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年3月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汉斯-约阿希姆·鲍尔 页数:313 字数:200000 译者:陈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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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名门世家”丛书自德国CAMPUS出版社引进,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闻名的大家族,包括政治家族、实业家族和艺术家族。这些家族或权重或位尊,风云一时,他们的财富、地位、声望及志趣,对他们所处时代构成举足轻重的影响。名门世家自然是成功者之家:他们掌握着一定的社会资源,代表着一定的文明成就,为普罗大众提供了值得追求的人生梦想。他们的传奇故事,刺激着大批具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勇猛进取,力争上游。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世家不仅仅是一个因富而贵的群体,他们的多数人都在远大理想的框架下实施人生规划,注重精神财富,对后代进行言传身教,包括如何养成磊落大方的行为举止、沉着冷静的心态、临危不惧的自制力、成熟老练的外交手腕,以及因为优越而兼容万物的胸怀。这些教育自幼年起,从餐桌到书房,全部贯穿着。鉴于此,CAMPUS出版社推荐这套丛书为大学生课外阅读范本,当作精英教育的一个部分。编辑这套书的过程,我们如见苍茫世事,百年沉浮,英雄、伟人、智者起伏其间。他们的累累伟业或流血牺牲,筑成人生大美,让人悲欢不止。
内容概要
瓦格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德意志精神的代名词。瓦格纳音乐剧制造出来的集体癫狂与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创造的经典时刻极为接近。他对于二十世纪的影响相当于贝多芬对十九世纪的影响。瓦格纳的盛名还使他卷入翻云覆雨的政治领域,伟大的革命家列宁及纳粹头子希特勒都是瓦格纳迷,这使得瓦格纳家族的命运与二十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纠结一起,大起大落,毁誉参半,至今犹太世界还在拒绝瓦格纳,因为瓦格纳的作品让人联想到当年被纳粹用火车运往集中营的情形。本书展示了瓦格纳充满失败、破产、流离,却为音乐与女人不懈奋斗的一生,以及其家族经历五种政治体制,前仆后继,把“瓦格纳音乐节”变成国际乐坛年度盛事的感人故事。
作者简介
汉斯-约阿希姆·鲍尔,音乐史家,也是瓦格纳的研究专家,曾有《瓦格纳作品中理性的情感演变》(1995)、《音乐指南——里查德·瓦格纳》(1992)等作品。
书籍目录
前言上卷 神人瓦格纳 第一节 家族起源 第二节 踏上不归路 第三节 婚姻交响曲 第四节 祖国啊!让我如何感激你 第五节 不再忍饥挨冻 第六节 觉醒的肉体开始战栗 第七节 瓦格纳是一个革命者吗 第八节 音乐是个女人 第九节 旋律仿佛漂浮在水上 第十节 唯一的一次爱 第十一节 国王的赦免 第十二节 我缺少一个女人 第十三节 柯西玛来了 第十四节 奇迹诞生 第十五节 皇恩浩荡 第十六节 福乐之岛 第十七节 五千年的幸福 第十八节 辉煌之巅 第十九节 尼采的批判 第二十节 戏院的第一块基石 第二十一节 里程碑 第二十二节 迷上法国女郎 第二十三节 死神的祝福下卷 瓦格纳家族 第一节 圣杯守护者 第二节 把丈夫制成一座圣像 第三节 拜罗伊特节日剧院 第四节 母亲撒谎 第五节 天才之子 第六节 必须生下新的继承人 第七节 恐惧不是我的风格 第八节 温妮弗雷德与希特勒 第九节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第十节 新婚之夜并不热闹 第十一节 你还可以继续帮助我 第十二节 我可没和希特勒睡过觉 第十三节 女人的专制结束了 第十四节 新拜罗伊特 第十五节 这是男人可以原谅的缺点 第十六节 哀莫大于心死 第十七节 世界文化遗产 第十八节 巴伦波姆事件 第十九节 家族内讧 第二十节 古典也八卦后记附录一:译者说明附录二:瓦格纳家族年表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及相关文献
章节摘录
