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傅斯年 页数: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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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傅斯年(1896-195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他在北大做过学生、学生领袖、教授和校长,有这种经历的人确乎少见。 傅斯年的史学成就卓著,文学功底亦非同寻常,早在上学时就曾给教授挑过错误。据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即朱宗莱)教授,也是(章)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是傅斯年北大任教期间的讲稿,虽未最终完成,但现存部分亦有许多真知灼见。此外,本书亦收录了《诗经讲义稿》,其也是他当年的课堂讲义,更是近现代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是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常备的一部资料文献。
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我国重要的学术领袖。他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开创了“史料学派”。他的文学成就亦著,胡适评价他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书籍目录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拟目及说明 叙语 泛论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文人的职业 史料论略 论伏生所传《书》二十八篇之成分 诗部类说 风 雅 颂 最早的传疑文人——屈原、宋玉、景差 楚辞余音 贾谊 儒林 《诗》 《书》 《礼》 《礼记》 《乐》 《易》 《春秋》 《隐公》 《论语》《孝经》 五言诗之起源 论五言不起于枚乘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论五言不起一人 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 诗经讲义稿 叙语 泛论《诗经》学 一 西汉《诗》学 二 《毛诗 三 宋代《诗》学 四 明季以来的《诗》学 五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周颂》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大雅》 一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二 《大雅》的时 三 《大雅》之终始 四 《大雅》之类别 《小雅》 一 《小雅》《大雅》何以异 二 《小雅》之词类 三 “雅者政也” 四 《雅》之文体 《鲁颂》《商颂》述 一 《商颂》是宋诗 二 《商颂》所称下及宋襄公 三 《商颂》非考父作 《国风》 一 “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二 四方之音 三 “诸夏”和《国风》 四 起兴 《国风》分叙 一 周南、召南 二 邶鄜卫 三 王 四 郑 五 齐 六 魏 七 唐 八 秦 九 陈 十 桧 十一 曹 十二 豳 《诗》时代 周诗系统 非周诗 《诗》地理图 《诗》之影响 论所谓“讽” “诗三百”之文辞
章节摘录
泛论有些事件,并不附丽于任何一时或任何一人或任何一书,而这些事件又恰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者,于是提到前端来,写成十篇泛论,以当我们的文学界说。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从来治哲学而谈心理的人,每每把思想当做内体,把语言当做外用,以为思想是质,语言是具,语言是所以表思想者,思想却不即是语言。我们在很多地方早已为这一说所化了,所以时时感觉着文辞之用是先想着,后说出,虽然有些平常事实已经和这个“成见”反背,例如我们“冲口而出”的话,还不是我们先说出来后再想到呢?我们想时还不是等于不说出口,自言自语呢?然而决然断然以思想为语言之收缩,不以语言为思想之表达者,初不曾听到,直到一些人扩充生理学的方法于心理学之界域,才有一个人直以思想为语言之内敛习惯。(看J.B.Watson: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Behaviorist及其Behaviour-ism)这本是心理学中一个实验问题,解决和发展应是实验室中的事,不消我们去谈论,但有一点却和我们做文学的定义时相涉,这一点如下。假如语言是思想之向外者,则思想是大名,或前名;语言是小名,或后名。文学纵是以语言为质料,却实在以思想为体。假如思想是语言之向内者,则语言是大名,或前名;思想是小名,或后名。文学纵不免时时牵连到思想的特殊范域,却自始至终,一往以语言为体。由前一说,文学与语言之“一而二、二而一”之作用不显,也许竟把文学界说做“即是思想之著于竹帛者”。如是,则动感情的文辞与算学又何以异?而一切文学中之艺术的作用,原是附丽于语言者,由此说不免一齐抹杀。由后一说,则文学与语言之“一而二、二而一”之作用甚显,文学所据,直据语言。语言向内的发展,成所谓内敛习惯,固然也是文学时常牵涉到的,但究竟不是直接的关系。“文言”之艺术是由自然语言而出之一种的特殊发展,算学亦是由语言而出的一种特殊发展,然而文言究竟还是语言,故仍是文学中的事件,而算学是自由思想之中写于纸上者,已经辗转的除去了一切与语言之直接的关系,故断然不是文学中的事件,至于一切关涉逻辑的文词,或日论,或日义理之文,虽亦是语言之一种特殊发展,且与内敛习惯关涉尤多,然究竟可以直自口出,故仍不失其在文学的界域中,且正凭其去自然语言之远近定其文学的质素之浅深。总而言之,文学是根据语言的,不是根据思想的,至多是牵涉及于思想的。不管语言与思想在心理学中如何解决其关系,我们在此地且用这一个假定的解说。文辞是艺术,文辞之学是一种艺术之学。一种艺术因其所凭之材料(或曰“介物”[Medium]),而和别一种艺术不同。