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作者：（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  页数：170  译者：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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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仅仅将钦努阿·阿契贝理解为一个“政治作家”、“社会作家”，无疑是错误的。甚至于说，在当下的中国。翻译、出版、阅读钦努阿·阿契贝的价值，也就在于“如何理解钦努阿·阿契贝”。　　一、比夫拉知识分子　　在当代的国际文坛，钦努阿·阿契贝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名字。他被誉为“现代非洲小说之父”，因为他第一次写出了“发自非洲人内心世界的英语小说”；他还在《远景》和《外交杂志》评选出的“全球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名列第三十八位，因为他不屈不挠地就全球和祖国尼日利亚的政治、社会事务发言；除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得了几乎能够获得的所有国际重要文学奖项：2007年，他击败菲利普·罗斯、拉什迪等人，获得第二届国际布克奖，因为“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路。”2002年，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因为他是“西部非洲大陆文学传统的缔造者”——在他之前获得这个奖项的是哈贝马斯，在他之后获奖的则有苏珊·桑塔格、帕慕克等。　　钦努阿·阿契贝生于1930年的尼日利亚，属于伊博族，家庭信奉基督教；尼日利亚的另一位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因卡则为约鲁巴族人。尼日利亚共有250多个民族，国内的三大民族分别是豪萨一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伊博族散布于尼日尔河和克罗斯河之间，占有全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部落时期，伊博族一直没有建立严密的政府组织，每个村落各自为政，与外界隔绝，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由于伊博族的封闭和强悍，曾被殖民者诋毁为“耽于吃人肉的恶习”。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伊博族的很多人逐渐信奉了基督教，并以注重教育、发展经济而闻名。　　上世纪70年代，萨特曾经说过，假如他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他绝不会从事文学工作，而应该做医生、司机等对社会更有贡献的工作。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以饥荒为作战手段。1960年，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赢得独立，国内部族冲突加剧，伴随着新的石油资源的发现，1967年内战爆发，史称“比夫拉战争”。血腥的“比夫拉战争”使尼日利亚全国死亡300万人，其中100万死于饥荒。这场战争促成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建立，并引导全球社会开始关注非洲饥荒问题。　　钦努阿·阿契贝就是一位“比夫拉知识分子”——战败的一方，内战后被边缘化的伊博族。

内容概要

　　《人民公仆》中的萨马鲁是一位小学教师，在一次学校安排的演讲中，他重遇了自己的老师南加。南加现在已经是文化部长，前呼后拥，地位显赫。南加把萨马鲁邀请到位于首都的官邸里；在这座有七个卧室，七个浴室的豪宅，他接触到了政治家奢侈、多彩、新鲜而刺激的生活，也见证了权力中心的骄奢跋扈、崇洋媚外、口是心非的各种肮脏手段。

作者简介

　　钦努阿·阿契贝，1930年生于尼日利亚。一直用英语写作。以尼日利亚伊博人民独立前后的生活为题材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是其代表作品，其中《瓦解》1958年发表后，即获得了布克奖。其它三部分别是1960年出版的《动荡》、1964年出版的《神箭》、1966年出版的《人民公仆》。阿契贝是尼日利亚及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笔恳切深沉，反映非洲社会与殖民地政治的现实，备受国际瞩目。英国《独立报》称他是非洲最伟大的小说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丁·戈迪默说“阿契贝有一种值得称道的天赋，他是一位充满激情、文笔老辣、挥洒自如的伟大天才。”他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被英美等国的大学授予了二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人民公仆》是阿契贝最出色的一要讽刺小说，是非洲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当代最佳英语小说之一。

