利后，“中华”也闹开了罢工……    我们看惯了电影、小说里资本家如何如何剥削、凶残，如何如何绞尽脑汁破坏工人运动，想不到读了茅盾晚年的“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这节，对罢工，情在理中，即便今天还不是要求“友情下岗”嘛，从王云五那个角度看，书局要营利牟利没的话说，但那不同寻常的一“跪”一“哭”，一个资本家能这样做，也不全在诓诈职工，而是亟图保全“商务”这个中国出版业的重镇的。    王云五压制“工潮”，竟成“社会公敌”。其实，办一个大书局不容易，今天看王云五，文化之功毕竟是不可没的。他毕竟在“商务”于日军焚火后收拾余烬，维持了不绝如缕的文化事业。即便当时编辑们大为光火的王氏“科学管理法”(给编辑们规定的工作定额)，也不乏现代企业制度的火花呢。胡愈之的梦    周越然回忆“商务”编译所内：“民十左右，薪水最大者，每月银三百两(邝富灼)；最小者，每月四元(胡愈之)”(《我与商务》)。就是这个胡愈之，以学徒身份在商务刻苦学习，后来主编了“商务”最重要的期刊《东方杂志》。这个杂志从1904年办到1948年，汇辑了半个世纪中国的时事与学术、文学。不过，胡愈之却因为一个“梦”打掉了他在“商务”的饭碗。    1933年元旦，鉴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以及文化界毫无言论自由可言，胡愈之在《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专栏。在征稿函中，胡愈之皮里阳秋地说：“在这昏黑的年代，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各自的生命。……但是，我们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没有说话的自由。“做梦”总可以吧。胡愈之邀请大家在新年里“来做一回好梦”，即“对于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各人应该有各人不同的梦”。    不多久，来稿纷纷。仅新年号刊出文章的作者即达142人，这有柳亚子、徐悲鸿、罗文干、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陈翰笙、金仲华、穆藕初、邹韬奋、张君劢、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章乃器、茅盾、顾颉刚、周作人、杨杏佛、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夏丐尊等等．所做的梦形形色色，从不冀望“黄金世界”的鲁迅没有来“做梦”，但是他既明白胡愈之的用心是“想必以为盲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也同情“做梦者”们：“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的不安定。其次，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听说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老书局的故事，也可以说是现代出版家的故事。    中国现代的出版家，往往与作家、学者、教授一身数任。一个人，可以在创作、研究、教学和编辑出版经营领域里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既是一个文化产业。也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社会角色的基本方式。这些故事，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有声有色地上演过的，辉煌过的。只是到了50年代，在计划经济格局里，这个传统中断了，教师就是教师，作家就是作家，编辑就是编辑，出版工作者就是出版工作者，每个知识分子都隶属于一个具体的工作单位而别无选择，那种一身数任的文化背景不复存在。出版大家也不复产生了。当你回首那一代大家的时候，有时竟会惊讶，他们的生命哪来这么大的能量?其实．人是有那么大的能量的，知识分子是能起那么多作用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让人尽其才、大家辈出的环境。不久前，商务印务馆在纪念百年华诞的时候．印了两本书目，前五十年是厚厚的一本，后五十年是薄薄的一本。两相比较，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如今，中国重新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知识经济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出版业无疑地处于火车头的位置中。出版家与作家、学者、教师的角色整合的可能性再一次出现。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一个福音，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挑战。市场是一双刃宝剑，它既给知识分子以广阔的用武之地，同时也会诱惑知识分子忘掉精神世界的追求，而放弃自身的角色功能和作用。如何在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的同时，坚守社会良知，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向2l世纪的新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没有答完、21世纪还要继续回答的老课题。    如果本书追述的现代出版界的这些老故事，能够对以上问题有所裨益，也算是笔者对这些课题的一份小小的答卷。

编辑推荐

如何在发挥知识优势的同时，坚守社会良知，成为中国出版业走向下世纪的新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没有答完、21世纪还要继续回答的老课题。本书对现代出版业沉潜于文化创造的优良传统之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