上卷 神人瓦格纳第一节 家族起源日耳曼是欧洲的一个古老的民族。萨克森州位于德国东部,东邻波兰,南临捷克。公元前三世纪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此定居,他们佩带的石剑,古高德语称Saxony,地名由此而来。德累斯顿是其首府,素来有“欧洲中部文化与艺术明珠”的美誉。在这个有着悠久工业传统的土地上,有一个叫弗莱贝格的小镇。400多年前,一个叫莫里茨·瓦格纳的矿工生活在这里。那时候的德国正经历着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新旧教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引发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这场血腥的战争是诸侯与皇帝之间、诸侯相互之间以及德国与法国之间政治矛盾和宗教对立相互撞击的结果。整个日耳曼变成一片废墟。德国在领土、经济和人口上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并被分裂成360多个大小邦国和上千个骑士国。法国取得在欧洲的统治地位。战争是残酷的,但在死亡的灰烬中孕育着文明的种子。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被削弱,各封建诸侯国在朝着“现代的”国家形式嬗进。这是一个忧伤的时代。国力疲惫,民生艰难。德国人并没有失去信心:尽管英国人与法国人骂他们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他们聚集在教堂里,虔诚地向主祈祷,彻耳颂听那被誉为乐器之王的管风琴的曲声。这是一种体积庞大得近乎恐怖的乐器,结构直接依附在建筑之上,有数以万计的音管。最大的音管像巨大的柱子,立在教堂的舞台地面与屋顶之间。主的声音通过它们传人人心,是那样苍凉、庄严与神圣。能够在教堂中:哪怕是在小镇教堂中担任管风琴师,也是乐师们引以为豪的荣誉。他们是接近上帝的人。莫里茨·瓦格纳之后的四代,有几位便坐在这个构造最复杂的乐器前,用手指捕捉着上帝的容颜。他们是:在霍堡的马丁·瓦格纳(1603-1669),在塔门哈恩的萨穆埃尔·瓦格纳(1643-1706),在库伦的伊曼努埃尔·瓦格纳(1664-1726),在米格伦茨的萨穆埃尔·瓦格纳(1703-1750)。看不见的火,在血脉里流传。这是几位终其一生名声仅局限于小镇的乐师。他们不曾意料到后辈中将出现一位人类历史上不朽的音乐天才。瓦格纳的祖父戈特洛布·瓦格纳(1736-1795)没有继承父辈的传统。他学过多年的神学,还与一位精通音律的校长的女儿结婚,却在莱比锡市找到一份当收税人的活。这是一份对时代变化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职业。过去,人们普遍相信“启示”是从神而来的终极真理,相信神圣价值。他们谛听福音,忍受贫穷,追求崇高与圣洁。现在启蒙学者们掀起一股用工具理性战胜思辨理性的世俗化思潮。理性,一跃成为认识宇宙的发动机。他们指责以往的历史是蒙昧时代,建立理性法庭,通过运用理性建立新的社会规范,致力于将人们从无知和神话中解脱出来。他们成功地在人类的物理学领域应用了科学方法,同时希望能将科学方法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在这股风潮下,人们用更冷静、更世俗的眼光打量着自己的实际生活,在考虑问题和作决定时,越来越注重眼前的现实利益。神退居次席。音乐似乎没有生活本身更重要。这时候,国家的概念也得到充分强调。征税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方面。其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二是运用税收政策调节经济、调节分配。所以在当时,一名普通税务官所获得的收入以及尊敬,是要大于一位没有名气的管风琴师的。戈特洛布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瓦格纳同样供职于政府部门。他学的是法律,是莱比锡市警察局的书记员,像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他有着浓厚的官本位情结,渴望成为一名手握权柄的警察局长。但在莱比锡大会战爆发的那年,他死于流行性斑疹伤寒。这位警官生前爱好诗,尤其爱好戏剧,每到冬天,总要参加一些业余剧团的演出,莱比锡市的托马斯剧院为他提供了舞台。他显然在这方面耗费了太多时间。很多年后,那个在他死去之前六个月出生的儿子威廉·理查德·瓦格纳,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写道:“妈妈用不无戏谑的口气告诉我们,那时,她老得等他回来吃午饭。饭菜都凉了,还看不到他的鬼影子。等他缩着肩膀回来后,她就大声骂他。他伸出被墨水弄脏的手指,说,自己是公务太忙。他忙什么呀?他没有赶回家吃饭的原因,只是去了剧团拜访某位女演员。在匆匆往嘴里扒完几口饭后,他又飞快地把那根弄脏的手指头洗干净,一眨眼,蹦回到剧团那了。”弗里德里希·瓦格纳有一个多才多艺的朋友,叫路德维希。盖尔。后者当时是德累斯顿宫廷剧院的演员、诗人、剧作家、肖像画家。他以押韵的亚历山大格式诗句写成的喜剧《伯利恒孩子的谋杀》还得到歌德的赞许。萨克森国王也赞赏这位肖像画家,并给他介绍了巴伐利亚宫廷的合同。弗里德里希去世后的第九个月,盖尔继承了弗里德里希所留下的一切:乔安娜,六个孩子,包括出生在1813年5月22日的瓦格纳。