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第一案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李以庄,周承人  页数：238  字数：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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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治史一得    粤人史学大家梁启超(1873—1929)日：“史者何？记述人类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史也者，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    亦为粤人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说得简明：“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当我们尚未能以独立研究身份进入黎民伟历史活动范畴时，亦曾循人云之云，且深信不疑。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曾言：“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当我们不疑时，以伪为真，历久不悟。    但当读到人云黎民伟在香港办过“演员养成所”，著名导演李铁乃其学生！我们顿生疑团。查对确凿史实，证实为其四兄黎北海在港开山之功，亦为李铁之恩师。非黎民伟之所为！乃对人云其种种“伟大”、多多“勋业”产生大疑。又经历年，将其自诩与确凿史料、相关史实及史界考证比对，方得释疑解惑，判定是非正误，确立自己的认知。    从而，我们深刻体会到：对任何史料，即使是当事人、其亲属及后人之说，亦应与相关的确凿可靠史料相比对，确凿认定其正、误后，方能决定是否可作为史实依据。不能因“当事人、其亲属及后人”，或具某某“权威”的“特殊身份”而轻信。    我们研究香港影史近30年，在研究、考证中，发现黎民伟自诩中亦存有不实之说、之事，尤在涉及孙中山之史事上最甚。限于篇幅，仅列下述三例：    一、黎民伟声称拍摄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录片”。    黎民伟在《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一文中，言之凿凿地说：“注意摄制新闻纪录片，举凡孙中山先生之行动，如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历史事实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后，12月25日，孙中山方归国，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的时间在1912年1月1日深夜。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余齐昭考证说：“当时摄影技术尚不能在夜间摄影，因此中华民国开国大典没有留下一幅照片，成为历史遗憾，更不用说拍活动纪录片了。”[311912年1月3日上海《民立报》报导：“夜十一时，于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证实余齐昭之说。    2005年12月，拙著《早期香港影史》繁体字本在香港由三联书店出版时，即在书中指出此纪录片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并补充：黎民伟出生于1893年，1911年在港加入中国同盟会，对电影摄影还完全是个门外汉，不可能在1912年就拍摄纪录片H。    对此揭露，其后人黎锡，在2006年11月于香港《电影双周刊》第720期发表《对黎民伟与黎北海的评价——与周承人、李以庄商榷》，借余慕云之口，毫无根据地说：“黎民伟把‘非常大总统’错写为‘临时大总统’，这是非常明显的错写”。妄加否定。    但对于这部不存在的“纪录片”，黎民伟不仅在文章中自诩“摄制”了，当年还对人说过。他对当年上海“民新”的编导欧阳予倩就曾自诩过。欧阳予倩当然不可能看过这部不存在的“纪录片”，但黎民伟的自诩，确给欧阳予倩留下深刻印象，以至在30多年后的1962年，欧阳予倩在其回忆录《电影半路出家记》中写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纪录片就是他拍的，他很引为光荣。这部纪录片也就成了他在政治方面、艺术方面的资本。”    欧阳予倩的记述，即可确证黎锡为其父辩解之“错写”说，是徒劳的！    问题在于：这篇写有根本不存在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录片”之事的黎民伟“自述文”，在我们考证之前，黎锡曾经发表了三次，他都没有提出“错写”之说，而加以纠正或删除。为何在我们予以揭露后，黎锡就忙不迭地说是其父“错写”，为之掩饰？！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黎锡不仅妄说其父“错写”，还为了填补其父此处“空白”，又另行编造一个“历史功绩”，说：黎民伟是“拍摄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记录片”！但提不出任何确凿历史证据为凭！    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历史真相是：“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正式政府，并且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于5月5日就职。”    1921年5月12、1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导，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有很隆重的仪式：上午八时在总统府受证书、九时半在国会宣誓、九时四十分摄影(集体合影照片——笔者)、十时在北较场阅兵、十一时在总统府受贺(各机关职员及来宾)、十二时在财厅受贺(市民)并观各界游行，同时宴请中外士女千二百余人，十二时半各大巡游队伍鱼贯而来，至三时半全队过毕。    余慕云生前在《香港电影掌故》第48页中清楚记述：“1921年7月31日，香港和平戏院公映一部新闻纪录片，名字叫做《孙总统授任广州庆典》。这是近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二部孙中山先生的新闻纪录片，《孙总统就职及祭黄花岗》，则在同年(1921)8月20日，在香港比照电影院公映。