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

出版时间：2003-3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扎米亚京  页数：211  译者：范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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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全书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 在这个攀上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的联众国，所有公民一律被冠以数字为名。

作者简介

代序
吴泽霖
扎米亚京的《我们》开禁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苏联和西方对20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1921)有一个一致的认识。这就是说它是一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恶毒讽刺的作品”，其矛头直指共产主义制度。而在《我们》创作60余年之后，1988年在苏联开禁发表，也是把它作为一面反对苏联制度的旗帜祭起来的。为了理解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这部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的社会思考的继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从16-19世纪约有近千种之多，20世纪上半叶就有300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的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的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59)，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于1839年，它反映着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惟利是图的社会的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如H．Д．费德罗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和B．Я，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07），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2217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的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互相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去和一个象征统治者的卡尔波夫博士过夜。一个叛逆者巴维尔向往着农夫的生活，他认识到现在人人温饱的生活中“一切人都是奴隶”，“可怕的没有意义的‘多数’像石头一样压制着一切自由的运动”。他想“扼死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们”。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里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里。这里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着专家的专制统治。这里的人们住着同样的房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这里同样有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以防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发表。而结果，这个城市里人们都患了一种“矛盾综合症”：想的一样，说的另一样，这个病症终于使这个城市很快毁灭了。
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讲，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

书籍目录

扎米亚京的《我们》开禁的再思考——代序  吴泽霖我们  叶·扎米亚京附录一、自传  叶·扎米亚京二、致斯大林的信  叶·扎米亚京

章节摘录

　  今天《国家报》刊登了一则通告，现将原文逐字抄录于下。　  “再过120天之后，‘一体号’即告竣工。第一艘‘一体号’升 空的伟大历史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一千年前，你们英雄的先辈征服了全世界，使之归顺大一统国。一项更加辉煌的壮举有待于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驾驶着用玻璃质料制造的喷火式电动飞船‘一体号’去实现宇宙的大一统，求出这个无穷方程的积分。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带上理性之造福枷锁——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不过，在动用武器之前，我们要试一试语言的威力。　  “兹以造福主之名义向大一统国全体号民通告如下：　  “凡自认有能力者，均应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或其他文字，颂扬大一统国之宏伟壮丽。　  “这将是‘一体号’送出去的第一批货物。”　  “大一统国万岁！号民万岁！造福主万岁！”　  我写这段文字时感到自己两颊绯红。是的，就是要求出巨大的宇宙方程的积分。是的，就是要把蒙昧状态的曲线展开，按正切渐近线，即按直线把它校直。因为大一统国的路线是一条　  直线。这是一条伟大、神圣、正确、英明的路线，是一切路线当中最英明的路线……　  我是号民D—503，“一体号”的建造师。我只是大一统国众多数学家中的一员。我这支写惯了数目字的笔，无法写出旋律优美的音乐。我只是试着记述我的见闻和我的思考，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思考(的确如此，是我们的见闻和思考，惟其如此，就用《我们》作为我这部笔记的总标题吧)，然而这些文字均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来源于从数学角度而言至善至美的大一统国之生活。既然如此，这篇东西就其本身而言，不就超出我的初衷而将成为一部长篇叙事诗了吗?肯定如此，对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并且是了解的。  　  我写这篇东西时总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这种感受，和一个女人初次听到自己腹内尚未睁眼的新生儿的脉搏时的感受，大抵是很相似的。这既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必须用自己的体液、自己的血浆孕育他长达数月之久，然后再忍痛使他脱离自己的身体，把他双手奉献给大一统国。　  但是我心甘情愿，每一位号民，或者说几乎每一位号民都会这样。我心甘情愿。 　  　  作息条规……它挂在我房间的墙壁上，金底的紫红色数字此刻正威严而又亲切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称作“圣像”的那种东西，真想写一首诗或一篇祝祷词(两者一样)。唉，我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呢，那样我就能够用体面的文笔对你大加赞颂了。啁，作息条规！啊。大一统国的心脏和脉搏！　  我们大家(也许包括你们在内)在学生时代，都读过古代文献中流传至今的一部最伟大的传世之作——《铁路运营时刻表》。但是，即使把它放在作息条规旁边，你们也会看得出前者不过是石墨，后者则是钻石。