盖尔与乔安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缔结百年好合,惹了不少研究瓦格纳学者们的非议。有人推断说,盖尔才是瓦格纳的生父。但这毕竟是一种想像,不是证据。瓦格纳和年长他十四岁的哥哥阿尔伯特·瓦格纳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容貌与性格。瓦格纳的母亲乔安娜·罗西娜,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是一位面包师的女儿,在“一所经过挑选的莱比锡教养院”度过一些时光,并得到一位朋友慈父般的关爱。她长得娇小漂亮,性格外向,又富有幽默感。她为弗里德里希生了六个孩子,后来又为盖尔生了一女。她个子很小,有头痛的毛病,喜欢戴很多帽子。这种扮相令人发笑。生育能力惊人的乔安娜喜欢戏剧,少女时代演过戏。或许是对戏里戏外看得明白,又或许是因为家庭负担过于沉重,她没有过于纠缠弗里德里希与那位女演员的桃色事件,不想把事情搞复杂。她也没有时间为自己的不幸感伤。能喂饱那么多张嗷嗷待哺的嘴巴,让这个大家庭安然无恙地把日子过下去,就已经让她精疲力竭。瓦格纳回忆道:“母亲每天都要面对许多困难,生活甚是窘迫。可在繁重的家务之余,她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爱好,用一小块窗帘剪出好看的台布,又或者用几块木头搭出一个可供摆放花革的架子。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与欢笑。但我得承认,她的嗓门够大的,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她不具有女性所独有的体贴入微,以及柔和的音调,行事异常果断。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从未爱抚过我。她好像并不懂得如何表达感情。家里总是吵吵闹闹。但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母亲所要照顾的不是一两个孩子,而是一大堆孩子。”瓦格纳从母亲那儿继承了很多优点,雄辩、热情、坚韧与不屈的信念。瓦格纳在深爱着母亲的同时,也对母亲抱有另一种感情。他认为母亲爱吵架、唠叨、草率、有强烈的占有欲。但儿不嫌母丑,如同成千上万的儿子一样,他需要母亲的爱和肯定,就像鱼需要水,人需要空气。在瓦格纳的一生中,母亲一直是他精神上的支柱。她鼓励着在逆境里的他,支持他执着于艺术的追求,并拿出钱供养他。如果没有母亲的最初认可,他就不可能从一个少年丧父的孩子成为艺术大师。继父盖尔对年幼的瓦格纳影响巨大。1814年8月,一岁大的瓦格纳跟随继父来到德累斯顿。盖尔对他也格外钟爱,常常带他去剧院。这时候的瓦格纳真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爱吵闹、粗暴、生硬”,还老干一些越轨的事。有一天,他追赶一条狗直至市场。在那儿,一匹受惊的马使他的胸部受伤。为此,家人对他的健康非常担忧。另一次,他把一块滚烫的排骨塞进裤袋,结果烫伤了腿。他还曾设法用雪莱的诗集与糖果商奥兰换奶油白菜。这些都没给人留下好印象。但继父总是亲切地称他为“小哥萨克”。盖尔是一位在各种艺术门类都颇有创见与成绩的人。这时的盖尔在瓦格纳心目中真是高大极了,又是写剧本,又是设计演出服装,不仅画布景,还要参加演出。瓦格纳对继父着了迷。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在剧院厮混的这些日子,把我从枯燥的现实生活中整个拎出来,抛入了一个无比愉陕的精神空间。凡与舞台表演有关的事,对我都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当瓦格纳功成名就后,他以“精神父亲”的方式来缅怀继父:这种看法是困难的,瓦格纳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而盖尔正有着犹太人的血统。“我儿时最早的记忆与这位继父密切相关。我从他那儿飞向了戏剧的殿堂。我大致还能回忆起,继父愿意看到我的绘画天赋有所发展。在他的引导下,我也曾试图临摹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的肖像。然而他放置画架及油画的工作室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我的兴趣不在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上。我更热爱那些生动活泼的戏剧。一股不知名的强大力量影响着我。我不仅是呆在有通往舞台人口的秘密包厢里的儿童观众,也不仅仅参观了堆满梦幻般服装的更衣室,而且通过自己的参与被引入戏剧殿堂。欢迎刑满释放的萨克森国王的即兴作品《易北河畔的葡萄园》里,伴随着管弦乐队指挥卡尔·玛利亚·冯·韦伯的音乐,我在一个生动的场景中,扮演一位背后有翅膀的天使。”