以上两部孙中山的珍贵新闻纪录片，都是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估计是法国百代公司出品的。”    经我们查证：1921年5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报导：“该会(指就职典礼大会一笔者)是日并聘请世界著名影画片制造百代公司摄影师赛门君，在财政厅前摄取各种游行之真像，制成影画片。”    历史事实证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录片拍摄者，是法国百代公司摄影师赛门先生，并非黎民伟所为。    黎民伟在1921年5月3日的《日记》中记有：“夜船上省。”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总统职于粤。”5月7日：“予与郑岳母及外公晚车返港。”他从5月4日到7日在广州逗留三天。日记中未记有“摄电影”字样。若他真要拍摄纪录片，一定带助手！值得注意的是，1921年距其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早两年，黎民伟尚无拍摄电影的器材1    1922年阴历二月八日(阳历3月6日)《黎民伟日记》所记：黎民伟在当日还只能用普通照相机拍香港海员罢工胜利的场面。他说：“予拍呆照！”    一年之后，即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前五个月的1923年2月，黎民伟在17日的《日记》中才记有：“早孙中山先生到港，伟与彭年(留学美国的摄影师——笔者)往接应，并摄电影。”此为他们首次拍摄孙中山纪录片，掌机者当是摄影师彭年。怎能凭空推前两年，竞在1921年5月他就有电影摄影机，并由他自己拍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录片？！    二、黎民伟1929年第二次发表孙中山的题字“天下为公”时声称：“追随总理左右，由粤之韶关，北进沿途，总理誓师、行军动作，曾一一摄得。是时，总理曾以‘天下为公’四字相勖。及后，总理应段祺瑞之请，北上救国，逝世于平之协和医院，伟亦相随摄影。……”(见下图)    历史上真有“伟亦相随摄影”其事吗？    史实是：孙中山自1924年11月北上，直至1925年3月12日去世的整段时间内，黎民伟一直身在广州和香港，并不在北京。    且看《黎民伟日记》的记载：    1924年“11月28日早，到西关(广州)，摄影《情场法网》，即《胭脂》。民伟与楚楚为剧中主角”。而直到1925年1月21日，《胭脂》才拍完。    同页又记载：《胭脂》于1925年“2月23日在港新世界戏院公演”。“5月4日，‘民新’解散”。“民新”是黎民三兄弟合办的电影公司、《胭脂》是其公司创业作，“民新”解散。涉及公司资产分割，事关黎民伟切身大事，他不可能离开香港。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黎民伟日记》第12页又清晰记载：“1925年3月17日，广州市开追掉会，伟往摄电影。”    在此段历史中，黎民伟难道有分身之术“相随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而非协和医院！先生逝后方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故出殡由协和医院出。黎民伟连孙中山在什么地方逝世，都不清楚。竞声称：“伟亦相随摄影！”与事实并不相符。    三、黎民伟晚年写《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褓姆》中说，“由我与罗永祥、彭年等随军摄制”新闻纪录片，其中有“攻打惠州城”一役。历史真是这样吗？    据《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记载：攻打惠州城之前，孙中山由1923年6月7日至6月12日，四次亲自临惠州城前线督师：    6月7日赴惠州前线视察。(该书1640页)    6月8日，督师攻打惠州城。(同上页)    6月9日，发动第二次攻击惠州城。(该书1641页)    6月12日，偕许崇智、蒋介石及各要人，再赴惠州前线。(1642页)    而《黎民伟日记》第11页记载：“1923年4月10日与父亲、贞、意乘加兰总统往日本看远东第六届运动会。”其行程如下：    4月10日(阳历)，由香港乘加兰总统号邮轮到上海，再转乘邮轮赴日本。    三月廿七日(即阳历5月12日)早到上海。即由港抵沪历时32天。    三月廿八日(即阳历5月13日)早(由上海)启行(赴日本)。    三月三十早七时(即阳历5月15日)抵神户。日领事及留日学生来欢迎。    四月一日(即阳历5月16日)早十时赴中华会馆欢迎会，二时乘车往大阪，乘汽车游竞技场。    四月七日，(即阳历5月22日)在运动场欲影足球赛被阻，晚车赴东京。    四月十日(即阳历5月25日)赴横滨。    四月十三日(即阳历5月28日)回神户。    四月十四日(即阳历5月29日)往大阪。    四月十五日(即阳历5月30日)抵长崎。    四月十八日(即阳历6月2日)抵沪。    五月一日，(即阳历6月14日)晚返申，与美记者拍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黎民伟偕两妻及其父，自4月10日起，自香港乘邮轮赴上海。5月13日由上海赴日本旅游。直至6月2日方回到沪上。然后，于“6月14日晚返申，与美记者拍电影”。从6月2日到6月14日晚，前后共十二天时间，《日记》缺失。以当年沪、港与粤东惠州间的交通条件，在前后十二天时间内，不可能往返三地！黎民伟当然不可能出现在惠州前线！    再据《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记载：“6月13日，(孙)致电大本营，伤将新制飞机二驾飞赴东江前线。”嘲即是说，飞机出现在攻打惠州城前线的时间，是在6月13日之后，黎民伟其时身在上海，正“与美记者拍电影”。直接否定了黎锡所说“惠州战役时，黎民伟还尝试了空中拍摄”之言。    据此可确证：黎民伟完全不可能出现在“攻打惠州城”的现场。他所说“我与罗永祥、彭年等随军摄制”新闻纪录片，其中有“攻打惠州城”一役之事，乃至黎锡所说“黎民伟还尝试了空中拍摄”；“在小型双翼飞机上，他把飞机底部舱门打开，将自己和摄影机牢牢绑在飞机上，俯拍整个战场，难度和危险性极大。”种种皆无稽之谈。    至于历史纪录片《勋业千秋》中的航拍镜头出于何人之手？需另作考证。    上述三例说明：历史是不以人们意志而改变之独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我们只能依据确凿的历史事实，去构建信史。    史学，是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诚信之学。是为序。    2012提4月

