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年9月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荷兰)威廉·奥特尔斯佩尔 页数:253 译者:施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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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赫伊津哈为人谦逊。看了上面的题目,他会严肃反对。即使把渺小的西方人与伟大的东方国家联系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也要把顺序颠倒过来:应先提中国,然后才提赫伊津哈,应先提到历史如此丰富和文化如此多层次的那个国家,然后才提到那个历史学家和作家,尽管他的著作很丰富,思想很有层次。 此外,把两个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谈论,不是很古怪吗赫伊津哈不是专门究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一小部分勃艮第和荷兰文化的历史学家吗的确如此,但不能由此否认赫伊津哈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并且也被中国吸引了。在《游戏的人》里,他也注意到中国人对游戏的认识,指出了中国人主要用“玩”表示儿童的游戏,而用“争”表示戏剧性的游戏,在含义上与希腊的“agon”(竞争)相似。 赫伊津哈一生对中国始终感兴趣。1931年,他从香港给他的朋友范沃伦霍文写信说,他开始认识的中国非常有趣,他遇到的中国人非常可爱:“如果我不是快60岁,而是30岁,我会学习中文的。现在我决定只买一些漂亮的中国产品,而起初我绝对没有打算买任何东西!”是的,赫伊津哈差一点变成了一个中国作家: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几乎是无法发音的(现在仍然如此),他的朋友女诗人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建议他用他的小名“Han”(翰)发表他的著作。
内容概要
约翰•赫伊津哈是荷兰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也是影响世界文化史学研究的重要人物。本书是目前惟一有关约翰•赫伊津哈的权威评传。作者认为:“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不仅会接触到欧洲历史丰富的形式,而且也能够认识到它与现代的美国和古老的亚洲之间的联系。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都能够学习到文化历史能够实现的事情:通过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实际上强调指出了世界文化的相互关联。”
作者简介
威廉•奥特尔斯佩尔:1950年出生荷兰,现居莱登。研究专业为历史和哲学。现任莱登大学博物馆馆长,莱登大学历史教授。国家古董博物馆理事,克劳秀斯基金会理事,文学月刊《向导》编辑。
曾荣获荷兰文学协会历史奖(1992年)、荷兰传记奖(1995年)和欧瑞卡奖(1995年)。主要著作:《莱登与东方的联系》、《19世纪的莱登大学》、《一个不知疲倦者的乌托邦》、《荷兰科学在世界科学合作中的角色》、《莱登大学历史》(4卷,已完成3卷)、《秩序与忠诚》等。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赫伊津哈与中国前言序言——一位经典作家第一章 生活与工作 1.生活 2.工作第二章 读书与写作 3.读书 4.写作第三章 对比与和谐 5.对比 6.和谐第四章 激情与联觉 7.激情 8.联觉第五章 方法与神秘主义 9.方法 10.神秘主义第六章 推断和演变 11.推断 12.演变第七章 结尾 13.历史伟人文献目录书名译名对照表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活与工作 1.生活 赫伊津哈是很谨慎的人。“在一个学者的生活中,关于他的自我有许多事情都没有被说出来。”这句话是他就自己的导师即东方学家亨德里克?克伦而言的,但也适用于他自己。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很善于用自己宽松的教授袍褂掩饰那种激情。然而,大部分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他的生活的本质,恰恰在于那种激情,在于他生活的基本矛盾和他控制它们的形式。 