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断想

出版时间：2001-4  出版社：辽宁教育  作者：陈原  页数：86  字数：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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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3年作者应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邀请，给这个集团所属的若干出版机构讲的一次话，《总编辑断想》收这次讲话的精彩论点，写成17段。

作者简介

陈原（1918～    ）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广东省人。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之后，曾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以及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担任领导。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现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辞书学会顾问、国际世界语学会会员、国际控制论学会会员、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国际理事会成员等。

书籍目录

开场白“书迷”系统工程文化导航金字塔原动力凝聚力“衣食父母”“晒鱼干”名利市场“导向”敏感自我调节“杂家”始和终求才自信后序

章节摘录

书摘    当我初入出版界，很天真，也很幼稚——我直觉地认为生活书店只要有一个邹韬奋，就能够“起飞”了。我初入新知书店，后来才转到生活书店；我在生活书店工作时，邹韬奋已经辞世了，其实我从未见过他，但我钦佩他，甚至崇拜他。我做了二十年工作，然后知道，生活书店如果只有一个邹韬奋，“起飞”不了，还必须有一个徐伯昕——一邹一徐，然后事业才能兴旺起来。但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觉悟到，仅仅邹徐奋力苦干，生活书店也只能厕身“书林”，而它本身决不能成为“乔木’。又二十年，我才隐隐感觉到在这两个志士的背后，还有一个表报上看不见的人物，那就是胡愈之。直到胡愈之辞世，我才顿时发现，生活书店的“腾飞”，其实是一邹一徐一胡。胡愈之亲口跟我说过，他在生活书店什么职务也没有，什么名义也没有，但很多事情都有他的“轨迹”，即如把生活书店办成一个合作社性质的人民文化机构，这章程也是他起草的，但把这种设想变成现实的，则有邹有徐。这个看不见的人物，在生活书店是胡愈之，“胡愈之”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人，也可能意味着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先进的思想者，他们或者是松散的组合，或者是紧密的组合，视具体条件而定。总之，需要这么一个或一群思想在那里“导航”。    实际的(或抽象的)湖愈之是导航塔，而邹韬奋是机长(和机组)，徐伯昕是地勤。导航—机组—地勤，这当然是个不十分确切的比喻，但我想用这样一个容易了解的比喻，来说明我干了四十年才懂得的浅显道理。    证之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有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商务印书馆，其道理也是如此。有一个时期，我曾以为商务印书馆只因为有个张元济，才能从零生长起来成为有声有色的大事业。只要有一个张元济，便能创造出一个商务印书馆。——正如没有经历过本世纪头三十年的一般人，以为商务就是王云五，王云五就是商务。商务之所以能成为商务，因为有个王云五：有个王云五，就能创出一个商务。直到八十年代初，很少人知道创业艰难时期幸赖一个张元济，才能稳渡难关。这些且不去说它。我说的是只要有一个张元济(或者人们说，只要有一个王云五)，商务印书馆就能腾飞，这种认识其实只是合手表面的实际，或者说合乎实际生活的表层。    近年人们知道张元济了，但又忘记了与他合作无间的夏粹方。张元济说过，是夏把他“拉”到商务来的，他们合作了十二年(1902—1914年)，用张元济的话说，是两人“情意相投”，真可谓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一个张元济，加上一个夏粹方，这就奠定了商务印书馆腾飞的基础；其后的“黄金”时期全凭这坚实的基础。1914年夏被暗杀，如果没有高梦旦，仅仅一个张元济，也很难支撑这个刚刚开始“腾飞”的局面。从1902到1926年——这可说是商务的“黄金”时刻——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其后还经历了“五卅”爱国热潮。商务在这多难的时代中，对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确实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在探索商务的馆史时，往往忽略了一个“看不见”的人物，即蔡元培。