韦伯,在西方音乐史上,以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而著称。他是盖尔的朋友。1821年,他根据德国的古代民间传说创作出《自由射手》,讲述魔鬼的诱惑和灵魂的得救。这是一部德国人盼望已久的歌剧,是第一部伟大的德意志民族自身的歌剧。韦伯运用了富于德国民间色彩的音乐语言和新的浪漫主义的音乐手段。歌剧中的山林景象、生活风俗的描绘,以及作者对民族民间音调的运用,都同当时卖弄歌唱技巧、追求华丽辉煌效果的意大利式和法国式歌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洋溢着地道的民间情趣和味道。他展示了一幅让自己的同胞感到亲切新颖的画面,北方森林、偏僻村庄、普通猎户、神秘的力量、欢乐的舞蹈、雄壮的合唱、乡村少女们美妙的民谣,歌剧首先在柏林演出,随后在德国各地的舞台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辉煌的演出大厅不时发出疯狂的赞叹声时,当韦伯被要求一再返场并加演序曲时,八岁的瓦格纳完全着迷了。瓦格纳憧憬有朝一日也能像韦伯那样,站在指挥台上接受观众如痴如狂的膜拜。瓦格纳在自传中说:“这么近距离地听乐团演奏,使我感到一种神秘的快乐和兴奋。小提琴上响起的五度音程,似乎是来自灵异世界的呼唤。这些五度音程和我心灵中的鬼魂紧密相连。那拉长的A调箫音,就像来自死者世界的召唤,没有一次不使我的神经到达紧张激狂的点。”但这时候的瓦格纳并没有显出有什么音乐的天赋。命运之神或许控制着他的天赋的形成与发展,使得他体内的诗歌、音乐、戏剧、舞蹈和装饰艺术的天分,得以有时间完全相融相合。韦伯拖着有残疾的腿问这个狂热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要做一个音乐家。母亲在旁边叹息着摇头,并不对一个连钢琴都学不好的、又有着那么多稀奇古怪想法的孩子抱有这种期望。她的希望在其他的孩子们身上。瓦格纳的长兄阿尔伯特(1799-1874)学过医。在韦伯的建议下,他开始学习歌唱。1819年的冬天,阿尔伯特在莱比锡歌剧院首次登台演出,扮演莫扎特《后宫诱逃》中的贝尔门特。1820年,在韦伯亲手指挥下,他在德累斯顿演唱莫扎特《魔笛》中的塔米诺。同年,在布雷斯劳,他第一次受聘担任歌剧男高音。在这一年,他倾听与观看了130部歌剧的片段,细心揣摩过200多位角色的表演技巧。1857年到1865年,阿尔伯特在柏林担任宫廷歌剧院导演,演艺生涯达到顶峰。大姐罗莎莉(1803-1837)很小的时候就在继父的戏剧《收获节》中担任儿童演员,17岁时成为德累斯顿宫廷演员,担任由韦伯创作的歌剧《普莱齐萨》里的主角。这给她的小弟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828年开始,她受聘扮演歌德《浮世德》中的甘蕾卿、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科内利娅、奥贝尔的歌剧《拱廊上的哑巴》中的主角,以及许多今天已被遗忘的歌剧角色。继父盖尔去世后,她在布拉格的一所歌剧院拿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合同,负担起家庭里的大部分开支。1836年,她与莱比锡大学的奥斯瓦尔德·马巴赫教授结婚,一年之后,死于产褥感染。路易丝(1805-1862)是瓦格纳的二姐。像大姐一样,她在是一个小女孩时,也登台演出,扮演的儿童角色深受大家喜爱。她还在韦伯的青年歌剧《森林中》担任哑角。从1827年夏天起,路易丝在莱比锡歌剧院得到一份不错的聘约,这样她也可以为家庭提供生活资助。这期间,瓦格纳全家已从布拉格回到莱比锡,因为罗莎莉在结束汉堡、达姆施塔特、卡塞尔的巡回演出后,于1828年再次回到这座博览会城的歌剧院。1828年,路易丝与出版商弗里德里希·布洛克豪斯结婚,终止了演艺生涯。瓦格纳家族与布洛克豪斯家族似乎很投缘。瓦格纳的四姐奥蒂丽(1811-1883)于1836年与她姐夫的兄弟,语言和文学家赫尔曼·布洛克豪斯结婚。采奇利娅·盖尔(1815-1893)是乔安娜与盖尔生的女儿,她在1840年与出版商爱德华·阿芬那留斯结婚。爱德华后来在巴黎负责布洛克豪斯出版社巴黎分社的工作。第三个姐姐卡拉(1807-1875)同样具有戏剧表演方面的天赋,年仅十六岁的她便前往德累斯顿的宫廷歌剧院,在罗西尼的歌剧《灰姑娘》中担任主角。1828年,她与歌剧歌唱家海因利希·沃福拉姆结婚。沃福拉姆后来成为凯姆尼茨商人。在瓦格纳家族中,长兄阿尔伯特的继女约翰娜同样在戏剧领域表现出惊人的才华。1844年到1851年期间,她担任德累斯顿歌剧院最年轻的女高音,1845年10月19日,她在《唐豪瑟》首演中扮演伊丽莎白。1851年,她效力于柏林宫廷歌剧院,在当时获得巨大成功,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女歌唱家。在她的叔叔瓦格纳眼里,她像早期的威廉明尼·施罗德·德弗林特,是表演艺术的典范。1876年,约翰娜应邀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扮演《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女武神和命运女神。1859年,她与县长阿尔弗雷德·雅赫曼结婚。他们的儿子与朱利斯·卡普共同撰写了《理查德·瓦格纳与其第一位伊丽莎白》一书(1927)。
