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地铁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作者：聂尔  页数：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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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记得奥威尔在哪本书里说过这样的话：在专制时代结束之后二百年，散文不会产生。读后十分震撼。　　自然，奥威尔的话说得太极端了，而且还颇有点宿命论的意味。但是难得的是，他揭示了散文生存与自由空间的联系，正所谓“生死攸关”；对于散文的自由品格，期待是深切的。　　我国春秋时期曾被誉为“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其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那气象似乎确为后来所未曾见；但因此，也就出现了为文学史家所惯称的先秦散文的繁荣局面。然而，毕竟是王权时代，那些散文不可避免地散发着权力的蒸人气息；一些貌似虚无超脱的，如老庄，也都是逃避权力，实则逃避自由的标本。秦汉以后，一统天下，散文沦为“雒诵文学”。太史公的《史记》是唯一例外，恐怕这是与他身受“宫刑”的痛苦不无关系的罢魏晋文学尚“通脱”，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自由，这时文学的自觉是以政治的麻痹为代价的。

内容概要

　　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个体的自由，我们说的政治自由，其实也都在于赋予并维护个人的自由。在西欧，自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在中国则是五四时代的概念。只有到了五四，中国文学才有了新的观念，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和风格。其中，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新青年》首开“随感录”专栏，所载散文已大异于《论语》、朱子之类的语录体，而带有尼采的风味了。为向古文家示威，一代作家各自实验“娓语体”，于是有了蒙田武、培根式、兰姆式。至于那些人道的、同情或鼓动的、礼赞劳工神圣的文字，那些讽刺的、愤怒的、对抗权力的文字，显然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他们在打倒偶像、个性解放的历史罅缝间尽量地表现自己、施展自己，在五四以后的头十年里，就产生了一批个性各异的经典性文本，创造力的爆发是惊人的。　　创造是自由的创造。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都是通过对现存轨范的反叛和破坏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的。文学也如此。如果作品失去了个性，作者是不存在的；如果整个时代的文学是均等的，雷同的，没有冲突也没有变化可言的话，那么，即使队伍十分宏大，一样可以视同无物。没有自由的文学，禁锢的文学，其命运注定是萎顿的，凝滞的，惟见墓室般的死气沉沉。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以及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但是，无庸讳言，这其中包括对政治目的性以及工农题材的至上主义的强调，相应的对语言风格的规定等等，由于制度性措施的介入，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了作家的艺术个性。及至文革时期，事情有了恶性的发展，致使数亿人民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几乎消灭了散文。三十年过后，危机依然存在，最大的威胁是语言的不纯。散文语言是自由的，个性化的，由于来自生命的丛莽深处，带有几分神秘与朦胧是可能的；又因为流经心灵，所以会形成一定的调式，有一种气息，一种调子，一种意味涵蕴其中。即从这所谓“文学的第一要素”而言，五四散文也是具有范式的意义的。然而，当代散文写作使用的语言，则普遍是宣传的、流行的、大众的、简易的、乏味的语言，是多次政治运动冲荡过后留下的，而又失去应有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修复的语言，是缺乏丰富个性和人性润泽的语言，刚性的语言，布满沙砾的语言。要建设一代散文，必先恢复精神的自由，具体一点说，必先从拯救文学化、人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开始。净化语言，这是最根本的工作，也是最艰难的工作。

书籍目录

我的恋爱奶奶父亲之死小姨夫姐姐我的儿子屋子里的阳光父亲坐在大椅子上审讯道路中国火车最后一班地铁与宋海智博士对谈李荣昌老G纪事小b回家南方日记（之一）屋檐下的谈话院子里的生活爆竹的记忆童年的冬天人是泥捏的老屋陵川的阳光看不见的清道夫为谁而颠狂笑声响起来麻雀在哪里过冬？我所认识的鸟儿住党校日常的喜悦独坐秋风中阴天里的思绪黄昏手枪洞察春天里的思绪汾酒，我的北方兄弟烈30岁的样子颓废聋哑人的道德观瘸子的自尊心雪天说雪在日常生活中谈论战争平原和老人下雨父亲已死