章节摘录

　　1 　　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M.A.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下午，南加先生要向我当时任教的阿那塔语言学校的师生们发表演说。但是，在那政治生活沸腾的时代，村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这个演讲会。学校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许多村民坐在地板上，甚至坐在讲台下面。我朝会场上望了一眼，便决定待在外面——至少暂时待在外面更好一些。　　院子里，五六群人在不同的地点围成圈子跳舞。“妇女同盟”的姑娘们身穿贵重的阿克拉布制成的节日服装。尽管气氛嘈杂，还是可以听出一位歌手清脆嘹亮的歌声；人们都崇敬她，管她叫“留声机”。对姑娘们的跳舞，我可以不去理睬，而“留声机”的歌声却不得不听。她正在赞扬迈卡，说迈卡的俊美举世无双，像石雕的山鹰般英俊无比，她称颂他的名望，说即使走遍天下、扬名海外、与世无争的游侠骑士对他也不能不生嫉妒之心。自然，这位迈卡就是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南加先生。　　狩猎协会的猎人们一式华丽的衣着，他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甚至“留声机”也停止了歌唱——至少停顿了片刻。这些猎人是难得露面的，除非他们中间哪个死了，要举行葬礼，或者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件，他们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不记得上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了。他们像摆弄玩具一样，挥舞着装填了弹药的猎枪。不时会有两个人脸对着脸行军人礼，并一同拍击枪身，拍拍左面，又拍拍右面，拍完右面，又拍左面。母亲们紧紧抓住孩子，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拉走了。偶尔会有一位猎手瞄准远处的棕榈树，一枪打断粗实的筋叶。于是，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喝彩。当然，射击声是零零星星的。大多数猎人都保存着珍贵的弹药，以便迎接部长的到来——自从本届政府掌权以来，弹药的价格也同其他物品一样，四年里翻了好几番。我远离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等候部长的光临，此刻，嘴里禁不住泛起一股强烈的苦味。这些愚昧无知的村民，正在扭腰顿脚地蹦蹦跳跳，等候鸣放欢迎的礼炮，以向那位使全国掉进通货膨胀深渊的、了不起的人物致敬。我渴望一个奇迹，渴望一声如醍醐灌顶般的雷鸣，能驱散这一荒谬可笑的庆典，好向这些卑微不幸的人讲述一两件真事。当然，这样做会是徒劳的。他们不仅愚昧无知，而且玩世不恭。我告诉他们说，这个人曾利用他的地位大发横财，他们却会反问你（我父亲也这样问过）：“你是不是以为这样一个聪明人会把他走运时吞进肚里的美味佳肴再吐出来？”　　我并非从不喜欢南加。大约十六年前，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我好像还挺受他青睐呢。我还记得，当时他是一位受人爱戴、年轻英俊的教师，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当童子军教练时穿的那身制服。校舍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上面也是一位穿着极为合身的制服、俊美无比的童子军教练。我不知创作那幅油画的美术老师是不是以南加先生为模特儿的。虽然脸形稍有不同，可我们还是称它为南加先生的画像，因为他们二者同样漂亮，同样是让人过目不忘的童子军教练。画上的人物双臂交叠在胸前，右脚抬起，轻松而自然地踏在一墩子整的树桩上。画框的四个角落里点缀着鲜嫩、红艳的木槿花；框下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题词：不求索取，但求奉献，这是我的信念。那是在一九四八年。　　南加一定是在那不久之后进入政界的，后来又在议会里谋得了一席之位（在那些日子里，搞到一个议席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席位的价值）。以后的几年中，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还颇以此为豪哩！那时，我刚刚跨进大学，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到了一九六零年，党内出了那些丢人的事，我的希望也就破灭了。那时，在执政的人民组织党内，南加还是一位不知名的后座议员。普选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此不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　　后来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在我们看来，差不多就这么短暂），政府便面临着险恶的金融危机。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曾获公共金融博士学位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为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　　内阁总理对该方案一口否定。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他不想下调咖啡价格，损害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从而冒输掉选举的风险，他打算要国家银行印刷面值一千五百万镑的钞票。