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之战

出版时间：1997-05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者：赵德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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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末日之战》以19世纪80年代巴西一场农民起义为题材，将魔幻与历史结合起来，获得高度评价。

作者简介

作家简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世界当代著名作家。1936年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市，现定居西班牙。他著述颇多，尤以长篇小说为长，享有“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的美誉，获得多项欧美文学大奖。其主要作品如《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利图马在安第斯山》等，均已译成多国文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当发现人与人之间是无法真正交流与理解时，我感到很蛋疼。所谓“无往不在的枷锁”，不是别的，正是观念，你可以称之为“世界观”、“信仰”、“ 判断”、“意识形态”——甚至 “理性”。当世界对主体呈现为现象时，作为表象的观念，成为必然的形式。套用经院哲学的术语，“个体化原理”决定了每个人所执迷的表现截然不同，正是这些不同的表象，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和理解的不可能。观念的永恒冲突不可避免地带有古典悲剧色彩，巴别塔的隐喻在千年前就证实了这一点，而如今人们只能创造出“交往理性”一类的东西，聊以自慰。
  　　
  　　略萨在辛辣苍茫的巨著《世界末日之战》中再次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理解可能与否的问题。那些为著作写简介的人可以去死了，因为一个伟大作家绝不会仅仅为了描写“农民阶级对抗统治阶级的镇压”、“一个国家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这些题材而花如此浩繁的篇章，与描述外在世界的规则和变幻相比，伟大作家关注的永远是个人内心秩序高塔的建构。
  　　
  　　因而，我也更原因相信，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一个个体在死亡袭来之时，内心隐微的怕与爱，而不是那些大写的农奴生存状况和战争正义；福克纳关注的，是一个个体在存在的黑洞与时间的深渊中丈量自身，像溺水的人那样边咳边挣扎，而不是红尘暮霭中南方庄园的衰朽；陀氏关注的，是一个个体深陷在日常生活的烂泥中时，凝望着某个“神秘世界”时的情欲、困厄、冲动和绝望，而不是“复调”冲突、底层小人物的心理全态。
  　　
  　　至于《世界末日之战》，它是一场无血的观念大戮。
  　　
  　　略萨以卓绝的激情全方位描写了这场大戮，在异常艰苦和漫长的鏖战之上，在血肉蛆虫共屎尿屁肠齐飞的酷烈场景之上，在每个个体带着各异的传奇经历最后殊途同归的命运之上，略萨始终高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观念的冲突与理解的无望。
  　　
  　　从苏格兰流亡者加尔的身上，我才慢慢领悟到这一点。他是巴枯宁和蒲鲁东的信徒，向往卡奴杜斯发生的暴乱，觉得这场起义正引证着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卷入巴西内战后，他在一次恐惧和情欲的驱使下，强奸了一个前贵族侍女。这个女人的经历，与很多乱世时期的女人一样不幸。当其丈夫鲁菲诺出外当导游谋生时，一系列的麻烦接踵而至，先是加尔强奸了她，她只有随着加尔到处流浪，寻找卡奴杜斯根据地。一路上，她又遭遇了兵痞的强奸，加尔与鲁菲诺为她大打出手（像卡纳布拉沃男爵评论的那样：她引起的麻烦总是“无意识”的）引发的混战……令加尔困惑的是，遭到自己强暴的胡莱玛始终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他试着向她解释起义、暗杀、运送武器之类的事，但发觉她对所有解释都不感兴趣，“她既不点头赞成，也不提任何问题，只是时时用眼睛（夜色逐渐在模糊她的面孔）同他对视一下，这让他感到很愚蠢。”此后，加尔一再努力向胡莱玛解释自己作为无政府者的光荣与义务，也试图让胡莱玛解释为什么不趁着睡觉之类的时机杀了自己这强奸犯，她往往漠然以对。这让加尔觉得自己的话如同风吹在了一块巨石上，最终，他承认：“你不理解我，如同我不理解你一样。”
  　　
  　　而为胡莱玛大打出手的两个男人，同样处于相互不理解的状态。加尔早已心知肚明：“鲁菲诺未能理解我，其实我并不想侮辱他”。在漫长的流浪与追寻之后，两人见面触发搏斗，仍然是由于观念的错位。鲁菲诺满心是为自己换回尊严，想杀死加尔后再手刃“淫妇”胡莱玛，加尔却始终在大谈男女之事小于民族大义，还有数以千计的卡奴杜斯平民等待解放。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人的争执扭打中，略萨两次写道苏格兰人加尔不小心说出了英语，这如同一个隐喻，泛着巴别塔的冷光，由语言的不通喻指向理解的断裂。