后记
有资料统计,在世界现存的大量文献中,除了基督神和拿破仑之外,瓦格纳就是被世人研究和评论得最多的人了。几乎没有其他德国人的名字能够像瓦格纳一样,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响。支持他的人与反对他的人几乎一样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哲学家尼采。最早,尼采一度认为瓦格纳是古希腊悲剧的唯一继承者和酒神的人间祭司,是自己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以及理想中的超人。后来尼采于1875年发表《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认为瓦格纳用激情误导着人们。到了《瓦格纳事件》,尼采与瓦格纳真正决裂,他在承认“瓦格纳纯粹是我的疾病”的同时,对其作出严厉批判,认为瓦格纳已经彻底堕落,不仅是作为剧作家的堕落,也是作为音乐家的堕落。瓦格纳的音乐迎合那些门外汉或者对音乐一知半解的人们的“趣味”,并给予他们迷乱和癫狂的借口以及力量,是作为麻醉剂和鸦片的艺术。拜罗伊特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瓦格纳所谓的乐剧以表面的堂皇掩盖内在的粗俗,是个巨大的假象,是音乐的迷信,甚至是一场低级愚蠢的暴动。“瓦格纳是一种病菌,他污染每件他所触摸到的东西:他让音乐变得令人作呕。”尼采经历了把瓦格纳奉为精神导师,然后与之分道扬镳的痛苦过程。这位伟大的天才洞悉了瓦格纳的虚伪与完美:很难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块。但瓦格纳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甚至可以说,瓦格纳天生就是演员,他的生活就是最真实的剧本。必须说,瓦格纳与尼采都是百年难遇的天才。尽管前者可能是一个“邪恶”的天才。在瓦格纳之前,还没有人能够为音乐史带来如此彻底的革命。无论是意大利、德国还是法国的歌剧都是以音乐为主体,从某种程度上说,剧情是音乐的娼妓,任由作曲家和歌唱家糟蹋。罗西尼、贝利尼、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歌剧剧本,其中最好的也就是“不荒谬”而已,像《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女人心》等在剧情发展上都有很多硬伤,更不用说剧情本身具有多少深度。瓦格纳的乐剧以戏剧为主体,音乐是戏剧的衣裳或盔甲,它使得那本来就很健美的“胴体”更加丰满辉煌。瓦格纳把哲学、宗教和道德编织在戏剧和音乐之中,按自己的美学理想和理论,创立了“乐剧”。现代歌剧之能废弃无意义的声乐装饰,力求真实的表现,管弦乐伴奏的丰富化,莫不是受瓦格纳影响的结果。甚至歌剧演出的某些细节,比如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剧院中乐队隐蔽到乐池中演奏、演出时除舞台上有明亮的灯光外其余灯光一律熄灭等剧院结构特点,也都是瓦格纳的天才构想。对此我们已司空见惯,就像我们参加婚礼要听到《婚礼进行曲》一样。而这首全世界通用的《婚礼进行曲》就是瓦格纳的作品。瓦格纳也很重视指挥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个人再创造的风格。他认为指挥者不在于敢于藐视作曲家的意图而任意发挥他的自由的节拍,而在于他能够想像得到作品的内在的诗意和戏剧性的内容,因而有力量重新获得作品在节拍上、色彩上所固有的、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全部情意。早期的瓦格纳同贝多芬一样,向往革命,向往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的胜利,向往一个“人生而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乌托邦。但是思想成熟之后的他发现,这样的理想不仅仅是空洞的,虚伪的,更有可能是衰退的,毁灭性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一百多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我们看到世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我们看到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却也看到了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堕落。