在那些矛盾中,第一个矛盾,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矛盾,涉及赫伊津哈出生的地方。荷兰文学中没有一个作家,而且肯定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其思想如此被“对地方的感情”主导。就中世纪农奴而言,我们形象地说他们是“用铁链绑在地球上”的。无论对年轻的约翰,还是对后来的赫伊津哈来说,这种描述都有效。他对现实和世界的看法,首先是由格罗宁根和其周围地区决定的。在城市与田野之间的那种对比中,他同时研究了更包罗万象的矛盾,例如,新旧矛盾,中心与周围的矛盾。在更广泛的视野里,我们的确可以把他著作涉及的本质内容,即永恒与变化之间的对比,与那第一个地方性矛盾相联系起来。 赫伊津哈一家来自格罗宁根周边地区。当他作为小孩在祖父家里和来自弗里斯兰省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玩耍时。他们的地区性爱国主义常常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他和哥哥非常蔑视弗里斯兰亲戚说的方言。同时他们注意到了,他们觉得自己是格罗宁根人,那些亲戚觉得自己是弗里斯兰人,但后者的“感情更强烈”。“也许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很正宗的弗里斯兰人的姓,但是;即使我知道,我还是不会懂得,我的省份意识是长期而复杂的政治事态发展的最新产品。在那种事态发展中,原始民族性格被丧失和排挤了,而在每个弗里斯兰男孩内心里存在着非常古老的部落意识的残余。” 因为事实上格罗宁根周围地区以前属于弗里斯兰,格罗宁根与弗里斯兰之间的矛盾时而加居,时而缓和。因此,赫伊津哈的地方爱国主义时而激发了地区关系的热情,时而激发了失败后的怀古主义。当他在格罗宁根当上教授后,他写道,“生活在弗里潭和劳威尔斯潭之间的那个弗里斯兰民族,的确特别值得尊敬。从恺撒时代至今,他们是唯一仍然保持古老居住地或至少一部分居住地的古老名称的日耳曼部落。”然而,拥有与损失是相互联系的。在中世纪初期,格罗宁根周围地区丧失了其弗里斯兰特征,赫伊津哈称之为文化上的损失。新来的撒克逊族居民很少接受弗里斯兰文化,也很少对此进行弥补。“这些地区的民间文化变得有点枯燥和无聊”,他写道,这种情况使他很悲伤。 约翰自己于1872年12月7日出生在小市民习气很浓厚的格罗宁根,那是居民人数只有42000人的小镇,在那儿,现代化是通过城墙的拆除启动的。凡是想去那儿的人,仍然得乘坐单车道火车前往。而在镇上,交通运输工具是马拉有轨轿车。当时还没有煤气和电灯,社会等级严格地相互分开。有一所大学,教授属于最高的等级。因此,赫伊津哈成长的家庭也属于最高等级,因为他父亲是生理学教授。 但是,在他青年时代初期,占主导地位的人不是他父亲,而是他祖父雅格布?赫伊津哈(1809年—1894年)。这位祖父是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的牧师,有很多符合自己宗教嗜好的“神圣的毛病”。他信仰的核心内容是深入的自我检讨和按照圣经教导进行的对人生的革新。这个终生过程以日记形式被记录下来了,因为他祖父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忠实地写了日记。以极大的坚韧和迫切的爱,他坚持给自己子女和孙子女讲述信仰上帝的必要性。同时他不得不看到和接受自己儿子们拒绝步他的后尘。他一直带着这样的认识生活,即对他的教导,他们听得见,但听不进:“哎呀,谁和我有同感呢?谁能被我确定为在灵魂和感情上与我相同呢?” 祖父的长子迪尔克(1840年—1903年)即赫伊津哈的父亲,是最大的坏蛋。他虽然在阿姆斯特丹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神学院读书,但还是现代神学和精确科学、陈年葡萄酒和年轻女演员。在参加牧师资格考试之前三个礼拜,他逃离阿姆斯特丹和荷兰,从德国向家人威胁说要加入法国的外国人雇佣军团并自杀。当他父亲在斯特拉斯堡抓住他时,他们的谈话对父亲的伤害程度毫无疑问与儿子感到心情舒畅的程度是一样的。此后,剩下的问题是儿子欠的学费和患的梅毒。那笔债务他还清了,疾病他一直没有能够治好,不管他试验的是冷水疗法,还是向“卖草药的农夫”求医。他学的第二个专业(在格罗宁根学的医学专业)所带来的结果是他对宗教信仰的最终放弃和他父亲在日记本里以痛苦心情写的笔记:“我把他当神崇拜的那个人,我现在看到他在最肮脏的尘土上躺下”,这里的尘土指的不是腐朽的生活,而是唯物主义哲学。这样,迪尔克以磷(治梅毒药物——译注)取代了信仰,以务实的研究取代了宗教的灵魂。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很早被晋升为教授并实现了受人尊重的职业生涯,但梅毒仍然没有被治好。