  　　
  　　实际上，略萨拿无政府主义者兼理想主义者加尔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位一路上喋喋不休向所有人解释巴枯宁、蒲鲁东的信条与卡奴杜斯理念相似之处的人，最终却为卡奴杜斯人拒之门外：他们不理解他。当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卡奴杜斯人，加尔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高声叫道：“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要和你们同甘苦，共命运！”但是，他发现这群甲贡索人“互相交换着狡黠的颜色，露出会意的表情，并龇着牙齿向他送来同情的微笑时，他气馁了。”加尔一生致力于颅像学，试图通过触摸每一颗脑袋而理解人们的生命状态，但最终，他恰恰死于不被理解。
  　　
  　　这种不被理解的状态如同一颗烟雾弹，爆炸后的雾气很快弥漫在整个世界末日之战的参与者之间。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最终应该归结于“一切人不理解一切人”。一切人都在努力阐释着战争的本质，一切人又都觉得“别人无法表述自己，别人必须被表述”，恶性循环的结果是：每一种阐释和表述都坚如磐石，也都只能等待着硬碰硬那石火光飞溅的一刻。
  　　
  　　差别心无穷无尽。卡奴杜斯本地聚集的甲贡索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上帝与魔鬼间之神圣战，敌人全是为敌基督者效力的奴仆，而“劝世者”好耶稣才是真正伟大的，无辜者将得到天使的抚爱；对于外国的流亡者来说，卡奴杜斯的动乱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实化，是贫苦农民为了自身权益奋起反抗的诗歌；对卡纳布拉沃男爵和共和党人来说，卡奴杜斯是蒙昧和暴力结合的产物，杀人越货的大盗、男盗女娼的神父全都躲在一个神棍庇护下为所欲为，这一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卫共和国。差别心却不止于此，每一种大的观念都如同拧得很紧的绳索，但这些绳索内部，个体差异的观念却如同根根细线，并不与大绳保持一致，而是头绪万千。在共和党的军队中，年轻的医生观察到爱国主义普遍衰退，黑市交易与厌战情绪弥漫；在“好基督”劝世者身边，尽管有强大的精神性力量普照整个腹地，神父的出卖，男女间情欲的涌动依然汹涌；那些零星闪入闪出的人物更是如同一根根拉不直的线、跟不上节奏的音符，将观念之海倒腾的永不平息。
  　　
  　　略萨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一味地铺陈不理解造成的世界末日之战，他留出一个空白，让这个空白更深刻地道出“理解的不可达成”。《世界末日之战》本以恢弘的规模和结构展开全篇，上到男爵党魁，下到义民废人，略萨都一一照顾到，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在草灰蛇线、伏笔千里的架构中的展现，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时空模式。但是，唯独对一个人，略萨写尽千言，又可以说一笔没写，他就是好基督劝世者。
  　　
  　　以一种客观冷静，甚至带些《圣经》色彩的笔调，略萨追踪着好基督劝世者的足迹，但从未有一句话描写过他的内心世界。这种笔调与《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描写如出一辙，充满神秘感，只可会意，不可理解，只能敬畏，不可直视。然而，就是这一形象，也许道出了略萨深深的悲哀：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理解的，而人与彼岸的神秘世界之间就更是遥隔汗漫。
  　　
  　　卡纳布拉沃男爵在一次因观念冲突，劝阻加尔而未果的场景中，无奈地想到：“人世不过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也许，理解的不可能正是这一误会的永恒动因。
  　　
•   　　 19世纪末的巴西腹地是一片水深火热的灾难之地，干旱和洪水接踵而至，随时将整个村庄吞噬得一干二净，侥幸活下来的不是变成孤儿和残疾，就是沦为强盗和土匪。随着“劝世者”的到来，孤儿成为最虔诚的信徒，被凌辱的女人化身为世人景仰的圣母，强盗和土匪愿做圣地的守卫者，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皈依。他们守在一个叫卡奴杜斯的地方，日日念叨福音，期盼世界末日的降临。彼时，传说中的圣塞巴斯蒂安国王会手执权杖莅临人间，活人和死人统统要接受审判，而他们将跟随“劝世者”的脚步荣登天堂。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著作《世界末日之战》并非旨在讲述一个猎奇的传说。其实，小说对应的历史背景，可谓政治上一段突飞猛进的“进步”时期。1822年，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帝国；1855年，帝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可惜，小说中那些“进步”的政治势力各怀鬼胎，他们力图把卡奴杜斯事件描述成背叛国家的罪行，一次次出兵割除这颗历史倒退的毒瘤。随着各种人群深入腹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农民并不像官方宣扬的那样十恶不赦，狼心狗肺；相反，政府军占领腹地后烧杀抢掠，以致陈尸遍野，血流成河，才真正可谓惨绝人寰。