而他在政治思想、音乐戏剧美学上的著述,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起过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他是空前绝后的,是任何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无法比拟的。瓦格纳是唯一一个为我们带来许多所谓“主义”的作曲家。而希特勒正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置身于“瓦格纳主义”魔咒之下的崇拜者。长期以来,希特勒对于瓦格纳音乐的极端的专注,被认为是造成他后来尼采式的疯狂的原因。今天,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在瓦格纳的音乐上面,也许就是这一“魔咒”作用的结果,聆赏他那部需要四个晚上才能演完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喜欢瓦格纳作品的音乐迷来说,瓦格纳本人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的叛逆者、幻想狂,是他们心中那个或大或小若隐若现的“自由之神”。瓦格纳的作品是最复杂的、最瑰丽的、最震撼的,同时也是能够深深驻留于人们心目中的音乐。桀骜不驯的鲜明个性、恢弘磅礴的场景与架构、诡异与不和谐的奇峰突起、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的倾诉、争斗与动荡之后难得的清净,他们几乎能在瓦格纳的作品里找到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他们虔诚地写道:“瓦格纳把我从一个只有窗户却没有门的房间里拉了出来,把囚禁在我的生命中的那些精灵也一并拉了出来,把我对另一个空间的凝望也一并拉了出来。”这些瓦格纳迷们认为,瓦格纳的乐剧在音乐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自认肩负历史重任并渴望创造历史的人们和那些英雄主义的民族才能为他的音乐而激动流泪,才能理解他的音乐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生命的意义以及永远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歌剧作品应该是德意志民族、西方音乐,甚至整个人类文明期盼已久的成熟的硕果。所以拜罗伊特“绿岗”上的那幢红色建筑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对他们来说,能现场观赏瓦格纳的“乐剧”是一种境界、一种难得的体验。因为它是音乐艺术的极致,综合了文学、器乐、声乐、舞美、编导、表演等等要素,是瓦格纳终极艺术理想的显现。每年的七月底至八月举办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成了他们朝拜的节日。他们漂洋过海从世界各地赶来。城里的酒吧和客栈在这些天开始忙碌起来:等到歌剧节一结束,整座城市就一下子又恢复平静。拜罗伊特位于巴伐利亚州,在弗兰肯丘陵和波希米亚森林之间。城市与瓦格纳息息相关,除了节日剧院以外,城里还有瓦格纳纪念馆、瓦格纳大街、帕西法尔药房和荷兰人街等等。这座城的典雅和恬静正好与瓦格纳恢宏的歌剧形成鲜明对比,朴素的洛可可风格和安静的老城区实在让人无法想像条顿风格的绚丽壮阔的歌剧。他们边走边看边想边在心里默念那个伟大的名字。男士穿着后摆长及膝盖的燕尾服,打着精致的领结。女士穿着拖地的晚礼服,挽着高高的发髻。他们在那条沿着山坡缓缓上升的两百多米长的林荫大道前下了车,怀着朝圣的心情,步行朝向位于坡顶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羽翼般的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枝叶中泻下。在剧院门前的空地上,人们静静地站着,仰头望着这座建于一百三十多年前却依旧一尘不染的剧院。它很简单,全部的设计都是为了获得最佳的剧情效果,没有任何无用的装饰。因为简单,它更显圣洁。在各门艺术中,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直接地打动人的内在情感;在人类生活中,也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生动地表达人的心声。像贝多芬那样影响着几乎所有后来者一样,瓦格纳对后来人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他后来的作曲家,比如德、奥体系的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法国体系的圣桑、意大利的普契尼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如同瓦格纳当年竭力要在贝多芬之后的古典奏鸣曲体系寻求突破一样,瓦格纳之后的作曲家一样要为摆脱他的影响而苦苦探寻。