蔡元培是商务的精神支柱。蔡元培——精确地说——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着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头一个时代先进的智者群。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一夏粹方(高梦旦)一蔡元培，正像生活书店的邹韬奋一徐伯听一胡愈之。这样的“结构”，也只有这样的“结构”，一个出版机构才能在“书林”中长成为“乔木”；只有如此，才能“腾飞”。如果没有这种“结构”，无法想象令人目眩的“腾飞”。也许这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特刨产！？    比起提倡出版社开饭店、办卡拉OK来，我认为提倡“以书养书”更为有益。“以书养书”者，即在一定期限内，出一定比例能赚钱(以便扩大再生产)的书，来弥补一定比例不能赚钱甚至亏本的书(在学术上或在社会需要上有价值或有急需的书)，这当然是一种可取的方法。中外古今，无一例外。“一面倒”时期，我问过苏联最“高”的出版社(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老“总”，我说，你们书价特低，印数特多，赔本怎办?他说，有“保险”。“保险”不是保险公司赔偿损失的那种保险，而是有一两个品种“保险’能赚大钱。我问他你们有什么?他说靠每年出案头知识性日历，这种日历是垄断性的，只许它一家出，别的出版社不得出。这日历的一面载日常需要的信息(月日，星期，日出，日落，节日，……等)另一面载知识性读物(是日生卒名人传记，是日古今大事，·是日在历史上发明发现，等等)。这种“保险书”，人人每年都必买一“本’，机关也得买，而且不用行政命令，彼时彼地不容你比较选择，保险赚钱。他说各个出版社都有“诀窍”，看来这办法还是上面定的——这就是计划经济产物。现在这办法不行了。但出版一部或几部“保险书”的思想、精神(当然不是靠“钦定”)却是可取的。    我把这叫做“自我调节”。自我调节是一切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因素。生理学家坎农(Canon)本世纪初提出的生物体都有homeos—tasis，即自我平衡，自我稳态，或叫内稳态，本质上就是自我调节。控制论提出“反馈”观念，反馈就是为了调节。自动机是建立在仿生学上的——仿制生物体的机制——，因此自动机也时常自我调节。冰箱(香港叫雪柜)也自我调节，温度总保持在一定的程度，既不过分耗电，又不致妨碍保鲜。出版这个系统工程也必须有自我调节——而决策者，老“总”们，要充分地利用自我调节。任何出版事业都可以在自己走过的历程中，找到自我调节的扛杆——这要靠决策者的聪明、才智、经验、魄力。对“实绩”(“演绩”“Performance”对不起，我用了控制论的术语)进行认真的、长期的、细致的观察和概括，决策者总能找出自我调节的杠杆。    我在研究商务印书馆的档案资料时发现了一个前人未曾提到过的史实——原来商务曾经设立过一个“益智”玩具厂。商务有印刷厂、仪器厂、文具厂、甚至电影厂，人们都提过，但从前没有人注意它有一家专出“益智”玩具的工厂——生产能动的车子，火车，各种棋子，万花筒以及诸如此类的儿童喜爱而价值不高的各种玩具。我还发现每年结账，这个玩具厂的生产码洋(产品总值)很不低——当然，利润也不低。在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头二十年)，这个“机制”是符合自我调节原理的——商务印书馆没有办舞厅(那时上海最赚钱的机关)，却办个玩具厂，可谓深得我心矣!张元济之所以成为张元济，我由此略悟一二。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求才——这是金字塔那一个人和他周围那一班人甚至下面的一群人(或其中一部分)在运转我们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时，从最初到最后，或者说优先地、永恒地追求的目标。    求才不惟亲。惟亲的结果是办大宗祠，是“近亲繁殖”，用现代政治术语，是往往(不是必定)走向某种排外的小团体。近亲繁殖是有机体蜕化的重要原因；近亲繁殖必然是现代化的大敌。个人资本家可以父传子，但也常常见败家子。现代化大系统的决策者所求的才，必定是五湖四海的贤人君子，大智大勇者。     求才不求全。世间没有全才(像达·文西那样的不是“全才”的全才，已经很少很少了，如果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根本没有”的话)。求全是理想主义，是空想家。黄金也没有100%“足金”。一技之长加上应有的品德，足矣——品德也不能求全，只须有抱负、有事业心、正派，足矣。    ……插图……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序1980年，我有幸在陈原先生领导下编《读书》杂志，这是我第三次同陈老有密切的交往。在这以前，已有两次。第一次是1 954年，那年我23岁，奉调去给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们当秘书。陈老是领导成员之一，我的座位正好在他对面，于是天天听他以及其他领导讲好多我听不大懂的话。这以前，我尸在出版社干过40个月的校对，完全不知道出版，特别是编辑是怎么回事，所以到这时就十十足足当小学徒了。那时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坐了五六位领导，以曾彦修先生为首，·还有王子野、冯宾符、张明养、史枚以及陈原先生各位。