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思想史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社：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作者：启良  页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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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从大历史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提出本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实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想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的历史。作者以理性并充满激情的文笔引领读者一同经历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风云际会，与诸多中华民族时代骄子的精神世界交汇，了解试图改造中国改变世界的种种思想体系，看朵朵思想的火花怎样燃烧，灿烂，毁灭，升华……　　一部理性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一幅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的缩影。

作者简介

　　启良，又名孟姜夫，湖南衡阳人。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翌年评为教授。现为湘潭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学兼中西古今，尤以思想性写作见长，已在花城、学林和上海三联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2种，论著逾六百万言，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学者之一。

书籍目录

绪论一：国问绪论二：从人类历史的大宏观看20世纪中国的尴尬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一　戊戌的遗产二　庚子事件的思想史意义二　清末宪政四　革命与改良之间五　难得的严复六　梁启超：20世纪中国的启蒙之父。七　孙中山：终归是儒生第二章　从辛亥到“五四”一　道术将为天下裂二　新文化运动及其地位三　“怪圈”不怪四　俄国的光芒五　简说陈独秀六　重读鲁迅七　胡适的好处第三章　从“五四”到“抗战”一　“主义”的泛滥二　三哲来华三　科玄之争四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争五　新生活运动六　新启蒙运动七　自成一格的梁漱溟八　张君劢：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九　陈序经如是说第四章　从“抗战”到“土改”一　战国策派：中国的尼采们二　所谓的“新民主义”三　新儒家诸贤四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五　王实味与野百合六　自由主义的短期复兴七　国民党的建国主张八　中间派的建国主张九　共产党的建国主张第五章　从“土改”到“文革”一　新的时空观二　思想改造运动三　对胡适的批判四　胡风冤乎五　从“逐步过渡”到“大跃进”六　1957年反右七　现代海瑞第六章　“文革”十年一　何谓“文化革命”二　吴晗的悲剧三　以史代法四　广场政治与集体狂欢五　太阳崇拜六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七　无知也是力量八　顾准的另类言说第七章　从“文革”结束到世纪末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　人道主义讨论与反精神污染三　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对繁荣四　文化热与所谓的新启蒙五　儒学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六　反西方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七　自由主义的新阶段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　戊戌的遗产　　戊戌维新是20世纪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笔思想遗产。言其为遗产，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一、当时的维新人士有关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祈向，而且梁启超本人还是此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导师，热血青年无不受其影响；二、戊戌维新的难题和困结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难题和困结。戊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带着诸多的困惑进入20世纪。一百年后，他们同样带着类似的困惑进入21世纪。从此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点，又是其终点。因为此后中国的百年行程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圆圈式的运动，终点与起点相接。这样，如何看待戊戌维新也就成了我们今日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题中之义。戊戌维新的性质，学界大多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且将其同尔后的辛亥革命作比较。前者为改良，后者为革命。故而前者的历史意义远不如后者。其实，前者也好，后者也好，性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按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不同的只是，前者保留清廷且借助于清政府的政权力量而实行改革，后者则是在推翻清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换。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除太平天国外，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和改良，皆同西方列强有关。此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可以自足自满。虽然其间亦有外域文化的传人，但却始终不影响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佛教便是一例。佛教来自印度，传人中国之后，非但没有将中国佛教化，而且其自身被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且对中国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结构没有带来任何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两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充满着文化大国的自信，并且乐于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乐于做文化的宗主。　　然而西方文化的传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使之从文化的宗主一坠而成他国的附庸。　　从表面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西关系，主要是军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西方人用炮火开道，亦不是为了将基督福音传到中国，而是为了在中国拓展资本市场。但是武力的背后却是文化，战争的结果所体现的乃是两种文化的优劣。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其实质乃是试图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古老的中国。诚然，西方人的本意并非如此高尚，而且也不可能具有此种世界历史的自觉。然而其罪恶目的带来的却是世界历史的整体进步，其所充当的历史角色乃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此种历史的辩证关系，不仅西方人认识不到，而且受其掠夺和欺辱的被压迫民族也是认识不到的。因为在这里面，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交织在一块，遂使人们的认识既模糊又矛盾。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近代西方的对外扩张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体现的是先进的现代文明对各地前现代文明的取代；但从道德的评价角度看，西方人的扩张不仅罪恶，满身肮脏，而且同其他民族古老的生活方式也是冲突的，价值观大不一样。