  　　　　究竟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略萨抛出了一个属于拉丁美洲世界的永恒疑问。
  　　
  　　压迫者：名义上的“先进”
  　　
  　　　　从纯理念的角度出发，“民主”“共和”无疑是先进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巴西无法引起底层人民的价值认同，相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特权阶级打着这些旗号实现赤裸裸的利益瓜分。在小说中，当时的巴西有三股势力，一是军事独裁，二是封建大庄园主，三是两股势力中间的骑墙派，时刻期待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巴西最初的共和成果也是通过军事政变争取而来的，因此，成立于1889年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实际上是军事独裁的产物。小说中最强力的政治势力来自里约热内卢派来的政府军统帅西塞上校。
  　　　　西塞上校信仰后殖民时期军事独裁的合理性，“巴西再也不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是任人宰割的属地。军队就是干这个的。维护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人民之间平等相处，使国家进一步强盛、更加现代化，这些便是联邦军的宗旨。”他的外号是“杀人魔王”。作为第三次政府讨伐军的指挥官，他一进村庄就大开杀戒，砍刀对准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农民。原因是他认定村庄里一定有人私底下在物质上支援卡奴杜斯的起义者们，即使不能完全证明是这两个农民所为，也完全有理由“杀鸡吓猴”。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为赢得战争而不择手段在军政府眼中也理所应当。面对敌人，政府军竭尽各种酷刑之能事。捉到卡奴杜斯的人就鞭笞，严刑拷打，甚至挖眼、阉割。“壮丁”不足，西塞上校从监狱里找来各种重刑犯充军，并不在乎这些囚犯一有机会便奸淫妇女，屠杀平民。只要上战场杀敌，军队也纵容军官报私仇。
  　　　　中央有强势的军事独裁，地方的封建保守势力并未就此退场，这也是过渡时期拉美世界的常态。大庄园主与军政府沆瀣一气，共同压迫剥削贫苦大众。小说描述了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旧贵族，他是巴西帝制时期的宠臣，也是卡奴杜斯地区的实际掌控者，在共和制度成立以后依然如鱼得水，担任州议员。虽然奴隶在共和制度下获得了名义上的自由，事实上仍然是他庄园里的廉价劳动力。
  　　　　政府军进入卡奴杜斯，本身就是地方新旧政治势力的一场利益瓜分。卡奴杜斯本来是一片平静的乌托邦，四方来此朝圣的百姓不过是在这儿安居乐业，享受相互尊重人人平等的生活。但是，另一个地方政客，担任《消息日报》主编的进步共和党人埃巴米农达，将“劝世者”的布道描述为英国人在背后支持的有预谋的反共和分裂运动，要求中央政府出兵镇压，希望以此铲除政敌卡纳布拉沃男爵，因为后者当过驻英大使。男爵也看清了他的意图：“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
  　　　　略萨万花筒似的描述，让读者对从帝制向共和过渡期的巴西政治丑态一览无余。不要说从西方舶来的“民主”“共和”等政治理念本身已经令百姓费解，更何况，所有的旧势力都可以换上“民主”“共和”的新招牌，换汤不换药，如何让夹缝中求生存的百姓相信这群挂羊头卖狗肉的嗜利者？
  　　　　正是这些无耻政客间的利益纠纷，把无辜的“劝世者”及其信众逼上梁山，卷入战争，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军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根据历史记载，从卡奴杜斯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平民不足400人，那些牺牲品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死于何种政治势力的屠刀之下。
  　　
  　　反抗者：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与先进的“民主”“共和”理念相对，“劝世者”口中的“世界末日”本是一种愚昧落后的旗号，吊诡的是，在这愚昧落后的旗号背后却隐含着底层百姓的正义呼声。略萨用情最深、下笔最细的无疑是“劝世者”安东尼奥和他身边那群虔诚的追随者，颇有耶稣与十二门徒的意味。这群孤儿、残疾人、强盗、土匪各有各的凄惨身世，但几乎都与巴西腹地的天灾人祸有关。无论是孤儿还是瘫子，强盗还是杀人犯，淫乱的神父还是被多次奸污的妇女，都可以在“劝世者”的末日审判教义处找到安慰。
