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三册）

出版时间：1998-3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萧公权  页数：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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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概括为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与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按政治思想的演变趋势，又分析为创造、因袭、转变及成熟四个时期，凡五编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孙文。惟孙氏章有目无文，作者自云原稿佚落，而汪荣祖教授则说：“公权先生视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成熟，显有时代因素，因其撰稿成书之日，仍属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为不可侵犯之‘圣教’。诌之，心有不甘；评之，恐遭时忌，是以虽原有孙中山一章，终于不予收录，既奉阙疑之旨，复得讳而不隐之效。”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凡例绪论第一编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创造时期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第二章　 孔子第三章　 孟子与荀子第四章　 墨子第五章　 老子与庄子第六章　 管子第七章　 商子与韩子第二编　 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袭时期第八章　 秦汉之墨与法第九章　 贾谊至仲长统第十章　《吕氏春秋》至王充《论衡》第十一章　王弼至葛洪第十二章　韩愈柳宗元林慎思第十三章　唐朝五代道家之政论第十四章　两宋之功利思想第十五章　元祐党人及理学家之政论第三编　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上）第十六章　明代专制思想之反动与余波第十七章　王守仁与李贽第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反专制思想第十九章　王夫之第二十章　太平天国第四编　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下）第二十一章　戊戌维新第二十二章　梁启超第二十三章　戊戌前后之维新思想第二十四章　辛亥革命第五编　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第二十五章　孙中山（本编缺文）附录引用书目

章节摘录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征，固不待论。即夏商　　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学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无征。《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至于殷墟甲骨贞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而究非学术思想之纪录。凡此皆历史家与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　　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统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为起点。盖吾国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虽不必从夏曾佑之说，谓“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　　艺皆周人所创”，然学术思想之为周人所创，则为至明显之事实。　　　　西人论吾国文化者每谓其偏于守旧。学者遂或疑吾国之政治思想亦历久顿滞，古今不变。其实中国政论变化之剧烈迅速，虽未足与欧洲相比，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确经显著之重要变化，且可循其变化起伏之迹，而将此二千余年之思想史分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创造时期　自孔子降生(西历纪元前五五一)至始皇统一(纪元前二二一)，为时约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二)因袭时期　自秦汉至宋元(纪元前二二一至纪元一三六七)，为时约一千六百年。　　(三)转变时期　自明初至清末(一三六八至一八九八)，为时约五百年。　　(四)成熟时期　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三民主义之讲演在民国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则在孙中山先生伦敦被难以后居英之两年中，即一八九六与一八九八之间。)　　先秦为创造时期，其事显明，无待赘说。然孔子自谓：“述而不作，门人复称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墨子“用夏政”，而其言每兼称尧、舜、禹、汤、文、武。道法二家，推尊黄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诸国刑书为依据。是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创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请释之曰：创造者非无中生有之谓。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岂　　无政治观念，古籍如《诗》《书》所载天命民本，礼乐兵刑诸说皆经先秦各家所采用，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旧说，原来既乏系统，含义亦较简单。必分别经先秦大家之发挥董理，然后斐然成章，蕴蓄深远，进为一家之学说。此融旧铸新之工作，实无愧于创造。譬如工师建屋，木石砖瓦皆仰给于成品，固无碍于堂构一新也。复次，《汉书·艺文志》有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孔子从周，其教人之《诗》《书》六艺于诸子中殆最近官学。故章学诚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以此类推，则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此论虽能成理，然不必与吾人之说相悖。