正惟这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被压迫民族无不显得既尴尬又矛盾。尤其在中国人这里更是这样。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文化宗主国的地位，而现在他们必须认他人为宗主，认自己为文化附庸，因而其内心亦就格外的沉重，特别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取舍方面，尤其显得进退若谷，左右为难。　　文化的担当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文化的取舍更是如此。更何况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这里。他们关怀社会关怀生民，凭的就是他们所认定的文化传统，即所谓“士志于道”。所以我们看近世的东方民族，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其他各国的知识阶层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所作出的回应，皆不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和两难。　　也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关怀意识，所以每当民族危难、文化失范的时候，他们总是处在历史的中心位置，以自身的道义和其所持守的文化而救国。戊戌维新便是近代以来他们第一次文化救国。　　所谓“维新”，语出《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过，在周代，“维新”的是天命，义在政治领域；而在近代，中国所要“维新”的乃是文化，惟有文化的“维新”方可救中国于水火。虽然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内中仍有天命“维新”之义，但其旨趣并不在此，而且康有为本人也不是想做现代中国的“素王”和教主。他的使命在救国，而不是救人；其救国亦不在改朝换代，而在刷新政治与文化中的制度。　　康梁之前，中国知识界就已经有了“维新”的呼声。郑观应认为，富国强兵之要务在于对商业的重视，并且提出商贾为“四民之纲”的观点。薛福成、何启、胡礼垣等人亦持此种主张。更可重视的是，这些早期“维新”人士，不仅主张“商富而后国富”，而且认识到国家制度的改革更是强国的根本，比起商贾来更为重要和迫切。郭嵩焘就说过：“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郭氏批评当时的洋务派仅得西洋皮毛，只在船坚炮利上作文章，实乃是舍本而求末。可是在甲午海战之前，这些早期维新人士特别是郭嵩焘却被士林目为异类，其影响也就可想而知。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等人就主张开眼看世界，但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是郭嵩焘。甚至可以说，郭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其文化主张很像半个世纪以后的陈序经。20世纪的陈序经尚不被理解，何况甲午海战前的郭嵩焘。是时，人们愿意接受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因为其接受心理仍是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甲午海战之前，中国政府同英法等国已有过军事冲突，并且同样是耻辱性的结局。可是此时的中国士大夫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病根所在，以为通过办洋务便可富国强兵，同样可以像西人那样船坚炮利。然而甲午一役彻底破灭了洋务的美梦。而且这次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是：一、列强乘机而入，企图瓜分中国，而不仅仅只是中国同当事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二、战争的敌方不是西方列强，而是蕞尔岛国日本。特别是后面这一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打击最大，刺激也最大。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以来受中国文化之影响。论文化，论国力，皆不及中国。正惟如此，在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微不足道的，且以“倭寇”相称。“倭”，从人从委。《说文》释“委”：“委，随也。从女从禾”。“从女”者，意指如妇女之屈从于夫权；“从禾”者，意指如禾穗饱满必然低头。正惟如此，《说文》释“倭”为“顺儿”。不难看出，中国人称日本人为“倭”，所体现的乃是一种大国的文化心理，说明长期以来他们根本就瞧不起日本人。可是这一次，中国不仅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老师败在学生手下，五千年的文化大国竟然在“顺儿”（倭人）面前丢尽了颜面。这对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事实。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惊慌和诅咒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对之如何看待。日本一小国，何以短时间内便富强起来？中国乃泱泱大国，何以今日如此狼狈？　　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中国的惰性是文化的惰性，而非人的惰性，尤其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更为如此。面对民族国家瓜分豆剖之危局，当时的知识界既对列强义愤填膺，痛斥其不义之恶行，同时又在苦苦的反思。反思的结论便是：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走上富强之路，必须变祖宗之法，而且是那些关乎安邦治国的大经大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崛起，根本原因乃是明治维新对西学的接纳；中国同样可以这样为之，以研究西洋文化作为“匡时救国的要图”。　　但是，戊戌变法毕竟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文化更新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从属于政治而后可。然而作为政治运动，变法是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的，“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留给后世的只是扼腕和憾叹；新法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都被废除。　　变法失败之原因，学界议论多矣。或谓救亡压倒启蒙，或谓帝后两党之争，或谓袁世凯的出尔反尔，或谓资产阶级不足以救中国。这诸多原因，有其必然，亦有其偶然。特别在将这次变法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比较时，学者们更是困惑不解。因为这二者的主旨都是为了民族的更新而西方化，都是为了顺应世界历史的大潮，可结果却是一成一败。更可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人要求变法的愿望远没有中国人强烈，更不曾出现像“公车上书”这样的请愿运动，可是日本人却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踏上了现代化的路途。而在中国却刚好相反。一方面，有识之士迫于救亡而强烈要求变法；另一方面，变法又只能以失败的记录载入史册。　　任何历史都是人创造的，而人既是现实性的存在，又是历史性的存在。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他们可以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变革传统；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他们的一切变革又势必受到传统的制约。而且，历史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或者反过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从偶然的一面理解，我们不排除个别的偶然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从必然的一面理解，我们同样不应忘记，任何偶然都有其必然的根据。只不过这“必然”绝不是像吾人以往的教科书所说的天意般的“历史规律”，而是历史文化之传统，特别是观念文化的传统。　　应该说，这是我们思考一切历史问题必备的理论思维。循此，我们再来看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之原因，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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