我听他们特别是陈原先生的宏论三年，到1 957年，政治运动来了，才告一段落。    第二次密切的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一种有特殊意义的“密切交往”——他成了审查对象，我被认为是“小爬虫”，即紧跟他们这些“走资派”的走卒。当然，陈先生是敌我问题，我还算人民内部矛盾。我只有狠揭狠批陈原诸人，方可过关。我当然是老老实实地做了、也就是把上面所说  三年里所接受的一切关于出版的启蒙教育都给否定了。我记得，写过一张大宇报是狠批陈原在家里请我吃饭时劝我多读书的“谬论”的，也就是他在本书第一节所说的那些道理。这位“走资派”居然在家里设宴用“读书”这诱饵来毒化像我这样的“革命青年”，是可忍，孰不可忍I这一来，我当然同麦资派划清了彼此的界线。要说明的是，当年如此这般做来，是相当心甘情愿的。我那时埋怨的只是对我公开施加压力的几位同龄的小伙伴，怪他们对我这老朋友下手太狠。对“大方向”，说实话，压根儿没有怀疑过。就这么，把自己三年里所受的教育都给否定了。广义地说，人们间的此来彼去都属“交往”，因此我同陈先生的这一次来往也可说是“密切的交往”，只是性质特殊而已。    以后就是上面说的第三次“密切的交往”。这一次，我真正当了他的下手。一起编个杂志，他遥控，我执行。事情刚一上手，我就意识到那些老人家是在把1 957年被打断的事继续做下去。想不到，“否定之否定”这一规律也适用于自己。我起初很困惑，怎么1966年那么热忱地否定过、批判过的一切，现在又那么大规模地实践起来，不同只是，现在不用去讲苏联的“先进经验”，而只是老老实实谈自己的传统和实践了。我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1954年与1980年的类似：以我之不学，在1954年间怎么会知道世有陈寅恪其人，当时，那些领导老在嚷嚷陈寅恪，后来还用三联书店名义出了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1957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听不到这名字了。到1980年以后，又老听这些老长官说到此人。那时对这名字我就不陌生了。即使没有受过历史学专门训练，也算读过他的一些著作，甚至可以倚老卖老地说一些五十年代的往事。    因陈恪，又想到所谓“衣食父母论”。这更是我在五十年代天天听领导在谈的一句话。到“文化革命”，包括我在内的革命群众哪能将“走资派”这个罪行轻轻放过，批这理论还有一带劲的做法：把作者揪来一起批斗，于是这会就开得热闹了。何况听说此语源自某大“黑帮”，更可以做到大方向没问题。八十年代后，还是陈原这些老先生，言传身教，要我们真正把作家当做“衣食父母”。可以说，《读书》之所以办得出色，受此论之惠多矣! 同事中这方面实践得最好的是赵丽雅女士。她是从文化、从书迷的角度真正奉作家为衣食父母，同他们交朋友，为他们出力的。她把陈老的种种主张融会贯通了。    从上面这些背景来看这本小书，可以大致掂出此书的分量。它实际上是一个极有智慧的老人从事出版一个多甲子的经验总结。在这个总结中，作者又把他对他的前人经验的理解融会在内。陈老为文，明白如话，兼以幽默风趣，这种他经常指点我们的“可读性”，恕我直说，有时也有一个副作用，这就是有的论点容易为读者轻轻放过。鄙人在这里以已追随此公数十年(其中有若干年背叛，前已言及)的旧部的资格奉劝读者，千万慢慢地耐性读，不要放过书中的微言大义。    这本书完成于1993年1月。是时也，鄙人虚度六十又一，获准退居二线，从兹少问世事。因此，陈老出版观念的许多新发展，我已不及实践，以是恨恨。例如讲系统工程、讲凝聚力，其中指述的许多优长之处，为我前所未知，而有的弊端，却是我工作中常犯的毛病。现在读到，恍然大悟，但改已不及，徒呼负负。从这里看，年轻的读者朋友，你们在还能把陈老的经验付诸实践的大好时光读到这本书，是有福了!                                                           沈昌文                                                         2000年10月

编辑推荐

1993年初，我应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李祖泽总裁的邀请，给这个集团所属的若干出版机构的"老总"们讲一次话--我就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准备，写下两次提纲，然后向包括集团总裁、副总裁在内的许多"老总"们讲了两小时，他们当中也有几位做了即兴发言。我写的提纲共三十段--学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那样，尽力写成一些"警句"；但力不从心，成文很不理想。讲时没有照念，给"警句"加了几倍的注释，才只讲了六七段。这里是根据我的两次提纲以及所能记忆到的当日发言的精彩论点，写成十七段，没有头，没有尾，故名之曰"断想"。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语言平实，却字字珠玑。特别薄的一本小册子，却蕴含丰富。没事的时候翻翻，也未尝不是调剂心情的一本好书。
•   适合对编辑出版感兴趣的朋友阅读。
•   专业要求买的，但是个人感觉不是很有意思，也许是阅历太浅的缘故，而且就这本很薄的书来说，更像小册子，定价过高，内容不多，还有一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