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笔记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社：时代文艺  作者：张抗抗  页数：285  
Tag标签：无  

前言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这意味着要将岁月残留的记忆——那些被一次次无 法躲避的风暴和雷电击碎的，并已嵌入我的身体和心灵中的弹片，连血带肉 地撕揭下来，一片片一丝丝，再重新缝合成一个似是而非、似我非我的人形 。 我想，那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我。 人——会遗忘、会矫饰、会回避、会妄想。通常，我们遗忘的是平淡， 矫饰的是弱点，回避的是错误，妄想的是快乐。所以，当我不得不开始这一 项我本不愿做，却又是必须做的事情时，我才真正发现——人要正视自己是 多么困难。 是否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才会出现那旬叫做“青春无悔”的话语?轻松 靓丽、俯拾即是、众口一词，就像在这些年间流行的时尚用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我的一篇短文被一家报纸转载时，编辑将此 文安上了一个“青春无悔”的大字标题。然而，在此以前我从未使用过这个 时髦的词组，我不知道那位编辑究竟是由于年长还是过于年少。这个赫然入 目的标题使我久久疑惑，我一次次地反问自己——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 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 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但人们往往没有勇气否定自己，我们曾激烈批评的都是别人的历史。当 父辈们的青春岁月被退潮的海浪席卷得踪影杳杳之后，我们在兔死狐悲的恐 惧中，开始本能地挣扎，拼命想为自己留出一块容身的礁石。如果失去了这 最后的营盘，我们的灵魂就将四处游荡无所归依，而沦为世纪末活生生的殉 葬品。我们不愿不肯不忍也决不能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大块空白，因为，我 们不再有填补这空白的时间了。我们只能以曾经有过的“荣耀”和“辉煌” ，来支撑、慰藉那一颗颗苦涩的心。 如此的自欺欺人，其实同我们所批评的上一辈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 ? 我们若是“青春无悔”，那些本应该向我们忏悔——制造了专制与愚昧 、牺牲与残害了这一代人的那些人，岂不是轻易地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和追究 ! 也许，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忏悔”的遗传基因的。“忏 悔”的概念来自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教义，汉语“阡”是梵文KSAMA音译之 略，“悔”是它的意译，合称“忏悔”。原指“人”对别人或是至高无上的 神灵，坦诚自己的过错，以求得宽恕。“忏悔”意识源于人的原罪感，即人 对于自己那些与生俱来的恶欲、潜在犯罪意识的惶恐，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性 抑制；“忏悔”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活动，企图通过自我检讨和反省，排除恶 念，大彻大悟，以期再生。 在中华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教，也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但那是 非神性、非本质的，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人是自己道德的评判者，人可 由良心来调整管束，管束的标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若是自己将标 准放松，奠说“三省”，就是“九省”也通过了，何况那是省“身”而非省 “心”。 至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奴役下，各种虚假的“ 思想汇报”和“坦白交待”漫天飞舞。那些真诚而愚昧的“交待”、“交心 ”。变成了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的罪证，而更多的人貌似痛心的“悔过 ”假象，却完全出于被迫，成为“蒙混过关”的形式。若是说我们的百年史 上有过类似忏悔的“洗心革面”，也是如此被扭曲的一种实用、伪诈的求生 之道。 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民族文化脉络上，20世纪末的“青春无悔”，产生得 多么顺理成章啊! 我在1987年曾经发表过一部描述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永不忏悔》。结 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我并非故意让大家难堪，我只是觉得心里有许多过去留存下来的谜尚未 解开。为别人，也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灵魂真正轻松过吗?面对往 昔，也许没有人能够坦然自若。当我们互相凝视时，每一双眼睛里都有一个 不那么光彩的自己。只是谁都缄口不言罢了。 