章节摘录

　　我的恋爱　　1983年7、8月间，我从师专毕业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被查出得了癌症。当时的情况可以用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来描述：我们的家里一切都混乱了。我父亲流泪不止，并时时发怒；我母亲躺到病床上，卸掉了她在这个家庭里首要的责任，只睁开空洞的双眼望着我们；我的姐姐哥哥们的家里每家抽出一人随父亲赴太原为母亲治疗，谁也不知道治疗的时间会有多长，以及治疗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一个人留守在父母的家中，时时接收着来自太原的关于母亲病情令人不安的消息，再向各方面加以传递。　　当母亲的治疗渐人轨道，最初的恐慌不得不转为相对的平静之后，太原方面传来的消息竟然主要地集中到了关于我的问题上。我母亲表示，她必须在生前看到我结婚生子，否则她将死不瞑目。家庭里几十年的秩序本来是由我母亲传达和贯彻我父亲的圣旨，现在反过来，我父亲成了我母亲愿望的忠实践行者。与我母亲几十年来对他的指示的执行情况有所不同，我父亲将要丝毫不打折扣地执行我母亲的指令，也就是说，他真的要我在最短时间内结婚。他一点也没有打算要劝说我母亲稍稍改变一下她躺在病床上所产生的昏乱的想法，相反，他认为只有完全彻底地落实那些想法，才能有助于我母亲病情的缓解。这当然只是出于对癌症这种病的极大的误解。但对这一问题我本人也是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有所认识。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是，我们相信，如果一个病人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他的病情就会好转甚至消失不见。这里面的道理是这样的：既然疾病是人的希望的反面，当希望大踏步进逼的时候，疾病自然就不得不退却。这样，我的婚姻问题就成了对我母亲的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打乱了我在师专读书期间所形成的，对于自己未来婚姻的一个初步的规划和设想。我的规划可以分成两个句子来表述：一，我要在二十八岁以后才结婚；二，我要在遇到相爱的人时才结婚。现在我才二十二岁，离开遥不可及的二十八岁还有漫长的六年（在那六年之久的时间之路上会遍布着多少人生的机遇呵！），我还没遇到一个爱我我也爱她的姑娘。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庭所制订的关于我的问题的决定是不可行的，是荒唐可笑的。　　但是，我父亲在一次从太原回来与我单独进行的谈话中（我怀疑他那次回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那次谈话），决然地向我表明了他的原则。他说，一个人的婚姻不单单关系到，而且不主要是关系到他个人的幸福。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应该服从于家庭全局利益的需要。我母亲的健康目前就是我们家的最大利益。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服从这一需要。我父亲的这一说法听起来严丝合缝，无法反驳。但也只是听起来如此，实际上，即便不越过我父亲自制的逻辑边界，我也仍然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至少我可以提出谁都无法回答的疑问：如果我服从，果真会阻止癌症的进攻吗？如果我不服从，我就一定成了癌症的同谋者吗？但是，这个问题也同样可以由我父亲反过来质问我：万一我母亲的健康恶化，甚至生命逝去，我能提出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证明自己不是癌症的同谋？另外，我还可以作退一步想，我父亲对我的要求，无异于给我指明了一条事先就可以脱罪的道路。想到这一点，我只有保持沉默。而沉默就是同意。　　这样，一个介绍对象的过程就正式开始了。我母亲的部下，我父亲的部下，我们家的亲戚们，全都纷纷介入到这一过程中。我在其中的难堪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我的愿望和想法被有意地加以忽略，仿佛这是一件与我无关的工作似的。有时是我被领到别人家里，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坐到一张八仙桌的两边，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与她进行简短的交谈；有时是一个姑娘被带到我家，在所有人满怀希望的目光注视中（虽然大家都故意地离场了，但他们把目光留下来），她低下头表示出她应有的羞涩；更多的待选对象是在言谈中被反复地提及，以要求我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姑娘表明自己的态度。所谓介绍对象主要是介绍对方的家庭条件，至于她们本人则一律被说成是“一个很好的闺女”。我的既定策略是，无论如何我每次都说“不”。