内容概要

　　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黎民伟兄弟从影的若干史实的真伪，以及黎民伟是否是“香港电影之父”，是早期香港电影史上的一宗悬案。内地电影研究者周承人、李以庄夫妇与香港影评人罗卡、黎民伟之子黎锡等人为此问题展开了长达8年的学术论辩。本书为周承人李以庄夫妇的研究论文集，深入地揭开黎氏兄弟从事电影事业的史实，为一百年前的历史悬案拨开迷雾，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作者简介

李以庄（1933.7.21—）曾任教于中山大学，1980年为高年级学生首开电影理论课。著有《电影理论初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及用蒙太奇理论分析中国古典爱情诗的《诗词新解——闺情》（香港金陵出版社1989年出版）。从事文艺评论五十余年，发表的文章及论文四百余篇，常被转载或收入学术专书。自1982年开始研究香港电影，1986年提前七年退休，全力自费研究，经常赴港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看港片近三千部，访问影人，收集资料。并应邀撰写论文及赴港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应香港《亚洲周刊》邀请，担任“二十世纪中文电影一百强”评委（两岸三地共七评委）。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受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及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聘请，担任“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评选活动评委。又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聘请，担任“中国电影百年百佳优秀演员”评选委员会委员。
周承人（1929.7.4—）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任教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参与创办舞台美术设计系；担任多部话剧演出的舞台设计。20世纪70年代南调珠江电影制片厂，任美术工作室主任、时代动画公司副总经理。为多部故事影片担任美术设计。其中担任美术设计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是中国第一部全部用实景拍摄的影片，该片获中央文化部政府奖。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时，周承人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电影人物”栏目，中国五十位电影“人物专访”的被访者之一。多年来在专业报刊发表剧、影评论，并应邀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学术专书撰写多篇专题论文。著有《舞台美术知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编有《论电影美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著有《电影美术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出版）。

书籍目录

自序　治史一得
一、“百年论辩”与史观
“香港电影百年”论辩
史观与治史
在庄重评选的背后……
二、黎民伟的不实光环
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
——勘误与质疑
事实是一切评价的基础
——对黎民伟若干史实与评价的再勘误
满纸荒唐言
——评专题片《黎民伟：中国电影之父》
三、重要史实考证
历史纪录片《勋业千秋》考
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体制和组织
四、被屏蔽的黎北海
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
省港大罢工与香港影业重建
——黎北海和他的学生们
早期香港电影业中的黎北海、黎民伟
五、历史的致敬
香港首次纪念黎北海的公众活动
——黎北海逝世50周年纪念座谈会摘要
后记
附录：诸家评说
黎民伟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的争议
——大部分中国电影史的开头可能要改写 （台湾资深影评人　黄仁）
从电影史看兄弟班 （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资深影评人　李焯桃）
偏于“完美化”表扬伟人
——续谈《香港电影第一Take——黎民伟，开麦拉》 （香港资深影评人　石琪）
孙中山为黎民伟题“天下为公”考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余齐昭）
我所知道的四年争议 （香港《电影双周刊》原总编辑　陈柏生）
反方观点文章目录