历史不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的。 谁有勇气问问自己? 但即便是忏悔，又有谁有资格来充当接受我们忏悔的神父呢? 从《永不忏悔》这部小说题目可以看出，我试图探讨的恰恰是同“忏悔 ”有关的话题——检点过失与推诿过失。在人的内心深处，常常为自己的过 失而不安，但这种不安又拒绝自责，因为自责会加重不安。因此，就需要寻 找某些理由来掩饰或解释过失，以便将不安从心中逐渐删除。 当“知青文学”走过了展示伤痕、诉说苦难的阶段之后，它开始向纵深 处反思知青自身——“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中，一切悲剧中所蕴涵的人性 因素。如果知青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正视狂妄自大和胆怯懦弱， 正视虚荣和野心，正视私欲和利己动机，知青便没有权利认为所有的错误和 罪孽都是时代造成的；知青不仅仅只是受害者，在受苦受害的同时，为了摆 脱苦害，知青彼此问的残酷争斗，甚至波及到周围的人，直至互相心灵的严 重戕害。当我们探寻悲剧的根源时，我们痛心地发现，原来知青与“文革” 是互为因果的。恰恰是这一代人的行为和思想，维护并维持了旧目的体制； 他们是悲剧的扮演者，其实也是剧中人之原型。 与此同时， “无悔”的颂歌却已飘扬为90年代的知青旗帜。 连“正视”都如此艰难，怎么会有“忏悔”意识生存的土壤呢? 何况，向谁“忏悔”?到了上帝和“人”都已经“死亡”的21世纪，还 有没有一种绝对的精神原则，能够承担“忏悔”?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硬说“忏悔”似乎有些虚情假意、强加于人。“ 忏悔”的前提是觉悟，是自我认识；“忏悔”的作用是改错是超越自我—— 如果“忏悔”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自我审视一番行不 行呢?就让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从头梳理一遍行不行呢? 这绝不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嘲弄和不恭。如果“我们”老三届人至今 仍对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所谓“真诚”，抱着欣赏留恋的态度；对那种旷世 愚昧和空前绝后的非人道行为，非但毫无认识甚至置若罔闻或姑息迁就；并 且还以如此之价值观去教育子女——那么， “老三届”人便无可救药地成 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块基石，迟早会被新世纪的掘进机无情地清理! 诚然，“老三届”人和“老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丧失了继续升 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把汗水洒在了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扑火抗洪抢救集体财产；我们把知识传播到偏僻荒凉的山野乡村，为贫下 中农子女教书治病；我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科学种田搞发明创造；许多 人因超负荷劳动而留下终身疾病和伤残，有些女知青惨遭歹徒兽性的凌辱， 更有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广阔天地……如此巨大的付出之后，等待我 们的却是返城后的无学历无技能无房无钱上有老下有小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病 痛失业下岗的种种困扰和尴尬境地…… 那是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所能为国家做出的最大牺牲了。 牺牲和奉献往往是无偿的，剩下的只是那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惺 惺惜惺惺的互相理解、援助，还有惨淡的回忆。 但所有那些往日“辉煌的业绩”，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骄傲和慰藉吗? 历史从不以动机衡量功过，历史是很“势利”的，它只认得效果——用 当下的语词来表达，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所谓的“社会效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恰恰是“老三届”的红卫兵们，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把城市红卫兵的野蛮 作风和狂躁做派，带到了“广阔天地”之中。 “文革”之初，曾在各个阶层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从中央到地方，许 多人不理解，响应者寥寥。但很快在自发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中，找到了最 坚决的支持力量。当时的中学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吮吸着 建国后极“左”意识形态的“乳汁”长大的，比起其他年龄段的各个阶层， 他们极其缺少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文传统教育，头脑中的个人迷信、个 人崇拜色彩相当严重，对于领袖的召唤，可谓是一呼百应，召之即来。于是 ，伟大领袖亲自给红卫兵组织写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又数次大 规模地接见全国红卫兵，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这才将“文革”之 火点燃。