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作者:[英] 康斯坦丝·布里斯科 页数:308 译者:周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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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丑孩子》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法官康斯坦丝·布里斯科的童年回忆录。本书故事性极强,具有很深的启示性。 布里斯科的双亲来自牙买加,一共育有六名子女。在这六名子女中,小布里斯科最不得宠。妈妈不仅嫌她长得丑,对她百般挑剔,而且还常年对她进行精神和肉体的虐待。然而,即使在那样痛苦的日子里,年幼的布里斯科心中依然有梦:她梦想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她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美梦成真,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法官! 坚强的小布里斯科,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出路! 康斯坦丝·布里斯科选择勇敢地向世人说出自己的不幸童年,就是希望用她的真实故事鼓励目前身处逆境的人们,特别是生活或求学不顺利的年轻学子: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仍须拥抱希望、坚定信念。朝着自己的梦想大步迈进,就一定能梦想成真。
作者简介
康斯坦丝·布里斯科,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法官。她1957年生于英国,198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卡斯尔大学法律系(University of Newcastle,这是在英国除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外的最古老的大学)。现在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布里斯科在自己做了母亲以后,才决定把她的故事写下来的,既是对她不幸童年的回忆,也是对过往悲苦的一种告别。她说: “在做了母亲之后,我更不能原谅我的妈妈了。因为,母亲对孩子的爱,再多都不嫌多……”
布里斯科希望这本讲述她童年真实经历的回忆录,能给予那些身处逆境中的人们以鼓励。她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永不放弃追求,就一定能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出路。
书籍目录
看见无穷的生命力(推荐序)引子我的家庭家庭补记新“爸爸”圣诞趣闻丑孩子新鞋子巫术信女法律在手杰克逊旋风灰姑娘参加舞会消失的床周末打工记医院学校参观清晨的悲痛天堂的味道天堂不见了又一个圣诞节再见,贝姆妈妈搬走了运动场上的霸徒自己的钱苦日子一线希望补记致谢备受世界瞩目的“丑孩子”梦想,让平凡的生命不平凡
章节摘录
我的家庭 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我一直是个很不愿意引起别人注意的人,因此,这是我第一次向大家讲述我的故事。事情的发展顺序已经很难厘清。我的父亲乔治和姐姐宝莲或许能帮我一起回忆。如果日记还在的话,一切会简单许多。从学会写字开始,我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后来母亲把它们都偷走了。 先从我的名字康斯坦丝说起吧,这是我出生证明上的名字。但可笑的是,直到十八岁,我才发现这个名字。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叫克莱儿。母亲叫我克丽尔(Clear,本意为清楚的、清晰的、光亮的),因为她说我是透明的,只需一眼就能看穿。如果她看到我时心情还好(当然,这并不常见),就会叫我克丽尔瑞。不过,姐妹们都叫我克莱儿。现在还是这样。我成绩单上的名字是克莱儿。在收容所工作时,人家叫我克莱儿护士。驾照上的名字也是克莱儿。所以,在故事中我就叫克莱儿吧。 