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与人缘

出版时间:1998-12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唐德刚  页数: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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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缘与人缘》收入了作者近二十年所撰写的杂著随笔,既有忆人谈往,又有话书论艺,从中可见作者多方面的才学。

作者简介

  唐德刚,生于1920年,安徽合肥人。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伦比亚大学欧洲史硕士、哲学系博士。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致力于美国史、亚洲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旁及比较史学。曾在美国创建“口述历史协会”,并十分注重这项工作,笔录和整理出版《胡适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等。还著有《胡适杂忆》、《中国国民党的统治:1928—1949年》、《美国对华外交:1844—1860年》、《顾维钧回忆当》、《黄郛夫人回忆录》及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等。

书籍目录

本书说明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广陵散从此绝矣——敬悼顾维钧先生杨振宁·传记文学·瓦砾坝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感——十大画家,永不再有文学与口述历史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通鉴》与我——从伯杨的白话《资治通鉴》说起《红楼梦》里的避讳问题——《胡适的自传》译注后案曹雪芹底“文化冲突——“以经解经”读红楼之一海外读《红楼》

章节摘录

  书摘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分、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队伍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毛泽东等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的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五十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的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我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计程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透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味道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的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的缘故,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的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坐,也只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历史虽然被科学瓜分了,幸好历史中还有文学的一部分,使我们有饭吃,有兴趣继续搞下去。然而,我并不是说科学不重要。所以历史虽然向科学靠拢,但没有科学也没有历史。而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那么历史就要自杀了。学历史的人他的人生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现阶段历史中还有口述部分是很有生命的,我写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东西,尽量把这些书的可读性提高。当年我为顾维钧先生编写回忆录,他与我谈了许多外交上的轶事;我请他尽量详细的讲,尤其他当袁世凯秘书时所见闻的一些逸事。顾先生起先不肯讲,经我再三追问才勉强讲出来,结果后来发现都是很有味道的历史文学。这一类的口述历史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目字也不是科学,将来可读性之高一定超过一般历史,因为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为了得一点历史知识而去阅读,如果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够资格做口述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几分文学的素养。而且凡是够资格写的人都会讲,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术(写史的技术)。我与胡适先生谈,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惜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搞。胡适、顾维钧、黄沈亦云(黄郛夫人)都很会讲,所以他们的回忆都很有可读性。因此,十几年前我回台湾,想到曾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的老总统,如果可以请到他老人家做个口述历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没有如愿,总统就过世了。我一直很难过,这么好的口述历史竟没有传下来!  如今学历史的百分之八十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还好有百分之二三十,我们可以抗战到底。所以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我近来最羡慕柏杨。  羡慕他,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稿费如潮、美眷如花。  我羡慕他已经有这把年纪,还有此“勇气”、“决心”和“机运”,来“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资治通鉴》!  离开沙坪坝不久,我在美国就遇到另一位老师,那位反对古文的老祖宗胡适之了。那时最使我瞠目结舌的便是发现胡老师,居然也是读《通鉴》起家的。“历史”原是他的“训练”,而他受“训”期间的看家本领,便是《通鉴》!  胡适也是“我背一句、他背一段”的“大书箱”——他读《通鉴》是从十一岁开始的;他“啃”过《通鉴》。  胡博士——(今后我当拚命叫我老师“博士”,以免人家误会)——觉得奇怪的,是我这个“小门生”也读过《通鉴》,而且也是幼年期读的。我告诉他我未读过《续通鉴》,因为我那位老爸爸把《续通鉴》藏起来了,不让我读。  胡老师闻言,连说“可惜、可惜”,但是却又说“不晚、不晚”。后来我这位恩师大人——(我现在是叫他“恩师”呀!)——终于把他书架上整套《通鉴》、《续通鉴》和《明纪》,都送给我了。书内还有恩师亲批的手迹;还有恩师亲书的读《通鉴》札记呢!  可是那时令我奇怪的便是,我的恩师十一、二岁时,便“啃”过《通鉴》(显然获益匪浅),为什么他啃过的骨头,却偏不让那些可以啃、也情愿啃的青少年后生去啃呢?我自己如果不是贪着《捉知了》,不就连“读”的机会也没有了吗?  所以我以后和我的恩师抬了好几年的杠。我认为“中学国文教科书”里,白话和文言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白话文不应该搞“民主专政”!  我为什么要重违“师训”呢?理由很简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我个人读《通鉴》,是爱读其原文的。  可是近些年来教读海内外,我也觉得倒霉的“古汉语”太难了。要青少年们再去享受点古典文艺训练,简直是不可能。那种诘屈聱牙的怪东西,连他们的老师——乃至好多名震一时的海外名学人——已经很难应付了,何况他们。  未碰而先怕,这种“先怯症”一般青年是很难克服的。“古典文艺”岂真如此难哉?胡适之辈十一、二岁就可通晓,岂真“神童”哉?非也!免再惹是非,且说句洋文遮盖、遮盖,那只是damage already done而已耳。  搞“古汉语”既然连老师、学人都要傻眼,那就至少要读点“名著今译”。真读了“今译”,再回头去翻翻“古本”,“古汉语”往往会豁然而悟的——咱们方块字、文言文,就有这点玄妙,它可无师自通。  读“名著今译”——我承认这是个人成见——第一部巨著,应该就是《白话通鉴》。各界职业仕女、知识分子,周末少打八圈麻将,看看《通鉴》,是会变化气质的。  麻将不必“戒”嘛,少打一点!抽空看看有趣味而又有用的书。稍稍变换变换山外青山的社会风气;这才叫做“有文化的国家、有文化的社会”嘛。同时也可为儿女做做榜样。  在学的青少年大中学生,课余之暇、情书情话之暇,搞一点学术性的“鬼拉钻”,也不是坏事嘛。年纪大了,你会发现它的好处的。  至于学在下这行,靠历史吃饭的——尤其是终日“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大学者和旅美名学人——倒真要把《通鉴》这种大部头“温习温习”呢。  胸无丘壑、腹无名著,只是终日捡垃圾,到头来,还是难免不通的。笔者浅薄一生,午夜梦回,每每悚汗不已。谨以个人感受,质诸同文,不知以为然否?  不过话说回头,读古典名著今译,亦非易事。古文亦有古文的局限性。如果把它毫无技巧地直译为白话,则其诘屈聱牙的程度,或有甚于原文。  所以搞《通鉴》今译,为着让大众读起来有兴趣,则译者表演点“文字秀”,也是绝对必要的。  吾友柏杨,饱学之外,搞“文字秀”也是天下少有的。以他的博学,以他的彩笔,司马光之力作,将重光于海内外,是屈指可待的。  我羡慕柏杨,这大把年纪,还能搞“为己之学”,来啃这块大骨头!  我更敬重柏杨,在“为人之学”方面,能把《通鉴》这部世界第一流巨著,译成白话,以飨大众,真是为中华民族子孙造福。  笔者噜噜苏苏搞了这半天,问良心实在不是为好友柏杨伉俪拉生意,作推销员。天日可表,我讲的实在是肺腑之言。  一九八四年三月九日写于美东春雪封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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