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2年4月1日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扬之水 页数:239 字数: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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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诗文史》所论范围从广义来说,也是这片人类文明初开、万事万物尚还活泼可喜、车未同轨书未同文的非大一统天地,与两部《诗经》著述一样,都是“《诗》意”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的人文气象——扬之水论罢《诗经》又来写《先秦诗文史》,并非偶然,乃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属于先秦社会、文学的研究课题,共同组成她有意识地构筑的一个带个人化色彩的精神世界;她近年选择这个研究课题、构筑这个精神世界,是一种情结,更是一番心意:体现着对文明源头的眷恋、爱惜,并由此关注到我们曾经有过而终于消逝了的美好。张中行曾引其自表,谓取“扬之水”这笔名“无何深意,只是念一遍,觉得好玩而已”,但我妄作解人,总感到她真的就象一道从洁净自然的初生天地悠扬而来的流水,为我们这个喧嚣与骚动的时代带来了——
作者简介
扬之水,笔名,原名赵丽雅。被称为"京城三大才女"之一,醉心文史,博学多识,先是《读书》编辑,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古诗文名物研究。她的作品不多,却是许多读书人苦心搜罗的对象。作品有《脂麻通鉴》等。
书籍目录
小引卷上 文 第一章 朴素之文 《尚书》 [附]金石文字 第二章 郁郁乎“文” 《左传》 [附]《公羊传》《谷梁传》《国语》 第四章 “春风扇微和”与“猛志固常在” 《论语》 《孟子》 [附]《檀弓》 第五章 幻丽之文 《庄子》 第六章 “各为其所欲焉” 《老子》 《荀子》 《韩非子》 第七章 志怪意趣 《山海经》 [附]《穆天子传》卷下 诗 第一章 “思无邪” 《诗经》 第二章 《风》《雅》寝声,奇文郁起 《楚辞》后记引用文献
章节摘录
这是周公代成王做出来的第一篇文字。它本意该是教训的,但我们读它却不感觉到严重的教训意味,是它处处以情动人也。起首第一节便很是委婉。《诗》曰:“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於乎哀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都是身处忧患之际的成王口吻,可以用来和它相比照。“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仍是委婉,但这里却是铺垫,是留下一个与下文绾结的线索。“若涉渊水”,极见畏惧之心;“予惟往求朕攸济”,则又极见坚决之志。以下把如何问卜,如何得到吉兆细作交代,前面的层层铺垫,至此方扣合得密密实实。此后的一番说话,有对方的正反之议,有自家的对答与驳难,或实有,或悬拟,夹叙其中,依然是曲折生情。“尔惟旧人”云云,沉著切实。末两节则频频用着比喻,一一是人情之常,故尤其指点亲切也,又一气贯下,全是问势,宛若商略,最有深婉之致,然而婉曲处却句句迫切,句句激励,句句坚重。结末揭出信念所在,这信念不是凭空的高唱,却是一而再、再而三酝酿了那么久,通篇的委婉所以能够就此挽成百折不回的绝大之力量。 春秋以前,只有官学。至于春秋,而“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私家著述因此肇兴,同时也成为先秦之文学的一大转变。战国以降,乃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于是“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由此更开出一个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当其时也,诸子乃在不同的出发点上,从不同的角度自由思索,自由发表意见,激烈的互相攻讦,尤其显示了喷涌的活力,此际却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声音来宣判谁是谁非,因此只见争鸣的百家,而不见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一统之局。诸子文章的不朽魅力,其实不在于是非优劣,而正在于这样一种自由创作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一个包容一切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也赐予了文学以真正的和难得的宽容。钱穆说:“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牛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不过到了《战国策》,却又有不同。它是三代 之蕴蓄的最后之暴发,而战国策士对占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蕴蓄它的母体,竟是有了颠覆与消解的一部分力量。从文学的一面来说,与此前的作品相比,它便特别显示了一种世俗的趣味。若作一个粗略的比较,那么大致可以说,《左传》是贵族的文学,《战国策》是平民的文学。前者多圣贤气,后者多游士气。 活动在《左传》、《国语》中的,多半是诸侯,卿士,士大夫;在《战国策》,最为活跃的,却是所谓的“穷士”。《东周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谓周君曰:‘君之国小,尽君子重宝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今君将施于大人,大人轻君; 施于小人,小人无可以求,又费财焉。君必施于今之穷士不必且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其时之“穷土”,所以有了很多改变命运而不必终生为穷土的机会。他们仿佛个个是识时务的俊杰,其学不迂腐,其心无滞碍,而于人情事理、山川地势、大国小国间的矛盾和利害,无不揣摩了解得深透,怀抱了现世的利禄的目的游说人主,句句求得奏效自然是第一要义,正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揣摩中,实不能不多有文学之用心,策士的辞令,因此又特有其艳。