折磨他父亲的病痛的发作和头痛,给约翰的青年时代投下一个阴影。 然而,他们的痛苦仅仅就此而已。看来,无论是他,还是比他大两岁的哥哥雅格布(1870年—1948年),都没有因此而非常痛苦。在约翰过十一岁生日时,他写下一个希望得到的礼物清单:手表、蒸汽机火车头、一盒锡兵、世界地图、书籍;还表示自己会“很礼貌地”接收它们。这说明他家不缺钱,也没有困难,还证明他父亲很慷慨。这与喜欢写日记的祖父的节俭形成一个对比。祖父嘟嘟囔囔地确认,他的《儿童报》旧版本不如城堡攻守游戏或一盒魔术用品那样受欢迎。这些情景让我们看到了约翰青年时代无忧无虑的一面,那时他经常出去游览和旅行,使这个小学生看到自己国家的美丽。“我记忆犹新”他快逝世前不久在《十七世纪的荷兰文化》里写道,“我父亲在1880年向我指出,当我们在离阿姆斯特丹很近的地方,从火车里往扎恩堪特方向看时,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百台风车。” 祖父和父亲两人都影响了约翰。七十五岁的雅格布多次试图让自己孙子走正道,为此有一次向十二岁的约翰赠送了一块金币,让约翰把它添加到自己的金币收藏中。他和这个礼物一起赠送的“纪念文章”中包含着这样的训词:“第一项品德是坚持真理。要有勇气永远坚持真理,那样你就伟大和优良。永远不要在你愤怒时鲁莽行动。你损失的时间,你将以力量、理智和智慧得到补偿。如果你想找到用于了解一个人的精神的正确钥匙,那你就要毫不客气地问他最好的朋友是谁。如果你想有一个你喜欢的忠诚仆人,那你要亲自照顾自己。被人赞扬是件好事,但成为值得被人赞扬的人是更好的事。一个人的好品德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努力、斗争和祈祷才形成的。打破那些破坏和平的东西吧!培养那些能培育爱的东西吧!”如果没有这份文件,我们不能很好地明隙约翰?赫伊津哈的生活。 父亲让孩子认识另一种真理,那就是科学的真理。父亲从事的科学研究,集中在生命起源以及生命从无生命物质中的自发诞生这些方面。虽然他的理论刚刚被推出之后就遭到致命批判,他还是靠着它们获得了短暂的知名度和莱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以此给儿子做出明确的榜样:研究是准确性的问题,提出问题是广度的问题。不仅在形式上,也在内容上,他父亲给他指路。“他以罕有的精神上的多面性和对所有研究项目的开放态度,似乎猜到了充满学习欲望的年轻的我在寻找什么。” 这两笔遗产既产生影响但又产生矛盾。它们很早就构成对比的框架,决定了赫伊津哈余生的思维:科学与宗教、理性与感觉、个人与集体、变化与永久性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它们都是太大的名词,但他似乎是下意识地思考它们,这是从他让自己接受洗礼的决定所表明的。通过洗礼,十八岁的约翰被他祖父的教会接受了,但相应的效忠信反映的主要是他肤浅的精神。既高兴又失望的祖父更多地把该信视为“关于宗教和伦理概念在各种民族中的诞生的哲学研究论文”。效忠信里崇敬地谈到了耶稣和基督教新教津礼会,“但我完全没有看到我希望看到的新教津礼会新成员写的效忠信。” 与此同时,无论宗教还是哲学,都不能削弱约翰的强烈激情,这也是从祖父和父亲那儿继承的。最初那种激情使他成为忧郁的小伙子,像所有这类人那样,他情绪变化无常。在这方面也起作用的是,他担心父亲患的疾病也会传给儿子们。他哥哥的精神病以及两个兄弟各有一个耳朵是聋的,似乎表明他们都有那种病。在他们父亲第二次婚姻中出生的同父异母兄弟赫尔曼(1885年—1903年),受到那种思想的严重烦扰,十七岁时喝显影液自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情况,无论祖父还是父亲,都很早丧偶:雅格布是在第七个孩子出生时,迪尔克是在结婚后仅仅四年。祖父的反应是对妻子完全理想化,父亲则把损失完全忘掉。雅格布一直没有再结婚。对他来说,已经去世的妻子变成了完美的存在物,是启发人们虔诚生活的模范。迪尔克则在两年后再次结婚,竞选了市议员职位,从做基础研究转行做科学普及工作。他们俩当中,一个寻找在上帝那儿的与世隔绝,而另一个找到了启蒙运动带来的社会交往。 这样,最初映入约翰眼帘的女人形象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她们很神圣,平时见不到她们。他父亲患的病使性爱显得很可怕,这强化了他从小持有的对女人虚无飘渺的理解。他感觉到的在激情与满足之间的矛盾,由此具有具体的内容。他有一个用来写阅读杂记的小笔记本,1897年记下了从尼采的《论道德的家谱学》中援引的一段话:“在性欲与禁欲之间,不一定有矛盾。任何良好的婚姻,任何真正的爱情,都超越了那样的矛盾。” 然而,约翰.赫伊津哈并不是一个普通小伙子,他的青春并非不幸福。他父亲与曼娜?德科克(1847年一1910年)结婚,既为自己找到善良的第二个妻子,也为孩子们找到“一个充满爱的照顾孩子的最优秀母亲”。约翰喜欢呆在家里,并且非常热爱看书。