毫无疑问,瓦格纳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布鲁克纳这个发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出于种种的历史、政治、社会因素,欣赏瓦格纳远少于这个体系中除布鲁克纳以外的作曲家。但可以说,不了解瓦格纳,就不可能真正认识音乐发展史。“如果我们不了解瓦格纳本人和他的时代,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理解他的音乐。”随着中国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日益关注,瓦格纳作为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现象,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上海的三大乐团以及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乐团都将瓦格纳的音乐列入保留曲目。继汤沐海在上海成功指挥演出《漂泊的荷兰人》以及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整场瓦格纳音乐之后,中国爱乐乐团在德国指挥家克劳斯·维瑟的指挥下,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片断和《女武神》第一幕。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瓦格纳的鸿篇巨制《尼伯龙根的指环》在北京上演。北京乃至中国的音乐演出史也因此跨入一个新纪元。多年以来,演出公司把能够操作“三大男高音演唱会”和“紫禁城图兰多”作为演出事件中的“顶端”,但相对于《尼伯龙根的指环》,业内人士则深感上述以往的这些演出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光演职人员就近700人。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余隆说:“神六上天,指环落地,这都是中国的大事,是历史性的。”有必要了解瓦格纳,了解他与柯西玛一手创建的家族。尽管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未来令人不安。尽管围绕音乐大师瓦格纳遗产权力斗争的猜测,如同讨论“瓦格纳文化遗产”是否合乎时代精神那样,始终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拜罗伊特音乐节依旧年年岁岁地吸引着全球公众的注意力,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界瞩目的中心。政客们也纷纷在此亮相,在剧院内外随处可见国家首脑和政党魁首。拜罗伊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音乐和戏剧的范畴。从瓦格纳于1876年8月13日至30日举行了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以来,音乐节已经度过了130年的历史。瓦格纳的名字已经是德国思想史、杰出的成就、民族遗产、世界剧院、文化企业等代名词。光环与荣誉,负担与苦恼,瓦格纳的子孙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五种政治体制后,成功地把一项私有文化财产变成世界文化遗产:今天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他们谱写了“瓦格纳神话”。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拜罗伊特音乐节都会屹立不倒。透过这本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隐藏在这个“神话”后面的存在,以及拜罗伊特事业何以兴旺,何以成为音乐和戏剧的朝圣之地,何以成为争议不断的意识形态舞台等问题。或许还有更多。对众神我们太迟对存在我们又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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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家族》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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