艳者,便是丰也,色也。 有意思的是,《战国策》中,被游说的王侯公卿几乎很少例外的普遍患着弱智,浑浑噩噩,懵懵懂懂,而真正能够左右大小政局的则是最有聪明才智的游侠策士。固然如刘向在《叙录》中所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土,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不过其中的许多情节其实经不起推敲,恐怕有不少是夸张渲染出来的效果。而《战国策》作为平民的文学,应该说,睥睨王侯公卿,正是它的一个格外鲜明的特色。 《魏策三》: 唯先生也。敝邑有宝璧二双,文马二驷,请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诺。”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伐与国,使仇敌制其余敝,名丑而实危,为王弗 取也。”齐王曰:“善。”乃不伐魏。 客谓齐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马也。”王以谓淳于髡曰:“闻先生受魏之璧、马,有诸?”曰:“有之。”“然则先生之为寡人计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 事不便,魏虽刺髡,于王何益?若诚便,魏虽封髡,于王何损?且夫王无伐与国之诽,魏无见亡之危,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于王何伤乎?” 《齐策四》: 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于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齐士大夫?”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孟尝君曰:“然。”谭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不知。”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喻。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孟尝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为言。 从现存的先秦载籍来看,诗与文是并行发展的。诗的渊源或者应该更早,但却没有确实可信的材料流传下来。前人虽然从先秦文献中网罗钩稽古谣谚、古佚诗,作了不少辑佚的工作,但这些歌、谣的创作年代其实很难确定,因此未免真伪杂糅。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区别,即诗必有韵,而有韵却未必即诗。或者说,有韵是诗的重要特征,然而却不是它的唯一特征。《书·尧典》曰“诗言志”,《诗大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则有此志与情,方有诗的精神与旨趣。可以说,韵律是诗的形貌,情志方为诗的内质,在谣谚与诗之间,原当有这样一个分界。而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比较可靠的诗歌作品,便只有《诗经》和《楚辞》。 “诗经”,当日称作“诗”或“诗三百”。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虽然由“三千”删至“三百”的说法颇可怀疑,乃至“诗三百”究竟是否成于孔子,也不很可信,但孔子大约是作了细致的整理工作。《诗》的时代,以《周颂》为最早,时当西周初年;《国风》为晚,最晚的《陈风·株林》已近春秋中叶,则《诗》所存是此间五百年诗歌之精华。 “诗三百”,都可以入乐,并且可以伴随着舞,《左传》中便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后来代表了南音的《楚辞》,也是如此。以后乐与舞都失传,自然很是可惜,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诗非依赖乐舞则不能完成它的美善,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诗尚不是纯全之诗。诗,乐,舞,可以结合,而且结合之后达于谐美;诗,乐,舞,又可以分离,而且分离之后依然不失其独立之美善,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三者都已臻于成熟。因此,《诗》的旋律虽已随风散入史的苍远,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有了独立的诗的品质,即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力和美,并由这样的文字而承载的意志与情感,则作为文学史中的诗,它并没有损失掉很多,只要我们时时记得,它有—个音乐的背景,它曾经是属于“乐语”的诗。 《诗》有《风》、《雅》、《颂》之分。《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此说未必能够与诗完全相合,所谓“政有小大”,也未免令人疑惑,但作为一个大略的分别,或者尚有可取之处。当然乐调很可能是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以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前者是抒写情意,后者是讲道理。抒写情意固然最易引起人心之感动,而道理讲得好,清朗透彻的智思,同样感发志意,令人移情,何况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截然的分别。如果说早期记事之文的简洁很大程度是巾于书写材料的限制,而并非出于文学的自觉,那么到了《诗》时代,追求凝练便已出自诗心,尤其二《雅》中的政论诗,常常是把诗的意旨锻炼为精粹的格言,这些诗句也果然有着格言式的警世的力量。 诗的创作时代,已经无法一一考订,但仍可有一个粗略的划分,即《周颂》在先,《大雅》次之,《小雅》又次之,《风》则最后。当然各部之间也还有交叉有重叠。 颂 《颂》是祭祖时的舞乐,即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如此,诗里自然要有颂扬,但却不仅仅是颂扬,此中仍是在传达一种志意与精神。宋人辅广在评述《秦风·终南》时说:“古人为颂祷之辞,不徒颂祷而已也,必有劝勉之意寓乎其间,故君子谓之善颂善祷。