请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虽以成王周公之制度为根据，然非墨守成规，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必　　于旧政之中，发明新义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后七十子乃心悦诚服，奉为宗师。若其仅传周公之政典，“符节匝合”，毫无损益，则《诗》《书》六艺，当时既为官书，文武方策之政未经秦火，周鲁所藏，得观者岂仅孔子?《左传》所载春秋士夫言谈中能称引《诗》《书》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学必以孔子为宗乎?吾人如谓孔子就文武之成规，加以自得之创造，而以之为设教立言之资，似较近情理而易通也。虽然，吾人认先秦时期为创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为上文所未道及而应注意者，则无论诸子学说之来源如何，其本身实“自我作古”，开后学之宗派。秦汉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虽不乏新意义，新内容，而其主要之观点与基本之原理，终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范围。必俟明清海通以后，外学输入，然后思想为之丕变。故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论，先秦时期则不能不认为全部工作之起点。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总之，先秦思想，对春秋以前为融旧铸新，对秦汉以后为开宗立范，创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于大误。　　先秦之创造，不由凭空杜撰。秦汉以迄宋元之为因袭，亦非悉出模仿，步趋古学，而绝无进展与改易。始皇并吞六国，封建之天下一变而为郡县，创二千年专制一统之政体。社会之环　　境既殊，则先秦百家竞起，各创新学之盛况，自亦难于继续维持。同时且以环境不同之故，秦汉以后之思想家虽因袭前人之观念与名词，而政治之对象既已迥异，则其所持观念之内容，与　　所用名词之含义，亦势不能与古人悉合。故严格言之，秦汉以后之政治思想不必有变古之名，而每有变古之实。吾人以此期之思想远不如先秦之富于创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无意于创　　造，因以“因袭”称之，非谓此千六百年之政论悉守晚周之旧也。抑吾人更须注意，先秦诸子，各立门户，辩生末学，相攻尤烈。如孟拒杨墨，荀非十二子，墨氏讥儒，庄生评骘诸家道　　术，此皆最著之例。当时虽意在尊师说，息异端，然不过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胜负。正如群雄角逐，未知鹿死谁手。及至秦汉各家后学相攻已久，接触已多，于是互相折衷调和，而寖有学术混同之趋势。放弃门户之见者遂成杂家之学，坚持门户之别者亦参采异端，以与师说相糅合。参合之限度不同，故学说之纯驳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汉学术每呈下述之二态。一为学派之名号犹昔，而思想之内容有异。二为一派之中间有分支，而数派之间反相混合。自此以后，先秦学派之能继续存在者，虽尚壁垒森严，而所守者不过旧学之主旨。其变易之尤甚者或至体貌不殊，而精神迥别。然既仍互相争辩排斥，则其求胜之心，无异于古人。政治统一之后，专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统一。始皇“以吏为师”，武帝推尊儒术。此种“别黑白而定一尊”之办法，未必遂能消减诸家争胜之心，使其相攻，趋于和缓。故秦汉以后为学术内容调和之时期，亦为学术派别决战之时期。秦亡后之千余年中，各派相争雄长，随历史环境之转变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后衰，或既废而复兴，或一时熄灭而不再起，或取得独尊之地位而不能袭断全局，或失去显学之势力而仍与主潮相抗拒。思想之内容虽随时代而屡变，其大体则先秦之旧。绝对新创之成分，极为罕见。　　因袭时期政治思想潮流冲激之大势，简言之，乃中国学术上之长期内战。其交战之团体为中土固有之学派，其争斗之利器为先秦旧创之学说。千六百年中仅南北朝时代佛道二教关于致敬君父，分别夷夏等问题之争辩为异域思想参加战争之例外事实。然为期甚短，对思想进展之趋势，未有显明之重要影响。学术内战之结果，虽非政治思想之全部停滞，然中国君主专制之政体，自秦汉开端，此后殊少改变。先秦思想既以社会环境之剧变而骤兴，秦汉以后之思想亦以社会环境之变动较少而缺乏创造之成分，此诚一极自然之现象，毫不足异。茍非明清时代西洋之武力与文化藉海通而相继不断侵入中土，恐政治思想之因袭时期或不能至宋元而终止，其转变时期亦未必至明清而到来也。　　　　中国政治思想之转变，至辛亥革命已达最后之地步。孙中山先生之思想系统，亦在此时代中发展完成，而成为革命与建国之理论基础。中山先生思想异乎寻常之处虽多，而其最重要　　之特点，似在其融通中西，调和新旧，以集成为创造之伟大能力。先生尝自述其思想之来源，谓“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指示吾人，至为明白。先生又谓“民族思想吾先民之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见《自传》)此民族主义以因袭为创造之大概也。先生又谓“中国古昔自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矣”。则民权主义亦由吾国固有之思想发挥光大而成。既非杜撰，亦非外铄。复次，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极言吾国欲图自立，必须恢复民族固有之道德，固有之智能与乎固有之政治哲学。此亦足见儒家思想为先生政治哲学之基础。此外如“天下为公”理想之出于《礼运》，民生主义之与“民本”思想有关，先生虽未明言，亦可推论而得。虽然，先生之思想，如仅集中国二千年之大成，其功虽伟，而未必能满足建设现代国家之需要。盖中国固有思想之中，已有者政治之原理，所缺者现代之制度，所长者人格之修养，尚无者富强之科学。先生思想所以必须有规抚欧洲学说事迹之处者，其故或在于此。吾人谨再引先生之言以证之。先生尝谓中国古昔虽有民权之学说，“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欧美”。先生又谓“予游欧美，见其经济岌岌危殆之状，(中略)因念吾国经济组织，比较欧美虽异，而贫富不均之现象，必与日俱增。故不可不为绸缪未雨之计。由是参综社会诸家学说，比较其得失，觉国家主义犹稳而可行。(中略)故决定以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并行”。此先生规划政治、经济制度而借鉴欧美之处也。先生重视吾国之固有文化，顷已述及。然先生又深知仅仅复古，不足立国。故谓但恢复固有之道德，智识及能力，仍未能进中国于世界一等之地位。吾人如不学外国之长，则不免于“退后”，而外国之所长者，“巧夺天工”之科学。日本“专学欧美，不数十年而为世界列强之一。　中国天赋，厚于日本，故其成功亦尝较易”。先生重视西洋科学之深意，于兹可见。先生之友人宫崎寅藏曾以康有为与先生相较，谓“孙取泰西之学，康发汉土之微。彼养于耶稣教，此育于儒教”。