章节摘录

“香港电影百年”论辩    2009年是香港电影界重要历史时刻：一月中旬，香港电影总会会长吴思远主持的系列专题片《香港电影百年光影》，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连续播映；吴思远亲自出镜，肯定“今年是香港电影百年”；香港贸易发展局与香港电影商会和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合作于5月16日在法国戛纳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电影百年；此活动更得到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及香港电影发展局出席支持。一系列公众活动，在承认历史、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肯定1909年摄制的首部华人导演、美国人监制的《偷烧鸭》，为香港电影百年纪元的标志物。    电影与文化身份    在世界范围内，除初始发明电影的国家外，其他国家与地区都有电影何时传人，和本土人士何时参与电影制作的问题，中国/香港也不例外。作为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文明(文化)标志之一的电影，它的被接受与本土人士参与制作，不仅标志该国家、地区接受与分享现代文明成果，还通过参与制作赋予这一舶来品以明确的文化身份，对多元世界文化作出贡献。这是人们为什么寻找本土“第一部”电影的原动力。“第一部”电影的确立，标志着本土电影文化的诞生。现在香港影人寻找香港“第一部”电影的意义，即在于此。后来者需要知道自己的电影文化始于何时。    电影的发明与形成，是欧、美科学家们不断接力的过程，但使它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惠及大众，则是美国人爱迪生和法国人卢米埃兄弟。爱迪生发明只供一个人观看的“电影窥镜”，卢米埃则改进为放映(机器)，供众人在银幕观看。当全世界在1995年庆祝电影诞生百年，以纪念卢米埃兄弟在1895年12月28日于巴黎商业放映成功之时，美国人却提前在1993年庆祝他们的电影诞生一百年——即纪念爱迪生1893年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推出“电影窥镜”。美国人有理由不承认电影是法国人发明的，更不愿让电影失去美国文化身份。    何以是百年    香港电影纪元始于何年？在2003年10月之前没有分歧，一致推崇所谓“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在“1913年拍摄了《庄子试妻》”，为香港电影纪元之始。2003年10月，这种“一致”被打破，肇事者为我们。由此揭开由罗卡多年来“抬举”黎民伟为“中国/香港电影之父”神话的面纱，人们重新审视香港早期影史。随之，发生了罗卡、黎锡等与我们之间，围绕黎民伟有关史实与评价的论争。主要涉及：香港华美公司有无黎民伟股份？是否“合资”或“合办”的香港公司？《庄子试妻》是否香港第一部电影？能否说是黎民伟“拍摄”？黎民伟是否为中国/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在联华影业公司的真实历史地位与作用？等等。论争的缘起是罗卡为“抬举”黎民伟，竞随意将并非黎民伟的事迹甚至功劳，自动转账到其名下。甚至无中生有说：黎民伟“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    我们以确凿史实为据，勘误其非，论文长达万余字，可见失实之多！解构了“抑兄扬弟”的故事，论争长达六年，实为辨伪。2009年纪念“香港电影百年”，一些不同反应，大体可在上述争论中找到痕迹。    2009年4月5日，香港国际电影节举办“香港电影百年之谜”座谈会。出席的有罗卡、法兰宾、黄爱玲、大卫·博德维尔。李焯桃主持。与会嘉宾有三种态度：罗卡、法兰宾质疑《偷烧鸭》的存在，罗卡认为“无论戏院广告或任何文献，都从没有放映这片子的记录”，法兰宾“把烧鸭之谜像侦探片般追查。……《偷烧鸭》却芳踪仍杳”；黄爱玲提出证据证实《偷烧鸭》确实存在；大卫·博德维尔则说：“香港电影金像奖把2009年作为香港电影百年的庆典，为何界定在这一年？通常的说法是由于第一部本土电影《偷烧鸭》的出现——1909年由中国导演拍摄、美国电影公司监制。拙文《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也沿用了上述观点，把它作为第一部电影。”他又说：“无论就哪个国家的电影史而言，要确立何为‘第一部电影’都绝非易事。……大多数默片都已佚失，且书面记录也是不完整或被损的，因此，极有可能每一国家的早期电影制作都无正式档可循。这也是我们总要不得不依据记忆、口述历史、口耳相传、公论的原因。《偷烧鸭》看上去正是这样一个案例。”    后来，罗卡将否定《偷烧鸭》存在的观点，修改为：我“并不怀疑《偷烧鸭》的存在，只怀疑它的制作年份是1909年之早。”同时将大卫·博德维尔说的：“《香港影片大全》在界定某些方面的第一部电影上，持有非常严谨的态度。《庄子试妻》被定义为香港第一部(两本)电影和第一部‘剧情’电影。《金钱孽》(1924)被视为第一部在香港公映的香港电影。《胭脂》(1925)则被贴上‘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的标签。”(见《(偷烧鸭)香港电影诞生百年之谜》，载第19期《香港电影》)改写成：“《偷烧鸭》可视为有记载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摄的影片；《庄子试妻》(1913)可视为香港第一部长两本但未证实公映的故事片；《金钱孽》(1924)可视为第一部正式公映的香港影片；《胭脂》(1925)可视为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并据此提出：“有多个第一，就不必有谁是真正第一之争。”    将二者比较，大卫·博德维尔所讲是：因为这些影片已经佚失而界定困难。罗卡却将这段话的语意完全改变，竟加上大卫·博德维尔并没有说的“《偷烧鸭》可视为有记载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摄的影片”一段话。埋下伏笔来分出：“《偷烧鸭》是最早的”；“《庄子试妻》是第一部”。大卫·博德维尔的严谨为罗卡的随意所代替。我们从这里理解了罗卡何以能去编造黎民伟的“历史”了！    罗卡质疑《偷烧鸭》不是1909年拍摄的，而香港影界竟然定2009年为“香港电影百年”！他将此事归咎于余慕云和我们：余错在将“烧鸭身份偷换”，即“余将《偷烧鸭》由‘在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变成等同于‘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也即是最早的香港影片了。”而“周承人、李以庄更肯定《偷烧鸭》‘应该是在香港本土诞生的最早影片’，并把制作年份敲定为1909年……结论是‘1909年可以定为香港电影的启动年份’。”    P11-15