我想拿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让他们灰心。但我母亲的一个高个子，大圆脸盘，看起来有几分厚颜无耻的男性部属竟然宣称说，他将把这项工作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直到我不再说不。这引起了我的担忧。　　围绕这件事情，甚至形成了一个竞争和博弈的局面。我父亲和我母亲的下属们，我母亲与我父亲两方面众多的亲戚，构成竞争的各方。谁能够介绍成功，谁就是在关键时刻对我们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就有理由希望在日后获得回报。或者，哪怕没有任何回报，只要能把一个未婚青年变成一只翅膀低垂的沮丧的笼中鸟，这就已经是一个绝妙的回报。当然，上面这一点只是我的猜测。其中，我的姨姨们与我的姑姑们的竞争关系最为明显。我则像一个傻子一样站在人群中，我被他们期待着脱口说出一句他们一直在教我说的话。但因为我是傻子，我一直说不出那句众人期待的话。我说出的所有别的话，因为不符合需要而统统被否决了。一旦我说出符合需要的那句话，它就将被变为永久的铁一般的事实。这有点类似于我国的司法调查，一旦嫌疑人承认他是一个罪犯，他就真的成了罪犯，在他的供认之外并不需要有任何别的理由。但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楚，我不知道一个永久的牢笼已经张开口在等待着我的进入。我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偶然的恶作剧，很快就会落幕的。我以为随着我母亲健康状况的稳定，一个对于人性的正常的理解将会恢复起来，我头顶上的天空仍将是一片湛蓝。　　事实当然不像我所希望的。我的压力在与日俱增。我快要成了一个不顾母亲死活的没心没肺的儿子。有一次我父亲又从太原回来，看我在家里招集了一群乌合之众围着电视机，兴高采烈地在看《霍元甲》，他脸上布满的乌云立刻增厚，仿佛马上要滴出水来。我知趣地关掉电视机，赶走那帮乌合之众，心中充满无限的内疚。我在内疚中寻思，既然母亲的疾病已经取消了所有的欢乐，我就不应该指望有任何意外的爱情降临，因为爱情也是一种欢乐，是一种更大的欢乐。我设想，如果父亲刚才看到的是，我正在与一个女子喜笑颜开地谈情说爱，虽然那是符合家庭利益需要的，也是符合他的要求的，他还是照样会愤怒，因为我已经没有独自快乐的权利。我终于醒悟到，寻求一个可以与之结婚的对象，只是尽一个儿子报效父母和家庭的义务，与那个儿子本身的快乐和利益并无关系。于是我决定，我将迅速地找到一个姑娘，跟她结婚，生下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将围绕在虚弱的母亲膝前，日日给她带来安慰。我这样想的时候，觉得自己挺悲壮的。这真是和平年代难得一遇的一个自我牺牲的机会。　　事有凑巧。随后几天，我在回老家玩耍时，在小姨家遇到了她提起过多次的那个姑娘。她是去别的村子路经位于村口的我小姨家，进去绕一下。听到小姨喊她的名字，我明白了她是谁。但我最初看到的只是在院子里的阳光下一闪即逝的红衬衫，我也听到了她的说话声，但没有听清她跟小姨说了什么。小姨把她送出大门外，然后进到屋子里跟我说，那个姑娘去外村有点事，回来时会再来，到时我要好好地看一看她。我等了她大半个下午。我的眼前不时闪现出那件模糊不清的红衬衫。我想象着包裹在其中的那个具体的女子，她一会就会进到屋子里来。我好像觉得自己有几分焦急地在等待着有她出现的下一个时刻。在我觉得她已经不会来了的时候，她才出现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居然不是我所想象出的一种羞怯。她只是站在屋子里跟我的小姨说一些家常话。我不跟她说话时，她不看我。她的站姿和她说话时的样子，似乎显得率性而又从容。她在回答我问话时脸上就露出笑容，那似是一种宽容的嘲笑，就像村子里的妇人们惯常对待外乡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她们觉得外面的世界是不可信的，是奇怪的。我突然产生一个浪漫的想法：我就是外部世界派来的征服她们的一个人，如同远方来的水手征服异国海岸上的妇人们是一样的。我真的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样，有点为那神秘的笑容所迷醉。她的脸是白皙的，看不到乡村阳光曝晒的痕迹。她与我同岁，也是二十二岁。她也正是一副二十二岁姑娘的模样。天色已经晚了，我还得回城里，于是我便向她和小姨告辞了。小姨追我到大门外，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说下次再说吧。但我已经在心里捉摸着我何时再来。　　事实是，从几天以后开始，县城与我老家之间的那条35里长的公路成为了我短暂的爱情通道。我将不时地往返其问。我的爱情季节将持续一个秋天再加一个冬天。我每次下车以后，需要穿过一个繁华的集镇，再走过一个街道整齐但却并不容易走的村落，才能来到西阁外我的小姨家。姑娘的家就在那个集镇上，但我只是在路过时瞅几眼，并不走进去。我来到小姨家，让小姨去把她叫来。我们一般只在小姨家会面。这是因为在谈婚论嫁之前，双方家庭都只承认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往来。只有到开始了正式的来往，才可以踏人对方的家门。我每次瞅见她家那个低矮，破旧，黑暗的门楣时，我都觉得只有那里才是我的爱情圣地，我的小姨家只不过是一个中途的阵地，迟早是要放弃的。　　我在小姨家宽敞明亮的堂屋里独自一人等待着。