我的母亲卡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从牙买加来到英国,当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所受的教育使她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女孩。我父亲乔治是波特兰人(美国奥勒冈西北部港市),他们早就认识,后来在这里又重逢。乔治比她大十岁。她十八岁时,怀了他的孩子。结了婚,生了个男孩,接受洗礼时的名字是温斯顿,但这个男孩来到人世才四个月便夭折了。母亲保存着一张照片,是男孩死前母亲抱着他拍摄的。作为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我在英国出生、成长、接受教育,是地地道道的英国黑人。 我的家庭的组成情况是: 乔治,我爸爸,个头很矮,祖母是白人,因此他是混血儿。他的皮肤很光滑——甚至年纪很大时脸上也没有皱纹。总是衣冠楚楚,留着一撇整洁的小胡子。 卡门,我母亲,乔治叫她卡麦尔。她身材苗条,惊人的漂亮。与其说她是位母亲,倒不如说她更像电影明星。她的皮肤是咖啡色的。 宝莲,我姐姐,出生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我们叫她四眼狗,因为她戴着一副眼镜——就像长了腿的瓶底。她松鼠般的脸几乎被一对大大的镜片完全遮住。镜片真的又大又厚,根本没办法看到镜片后面的眼睛。她皮肤很黑,人很瘦,头发很短,成年后是五英尺七英寸高。宝莲狡黠中带着神秘,对任何事情都充满好奇。她总是只顾保护自己的利益。 裴西,我的另一个姐姐,我们叫她宝贝猫,出生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她肤色较浅,偏黄而不是偏黑。身高刚过五英尺,虽然骨架小,但屁股很大,穿三码半的鞋,头发短而浓密。胸部丰满。长着一对金鱼眼。 接着就该说我了——克丽尔,克利里,或克菜儿,生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身高最终定格在五英尺三又四分之一英寸,中等身材。我从没对自己的相貌有过什么指望,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丑陋,真的丑陋。从外表看,这是毋庸置疑的。 按顺序说下去是我的弟弟们,卡尔登(常被叫做卡尔)和马汀,母亲在心情愉悦的时候称他们为“我的儿子们”。他们是妈妈的男孩们,永远不需要学煮菜、打扫和购物。在他们的屁股禁得起打之前,一直过得自由自在。他们俩分别出生于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 克里斯汀,被叫做纽扣鼻、纽扣或美人,出生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她是兄弟姐妹中肤色最浅的一个——黄色。身高四英尺六英寸,总有些超重。她很聪明,但太像墙头草了,即便在不需要那样做的时候也那样。 丹尼丝,我们收养的妹妹,和克里斯汀同一天出生。由于肤色的原因,她赢得“黑人”的绰号。她的长相跟这个布里斯科家庭完全不吻合。她很纤瘦,有一双短腿和走到哪都很醒目的屁股。丹尼丝还有一点和我们这些布里斯科不同,她总是善良又大方。 伊斯门,我的继父,不过实际上他一直没跟我母亲结婚。他是巴贝多人,又高大又愚蠢。他跟我母亲生了四个孩子: 辛西娅,由于生下来就肥胖,可以说从出生那天起就在节食。婴儿时,她根本坐不起来。成年后,她的身高约五英尺五英寸,长了一副大骨架。她还继承了父亲那个大大的塌鼻子。 诺玛,伊斯门的孩子中最聪明伶俐的一个。个子很高,具备了成名的条件,不过很瘦。我和她相处得很好,我们是朋友。 温斯顿,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最壮硕。脚很大。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乔吉娜,另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大家叫她吉娜。她是个聪明、迷人的女孩,如果不是因为成功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或许她早就成功了。 贝姆,寄宿在我家的人。他是我父母在牙买加结识的一位老人。他亲眼看过母亲是如何对待我的,也目睹母亲和乔治的一次次打架。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最终却因此毁了他。 玛丽,我的另一位好朋友,但她是杜撰出来的,没错,她是我的隐形朋友。在我五年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她的影子。