虽然二者都含有C—碳素，但是那钻石多么坚实、晶莹，多么璀璨夺目！当人们像车轮一样在　  《铁路运营时刻表》的篇页上驰骋时，有谁不是激动得透不过气。然而作息条规把我们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变成一部伟大叙事诗的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晨，我们千百万人，以六轮机车的精确度，在同一小时和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我们千百万人在同一小时开始工作，又在同一小时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千百万双手的统一的身躯，在作息条规所规定的同一秒钟外出散步、去大课堂、去泰勒健身房，在同一秒钟回去睡觉……　  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幸福这个课题，我们这里也还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解答方案。强大的统一机体每天有两次——16点至17点和21点至22点——分解成一个个单独的细胞。这就是作息条规所规定的个人时间。在这两个小时里，一些人循规蹈矩地拉下室内的墙幔，另一些人踏着铜管乐器奏出的《进行曲》的音阶，步伐齐整地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写字台旁。但是我坚信，哪怕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我也仍然相信，我们或早或晚，总有一天会为这些时间在总公式中找到一个位置，总有一天这86400秒将全部被　  纳入作息条规。 关于人们还生存在自由状态、即无组织的野蛮状态那个时代的奇闻轶事，我读过许多，也听过许多。但是，我一直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事：当时的阅家政权(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怎么竟然坐视人们过着一种没有我们这种作息条规、没有强制性散步、没有精确安排的进餐口才间的生活，人们何时起床，何时就寝，都悉听尊便。有的史学家甚至说，当年街上的灯火彻夜通明，行人和车辆终宵不息。　  对此我百思不解。无论他们怎样无知，也总该明白，这样的生活乃是真正的灭绝人口的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慢性杀害罢了。国家(人道主义制度)禁止杀害一条人命，而不　  禁止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害得半死不活。杀死一条人命，也就是说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50岁，这是犯罪，而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5000万岁，却不是犯罪。这岂不是很可笑吗?这道数学道德题，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10岁的号民，只消半分钟就可解开。　  他们那里却做不到——他们所有的康德合在一起也做不到(因为没有一个康德想到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伦理体系，即以加减乘除为基础的伦理体系)。　  国家(它竟敢自命为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自流，这岂不是一桩怪事。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多少次……都悉听尊便。全然不讲科学，活像动物。并且还像动物一样，盲目地生孩子。说来也真可笑：他们懂得园艺学、养鸡学、鱼类养殖学(我们有翔实的材料，说明他们掌握了这些知识)，却未能攀登到这一逻辑阶梯的最后一个梯级——生育学。他们未能想到我们的母亲标准和父亲标准。　  　  这一切仿佛是抛进饱和溶液中的最后一颗盐粒：针状的结晶迅速蔓延、硬结、凝固了。我很清楚，事情已成定局，明天早晨我就去办。这样做等于自己去送死，不过这样我也许会获得重生，因为人只有死后才能使他复活。　  西边的天空每隔一秒钟在蓝光中抽搐一下。我的头在发烧，怦怦地跳着。我就这样坐了一个通宵，直到凌晨七点才入睡，那时黑暗已消退二天空现出了鱼肚白，落满了小鸟的屋顶已　  经清晰可见……　  我一觉醒来，已经十点(显然电铃今天没有响过)。桌子上还是昨天的那杯水。我咕嘟一口把水喝下去，就跑了出去：我必须尽快去办这件事，越快越好。　  天上空空荡荡，一片蔚蓝，好像被狂风暴雨洗刷得干干净净。地上的影子见棱见角，万物仿佛都是用秋天的蓝色空气剪成的，薄得叫人不敢去碰它们，好像一碰就碎，就会变成一堆玻　  璃粉末。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这样：不能想，不要想，不要想，否则就会…… 　  所以我没有想，甚至连看也未必真的看见了什么，不过是一些浮光掠影罢了。比如说，马路上不知哪儿来的树枝，上面的叶子有绿色的，有琥珀色的，有深红色的。又比如说，天上有小鸟和飞车交叉着飞来飞去：还有那一个个脑袋，一张张嘴巴，一只只挥动着树枝的手……伴随这一切的肯定会有各种声音：人的喊叫声，鸟的聒噪声，马达的轰鸣声……　  后来我走过一条条仿佛被瘟疫洗劫一空的街道。记得我一脚绊在了一个软乎乎、松塌塌、却又直挺挺的东西上。我低下头一看，是死尸。它面朝天躺在那儿，像女人那样叉开蜷曲着的双腿。那张脸……　  我认出了他那厚厚的黑人般的嘴唇，这嘴唇仿佛现在还喷吐着笑声。他紧眯着双眼在冲我笑。只有一秒钟的工夫，我就跨过他的尸体，向前跑去——因为我不能再耽搁，我得赶紧把事　  情办完，否则我觉得我就像一根超负荷的钢轨，会挠曲变形，断成两截……  　  幸好只有二十几步路了，已经看得见“护卫局”的金字牌匾了。我在门口停了下来，吸足了一口气，才走进去。　  里边走廊上是一条看不见尾的长蛇阵——号民们一个挨一个地排着队，手里拿着一叠纸或者厚厚的笔记本。他们慢悠悠地向前挪动一两步，便又停下来。　  我在长队边上急得团团转，头疼得快要炸裂了。我拉着人家的袖子，哀求人家让我插进队里，就像一个病人在向人讨要一种良药或验方，以便在剧烈的短痛中了结这一切。　  有个女的，制服外面紧系着一条腰带，臀部两个半球十分扎眼，她一直往四下里扭摆着两个半球，仿佛她的眼睛就长在这个部位似的。她拿我寻开心地说：  　  “他肚子疼！你们带他去厕所，就在那边，右面第二个门……”人们对我哄堂大笑。听到笑声，我感到喉咙里堵得慌，真想马上大吼一声，否则……否则……　  突然有人从后边抓住我的胳膊肘。我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两只透明的招风耳。但是，它们一反平常，不是粉红色，而是紫红色。颈下的喉结上下滚动着，眼看着就要把那层薄薄的外皮　  撑破了。　  “您来这儿干什么?”他问，小钻头很快朝我钻来。我死死地抓住他不放：　 　  “赶快去您的办公室……我应该全部交代——现在就谈！正赶上跟您交代，这很好……直接跟您谈也可能很可怕，不过，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他也认识她，而这使我更痛苦，不过他听了可能也会大吃一惊。这样就等于我将和他合伙杀人了，在我的最后时刻，我也不会是孤家寡人了…………

编辑推荐

　　《我们》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　　“再过120天之后，‘一体号’即告竣工。第一艘‘一体号’升 空的伟大历史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一千年前，你们英雄的先辈征服了全世界，使之归顺大一统国。一项更加辉煌的壮举有待于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驾驶着用玻璃质料制造的喷火式电动飞船‘一体号’去实现宇宙的大一统，求出这个无穷方程的积分。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带上理性之造福枷锁——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不过，在动用武器之前，我们要试一试语言的威力。　　“兹以造福主之名义向大一统国全体号民通告如下：　　“凡自认有能力者，均应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或其他文字，颂扬大一统国之宏伟壮丽。　　“这将是‘一体号’送出去的第一批货物。”　　“大一统国万岁!号民万岁!造福主万岁!”