他最喜爱的书是探险历史小说和童话。他不仅看那些童话和历史书,而且也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表演题材。从某个视角来看,赫伊津哈的青春时代好像是巨大的一场化装联欢会。他最美丽的回忆之一是1879年夏季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格罗宁根大学生会表演了1506年东弗里斯兰的埃德扎尔特伯爵喜气洋洋进入格罗宁根的情景。他后来还记得最微小的细节:当时刮的风是多么大的,一个旗杆是如何刮断的,埃德扎尔特伯爵闪闪发亮的铁甲衣。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当时首次把握了自己与历史的接触,“其影响既深刻又牢固”。 约翰确实有点古怪,至少是他的小朋友们都这样认为。当他整理自己的城堡和给锡兵军团布阵准备进攻时,他们可以和他一起玩耍,但接着他会让他的客人们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因为,他们习惯于谈论弗罗里斯五世(13世纪的荷兰伯爵——译注)和慕伊德尔城堡(著名的荷兰古城堡——译注),而约翰却给骑士们和王宫起了非常奇特的名字,或者给他们讲他想象出来的梦幻般的探险故事。他和哥哥更谈得来,当他的小同班们玩玻璃弹子或陀螺时,他与哥哥一起研究深奥难懂的纹章学,还讨论头盔符号和盾徽的中心图案、小方块和横条等。 在那种与历史的游戏中,童话和历史融为一体了。而当在游戏中增加自己历史时,例如在庆祝他父亲与后妈结婚十二年半(铜婚)的纪念日时,那种游戏就增加了额外的活动内容:首先是分发了打印好的歌曲和唱歌。接着是约翰(他祖父说,他的“服装和化妆都是最老式的”)表演了彼特?赫伊津哈?巴克尔,这是生活在18世纪的一位曾经编写了赫伊津哈家族家谱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约翰的哥哥和一个堂妹饰演本家族的老祖宗。他们给祖父脖子上挂了个花环,而夫妻两人得到了来自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的礼物,最后古代希腊诗人荷马(雅格布饰)和阿纳克里翁(约翰饰)与他们的一位女神一起唱歌,歌曲很有针对性,毫无疑问是约翰创作的。 从他与哥哥一起收藏的硬币中,也表现出来她与他自己历史的特殊关系。“我们是如何收集它们的,我已经不知道了,”赫伊津哈回忆说,“但是,我们的收藏包括有船图案的古老硬币和有骑士图案的银币,还有公元1500年或更早的东西。我们有上面刻着‘liever turcx dan paeps’(古荷兰文,意即“宁愿信伊斯兰也不信天主教”——译注)字样的海盗铅币,还有1672年围困时期的应急纸硬币,以及1814年格罗宁根大学成立200周年的纪念硬币,上面印了‘dummodo monumentum adsit’(拉丁文,意即“在这座纪念碑存在时”——译注)这样一句话。”收藏中最漂亮的硬币是一位叔叔在1884年某次化装聚会上送给他们的,是虔诚的路德维克时代的一枚德纳里尤斯银币,是在珲辛霍一个小安全岛上挖出来的。中世纪和格 罗宁根,在一场梦的虚假之中统一起来了! 维尔纳?凯奇认为,德纳里尤斯银币的故事表明赫伊津哈“对名称有点入了迷”。的确,年轻的约翰对名称很痴迷,不管它们是人名还是地名。贵族的背景和姓名,都被他算作自己秘密嗜好的内容。他说:“在喜爱它们的同时,我蔑视了自己的、我知道得太清楚的基督教新教津礼会牧师和格罗宁根周围地区自耕农平民家庭背景。”他对名称的痴迷,也涉及堤坝和河流、村庄和城市。赫伊津哈能够背诵它们的名称,如同荷马能够背诵海洋上的船名那样。 这个特点也涉及词语和它们的派生物。在中学读书时,赫伊津哈已经非常喜欢琢磨语言学。也许是因为他的学识有点过于渊博,他的老师杨?德翁克尔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当这位老师被问起荷兰文动词“hebeo”(含义为“拥有”——译注)有没有可能与拉丁文的“habeo”有什么关系时,他表示愿意解释日耳曼语系中语音演变的原则。这样,约翰知道了,拉丁文的“pater”变成了“vader(含义为“父亲”——译注),“caput”发展成为“hovet,hoofd”(含义为“头”——译注)。“学到了这些知识使我万分激动,于是从那个时刻起,我决定一定要钻研语言学。” 由此。在语言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对比就形成了。因为,虽然他热爱语言学,但他对历史学的激情并没有消失。“我的心灵和幻想充满中世纪的事情,但我对它们知道甚少,只有既多变又模糊的一些看法,其内容常常是骑士和羽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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