  　　　　底层百姓反对奴隶制，却看不懂国家政体的改弦更张，他们以为帝国是因为废除奴隶制而垮台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新兴的共和国必将恢复奴隶制。
  　　　　对帝国张冠李戴的留恋就此产生。“劝世者”挂在嘴边的那位末日审判者圣塞巴斯蒂安，是16世纪葡萄牙的传奇国王，信众们起义使用的旗帜也印有伊莎贝尔的头像，因为“劝世者”说废除奴隶制的正是伊莎贝尔公主。他们看上去是要复辟帝制，实际上只是为表达他们的切实需求，因为每次变革的结果不过是另一个贪婪政客的上台与随之而来的更深重的压迫，“动物的本能、共同的感受和几个世纪积累的经验”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抵触随着共和制带来的所有政策。“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就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他们不承认共和国的税收，因为“权力属于上帝”。
  　　　　在“劝世者”的领导下，卡杜奴斯的信众团体生活实现了底层民众的理想。
  　　　　人人平等，对今世的凄苦感到绝望还可以期盼来世的幸福，今世无奈步入歧途的“恶人”还可以得到进入天堂的门票。虽然底层百姓的思想意识和动员方式貌似愚蠢落伍之极，但却是他们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的最后的精神寄托。正如他们对“民主”“共和”这类舶来品一窍不通，他们也不懂得如何运用“权利”的语言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纳税可以是一种监管，选举可以是一种表态，人口调查可以是更好的国情掌舵，宗教调查可以预示着信仰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悲剧的原因也在于先进的“权利”语言变成了服务于特权阶级的“权力”话语，将特权阶级篡夺利益的争斗合理化了，关闭了底层百姓通过伸张“权利”表达诉求的渠道。正如略萨2011年中国之行提及此书时所说：“当时的巴西已经断裂成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
  　　　　起义者的结局可想而知，荒诞不经的单向性思维，令他们死守卡奴杜斯，幻想救世主的出现，实际上他们等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更为装备精良、更为规模空前的政府军部队。
  　　
  　　革命者：尚显天真
  　　
  　　　　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卡奴杜斯起义并非一无是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进行的，哪怕是以抽象真空的名义，这对于世界上的劳苦大众是一件勇敢而宝贵的壮举，是解放全人类的开端。”“劝世者”确实把十恶不赦的撒旦变成了温顺的绵羊，他们忘记私仇，宽恕彼此的罪过。在这个意义上，略萨肯定卡奴杜斯起义的意义。与此同时，他更警惕极端冒进的左倾主义与自以为是的书生救国。
  　　　　略萨特意虚构了加利雷奥·加里这样一个革命者形象。他参加过巴黎公社，蹲过欧洲的很多监狱，四处流亡。他根本不了解第三世界被迫现代化的复杂现实，他来到《消息日报》希望刊登一则召开群众大会声援卡奴杜斯理想主义者的告示。一方面，他以西方式标杆来衡量巴西媒体的喉舌作用，称呼《消息日报》是“巴伊亚州惟一真正的共和派报纸”，认不清主编埃巴米农达的伪共和面目，以致轻易成为后者政治报复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忽略了起义者荒诞的思想意识，也忽略了他们过时的组织形式，将其误认为理想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这个左倾冒进的革命者虽然能够熟练运用现代的政治观念，但对底层百姓的基本诉求毫不知情，而且盲目认同注定失败的革命方式，注定要被历史遗忘。
  　　　　还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那就是原《消息日报》的近视记者。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起初写的都是些“不偏不倚”的文章，自以为做到了新闻的客观真实，深入腹地才知晓自己的单纯与懦弱，被战争的硝烟与炮火吓得“哆嗦得像树叶一样”，直至九死一生才得到精神上的脱胎换骨。他要写下卡奴杜斯起义的历史，以求将真相和教训留给后人。这也反映略萨本人对于作家使命的理解：“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和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议，要唱反调，要批评……而一旦社会接纳了文学，社会就得接受一股咄咄逼人、冷嘲热讽、源源不断的洪流，它会冲击社会的表层和本质、暂时现象和长期痼疾、社会的上层和基础。”然而，这位记者为了发表卡杜奴斯起义的历史，又求助于卡纳布拉沃男爵这样的权贵阶层，这当然绝无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略萨描述的“世界末日之战”绝不仅仅发生在19世纪的巴西。