用户评论 (总计22条)

•   　　第一次阅读时 已经忘了当时的心态 反正多有烦躁 加之主人公命名是数字加字母 更头疼
  　　读到后来很没耐心 便搁置一旁
  　　但第二次阅读 却莫名的既有兴趣
  　　前几章确实写的很风趣幽默 会让你不知不觉的想按赞又说作者太损
  　　后来情节稍弱 有点啰嗦
  　　但终归是说了他该说的话
  　　革命像数学 没有最后一个数 不会是最后一次
•   　　纯粹理性、协调、一致的社会，否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抹杀了个性，看似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实一潭死水。
  　　以前觉得如果人们可以永远开心快乐多好，现在想来，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真的可以体会到什么是快乐吗？也许正是痛苦和磨难才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和感恩。
•   　　如果说“我们”体现的是理性至上的可悲和极权，其中的故事寓意更大于可能，那么人类当今所处的世界（欧美所引领着的发展轨迹）却似乎正带领我们走向用理性驾驭和控制人类欲望的另一个顶点，在那里人的欲望、本能得到承认，却为资本和工具理性服务。
  　　
•   　　“真理就是二乘二，正确道理就是四，如果这两个幸福的、完美互乘的两个二也考虑什么是自由，难道这不荒唐吗？”
  　　
  　　在这个世界中，“我”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我们”——群众本来就容易退化为乌合之众，再加上机械的奴化和洗脑后，“我”便伴随着人的本质消失了，“我”虽有着“人”的外表，却已成为“我们”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成了“我们”这首华美乐章的一个号码。
  　　
  　　抹杀人类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东西，一个是理性思维延伸出的僵化的技术和数学逻辑，一个是权力，永恒的能量和权力。
  　　
  　　均匀的、无差别的世界是东西方乌托邦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大同世界，以伦理为基础的儒家想不到在后来的历史中技术会取代生育，从而擦除了父子和夫妻关系（《美丽新世界》）；共产主义也一直线性的认为，人类会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不断地用独立精神和善的美德压倒私欲和贪念，也是明显弱化了人类道德中难以摒弃的恶念和破坏力量，有善必有恶，有建设必有破坏，而且在同一时空中恶的力量如果压不倒善，也绝不会比善的力量弱。
  　　
  　　“如果人人能献出一份爱，整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终究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幻想因现实而存在，美好因邪恶而美好。试想，一个纯善的世界真的诞生了，生命和意识也将不复存在，宇宙也不知会变成何般模样。要知道，宇宙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差异，光的差异，温度的差异，质量的差异，有机与无机的差异，非生命与生命的差异……生命亦是如此，人类社会亦是如此。
  　　
  　　所以，贬低了恶的地位，否认时间的轮回，是一种单向的世界观和比较偏激的思维（这都不是错，世界观没有对错），无法让人心中无愧而平静。历史中各路主义纷纷扬扬，在时间的戏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当局者最终难免会归入一种对世事的看透和灵魂的安详的境地，那就是落入了辩证法的神奇疆域，那是道。
  　　
  　　但是，有安详必有激流，有道，必有非道。也许有的人会毕生追求激流般的人生，那也挺好，是儒是道，都在你自己，因为你是复杂的，你虽然是我们中的一员，但绝不会有一个在价值和性质上一一相对应的反面，so，you can live out your own，你可以活出你自己。
  　　
•   　　一百年前，当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完成了他的《我们》时候，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多人能够理解他的初衷，庆幸的是在那焚书的白银年代，《我们》成为了幸存中的作品。却也因此扎米亚京成为了政府压制的目标之一。
  　　乌托邦，多美妙的词语，人们常会想象那幻想中的乌托邦究竟是怎样的世外桃源，人们生活得那么开心那么幸福，没有犯罪，没有灾难，没有失落，然而这一切，在扎米亚京的笔下，便成了一个机械的世界。如钟表般准确的"作息时间戒律表"，为了一致而将人们的姓名排列编号，人们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而成为了机械般的法典下的奴隶，统一的玻璃房子，统一行进，统一服装，做爱要签字，造福主全票通过选举，并且会处决人，科学写诗，科学创作音乐……
  　　乌托邦的情景全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现实中，我们快乐因为我们自由着，而在乌托邦的世界，自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期待自由的想法，成为了非分之想，“人类从来都是如此，因为固有的思想形态而不能理性的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使是一厢情愿，也仍死心不改。 ”一心追求的一旦变了模样，便失落得从天堂掉进地狱，或许一些“先入为主的”读者们会觉得扎米亚京实在太坏了。描述了这样一个乌托邦让我们这些憧憬乌托邦的人情何以堪，但是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时候会发现，作者一直在为我们敲响警钟：现实中，乌托邦只是我们的幻象。而那些难以接受的，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吧。
  　　“哪怕时间不久，也令人感到欣慰。”扎米亚京在书中说。就像伊甸园的夏娃，就像潘多拉站在宝盒面前，每个故事里面都要有一段违禁的事情发生，于是，Д-503爱上了I-330，然后不由自主地却也不知不觉参与到了I-330的推翻大一统王国的策划中，却最后被做了手术而顺其自然的将同党全盘托出，而那时候的I-330犹如抗日地下女战士一样，怎样被折磨都没有招，而是大义凛然的承受着一切，直到最后被放进“气钟罩”中处以极刑，但是并不只是这些地下组织的成员才反抗着造福主的独裁，事实上很多号码都背叛了所谓的理性，乌托邦的人们终于要走向解放了！我是不是该放个“义勇军进行曲”什么的？
  　　一段感情，随着事情的发展而走向了枯竭，一个国家，因为失去了个性而走向了下坡，那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仰望着别人的幸福，却不知道事实上那美好的乌托邦也并非时时都是欢歌笑语。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失去思想失去本性失去个性的机械人，就像《云图》中的那些机器女孩一样，而她们幸福吗？幸福和自由，在乌托邦中绝对不可兼得，自由意味着消亡，而幸福则代表你会继续日复一日的活，“别出心裁就是与众不同，因此，别出心裁就意味着打破平衡。”I-330在说这句话时候，Д-503也表示了赞同，而事实上，Д-503他也是懂得大一统的思想并非他所想要的，只是一直不肯承认也不敢去改变罢了。
  　　幸福是什么？是一种感觉，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与物质与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一天，一切阶级、等级关系不复存在，人们真的会立刻就欢呼万岁吗？表面上，似乎我们再没有别的烦恼了，但是，那真的就是幸福吗？
  　　在看《我们》的时候，扎米亚京的描写常常让我想到了我们在象牙塔中的凝望，那时候，天蓝的清澈，淡绿的草场，蓝蓝的校服，飞扬的笑容，我们为了学习为了未来，而重复着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我们那时候不懂，为何人们说学校是象牙塔，而当我们真正快从学校中走出来，半只脚踏进了社会的时候，我们望而却步了，原来，我们曾经呆过的真的是象牙塔，只是，当我们在象牙塔的时候，却因为那些每天重复的三点一线而痛苦着，想着什么时候才有自由，而当我们拥有了自由，似乎却感觉不到幸福了。一个完美而顺心的梦境，真的可以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吗？醒来，我们依旧面对着那些困难。或许，扎米亚京在一百年前就预见到了未来的我们的生活模样，当我们在看这一百年前的《我们》时候，是否也会笑着说“啊，我见过”。
  　　虚构，逃不掉摧毁的命运，就像我们从乌托邦返回到现实中，或被一巴掌拍醒，或又睡过去。政府的压制我看不到，并不代表不存在，扎米亚京将政府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也是做了心理准备的，怎样的一群人，怎样的我们。我在象牙塔，羡慕着你的乌托邦，望梅止渴罢了。
•   　　看评论，很多读者觉得《我们》读不下去，水平逊色于《一九八四》。和我的读后感迥异，很欣赏止庵老师对这本书和作者扎米亚金的评价：
  　　
  　　
  　　扎米亚金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对此他自己也明白——一九三一年去国前，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说：“我知道，我有一个使人感到非常不愉快的习惯，我不会在特定的场合说似乎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话。但是，我相信我说的的确是实话。”他的《我们》完成于一九二一年，同为“反乌托邦三部曲”，比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大约早十一年，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早二十七年。不合时宜不一定是先知先觉，然而先知先觉往往不合时宜，至少扎米亚金是如此。
  　　不过现在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一旦时过境迁，不合时宜是否仍算回事；所见习以为常，先知先觉还有没有意义？扎米亚金这类作家有可能落入自己预先设下的陷阱，从而隐退于文学史乃至一般政治史或社会史之中。使昨天的读者骇怪不已的东西，今天也许无人再感兴趣。当然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置疑，而这地位多少是由其所发挥的特殊影响奠定的：在西方，如前所述，扎米亚金启发了一些与他同样具有时代敏感性的作家，他们写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之书”；在前苏联，扎米亚金与高尔基同为二十年代的文学导师，其门徒包括著名的“谢拉皮翁兄弟”作家群，就中左琴科、卡维林、费定等人的作品为我们素所熟悉。然而写《我们》的扎米亚金今天可能面临的处境，也许比他的学生困难得多：他们从他那儿学到的是写作技巧，而很少像他笔下那样关乎政治。把《我们》单单看作一部政治小说，没准儿就此把它匆匆打发了事。