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起而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当晚便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称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他们与国外颠覆分子相勾结，以图摧毁新生的政府。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广播。自然，当时无人知道真相。报纸和广播都在宣扬内阁总理的一面之词。我们当时也同仇敌忾。学生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对领导人的信任投票，要求颁布一项拘留法，以便对付那些恶棍。整个国家都支持内阁总理。示威游行和抗议的浪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就在这时，就在这遍及各地的抗议声中，我首先注意到了一个危险而不吉利的新征兆。人民组织党的官方报纸——《时事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那群“匪徒”，即受到这种谴责的、解了职的部长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大学学历的专门人才（我现在仍然保留着那篇社论的剪报）。　　我们要像牙医拔除蛀牙那样，不仅现在，而且永远，要从我们的国家里铲除那些只会照搬书本上的经济学、只会模仿白人习气、只会跟着白人嚼舌头的家伙。我们为做非洲人而自豪。我们的真正领导人不是那些陶醉在牛津、剑桥或者哈佛学位里的书生，而是那些讲人民语言的人。废除那些糟糕而昂贵的大学教育吧，它们只会使非洲人与非洲的财富和古代文明疏远，只会让他们骑到人民头上……　　这一呼吁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响应。其他报纸也指出，即使在英国，在那群“匪徒”受过所谓“教育”的地方，出任财政大臣的不一定是位经济学家，做卫生部长的也不一定当过医生。重要的是对党的忠诚。　　那天，内阁总理得到了压倒性的信任投票，当时我就坐在议会的公共席里。然而那一天，真理并没有被压垮，只是没有人来认真聆听罢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解了职的财政部长极度悲伤地率领着他那一批人走进议会大厅，受到党员和群众的大声嘲骂。就在那个星期，愤怒的群众砸毁了他的汽车，向他的房子扔了石块。另一位解了职的部长被人从自己的汽车里拖了出来，人们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以后，在马路上拖了五十码远，然后缚住他的手脚，堵住他的嘴，丢在路旁。直到议会开会时，他仍住在医院里。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议会。那也是自一九四八年南加先生教我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　　内阁总理讲了三个小时，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欢呼。人们称他是老虎，是狮子，是天空，是海洋，是独一无二的伟人，赋予他数不清的美誉。他说：“这伙‘匪徒’阴谋借助国外的敌人来推翻我们这个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政府，我们已经抓住他们的血手了。”　　“绞死他们！”坐在后排的南加先生高声叫道。这一声叫喊是如此响亮和清晰，以致在当时的议会记录中，也被作为发言记在他的名下。整个会议中，他领着后排那批犬儒之辈，气势汹汹地向那些牺牲者发动毫不停息的攻击。要是有人想概括一下南加先生的插话，那他所记下的将是一个多小时连续不停的叫喊。他时而跳起来打断演说，时而坐下去发出恶狼般的嘲笑声，汗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淌。　　当内阁总理说，他把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提拔起来，而这帮家伙却在背后放暗箭，有些党员听了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他们的母亲养大了他们，他们却咬断母亲的手指！”南加先生喊道。这话也载入了会议记录，我手头就有一份副本。不过，要把那天的紧张气氛在书面上充分表达出来，可不是容易办到的。　　我现在已经难以准确地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了。我只对那时的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你一定记得，当时谁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事件会有另外一种说法。内阁总理还在演说。接着，他作了当今著名的（或说臭名昭著的）宣告：“从今天起，我们必须严密警惕，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再把我们的命运，把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西方教养出来的杂种，交给那些光会摆绅士架子的臭知识分子们去摆弄，他们为了一碗肉汤，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亲……”　　南加先生把“绞死他们”的口号至少又喊了两遍，不过，这可没有载入记录了，显然，那是因为群众的喧嚣淹没了他的叫喊。　　我还记得财政部长马金德博士站起来说话的情景——他个头高大，神情悲怆，语调平静，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我竭力想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可是整个议会大厅，包括内阁总理，都在不停地叫喊，想把他轰下台。