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中的受压迫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历类似的阶段。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都无法代表他们，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于是，诸如“劝世者”的末日审判教义可以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过渡时段找到对应物，或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运动如伊斯兰圣战组织，或是以拯救世人为名的邪教组织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这背后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值得深思。
•   　　 《世界末日之战》，这部由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在前辈巴西作家库尼亚的著作《腹地》的引领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长篇小说，以53万汉字的容量来描写1896-1897年间发生在巴西腹地卡奴杜斯土地上的一场农民反抗运动，刻画了被称为“劝世者”的神职人员暨反抗者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奥.马西埃尔、意欲点燃南美大陆革命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加尔，以及政府军指挥官费雷拉中尉、多名腹地男女居民众生相......被研究者视为略萨的三部贯彻其“文学是一团火”思想的长篇小说之一，以“新小说”技法结合写实风格完成的鸿篇巨制！
  　　
  　　 可惜，本人却无法进入此恢宏的巨著之中，无心境细读作者在史实基础上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与批判，也没有能够领略到小说家略萨苦心孤诣所构建的“时空颠倒和错位”的“立体感”效果！！自己也读了略萨的《酒吧长谈》、《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坏女孩的恶作剧》等小说，读时都兴致勃勃、欲罢不能，没有想到读《世界末日之战》却如此的难以入戏！或许是因为小说的故事背景与自己的阅历太过久远，也或许是自己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对各种风格、题材的小说都甘之如饴的程度！
  　　
  　　 但是，我在粗略翻阅《世界末日之战》过程里，就情节描写、人物刻画等而言，的确感到自己在读一本法国名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的叙事意味，随着情节的推展，也时不时在脑海里产生了蒙太奇般的场景画面！！这正合略萨所言：“这部小说使用的是传统的叙事结构”，“从电影剧本（本书的胚胎，但从未拍摄）直到八年后写完本书”的说明！！
•   　　建国“神话”不惟人类早期国家诞生之初的“君权神授”，近代国家自法国大革命以降，亦多以“民主与自由”粉饰自己，其中不乏纳粹之类独裁反动的邪恶政权。而各类新政权除对旧政权竭力铲除之外，大抵会于意识形态上在新旧之间划出一道黑白分明的界限，以彰显己身的进步与合法。它们对于历史或是当下事件的解读与评析，也无不匠心独运，因“事件是可以由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按照他们学说的演变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而随意增减的。”《世界末日之战》即是一部撕裂“神话”假面而还原历史真相的揭露之书，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巴西“腹地”卡努杜斯农民起义为叙事主轴，在纪实和虚构的双重糅合中再现了这段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于官方国史中留下了殊为珍贵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印记。
  　　