  　　
•   　　
  　　张鸣说，反乌托邦三部曲，不得不读的书。还有人更推崇，说反乌托邦三部曲是死前比读书。
  　　个人认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我们》是文学性最强的一本。
  　　
  　　http://t.qq.com/zhangming
•   　　这个译本出自台湾最勤奋、最畅销书译者赵丕慧之手，她翻译过张爱玲《易经》《雷峰塔》，插图在这里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20008583/?qq-pf-to=pcqq.c2c
•   　　a review of 'We' by George Orwell
  　　
  　　
  　　Several years after hearing of its existence, I have at last got my hands on a copy of Zamyatin's We, which is one of the literary curiosities of this book-burning age. Looking it up in Gleb Struve's Twenty-Five Years of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I find its history to have been this:
  　　
  　　Zamyatin, who died in Paris in 1937, was a Russian novelist and critic who published a number of book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We was written about 1923, and though it is not about Russia and has n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contemporary politics--it is a fantasy dealing with the twenty-sixth century AD--it was refused public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it was ideologically undesirable. A copy of the manuscript found its way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book has appeared in English, French and Czech translations, but never in Russia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procure a copy: but copies of the French translation (the title is Nous Autres) do exist, and I have at last succeeded in borrowing one. So far as I can judge it is not a book of the first order, but it is certainly an unusual one, and it is astonishing that no English publisher has been enterprising enought to reissue it.
  　　
  　　The first thing anyone would notice about We is the fact--never pointed out, I believe--that Aldous Huxley's Brave New World must be partly derived from it. Both books deal with the rebellion of the primitive human spirit against a rationalised, mechanised, painless world, and both stories are supposed to take place about six hundred years hence. The atmosphere of the two books is similar, and it is roughly speaking the same kind of society that is being described though Huxley's book shows less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is more influenced by recent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theories.
  　　In the twenty-sixth century, in Zamyatin's vision of it, the inhabitants of Utopia have so completely lost their individuality as to be known only by numbers. They live in glass houses (this was written before television was invented), which enables the political police, known as the “Guardians”, to supervise them more easily. They all wear identical uniforms, and a human being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either as “a number” or “a unif” (uniform). They live on synthetic food, and their usual recreation is to march in fours while the anthem of the Single State is played through loudspeakers. At stated intervals they are allowed for one hour (known as “the sex hour”) to lower the curtains round their glass apartments. There is, of course, no marriage, though sex life does not appear to be completely promiscuous. For purposes of love-making everyone has a sort of ration book of pink tickets, and the partner with whom he spends one of his allotted sex hours signs the counterfoil. The Single State is ruled over by a personage known as The Benefactor, who is annually re-elected by the entire population, the vote being always unanimou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State is that happiness and freedom are imcompatible. In the Garden of Eden man was happy, but in his folly he demanded freedom and was driven out into the wilderness. Now the Single State has restored his happiness by removing his freedom.
  　　
  　　So far the resemblance with Brave New World is striking. But though Zamyatin's book is less well put together--it has a rather weak and episodic plot which is too complex to summarise--it has a political point which the other lacks. In Huxley's book the problem of “human nature” is in a sense solved, because it assumes that by pre-natal treatment, drugs and hypnotic suggestion the human organism can be specialised in any way that is desired. A first-rate scientific worker is as easily produced as an Epsilon semi-moron, and in either case the vestiges of primitive instincts, such as maternal feeling or the desire for liberty, are easily dealt with. At the same time no clear reason is given why society should be stratified in the elaborate way it is described. The aim is not economic exploitation, but the desire to bully and dominate does not seem to be a motive either. There is no power hunger, no sadism, no hardness of any kind. Those at the top have no strong motive for staying at the top, and though everyone is happy in a vacuous way, life has become so pointles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such a society could endure.