那真是一幕最滑稽而粗野的闹剧。主席假惺惺地敲击木槌，以维持大会秩序，可你分明看得出，他对这场骚乱真是乐不可支。公共席上谩骂声四起，“卖国贼”，“胆小鬼”，“出卖老娘的博士”。最后一个称呼是公共席中《时事日报》的一位编辑发明的，他当时就坐在我的近旁。不用说，这句妙语立即在公共席上赢得一阵狂笑，他因此大受鼓舞，决定第二天一早让这个称呼见诸报端。名字就署他本人。　　尽管马金德博士读完了他精心准备的演说稿，可是后来的会议记录却断章取义地记载了一篇文理不通、意义含混的文字。关于印刷一千五百万镑钞票一事，只字未提——这也许是在预料之中——可是为什么却把马金德绝不可能讲出的话硬塞进他的嘴里呢？总之，记录员记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演说，足以把前部长变成一个傲慢的反面人物。比如，他们让他自诩为“一位成就辉煌的经济学家，他的名望在欧洲备受赞扬”。当我读到此处时，我流泪了——然而，我不是个轻弹眼泪的人。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叙述这段可耻的插曲，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对那位眼睛盯着空缺的部长席、为谋得一个升迁的机会而恬不耻地嘶声号叫的尊敬的M.A.南加先生，我没有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主人兼校长是一个瘦小、硬朗的人，名叫乔森纳·韦格。他在地方评议会中是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但他总是满腹牢骚，那是因为他为人民组织党工作，人民组织党却不按通常支付公共团体和个人酬劳的惯例付给他报酬。尽管不满，他并没丧失信心；他为这次接见作了精心的安排，就是证明。也许他对建议中的新机构怀抱希望，该机构有可能接管政府对所有废旧物资的处理权（诸如旧床垫、椅子、电扇、废弃打字机及其他破烂物什），而目前这些废物是由文官负责拍卖的。我真希望他得到委任。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经常远离学校。　　他坚决主张设置警戒线，并让学生们从大路到校门口排成一长列欢迎队伍。教师在学生的队尾，整整齐齐站成一行，以便接受部长的接见。韦格先生经常阅读诸如“烤面包——怎样摆放面包片”一类的文章，他对这类事情考虑得真是细致入微。我曾在教工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让教师像学生般在路旁列队，并试图号召其他教师一同起来反对。可那所学校里的教师们，脖子以上的部分都已经僵死了。我的同事兼朋友安德鲁·卡迪伯认为他难以赞同我的意见，因为他和这位部长是同乡。我把他的做法叫做“幼稚的忠诚”。部长的“凯迪拉克”轿车在一长串汽车前面刚刚停下，猎人们便冲上了公路，射出了最后的弹药，并以吓人的动作把枪支抛上天空。舞蹈家们又是跳跃，又是跺脚，弄得旱季的空气中灰尘弥漫。喧闹声中，“留声机”的歌声也被淹没了。部长缓缓步出。缎子礼服，金项圈，珍贵的兽皮制成的扇子向公众频频挥舞致意，人们赞扬说他这把扇子扇掉了恶魔向他射来的一切阴谋和毒箭。　　先生仍像从前那样漂亮和年轻——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校长这会儿正从排头第一位的资深教师起，依次把他们介绍给部长。我虽没有时间仔细端详资深教师的外貌，也绝不怀疑他的鼻孔里照例留着鼻烟的痕迹。部长兴致勃勃地向每个人都问了安。你绝不会认为——哪怕你现在看见他——他的笑容里除了真诚，还包含着什么别的。看来一切残忍都是不可相信的。现在轮到我了。我局促地伸出手。我一点不担心他会认出我，也不打算提醒他。　　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了。我直盯着他的面孔。他的笑脸慢慢凝聚成思考状。他不耐烦地挥挥左手，以使那位啁啾不休的校长停嘴；校长如同鹦鹉学舌，重复他那说了不止十五次的客套话：“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　　“知道了，”部长像是对他脑袋里记忆机能的某个部分说道。“你是奥迪里。”　　“是的，先生。”没等我回答，他已经伸出双臂来同我拥抱，把我包在他那宽大的缎袍里。“你的记性真好，”我说。“至少十五……”这会儿他已经把我放松了些，可他的左手还搭在我的肩上。他向校长稍微侧了侧身，骄傲地宣告。　　“我教过他……”　　“三年级，”我补充道。　　“一点不错，”他叫道。即便是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儿子，也不能比他此刻更激动了。　　“他不愧是我校的顶梁柱，”校长受了感染，随口称赞。自从我进了他的学校，他还是第一次夸奖我。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是阿契贝需要诺贝尔奖；正相反，是诺贝奖需要阿契贝来证明自己。　　——尼日利亚《每日太阳报》　　全世界的作家都在为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寻求新的语汇和新的形式，阿契贝为他们指明了道路。　　——《纽约时报》　　阿契贝的《人民公仆》出版后不久，尼日利亚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作家被怀疑是知情人，被迫流亡，颠沛之中的妻子不幸流产，阿契贝的《人民公仆》让他失去了未出生的孩子。　　——维基百科　　《人民公仆》是一部伟大的非洲政治寓言，比成千上万的新闻纪录更有价值，比一切政治家和记者更具智慧。　　——《时代周刊》

编辑推荐

　　《人民公仆》作者阿契贝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在他的伟大面前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库切四位诺尔奖获得者都深感不安与惭愧。　　《人民公仆》是尼日利亚四部曲终结篇，完美收官之作，惊人地预示了紧随其后的血腥政变，文学家还是预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