例如音乐所凭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以及喉腔所出之声音;造像所凭是金属、石、石膏、胶泥等所能表示出来的形体;绘画所凭是两积空间上光和色所能衬出之三积的乃至四积的(如云飞动即是四积)境界;建筑所凭乃是土木金石堆积起来所能表示的体式。文词所凭当是语言所可表示的一切艺术性。我们现在界说文学之业(或曰文词之业)为语言的艺术,而文学即是艺术的语言。以语言为凭借,为介物,而发挥一切的艺术作用,即是文学的发展。把语言纯粹当做了工具的,即出于文学范围。例如,一切自然科学未尝不是语言,然而全是工具,遂不是文学;若当做工具时,依然还据有若干艺术性者,仍不失为文学,例如说理之文,叙事之书,因其艺术之多寡定其与文学关系之深浅。这个假定的界说,似乎可以包括文学所应包括的,而不添上些不相干的。各种艺术因其所凭借之介物不同,故不能同样地发展,又因其同是艺术,故有类似的发展。文词之中,有形体,这是和造像同的;有章法,这是和建筑及长篇音乐同的;有声调,这是近于音乐的;有境界,这是同于绘画的;有细密而发展不尽的技术(Technique),这是和一切艺术同的;有排荡力,为所感者哀乐动于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和一切大艺术之作用同的。著文等于谱乐,只是所用的单位不同,著文者用语言之词,谱乐者用音韵之节。著文等于绘画,意境为先,有时诗与画可作丽比,正由诗境画境同者实多。著文等于建筑,建筑时“意匠惨淡经营”,成就一段“天似穹庐”之体。文词中之结构,俗学者谈的只是八股,然雅颂汉赋以来之韵文,及子家、史传以来散文,无不有构造,以成形体之力量。文辞中有“态”,“态”是与造像绘画同的,文辞中有“势”,“势”是与建筑同的。一切艺术都是以材料为具,人性为宰,人之性灵运用在一切材料之赋予和限制上,所以各种艺术,因人之性灵而有沟通,因材料之赋予和限制而有独立,述说一切艺术之集合,未尝不可为“成均”之论也。必以文学为艺术,然后文辞之品德和作用有可见其大体者。有通达的文学,有鄙陋的文学,有大文学,有小文学;正和音乐中有通达的音乐,有鄙陋的音乐,有大音乐,有小音乐一样;正和其他大艺术有这些品类分别一样。疏通致远者为达,局促于遗训或成体或习俗而无由自拔者为鄙,能以自己之精灵为力量以运用材料者为通,为材料所用者为陋,能自造干寻华表者为大,从固有之成就,更复一腔一面堆积者小。八股不能成大文学,因为大文学之品质在这一体中无所附丽:连珠箴铭不能成大文体,因为这些体裁里只有微末的小技可以施展。一种文学之高下即等于在此文学中艺术作用之大小而已。写文学史应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者。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种的史,总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设施做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到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之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不过所谈者仅是一切考核比例,也不算完全尽职的,必有感觉,才有生命。宋人谈古代,每每于事实未彰之先,即动感情,这是不可以的;若十足的汉学家,把事实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对付文学的手段,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必先寻事实之详,然后成立说者与所说物事相化之情感,如此方能寡尤,方能遂性。我在这里本不是著文学史,只是作些文学史题之卮言,但也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大陆上谓之Philologie)始,以“波涛动荡(Sturm und Drang)”终。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把语言和文字混作一件事,在近代欧洲是不会有的,而在中国则历来混得很利害。例如,中国和朝鲜、安南、日本是同文,不是同语,英德以及各拉丁民族是同文,即是同用拉丁文书,不是同语。西洋有国语而无国文,文书都是在一个时期向文化较久的别个民族借来的,而中国却有一个自己国人为自己语言用的文书,虽说这种文书后来也为外国人用了,如朝鲜、安南、日本,不过这些外国人是把汉语汉化一齐搬去的,所以他们实在是以文化的缘故借汉语,只是读音有些变迁,到很后才有把汉字表他们语言的,如日本文中的训读。汉字既专为汉语用,而汉语也向来不用第二种工具来表它,只到近代耶稣教士才以罗马字母作拼音字,以翻译《旧、新约书》,中国人自己也有了各种的注音字母,所以汉字汉语大体上是“一对一”的关系,历史上的事实如此。其实汉字和汉语并没有什么生理上的关系,我们固然可以汉字写英语(假如为英语中每一音设一对当之汉字),也可以拉丁乃至俄罗斯字母写汉语,这里只有一个方便不方便的较量,没有不可能性。古代人尚知文语两件事的分别,譬如说,“老子著作五千言”,这是和五千文不同的,五千言是指读起来有五千个音,五千文是指写下来有五干个字。这个分别汉届才忽略,正因汉后古文的趋向益盛,以写在书上的古人语代替口头的今人语,于是这层分别渐渐模糊,文即是言言即是文了。把文字语言混为一谈,实在是一个大误谬。例如所谓“文字学”分为形体、声音、训诂三类,这三类中只有形体是文字学,其余都是语言学。又如只有《说文解字》是字书,后来的如《干禄字书》等乃是纯粹字书《广韵》《释名》《玉篇》等在大体上说都是语书,而后入都当做字典看。我们现在所习的外国语是英语、法语、德语等,并不是英文、法文、德文等,而误称做“文”。这一层误谬引起甚多的不便,语言学的观念不和文字学分清楚,语言学永远不能进步;且语、文两事合为一谈,很足以阻止纯语的文学之发展,这层发展是中国将来文学之生命上极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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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特色: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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