若徒颂祷而无劝戒之意,则是后世之谀词耳”(《童子问》)。此于《颂》的精神揭示得很明白。“他们敬畏上帝,敬畏祖先,敬畏民众,敬畏民众的公共意志,他们常不敢放肆,不敢荒淫惰逸,相互间常以严肃的意态警诫着”。这样—种小心敬畏之心,为《颂》灌注了始终的和厚与真诚,虽是庙堂舞乐,却仍有动人之处,并且在一篇本来很少个人情感的颂词 中,也依然有神气,有韵致。 如《般》: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 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诗序》说它是“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然而却不知道这是属于哪一个王。后人由情理上推测,以为系于成王为近是,即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逝,恐怕未及巡守,至周公辅成王,做定几件大事,如平三监,营洛邑,制礼作乐,此后周政才得稳定,曰成王巡守祭祀,合于这一段史事中的情理,而《般》之如此气魄,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背景。可以与诗互相发明的是铸于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据今所知,它是最早提出了“中国”的概念,即所谓“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民”。诗与铭文,便恰好有这样一种精神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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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一 以先秦诗文史为题,包含了两层意思,其它所讨论的范围是以文字:为表达形式的作品;其一,先秦时代与今天所说的“文学”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以它本来的存在方式,即诗也,文也,来称呼我们的讨论对象,或者更为自然。如此,也可不必再别为之命名,如历史散文、哲理散文,如抒情诗,叙事诗等。在“文学”尚未独立的时代,先秦诗文可以说是彼一时代精神产品的总和,其间却并没有文史哲的判然分别,且惟其不分,而能够显示出一种特别的丰厚。我们则只从这浑然烂然、精微奥衍的丰厚中,检阅其文心文事,或曰语言的智慧和为文的用心。 二 中国文字的历史,目前可以确切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辞,而它已成熟,并不是初创阶段的形貌,则其起源实应更早。近几十年来,不少新不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部发现了陶器上的符号,若这些符号即为原始的文字,那么中国文字的历史可以推演到距今六千年以前。只是对这些符号性质的认定,仍属学界正在讨沦的课程,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殷商的甲骨卜辞,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辞。完整的一份王室卜辞,包括六项内容:一署辞,二前辞,三贞辞,四兆辞,五果辞,六验辞。署辞所记又分三项,即甲骨的入贡之地与入贡之人与甲骨的数量。前辞则12占卜的日期和卜者的名字。 贞辞载录卜之事。兆辞为兆的次序与性质。 卜问之后的吉凶判断,取决于王,王的断语,便称作果辞。最后,是所卜事项的实际结果,为验辞。卜辞是王室占卜的文字,受内容的局限,辞句很固定,格式很刻板,记事极简略,字数多不长,它是语言的简化,而润色与铺陈无与焉。 由简化的记事而至于精练的记述事象,则有了本是卜筮之书的《易经》。《易经》把天地万物的无限复杂作成简单的既—叮表示时间又可表示空间的—组符号,然后用文辞呈现符号中暗示的事象,以揭明宇宙人生的道理。“其辞恢诡,其意幽深,其所说明之事物所指示之趣度,率与普通蹊径殊”,而“卦爻辞之使用文字,极变化之能事,不特全部组织复杂,即涉及事象之繁博,辞旨意趣之生动,涉笔取象之警辟,较之商代卜辞之平板无所变化,为进步多矣”。不过若论文体,则《易》之文体近于格言,介乎诗与文之间。利用文字之韵,洗练句式,整齐文体,以求易于记 诵,易于广播,当是初始阶段人们对语言的追求。而作为与诗相对的文,须待完全不依靠韵律,却只凭借叙事或说理来结构文句, 或整或散,长短疏密,收纵自如,才真正是它的进步和成熟。 到了本书开篇第一节中说到的《尚书》,便已经是有独立之文体的记言亦兼记事之文,而用来赞颂帝尧的所谓“文思安安”, 却正不妨移赠于《书》,借用它的字面义,便是从容文思也。 可以说,先秦之文,是由史中发达起来。其时之国家,仍以宗族为载体,城邦,便是宗族城邦,族权与政权一致,宗统 与君统一致,等级的关系即按照宗族来划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便是不同层次的宗主。而姓族、宗族、家族的维系,尤其需要明确的谱系,史的观念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很早成熟起来,伴随它的,则是记事之文的发达。我们所见到的先秦诗文,便没有特定意义上的“史诗”。史诗的任务,似乎由记事之文来担当,已经足够。而神话最初的使命也是传述历史,同样因为史的发达,原始神话并未沿着神话的轨迹独立的蓬勃生长,却是很快变异,即其中的许多内容很早便并入古史一系。战国时代,记述神话的著作却反而多起来,恐怕与当时重建古史系统的风气有很深的关系。不过在已经不是生长神话的时代,虽经“拾遗”与“重塑”,究竟无法接通早已切断的生命,它只能作为“神话色彩”而为别一种文学样式添助表现的活力。因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先秦诗文,也没有特定意义的“神话”。这也许算不得是怎样的遗憾。中国文学本来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且自有它独特的辉煌。 ……
编辑推荐
不同于寻常文学史写法,《先秦诗文史》直接面对先秦诗文"本来的存在方式",譬如文体研究。文章可读性强,在许多问题上,都甚得要领。书中收有许多出土不久的珍贵文物的照片,既赏心悦目,又能开阔眼界。作者为"京城三大才女"之一,她的作品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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