紧接着，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砸古迹、揪斗“走资派”、冲 击公检法、毁灭性地抄家打人、残害教师和一切“阶级敌人”，将全国各地 的城市淹没在一片红海洋和红色恐怖之中。没有“红卫兵运动”作为“第一 推动”， “文革”难以如此迅猛异常，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并向县 城乡镇蔓延扩张。 然而，“文革”初期，全国的农村“文革”运动，远远“落后”于城市 。“文革”的烈火之所以在后来“深入”地燃遍山野乡村的每个角落，这同 1400万的“老三届”(包括那些铁杆红卫兵)上山下乡有着密切关系。1968年 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其现实的原因，在于“文革”中全国经济停滞 ，生产下降，为解决上千万中学生的就业安置问题，政府做出了这一“权宜 之计”。于是，正处于“文革”巅峰状态的红卫兵小将们，借此将城市“文 革”最激进最时髦的运动方式，一并带到了农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向农 村，迅速成为农村“文革”的战斗队、宣传队、先锋队的骨干力量。最先到 达内蒙古的一部分北京知青，不久便积极参与深挖“内人党”的运动，迫害 致死许多干部和牧民，变成一支残酷整肃“内人党”的冲锋队。在后来的东 北国营农场和边境地区，一部分“先进”知青也是四处煽风点火，动辄批判 当地干部“右倾”，以反修防修之名，对“二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和“二 毛子”(中苏混血儿)实行体罚和人身侮辱；在各地农村，知青向贫下中农“ 传授”和“灌输”种种极“左”的口号，迫害地富子弟，大搞阶级斗争，一 时把农村搞得人心惶惶。在“继续革命”的口号下，批林批孔、重评《水浒 》，以各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所谓“新事物”的名义，迫使农村的“文革”轰 轰烈烈地持续下去。 “文革”如果失去数千万“老三届”红卫兵和知青中激进分子的参与， 是不可能形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效应”的。“文革”之所以能够持续10年之 久，知青中的原红卫兵们，起到了其他阶层难以起到的恶劣作用。所以说， 这一代人是被“四人帮”充分利用和借助的政治力量。 也许会有“老三届”朋友委屈地说： “我没干!那不是我千的，和我 没关系!” 是的，你没千，我也没干。那是路线和政策造成的，是时代的过错。但 是，路线和政策是由无数的个体去实施去完成的——你作为那个集体中的一 员，还能有什么光荣可言?至少你不应为此感到那么由衷的骄傲吧! 毕竟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可歌可泣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是伟大的反法西斯 战争——究竟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自愿献身，还是成为某种需要的牺牲品 ，这之间有本质和天壤之别。 既然“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已被全面否定和逐步反省， 那么，作为与“文革”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怎么 能够逃脱干系呢?在“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祭日”即将到来之际，“知 青”怎么就变成了一种值得发扬光大的“精神”?变成了无比光荣的英雄行 为?变成了一种辉煌的庆典?难道，在国家整体亏损的账册之外，“知青”竟 然是一群可以单账另算的赢家吗?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效益”—— 当时我国大部分农村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大量没有任何农业生 产技能的知青落户农村，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农村的矛盾，产 生了许多副作用。即便是土地面积可容纳大量知青的北大荒，也须加速开垦 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才能养活几十万知青大军。然而，知青在到达北大荒 的第二年开始，农场就普遍开始亏损，吃返销粮。我所在的农场，1969年知 青刚到时，每顿吃的是大米饭，常有肉菜(是前劳改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劳 动所获)。但从1970年开始，收获的粮食非但无力上交，仅仅只够维持全场 知青几个月的生活。我们开始吃苞米面、小米、高粱米，然后是黑面……大 片的水田依旧，连队年年都种水稻，但大米已成为过年过节的珍贵主食。后 来的许多年中，农垦系统仍是全面亏损，粮食“上纲要”的连队极少，赢利 的农场也极少，各农场几乎年年都以返销粮支撑着知青的身体。农场召开各 种会议，一年到头反反复复的豪言壮语、最高理想只须归结成一句话：“打 翻身仗，摘亏损帽。”但遗憾的是，知青们大返城离开农场的时候，大多数 人吃的最后一顿饭，还是返销粮。 有人说，知青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种说法真让知情者为之汗颜 。在我看来，这是“未来时”而非“过去时”，是我们曾经立下的雄心壮志 ，而非已实现的梦想。曾有农场干部对我说，知青农场若是全体全年放假， 即便不播种不开张，农场亏损的数字，都将比知青劳动所“损失”的效益要 少得多。