  　　Zamyatin's book is on the whole more relevant to our own situation. In spite of education and the vigilance of the Guardians, many of the ancient human instincts are still there. The teller of the story, D-503, who, though a gifted engineer, is a poor conventional creature, a sort of Utopian Billy Brown of London Town, is constantly horrified by the atavistic* impulses which seize upon him. He falls in love (this is a crime, of course) with a certain I-330 who is a member of an underground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succeeds for a while in leading him into rebellion. When the rebellion breaks out it appears that the enemies of The Benefactor are in fact fairly numerous, and these people, apart from plotting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even indulge, at the moment when their curtains are down, in such vices as smoking cigarettes and drinking alcohol. D-503 is ultimately saved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folly. The authorities announce that they have discovered the cause of the recent disorders: it is that some human beings suffer from a disease called imagination. The nerve-centre responsible for imagination has now been located, and the disease can be cured by X-ray treatment. D-503 undergoes the operation, after which it is easy for him to do what he has known all along that he ought to do--that is, betray his confederates to the police. With complete equanimity he watches I-330 tortured by means of compressed air under a glass bell:
  　　She looked at me, her hands clasping the arms of the chair, until her eyes were completely shut. They took her out, brought her to herself by means of an electric shock, and put her under the bell again. This operation was repeated three times, and not a word issued from her lips. The others who had been brought along with her showed themselves more honest. Many of them confessed after one application. Tomorrow they will all be sent to the Machine of The Benefactor.
  　　
  　　The Machine of The Benefactor is the guillotine. There are many executions in Zamyatin's Utopia. They take place publicl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enefactor, and are accompanied by triumphal odes recited by the official poets. The guillotine, of course, is not the old crude instrument but a much improved model which literally liquidates its victim, reducing him in an instant to a puff of smoke and a pool of clear water. The execution is, in fact, a human sacrifice, and the scene describing it is given deliberately the colour of the sinister slave civilisat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It is this intuitive grasp of the irrational side of totalitarianism--human sacrifice, cruelty as an end in itself, the worship of a Leader who is credited with divine attributes--that makes Zamyatin's book superior to Huxley's.
  　　
  　　
  　　It is easy to see why the book was refused publication.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I abridge it slightly) beteen D-503 and I-330 would have been quite enough to set the blue pencils working:
  　　
  　　“Do you realise that what you are suggesting is revolution?”
  　　“Of course, it's revolution. Why not?”
  　　“Because there can't be a revolution. Our revolution was the last and there can never be another. Everybody knows that.”
  　　“My dear, you're a mathematician: tell me, which is the last number?”
  　　“But that's absurd. Numbers are infinite. There can't be a last one.”
  　　“Then why do you talk about the last revolution?”
  　　
  　　There are other similar passages. It may well be, however, that Zamyatin did not intend the Soviet regime to be the special target of his satire. Writing at about the time of Lenin's death, he cannot have had the Stalin dictatorship in mind, and conditions in Russia in 1923 were not such that anyone would revolt against them on the ground that life was becoming too safe and comfortable. What Zamyatin seems to be aiming at is not any particular country but the implied aims of industrial civilisation. I have not read any of his other books, but I learn from Gleb Struve that he had spent several years in England and had written some blistering satires on English life. It is evident from We that he had a strong leaning towards primitivism. Imprisoned by the Czarist Government in 1906, and then imprisoned by the Bolsheviks in 1922 in the same corridor of the same prison, he had cause to dislike the political regimes he had lived under, but his book is not s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 grievance. It is in effect a study of the Machine, the genie that man has thoughtlessly let out of its bottle and cannot put back again. This is a book to look out for when an English version appears.
  　　
  　　George Orwell
  　　1946
  　　THE END
  　　
•   　　经典是值得反复重读的。这样的反乌托邦作品，我直到第三次读完，才敢写几笔评价。
  　　
  　　
  　　
  　　原来有很多的思想，可以在制度的牢笼下，隐而不彰。
  　　不落窠臼得刻画着“大一统”思维的荼毒，语带讥嘲地时不时引用美国泰勒的“超级管理法”，将最最执拗的坚持用数学字符表示，将敢怒不敢言的沉郁引向哥特式的乐章。
  　　
  　　就像现在听到的歌词I'm aitting alone, talking to the moon.
  　　
  　　既然荒诞，就让荒诞得彻底。用荒诞表现深情也未尝不可。
  　　相比于奥威尔的《1984》，《我们》丝毫不提及政治的控制与迫害，所有的代码，甚至将个性归档扫除的举动，作者都没有透出一丝不满。连暗示也没有过。
  　　
  　　那只是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就像音乐里必然会有升降调，文学中有抑扬格那样天经地义。
  　　Oh come on, who cares.