一般要等到一两个小时，或者更久。经常是小姨一个人先回来告诉我，说她要过一会才能来，于是我继续等待。到她的身影终于闪进小姨家的大门，我的狂喜便在那一瞬间达于顶点。她跨过门槛，走进屋子以后，一个高潮平台上的欢乐进行曲便开始演奏了。　　这时候，小姨就借故带着她的孩子出去了，而小姨夫不知为何总不在家。这样，空荡荡的明亮的大堂屋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相对而坐。乡村里惯常的寂静，寂静中突然响起的鸡鸣狗吠，院子外面偶尔传来农家主妇们互相打招呼的说话声，都为难以突破的交谈增加了本不应有的凝重氛围。我费尽心机地试图打破这一氛围。但她却总是显出一副坦然而无谓的神情。她好像既能洞悉我的想法，又完全不把那些想法当回事。隔着八仙桌，我故意大胆地盯住她的眼睛，跟她说话，企图引起她热烈的反应。但这一目的似乎从来就没有达到过。那时候，我都跟她都说了些什么呢？我好像说的都是我在三年师专学习生活中积攒起来的话题，它们都是与书本有关的话题，有时候我也夹杂进一些我对乡村习俗的自以为是的嘲弄。我说后一点只为的是在与她的谈话中占有某种优势。但她的所有应答，似乎都已经预先写好在她狡黠而好看的两只眼睛里面。她总是漫不经心地瞥我一眼，转而又望向别处。有一次，她居然发现有人在窗外向里窥望。她笑一笑，说，那是谁呀！窗外响起轻的跑步声和压低的笑。这时她再看我一眼，似乎是告诉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了。我为刚刚发生的事情表示大为惊讶。她却只是淡然一笑。　　当天快黑的时候，小姨就回来了。她故意把大门弄得哗啦啦响，然后才慢腾腾地走进来。她跟小姨说几句家常话，就要告辞回家了。一般总是这样的。这时候我总是吃惊地发现，她在与小姨交谈时，她眼中狡黠的光消失了，她就像突然之间打开了她心灵的又一扇窗户，这使得她光洁的青春的面容回到一种日常的诚恳的表情。她们所说的那些话，如同小溪水一样，流畅，明快，几无障碍。我很难想象，那些日常的会话，它们已经被重复了千百年，为何在妇女们那里能够始终涵有一种恒定的激情。我奇怪地看着她们说完最后一些话。小姨把她送出大门外。我站在屋内，透过窗外的暮色，看她美好的身影消失在宽敞的大门的一侧。　　深秋时节，我们订婚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去她家里了，她也可以来我城里的家了。我母亲还在太原治疗，家里还只有我一个人，但不知为何，她来我家时总是伴有乱哄哄的一堆人，我想这是因为我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们的好奇心。这样，我就只有在人群中观望她。她果然不是一个羞怯的姑娘。她有着一种出人意外的简练的大方感。她似乎已经要负起一个家庭里的女人的职责。这让我既感动又佩服。她似乎从来就没有过恋爱中的那种幸福而又痛苦的惶惑，正如那些时候燃烧在我心中的那种情感，她直接就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这让我一度曾经怀疑她是否懂得什么是爱。　　有一天，我把我最好的朋友带到她家里去。我们在青年时代应该都曾有过那样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的朋友恋爱了，我们对他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缺乏经验的，而女人的神秘是任谁都无法捉摸的。同时，我们的幸福也是需要别人来分享的。于是，我的朋友随我乘坐摇摇晃晃的破旧公共汽车，来到了她们家。已经临近冬天，屋子里生起了炕火。炕火就在临街的窗下。屋子里比较暗。我们三人围坐在火炉旁，居高临下地看着外面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后来她就在我们所围拢的那个火上为我们做饭。我看着她做饭。我的朋友也看着。她不够熟练。但她表示，以后会熟练的。这一表示令我的心中升起一股暖意。我的朋友看看我，又看看她，无耻地笑出声来。但她并不在意。当我们坐上回城的公共汽车，我的朋友对我说，真是奇怪，那样一个镇子，竟然特意为你留下这样一位姑娘。他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姑娘不应该是在那里养成的。但她却就是那里的。不过她很快就会来到城里，来到我的生活中。她会离开那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而且她会很好地适应一切，正如她已经表现出的那样。那时候的我，把爱情想象成一个绵延无穷尽的过程，而婚姻只不过是其开端而已。　　但我却至今还没有吻过她。在小姨家，有几次我试图那样做。她并不躲闪。她只是闭住双唇，令我无奈。不过有时她僵直的身体向后仰去。当我放开她，她庄重地坐好，重又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还有一次，也是在小姨家，是一个晚上，村子里放着电影，全村人都在村中央看露天电影。我等着她来。她竟然带了一个姑娘来了。那个姑娘很能说话，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她却只是始终微笑着。不知她是笑那姑娘，还是笑我。我问了外面放的什么电影，然后开始嘲笑农村居然还在放这样老掉牙的乏味电影。她和她带来的那个姑娘都没有反驳我。她们只是有时狡黠地对望一眼，然后就同时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