很多年里，我们开荒我们耕耘，我们大搞人海战术——小镰刀战胜 康拜因——但在那片肥沃的土壤中，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我们播下 去的种子，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到底“贡献”了什么?而我们辛辛苦苦烧荒 伐木垦植引水，却造成了如今三江平原的气候异常和部分土壤沙化……直到 我们返城后，北大荒才被确定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 那究竟是为什么? 近40年过去了，我们至少应当能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了吧? 面对历尽苦难的一代知青，我实在不忍心将以上如此残酷的事实——“ 实话实说”。但即使我不说，难道它就不存在了吗? 我写下我曾亲历的和亲见的八年北大荒，虽然，那仅仅只是一个很小的 局部! 为了这一代人先天的心灵缺损和后天的人为致残! 为了我内心深处永久的惭愧和隐痛! 张抗抗 1998年6月18日 2006年8月18日修订

内容概要

　　《谁敢问问自己》讲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一段人生经历。从杭州城的红卫兵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从初中学生到知名作家。八年的岁月，有痛苦、有欢乐、更有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作者简介

张抗抗，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5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60余种。 　　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等，曾多次获得全国大奖，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辑　离别杭州　　西湖红海洋　『文革』中的杭州一中　我要去远方第二辑　嵌于心灵的弹片　信号弹　管教　二劳改　批判会轮到我头上　瞭望塔　大江阴影　大字报　关于『自由』　大学梦破　匿名信　上学去　留在荒原上的坟第三辑　苦中作乐　垄沟　菜园子　菜窖　水泡子　万能大葱　过冬　林中记事　荒友们第四辑　写作之初　处女作　探亲『大补』　《分界线》　后来……第五辑　附录　回乡　天上永远有星星　野味　故乡在远方　选择的疑问　难忘小芹一家　十年黑土梦　最美的是北大荒　　有关煤的闲聊　遗失的日记　　管劳模和疯子　　再教育之门　风过无痕　无法抚慰的岁月　重返黑土地后记

章节摘录

　　西湖红海洋1966年夏天到来的时候，连天空的飞鸟都格外焦躁。那几天，一群燕子总是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没头没脑地胡撞乱窜。有一只灰燕子闻进了我们的教室。它惊慌失措地扑腾着翅膀，围着天花板的四角来回转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却晕头转向地再也飞不出去。日光灯也被它撞得猛烈摇晃。“破四旧”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那天中午，我们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围剿那只燕子。他们关闭了所有的门窗，然后挥动着书包和笤帚，企图活捉那只燕子。燕子凄厉地叫着，从我们的头顶上惊恐地飞过，一次次钻过男生的胳膊和腋窝，机灵地逃脱。所以，他们直到最后也没有捉住那只燕子。后来有人喊道：“燕子呢？那只燕子怎么不见了？”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那只燕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我们教室的地板上。小小的脑袋已经折断，琥珀似的眼珠子弹在玻璃上，哀伤地望着我们。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串血迹，像一把剪刀。男生们大口地喘着粗气，面面相觑。他们本来是想抓住那只燕子的。燕子却宁死不屈。那只可怜的燕子死于一场混战，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失手打死了它。下午放学，我们灰溜溜地走过学校操场，西斜的阳光下，操场上跪着许多老头儿和老太太。他们从清晨就开始跪在那儿，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大大小小的包裹扔得满地都是。从老太太跪着的身后，露出两只粽子般尖尖的小脚，老头儿的头发都已经被剃得光光，头顶上结着一块块血痂，几只绿头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他们的脸上、胳膊上，都被花花绿绿的颜料打上了一个个大叉叉；他们跪在地上，哭天抢地苦苦求饶。围在四周的人，不停地往他们身上吐唾沫、扔垃圾。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矮个儿男生，笑嘻嘻地解下腰问的皮带，突然往他们的头上抽去，一边大口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围观的人惊叫着四散开去，鲜血从那个被打的老头儿的脑袋上喷泉一样地冒出来，顺着肮脏的衣领一直往下淌。我觉得一阵恶心，快快走开了。有人在我旁边悄悄地说：“这些人都是从外地被遣返原籍的地主和地主婆，红卫兵把他们从火车上拦截下来批斗，不彻底批倒批臭，决不让他们上火车……”太阳忽然暗了下去，操场上空灰蒙蒙黄沌沌，一片飞沙走石。一年多来，始终在我耳际鸣响的那种风雨雷电的呼啸声，终于步步逼近。