  　　
  　　希望有一天，它能搬上银幕。一个个分镜头即使是针对小众的独角戏，也已足够。
•   　　《我们》以荒唐的笔墨描写了在未来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下所发生的各种事、拥有的各种观念。
  　　这本书被认为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主要在于本书之中自由和幸福是绝对可量化的——0.因为自由带来不同而带来不平等，进而使帝国（主人公认为的乌托邦)崩溃。
  　　看后可以自己想一想乌托邦的存在或否。判断下，文中的帝国与理想的乌托邦的内质是否完全相同。如果不同，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是否还有机会存在。
  　　《我们》在我看来与当时苏联初始的政治背景联系得更加紧密。它提出了反乌托邦的一种理念，但与“批判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还有所不同。
•   　　 《1984》里提到一种”新词”的概念，那是反乌托邦社会里才会有的东西，但却也能折射出我们这个年代的可笑和丑陋。看完《我们》，我来把作者提到的600年以后“联众国”的新词整理一下，应该比较有趣。
  　　 号码：每个人用一个号码代替姓名，例如主人公叫D-503号。这样消除了个体的区别，泯灭了个性的差异，与监狱里给犯人一个监号是一样的。
  　　 私人小时：每天的16点到17点称作私人小时，可以拉下窗帘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余时间都必须透明公开让别人看到，也就是相互监督。
  　　 性日：可以进行性活动的日子，由国家规定，必须遵守。
  　　 绿墙：城市和城市之间都用大片植物分割，号码不得自由越过，只能终身在一个城市度过。
  　　 时间表：国家规定的严格的日程表，保证所有号码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工作，这是我成为我们的最直接的表现。
  　　 义务性散步：国家规定必须散步的时间，类似奴隶主要求奴隶保持个人卫生，确保健康的规定。
  　　 无所不能者：联众国的最高统治者，神秘，全能，冷酷。金？毛？
  　　 安全卫士：负责监督号码的人，有时还以便衣的方式混迹在号码群中，让人防不胜防。类似党卫军，熊猫，你懂得。
  　　 音乐生产机：用数学的方式生产音乐，剥夺所有号码的想象力。
  　　 性部：管理号码性活动的国家部门。每个人呢都可以申请其他任何一个人成为性伴侣，以消除爱情，背叛，嫉妒等等情绪，以使得精力集中在工作上。
  　　 小耳朵：安装在所有的马路边，为安全卫士部记录所有街头谈话。可参考现在各个城市密密麻麻的摄像头，甚至装在墓地，你懂得。
  　　 粉红票：性伴侣给对方的凭证，表明已经国家认可了。
  　　 一致日：
  　　
•   　　　　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是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里出现得最早的一部，却也是国内最少见的一部。相比之下，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版本比较多，而乔治·奥威尔的《1984》则更为出名。不过，正是因为《我们》的少见，才让更多的读者对这部开反乌托邦小说之先河的作品充满了期待。这次漓江出版社重版这部小说，让很多读者得偿所愿。
  　　　　和乔治·奥威尔一样，扎米亚金也是一位讽刺大师。在小说的第一页，他就让我们见识了他的功力。小说一上来就是一段“引自”“《联众国报》上的一段原话”：大意是说再过120天，“积分号”就将飞上太空，去寻找其他星球上的生命。“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或许仍处在原始愚昧的自由状态；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我们尚不知晓的生命套上令人欢欣愉悦的逻辑之枷锁。我们给他们送去的，实则是一种数学般精确无瑕的幸福，若是他们尚且无力领悟之一点，那么我们的任务便是强迫他们接受这种幸福。”这种似曾相识的逻辑和语气不禁让人哑然失笑。
  　　　　和《1984》一样，《我们》也是设计出了一个对人性控制极严的社会。这个社会严厉到人们连名字都没有，只有编号。我们的主人公就叫“D-503”。名字都没有了，就更不可能有家庭和爱情。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社会却有一部《性法》，根据这项法律规定：“一个号码可以获得将任何别的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许可证。”这短短的一句话却有非常耐人寻味的内容：首先是“任何别的号码”，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夫一妻，也不是“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因为在这里根本没有“夫妻”的概念；于是，号码们获得的不是爱情、配偶或者伴侣，而是“性产品”，获得的另一个号码只是发泄性欲的工具，是“服务”，人性几乎退化成兽性；但是这种兽性却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在控制极严的社会之下，你必须取得“许可证”。要有一个粉红色的票据本。而什么日子什么时间使用这种粉红色票则有严格的规定，只要在可以使用这个粉红票的时间段里，号码们才有权拉上窗帘，遮挡别人的视线。
  　　　　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我们的主人公却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D-503本就是一个数学家，所以他很容易接受符合逻辑的东西，喜欢理性，对于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都会抗拒。然而，最终有一种东西是他抗拒不了的，那就是“爱情”——是真正的爱情，而不是“性产品服务”。而爱情无疑是一种“情感”。如果说情感是理性的对立面的话，那么爱情无疑情感阵营里最有杀伤力的角色。于是，D就在他认为“最和谐”的社会上越走越远……
  　　　　《我们》这个书名也是别有深意的。书的一开始，作者就呈现出了一个只有“我们”而没有“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一起散步，一起吃饭，同时睡觉，而即使是使用粉红色票可以拉下窗帘的时候，也没有脱离开“我们”这个集体范畴。而在小说的后半段，当主人公爱上了I-330之后，他的思维主体依然是“我们”，而这个时候的这个复数则是爱情把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才产生的，也就是说，这时的“我们”包含的只是“我”和“她”，这不再是一个集体的概念，而是一个从“我”出发的概念，是一种自我的觉醒。
  　　　　世界上最为奇妙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世界上每一个人在说到自身的时候都会说“我”，而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说的“我”所指的都不是同一个人，同时，每个人所说的“我”都是特指一个特定的人。而一个只有“我们”而不再有“我”的社会，即使真的消除了犯罪和自私，那种乏味也会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不再有英雄，也不再有小丑，没有戏剧性的人生，也不会有艺术。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自由。而那时的社会，必将比坟地还要荒凉。
  　　　　有人说，多一个人看《1984》就多了一份民主的可能，那么我要说，多一个人看《我们》，就多了一份对自由的呼唤。
  　　　　最后，要说一下此书的版式设计，32开，牛皮纸设计，让这本经典著作呈现出非常低调的面貌。也许设计者是认为经典不需要高调吧。
•   　　
  　　看完书，最能让我反对乌托邦的原因只有一个——乌托邦里没有爱情。
  　　“多么洁白尖利的小牙齿啊！”他第一次见她时就感叹道。
  　　“我又有点不知所措，不由得左看看，又右看看”他对面前的她感到迷惑，像“X”一样未知而“不清楚”
  　　“这女人使我不安”
  　　“令人难以忍受的甜唇”
  　　“因为我无法抗拒”
  　　 “她凑近我,拥抱我。透过裙子，她的膝盖像一种慢慢渗透的，温柔的，无孔不入的毒药……..