后记

周承人、李以庄合著的《早期香港电影史》一书，于2005年12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2008年7月获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资助，由香港电影双周刊有限公司出版《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悬案——黎北海、黎民伟从影个案研究》。2009年11月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早期香港电影史》简体字增订本，被评为2009年度十大华文电影好书的第二名。    2005年两人同时受邀请参与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编辑出版的巨册《百年星辰》撰写香港演员词条。    李以庄、周承人应邀合著长篇论文：《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变迁》，发表于中国电影年鉴社于2005年出版的巨册《中国电影百年特刊》。2008年，获“华夏杯”港台电影优秀论文奖。    2007年秋，在网络开博客，博址：http://liyizhuang.blshe.com

媒体关注与评论

黎北海方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    ——香港资深影评人石琪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黎北海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贡献皆不在黎民伟之下。    ——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李焯桃    就现有的史料分析，黎民伟的资料虽比黎北海丰富，但都没法抹煞黎北海做过的事。……忽略黎北海，视他如配角，就说不过去。    ——香港电影资料馆筹备处研究部主任罗维明    希望能够给回黎北海一个相对地被人忽略了的位置。    ——香港电影资料馆原研究部主任黄爱玲    《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一书，弥补和纠正了香港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的重大缺失和错误。……其中黎北海对香港电影的贡献，是首次得到忠实而详尽的报导。    ——台湾资深影评人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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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北海方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香港资深影评人 石琪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黎北海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贡献皆不在黎民伟之下。——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 李焯桃就现有的史料分析，黎民伟的资料虽比黎北海丰富，但都没法抹煞黎北海做过的事。……忽略黎北海，视他如配角，就说不过去。——香港电影资料馆筹备处研究部主任 罗维明希望能够给回黎北海一个相对地被人忽略了的位置。——香港电影资料馆原研究部主任 黄爱玲《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一书，弥补和纠正了香港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的重大缺失和错误。……其中黎北海对香港电影的贡献，是首次得到忠实而详尽的报导。——台湾资深影评人 黄仁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读此书，感慨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好人被莫须有的罪名无辜坐牢、杀头、被戴上各种标签反革命的帽子，其中一条手段就是谎言反复多遍之后就变成了事实。香港电影第一人，本是黎北海，但过去几十年，书上都写的是黎民伟，虽说他们是兄弟，但也不能涨冠李戴，现在，李以庄夫妇经过三十多年的调查研究，用大量事实证明黎民伟非香港电影第一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