我觉得像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早就盼望着发生点什么事了。我巴不得发生一点儿什么事情才好，只是不要像那只小燕子……那天我回家对妈妈说：“你写一封信给外婆吧，让她千万千万别出门啊！”第二天我去学校，操场上的那些人已经不见了。同学说：“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人，火葬场的车刚刚把他们拉走。”到处都在“破四旧”，我们家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墙上桌上凡是有四旧嫌疑的东西统统被去掉，换上了伟大领袖的画像和语录。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反反复复地看报纸，然后两个人窃窃低语。又过了几天，家里书架上那些十八九世纪的世界名著，突然全部被拿了下来，爸爸把它们一包包打成捆，放到一只大木箱里；又在箱盖上贴了两张交叉的封条，然后用毛笔在封条上写了一句话：“供批判用！”再把箱子推到床底下。那天他们几乎忙到半夜，还把另一些笔记本和剪报资料什么的，装在了一只旧旅行袋中。第二天夜里，舅舅突然冒雨而来，连一口水都没喝，便带走了那只旅行袋。妈妈在30年代的上海，出版的那本短篇小说集《幼小的灵魂》，也在那个闷热的雨夜，随着舅舅一同远避尘嚣而去。做完了这些。妈妈才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的文化就是这些书。现在，即使有人来抄家，也不能把文化抄走了。”妈妈忧虑的是她的“文化”，而“革命”那两个字，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荡和兴奋。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如果是“革命”，我已在“继续革命”中生活了十几年，可是，还从来没有亲自“革”过“命”哩。“破四旧”的风暴，似一支强劲的序曲，拉开了“文革”的大幕。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宏伟战歌，如黄钟大吕，声声威震神州。学校已经停课，报纸上正式公布了废除“高考”的消息。我们这些初三的学生，再也不用精神紧张地准备考高中了。学校礼堂和走廊的墙上，前几个月贴上去的那些标语，那些写着“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把青春献给党献给人民”一类口号的纸片，从墙上纷纷飘落。早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懂得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即使考出再高的分数，哪怕是被一所普通高中录取的希望也很渺茫。我早已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我惟一的出路，就是像邢燕子那样，到广阔天地去当一代新农民。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是新疆建设兵团，还决定到了那儿一定要养一条狗。所以，停课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到沮丧，甚至还暗自有些幸灾乐祸。爸爸妈妈担心的抄家的人始终没来。我整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眼巴巴地望着那些干部子女们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在飞梭似的自行车上红光闪闪。参加红卫兵当然没有我的份儿，我惟一可做的就是去阅读礼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每个钟头都会有墨迹未干的新大字报，覆盖在其实还没变旧的大字报上。那些大字报都是同学批判老师的，揭发老师如何走白专道路、如何散布“封资修”思想等等。过了几天，老师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有个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被学生拖到礼堂的台上批斗，“打倒”这两个字还没有喊出来他就昏了过去；教导主任是个女的，也被剃了阴阳头。10月10日那天凌晨，有个女教师跳楼自杀，当时就死了……那年秋天校园里的桂花，散发出一种咸腥的香味，我一闻就想呕吐。树上的枯叶一片片地落地，传来一种瓦片碎裂般的响声，掉在头顶上，令人一惊一乍。有一天，我悄悄地跑到妈妈的学校去，在教学楼和礼堂四周转了几圈，直到确实看清墙上的大字报里没有一张批判妈妈的，才溜回家去。那天妈妈兴致勃勃地问我：“你去大串联的事，手续办好了没有啊？”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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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讲述了作者青春时期的一段人生经历。从杭州城的红卫兵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从初中学生到知名作家。八年的岁月，有痛苦，有欢乐，更有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当年知青生活只是特定背景下青年人生活的缩影，如何真实地反映并引发思考避免再次发生历史悲剧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抗抗做了，尽管很含蓄，毕竟开了头！比简单地叙述和无聊地发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