虽未足以赅先生思想之全体，而与先生精通西洋学术政治之事实则完全相合。盖先生十三岁赴夏威夷入耶教学校，即擅英国语文。十六岁习医学。旋毕业医科，得博士文凭。此后复游美居英，亲身“考察其政治风俗，探治道之真，而倡三民主义”。先生甲午上书李鸿章亦云：“幼尝游学外国，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从此心留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谊之宜，辄能洞其窍奥。”坦白之自述中尤足见先生为曾受现代教育，富有现代学识之通人。故先生之政治思想会通中外，融旧铸新。采中国固有之原理为基础，以西洋现代之实学为内容。惟能融旧，故吻合于国性民情。惟能铸新，故适应现代之需要。盖处二十世纪之时不精通先秦以来之学术不足为中国之思想家，不精通欧美之学术不足为现代之思想家。此二条件，先生皆具，而又加之以慎思明辨，集成综合之创造能力，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至先生而始成立，固非出于偶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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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一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起点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学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时已叹二礼无征。《洪范》九畴虽或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辞简短。《商书》虽多为信史，而记载疏略。至于殷墟甲骨贞卜契券之文字，虽可据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而究非学术思想之记录。凡此皆历史家与考古家之重要资料，而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国政治思想作较有统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为起点。盖吾国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虽不必从夏曾佑之说，谓"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然学术思想之为周人所创，则为至明显之事实。　　周代学术之大兴，不在西周盛世，而在东迁之后之春秋末叶与战国时代。政治思想亦于此时突然发展。盖启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持故成理之政治学说乃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吾人今日虽不能依据史实确断其骤盛之原因，然就当时历史环境之大势，与乎文化进步之通则,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论。政治思想兴于晚周之主因有二。简言之，即社会组织之迅速变迁，与伟大思想家之适生其会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趋微弱。诸侯强大，“秦、晋、齐、楚代兴”，遂酿成春秋之局势。封建制度既就崩溃，贵族之社会组织与生活亦同时发生变化。土族与庶人间之界限逐渐消失；贵族原有从政掌学之特权亦普及于平民。史家所谓王官失守者，殆非虚构。且列国并存，相争雄长。同文壹教之术犹未用世。思想自由，学无拘禁。处士得以横议，“邪说”亦可大行。而国君图强，每重才士。魏之文侯(西元四四六--三九七)，田齐之稷下，尤为战国时代之著例。当此“天下无道”（语见《论语》)，社会蜕化之际，不仅争乱频仍，民生困苦，而旧日所以维系人心保持秩序之风俗制度皆动摇崩坏，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远虑之士，对此巨变之原因与影响，自不免加以疑问批评，而提出抗议或补救之方。政治思想，于是勃兴。上述种种情形，春秋已见其端，至战国而更甚。故思想之发展亦至战国而始极。然社会环境仅为思想萌育之条件。苟无天资卓绝之思想家如孔、孟、庄、韩诸人适生此特殊之环境中，何能造成吾国学术史上此重要之“黄金时代”?故政治思想起于晚周，由于千载一时之机会。而吾人即以此时期为研究之起点，诚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　　二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变之大势　　西人论吾国文化者每谓其偏于守旧。学者遂或疑吾之政治思想亦历久顿滞，古今不变。其实中国政论变化之剧烈迅速，虽未足与欧洲相比，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确经显著之重要变化，且可循其变化起伏之迹，而将此二千余年之思想史分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创造时期　自孔子降生(西历纪元前五五一)至始皇统一(纪元前二二一)，为时约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学者通称之为先秦时代。　　(二)因袭时期　自秦汉至宋元(纪元前二二一至纪元一三六七)，为时约一千六百年。　　(三)转变时期　自明初至清末(一三六八至一八九八)，为时约五百年。　　(四)成熟时期　自三民主义之成立以迄于今。(三民主义之讲演在民国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则在孙中山先生伦敦被难以后居英之两年中，即一八九六与一八九八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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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概括为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与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按政治思想的演变趋势，又分析为创造、因袭、转变及成熟四个时期，凡五编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孙文。惟孙氏章有目无文，作者自云原稿佚落，而汪荣祖教授则说：“公权先生视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思想之成熟，显有时代因素，因其撰稿成书之日，仍属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孙文学说与三民主义为不可侵犯之‘圣教’。诌之，心有不甘；评之，恐遭时忌，是以虽原有孙中山一章，终于不予收录，既奉阙疑之旨，复得讳而不隐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