玛丽知道我所有的一切,也只有我知道玛丽的存在。最后,玛丽消失了。我想是母亲偷走她的。 金钱永远是我父母关系紧张的原因。由于父亲赢过两次彩票,他在年轻时就已经十分富有。在他第二次中彩的时候,英国丽特屋博彩公司颁给他一张大型的原版支票模型。母亲把它悬挂在壁炉前方,时时提醒她父亲赚到了多少钱,她有权享用多大的额度。乔治明智地将他的钱做了投资。他在坎伯韦尔买了十二套房子,位于南伦敦,在象堡区附近。乔治的房子全部坐落在渥尔沃路两边。他的绰号是乔治房屋大亨。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我们经常在这些房子里搬来搬去,因此,它们在我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乔治把房屋租出去,光靠租金生活就够了。彩票中奖后,他就不再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让人目炫的汽车。那是一部崭新的银灰色福特·卡布里。每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车兜风和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之后,他每年都要换一辆新车,每辆都是银灰色的福特·卡布里。 父亲在裴西出生后离开了母亲,但不时会回来。我已没有他在家过夜的印象了,甚至不记得他曾和我们共进早餐。母亲一直想要他的钱。她千方百计想说服父亲以她的名义买一套房子,不过都被拒绝了,但允许她收几套房子的租金,作为对她维系这个家庭所做的贡献的酬劳。可她永远不满足。父亲刚离开家的那段时间,偶尔回来看望我们时,母亲会劝他和自己睡觉,等他睡着了,她便翻他的口袋,拿走大把钞票。一定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某一次, 母亲怀了我。 她对我的态度和对姐姐们的大相径庭。姐姐们不会像我那样被刻薄地责骂,她们的乳头不会被掐,也不会被拳打脚踢。有人会买新衣服给她们,而我只能穿旧的,宝莲穿过的给裴西,裴西穿不下的才给我。我母亲有一大堆旧衣服,都用塑料袋装好,准备传给我。我从来没有亲自拆过一件新衣服的包装,从来没有试过一件新衣服。母亲总是扔给我一件衣服,说:“克丽尔,来试试这个,看看是否合适。”根本就不合适,但她说我终究会长大,到时候那些衣服就合身了。 唉!母亲自己拥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它们的款式都很棒,上边那些玫瑰花尤其好看。她有适合各种场合的高雅服装。我记得有一次躲在她的衣橱里,看到她脱下平时在家穿的开襟羊毛衫,换上她最喜欢的淡粉色套装。我也想穿漂亮的衣服,可我太丑了,只配穿姐姐们不要的旧衣服。 有一段时间,母亲对我的态度让我十分紧张。从有记忆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有尿床的毛病。这让母亲很恼火,也成为我挨打的主要原因。母亲已经带我看了无数个专家,希望弄清楚病源,但都徒劳无功。 我还记得我有一件可以盖过脚踝的漂亮睡衣。睡觉时,我会紧紧地蜷成一团,双腿缩在胸前,同时把睡衣盖过脚踝。我总是侧睡。一天夜里,我在一片漆黑中醒来,觉得自己快被淹死了,感觉脖子以下直到脚踝都浸在水里,枕头和毯子也湿透了。那个晚上我尿了两次床。但这只是一切不幸的开始。 因为尿床,有时我会被罚睡在没有被单的床垫上,床垫上只铺了一张塑料垫子,母亲说反正我会把床弄湿。她看了很多关于尿床和排尿训练的书,但对我却一点用也没有。五岁时,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套尿床报警系统。很明显,那是一种过于成功的治疗方法。一个会发出儿童不喜欢的噪音的盒子,就放在我的床边,和两层床单中底层下面的感应器相连。当我尿床时,噪音盒就会响起来。大家觉得这样就可以把我吵醒,或让我憋住尿。渐渐地,我就应该可以学会在没有警报器的情况下,一旦感觉到膀胱发胀就醒来或者憋住。 “儿童之友”的警报声听起来很像赶往火灾现场的消防车警笛声。它第一次响起时,我咕噜跳下床,钻到床下。我吓坏了,以为自己的床着火了。 母亲冲进房间,发现我不在床上,以为我去了厕所。真要这样该多好。她把噪音盒关掉,从网状底层床单上扯下上面的被单,回自己房间去了。我从床下爬出来时,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即便是孩子,我也确信自己尿床并不是因为懒惰。医生说可能源于我日常生活中的焦虑。他说连续使用警报器四至六个月,我的病就能治好。 可是我尿床的情况变得愈来愈糟,母亲带我去看了一个又一个专家。