  　　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一样，巴西的共和之路也充满坎坷和跌宕。1822年巴西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1888年废除奴隶制，1889年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表面看来，巴西的改弦更张顺风顺水，从奴隶制到民主制近乎一步到位，然而政治上的“变天”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换地”——土地制度依旧岿然不动。从土地上被“解放”的奴隶变成廉价劳动力，其所创造的财富经层层盘剥后被源源输入庄园资产阶级之手，再经由“腹地”（农村）输往首都和其他大城市，而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和”的成果不仅不及于身，反而沦为新时代的难民。《世界末日之战》中巴西“腹地”的生存状态令人咂舌，这是“世界上的瘫痪者、不幸者、畸形者和受难者们聚集的地方”。卡努杜斯起义并非空穴来风，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以虚构形式书写如此复杂的真实事件，单线叙事显然会囿于顾此失彼的“一种视域”而失之偏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卡奴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因此，略萨运用多声部的叙事手法，以块状拼贴方式从全方位角度探讨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他所架设的诸多摄影镜头在末日之战的大舞台上来回扫视，在人物与人物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自由切换。于是我们看到，从议会辩论到密室媾和，从炉边谈话到战争现场，遗老与新贵、资本家与穷人、宗教信徒与无政府主义者、记者与军官……不同身份与信仰的人你来我往，穿梭如云，其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针锋相对，反映卡努杜斯事件在巴西社会各个阶层所激起的或大或小的波澜。
  　　
  　　因之，小说没有任何人堪称中心人物，而群像式的描写既可以通过各种声部传达一种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象，也可以通过彼此间不甚和谐的叙述消弭这种印象而造成一种平衡。略萨在以往小说中惯以某个人物充当传声筒发表一己之见，此时亦躲在各种声音的聒噪背后作壁上观，以一种不加干预之姿，任其笔下的人物观察和表达“自己所相信和感受到的，也就是他周围的人所相信和感受到的”。于是，不同势力根据自身利益或是偏见折射下的卡奴杜斯起义，在同一个时空下可以幻化成各种判然有别的印象：在信徒是通往天国的“圣战”，在无政府主义者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资本家则是“反对私有制的叛乱”……手中操控舆论机器的国家还可以捏造谎言、改写历史，其制造的假象甚至“比历史事实还要真实”。一次由饥饿、贫困和暴力引发的农民起义，终于被宣传为“一次旨在恢复帝制并让英国奴役巴西的叛乱”——这不仅再次坐实大历史的书写从来就是成王败寇的经典论证，也表明新创设国家在求新求变中遭遇挫折后竭力维护自身“神话”的阿Q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略萨对卡努杜斯起义不乏同情之心，但他并没有单纯地出自“政治正确”站在受压迫的民众一方。卡努杜斯起义与大多旧式农民起义一样，有着明确的对土地分配的要求，和模糊的政治改革期望，但它以迷信来反对迷信、以愚昧来抗击愚昧的斗争策略，只能把起义引向狂热与恐怖的死胡同。如果说农民反对新政府的人口调查、户口登记、十进位公制、征税等等，盖出于“几个世纪累积”的对国家的天然不信任，那么人性中的黑暗就不能用迷信和愚昧来解释了。《世界末日之战》以大量篇幅描写四次政府围剿起义的战争场面，其残忍与暴烈不惟官军，亦有义民血淋淋的双手所铸成，战争终究沦为一场无分善恶的人道灾难。
  　　
  　　略萨以秘鲁作家身份，书写发生在另一国度的一次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农民起义，其意恐怕未必要为之翻案，而是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予以重新诠释：“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拉美国家语言文化各有不同，政治传统却惊人相似，《世界末日之战》结尾，我们已经能够嗅到政变与独裁的味道了——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政变与独裁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国家便会以卡奴杜斯这样的“国中国”形式分裂和瓦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起义成功或失败，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它是旧貌换新颜的国家不得不力图遮掩的伤疤，“神话”的光环终有阴暗的一面。
  　　
•   不喜欢这本书，但你的评论很好。
•   离经典当然还是有距离，读到劝世者的部分却总是动容。
•   交往理性可是实实在在的，绝不是安慰，也绝不是一个语词而已。它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基础一样牢固。
•   我的判断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
•   虾米，我正在看这本书，你书评写的真是让人敬佩，这好像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