  　　“我的一个！我不允许任何人，除了我以外…..我要杀死任何想要……因为我……你……”
  　　“我的灵魂病了”
  　　“不过她始终固执地沉默着，微笑着。”
  　　“我注意到她尖锐，洁白的小牙齿怪好看的”
  　　但我还是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一厢情愿地勾勒出来了D-503和I-330的爱情。
  　　爱情是什么,对于“我们”的成员D-503来说，爱情是“不清楚”，是“不知所措”，是“灵魂病”是“我的”是“莫名其妙”。多么宝贵！这对一个连思维都一模一样，分不清个体与整体的“我们”中多么重要，他们的自我意识终于苏醒了，“自我”，这对一个公有制乌托邦是多么可怕的病毒啊！
  　　所以在这片爱的沙漠里，D-503和I-330的爱便显得尤为可贵，我们无法判定，I-330最初的目的是不是利用D-503去革命，但是在最后，面对审判，她始终固执地沉默着，微笑着。我相信，这就是爱情。即使I-330最初想利用他，但即使这种“动机不纯”爱情，我们不是也向来对其报以最大的宽容吗？
  　　小说的结局是D-503屈服于极权，背叛了爱情，忘记了一切的他写下这句毫无逻辑的结束语“我坚信我们终将获胜，因为理性必胜”。 也许你会觉得，他俩的爱情是失败的，因为最终“理性战胜了一切”，但是，D-503在做了切除想象力的治疗手术“失忆”后，面对曾经的爱人，还是会觉得“她那尖锐，洁白的小牙齿怪好看的”，这就是爱情的伟大之处，它能在所有的环境里萌生，哪怕是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哪怕只是因为莫名其妙那个的“她的牙齿怪好看”的念头，也能慢慢将他的灵魂唤醒，就像开头发生的一切那样，这一切不是结束，只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
  　　扎米亚京这样写，也许是因为他也相信，感性思维不可能被铲除。它们会突然萌生，不可抑制，哪里有爱情，哪里就不可能有乌托邦。
  　　
  　　
•   　　
  　　时至今日，叶·扎米亚京的《我们》可能是“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最受忽视的一部，尽管这部小说创作最早（1921），并且直接影响了三部曲中其他两本小说的创作，但是直到1988年这本书才在本国解禁出版。时代的大背景众所周知，扎米亚京在创作了《我们》之后，被迫流亡法国，并最终客死巴黎。《我们》也许是扎米亚京最好的一部作品，此后的流亡生涯同时也结束了他的文学生命，流亡生涯中再无好的作品。解读《我们》，或可有助于了解反乌托邦小说逐渐发展成熟的影子，且在那影子后找到一点鼎盛时期的源头。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隐含时间并不是创作的先后顺序，恰恰是写得最晚的《一九八四》中的境遇离我们最近，而这本开山之作，则要推到《一九八四》之后，而《美丽新世界》是可能预料到的最坏结局。
  　　
  　　奥威尔写的世界中，暴力机构依然是维持国家继续运作的支架，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冷漠，互不信任以及互相告密的情景离我们有关政治的想象最近。但奥威尔写过《一九八四》之后，传统的极权政治已不再是敌托邦小说家的关注对象，甚至可以说在此之前，有着科幻色彩的敌托邦作者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政治以后的事。扎米亚京的《我们》写于1920年，1924年最早在伦敦出版英文译本，1927年在布拉格发表俄文原著片段。奥威尔正是阅读了《我们》的法文译本后才决定用此书作为他下一部小说的模型，然而他的借鉴并非延续《我们》的叙述伦理，奥威尔是回溯到了乌托邦成为极权开始的源头进行讲述。大多数读者都是先读了赫赫有名的《一九八四》，才读的《我们》。因此，《我们》一书反倒更容易为我们理解：它正是处于“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其间的政治预言。
  　　
  　　奥威尔在1946年曾为扎米亚京的这本书写过一篇评论，他在文中提到《我们》与《美丽新世界》之间“存在一种惊人的相似”，即国家将人民的自由悉数剥夺，但也同时让人民重新享受自己先祖被赶出伊甸园前曾有过的幸福。男主人公在由四十篇日记组成的这本书中，第一篇即写到：“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字般准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他甚至认为：“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上帝曾经让天堂里那两位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他们这两个傻瓜选择了自由。”此时，自由与幸福被设定为了一对无法逾越的矛盾。幸福已成为一种强制，必须，禁止拒绝的效忠方式。
  　　
  　　奥威尔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指出了这样的政权难以持久：“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欺压和操纵别人的渴望似乎也不成其动机。不存在对权力的渴求，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类型的冷酷无情。那些居于最上层的没有待在那里的强烈动机，尽管人人都以一种空虚的方式幸福着，但生活已变得如此缺乏目的，难以相信这种社会能够持久。”奥威尔似乎更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身上那种不愿脱离大地的本色，尽管他在《一九八四》中有着对温斯顿先生以及众人心理的准确想象，但这更表明他是在斗室里建构了一栋摩天大厦。无须到更高更宽广的地方，恐怕他也没有如此想法，这种选择使他更易于被读者接受：他是从人的基本视野看到了不远未来即将发生的事。
  　　
  　　倘若我们对《我们》一书中的政治隐喻（譬如绿色高墙代表铁幕，玻璃王国指个人没有隐私的社会，泰勒体系预示洗脑教育）避而不见，那么这同样可以视作科幻小说。其实反乌托邦系列作品自诞生以来，一直都在科幻与现实这对困扰世人的基础矛盾之间徘徊。虽然尽数所写虚构，但立于现实。徘徊不是立场的暧昧，他们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适于立足的地方，从而看到即将与有可能发生的事。以此而论，奥威尔接近现实，扎米亚京则向着想象写去，赫胥黎无疑站得更高了。
  　　
  　　《我们》一书中国家的暴力机器从“一九八四”里繁冗严密的机构简化为了大恩主，他是力量的化身。辅助的有护卫局和卫生局。斯如奥威尔所言，待在上层的人既没有权力欲，也并非虐待狂——他们没有待着那里的强烈动机。国家的稳定大多依靠卫生局对人实施的手术与护卫局对每一个人的监视。例如男主人便“把护卫局人员比喻为古人曾幻想过的天使。古人许多美好的憧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变成了现实。”这样的想象尽管存在种种不合理，但它对奥威尔而言是有点荒谬，于我们而言则却不啻一种警告。