我还用上了治疗尿床的一流设备,它由双音加闪光的声音警报系统组成,大家认为它能在床太湿之前向我发出警报,对我有帮助。大部分情况下,我都会睡过头。母亲所做的一切徒劳无功。刚开始,我睡觉时还有被子,并能穿着姐姐宝莲不穿的睡衣,但后来,尿床真的成了大问题,母亲便坚持我睡觉时什么也不能穿。因此,大多数晚上,我只穿着衬裤睡觉。到我的房间揍我一顿,以提醒我如果把床弄湿将会有什么后果。 她会等到我上床后才进来,掀开毛毯,拉住我衬裤的一角,把我拖下床。为了防止我挣脱,她会使劲揪住我的睡衣领子,然后脱下一只鞋揍我。 “你会怎么做?”她会这样问。 “不尿床。” “骗子!你会怎么做?” “我会尿床。”我说。 “嗯,我也是这么想。你明白了吗?你是个骗子。” 她拿鞋子抽我的头,用拳头打我的胸口,如果我说“不要”,她又会骂我是骗子,再次拿鞋子抽打我的额头。她不断重复着问题,我不断重复着答案,她的巴掌落在我的大腿、小腿和手上。我总是本能地伸手保护自己,可是打在手上的比打在大腿上更疼。睡衣多少能护着我的两条腿,有时我会屈起膝盖,缩成一团。 偶尔,这样揍我一顿之后,母亲会粗暴地把睡衣从我身上脱下来,拿在手里扬长而去。另一些情况下,她会拿走毛毯。如果她心情很差或者我让她很烦,她就会把两样东西都带走。我的姐妹们被警告说如果胆敢帮我或是借睡衣给我,她们也会被打,所以她们往往只是躲在一旁。 七岁时,“挨打”已经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了。警报器叫不醒我,但母亲总能听见。只要铃响,她便会箭步冲进我房间,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有时,她进房间后会揭开尿湿的被单,在我赤裸的背上一阵猛拍,让我光着身子瑟瑟发抖。我十分羞愧,不只是因为我没办法让自己不尿床,单是母亲的出现和就寝前的一顿揍,就让我紧张不已,所以,我有时会在她面前失禁,在她看来这是我的挑衅行为。其他时候,我会强迫自己不睡觉,保持清醒,然而一旦筋疲力竭而进入梦乡,就会听不见尿床警报器的声音,于是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家庭补记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二年,我们住在议员街四号。爸爸和妈妈还住在一起——差不多是这样吧,但他们相处得并不好,大多数时间都在向对方咆哮或打架,上演种种劣行。妈妈是最坏的。她对爸爸十分挑剔,并且绝不会在任何一次打架中认输。 七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爸爸回家了。他手里提着从伦敦著名的市集——布地考特港买的两只鸡。鸡已经杀好,拔去毛,在火上燎过,内脏也掏净了。爸爸把白色厢型货车停在屋外。他的肩膀托着一只鸡,手里抓着另一只鸡的两个脚爪。他敲敲门,然后拿钥匙打开大门走进来。我们这些孩子都跑下楼去迎接他,又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爬上三级楼梯的台阶。爸爸斜了斜肩,把肩膀上的那只鸡扔在了最上面一级楼梯平台的桌面上,然后把手里的另一只鸡也抛在旁边,与第一只紧挨在一起。下楼时,爸爸问,“我最亲爱的女孩子们都过得怎么样呢?”他说这句话时,妈妈已经站在他身后,他招呼道,“早安,卡麦尔。”妈妈没回答。他下楼打开大门,就在跨出家门时,一只鸡飞过去,差点击中他的头。妈妈把鸡从窗户扔了出去。我抬头看时,第二只鸡也飞了出去。爸爸闪到一边,鸡“啪”的一声落在人行道上。这显然惹恼了爸爸,他没有钻进货车,而是从我身边挤过,冲进房子。 “来啊,来啊,”妈妈说,“你想找死吗?如果你想死,我就成全你。来啊。” 乔治叫她别做傻事,去把那些鸡捡回来——那可花了不少钱——而且也别再威胁他。她干脆从裤腰带上取下一把剪刀握在手里。 “你想找死吗?”她说,“你这个混蛋,想找死吗?” “你要做什么,老女人,想捅我吗?” “你来这里一趟就是带来两只死鸡。你希望我对这两只死鸡做些什么呢?” “规矩一点,老女孩,”爸爸边说边开始唱起来,就像平时那样,“啦哆啦,啦哆啦,嘻嘻嘻。” 他清楚这会激怒她。妈妈又问爸爸一遍,问她能对两只死鸡做些什么。爸爸没理会,继续唱歌,她朝他扑过去。 “啦哆啦,放血吧!”她刺中他。他向后倒下,把我压在身下。当我努力想帮他站起来时,他的腹部已经冒出鲜血,鲜血把我漂亮的衣服也染红了。 “你想找死吗?你今天就想死吗?”她说着再次把剪刀举过头顶。 “快叫救护车,克利里。”爸爸对我说。 妈妈冲他叫骂着,“你带两只死鸡到我家来,还唱什么啦哆啦。你想找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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