  　　
  　　小说中每一个人都已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九八四”的另一步发展（前两步是幸福的强制必须以及暴力机构的简化）。人们生下来即以数字命名。主人公是一个代号为D-503的成年男子。不同于其他小说的情节发展，D-503的反叛源于对一个陌生女人I-330的爱恋。扎米亚京写两人相遇时女主角给D-503的印象时，如此写到：“她脸上漾起一个微笑，就像一根尖刺，扎进胸膛，刺在心上。”男主角虽然很厌恶她的轻浮，却“感到一阵轻微的、甜丝丝的疼痛，但愿蛰得深些，厉害些。”这样的人物设定使他的反叛既不如《一九八四》的温斯顿那样具有个人色彩（仅仅因为对于外界的认知渴望而反叛），也不像《美丽新世界》中的伯纳那样（尽管故事的后半段在叙述中他让位约翰）那样有先天性（孵化时多放了酒精）。D-503因为爱情的反叛，这一前提已然注定了他最终重新将重返正统。这并非贬损爱情本身，而是强调个人在极权下似乎注定的渺小。
  　　
  　　因为爱情的反叛同时也决定了主人公的觉醒必须要付出更多代价。性是唤醒他觉悟的诱因，但这觉醒只是掩盖在萌生的爱情以下的附属品。换言之，除非他真正想要自由，否则他永远不会自由。虽然激烈的渴望使他不废太多周折便对自身所处环境产生疑惑，——“我紧紧吸附在他身上，就像铁块和磁石一般必然，我甜蜜地陶醉了，听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的支配。没有粉红的票子，不必计算时间，不再存在大一统王国，我已化为乌有。只有两排紧如列贝温情脉脉的利齿和望着我的、睁得大大的金光闪烁的眼镜——我往这双眼镜里慢慢地、愈来愈深地走进去。”然而不难理解，他要的只是爱情的自由，而不是彻底的自由。他苦苦在政治的顺从和爱情的反叛间寻找一个落脚点，在喜悦满足与惶恐无措间摇摆不定。结果，“两列逻辑火车相撞了，撞了个正着，车身断裂，发出轰响，全毁了……”他失败了。书中写他在爱情的幻灭后悲恸地俯在大地，渴望拥有一个能够倾诉痛苦的母亲，这是他人性的表露：是爱情激发了他的人性，但爱情并没有拯救他于桎梏。俄国革命前后有过两次牢狱生涯的扎米亚京注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没有给作品一个光明的尾巴。像莱文在《这完美的一天》的结尾对于未来的完美想象，主人公救美锄恶炸掉统一电脑，相比之下似乎都更像是一种“虚构”。
  　　
  　　《我们》的结尾处，国家为了稳定社会决定为每个有了自我意识的人实施手术，通过X射线对瓦罗里桥部位一个不起眼的脑部神经结作三次烧灼手术，从而切除幻想。“幻想是蠢虫，它们会在你们的额头啃啮出一道道黑色的皱纹。幻想是狂热，它撵着你们向远方不停地奔跑。其实这‘远方’正始于幸福的终点。幻想是通向幸福之途的最后路障。”男主人公最终主动接受了手术，在高呼理性必胜的悲凉荒诞中落下了故事的幕布。
  　　
  　　书中化尽可是一句：当“我们”吞噬了我，就变成了一个人。合上书，不禁感叹原来一段历史可以这样被提前叙述，而扎米亚京的伟大恐怕也正在于此。
  　　
  　　2012年10月20日
•   　　谈不上评论，只是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
  　　
  　　还没有读过《美丽新世界》或者《一九八四》，打算接下来有时间也读读。
  　　小说一开始描述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并没有过多渲染科技环境的发达，而是勾勒了一幅未来“人”生活的景象。
  　　
  　　里面的描写在我看起来充斥着各种匪夷所思和可笑。对大恩主的绝对信仰，四人一排的娱乐方式，古代文学中流传至今的最伟大的文献：《铁路时刻表》，奉之如圣像的《守时戒律表》，所有号码行动的统一划归，对音乐、绘画的新定义，把爱情变化为吃饭排泄一类有益于机体生理的功能，甚至抹杀了亲情，把梦当成严重的精神病，自由等同于犯罪，把统治机器警察当做大天使一般看待，对下一代的控制和扼杀，消除个人的思想，只留下对大一统的崇拜。
  　　
  　　在这样的统治下，人和显微镜下水滴里的鞭毛虫又有什么区别呢。
  　　
  　　主宰世界的是爱情和饥饿。这句话在小说中被诠释为爱情和饥饿都是要被战胜被排除的事物，也恰恰印证了主人公一步一步陷入爱情，恢复灵魂而又最终沦陷的过程。
  　　
  　　摘录几个句子：
  　　
  　　你喜欢。你怕它，因为它比你强；你恨它，因为你怕它；你爱它，因为你不能使它屈服于你。因为只能爱不顺从的对象。
  　　
  　　我情绪激动地（大概样子很蠢）望着她的眼睛，从这个瞳孔看到那个瞳孔，每个瞳孔里我都看见了自己：我极小极小，只有一毫米高，我被框在这小巧的令人快意的牢房里。
  　　
  　　对人类真正的、代数的爱，必定是反人性的，而真理的必然标志，是真理的残酷。
  　　
  　　阴影的边角很尖利，一切仿佛都是由秋天蓝色的空气剪裁出来的，薄薄的，你都不敢用手去碰它，一碰它就会碎成玻璃粉尘。
  　　
  　　主人公最终被抓起来强行接受手术，他忘记了为之痴狂的I，忘记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由于不敢反抗，不愿意去推翻一直以来的信仰，这个世界的人沦落为机器人般的行尸走肉。
  　　
  　　
  　　
•   　　她舌头的速度没有得到正确计算；她舌头每秒钟的速度应当比思维每秒钟的速度慢半拍才好-----可是偏偏反了过来。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她舌头的速度没有得到正确计算；她舌头每秒钟的速度应当比思维每秒钟的速度慢半拍才好-----可是偏偏反了过来。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   　　反乌托邦三大文学作品：《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
  　　
  　　《我们》这一本书
  　　也许很有意义
  　　但是
  　　实在算不上是文学作品
  　　恩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李银河老师写的一系列小说……
  　　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如果真的有缪斯什么的管文学的神
  　　那么请让这样的作品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吧
  　　[膜拜]＿|￣|○ → ＿|＼○＿ → ＿/＼○＿ → ＿__＿○＿
  　　
•   我来补充一句，版式设计中“我们”两个字，一个我是正体，一个们是镜面，我想寓意即是，书中描述的我们是颠倒的，是不正常的。我也刚刚读完。
•   看评论，觉得你说的应该是漓江版，不过你的评论却在辽宁教育版中啊。虽然这些评论也都混在一起就是了……
•   回风君，有点奇怪，我记得当初我是评论的漓江版的啊。我在漓江那边再发一遍吧
•   大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