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集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花城  作者：汪曾祺  页数：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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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梦见沈从文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夜，汪曾祺做了个奇怪的梦，在梦里，他见到了已经去世的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在梦中，汪曾祺没觉得先生已经死了，只觉得他一如既往，对自己的教诲——“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虽无多少深文大义，“但是很中肯”。　　四点二十，汪曾祺的梦醒了，但梦中的一切那样清楚而有条理，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三日清晨，他写下了《梦见沈从文先生》。　　四十年代身处西南联大，汪曾祺遇见的名师自不在少数，沈从文却是其中他书写得最多的一位。抛开师生相处形成的私人情感，沈从文到底教给汪曾祺什么，让他多年之后，在梦中仍像小学生般恭敬聆听老师的教诲？　　沈从文不是很擅长讲课的老师，他的方言腔重，说话声音又低，虽然汪曾祺不曾明说，我们也可以想见那课堂效果应该是颇能“催眠”的。沈从文上课所说的话汪曾祺几乎全忘了，他说是因为自己不记笔记的缘故，然而有一句话，他终生记得，也终生受益：　　“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是句普通平白不过的话，在汪曾祺看来，所包含的意思却有多层：比如人物永远是主要的，环境、抒情、议论都不能与之游离；作者的“心”要紧贴人物；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而这些，被汪曾祺视为“小说学的精髓”。　　举个例子，汪曾祺读沈从文的《萧萧》，注意到老师在写这个乡下童养媳时，从来不用城里人的语言，他不用“天真”、“浑浑噩噩”来描述萧萧，只是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　　和汪曾祺一个班的同学们，可能早就让这句话从耳边滑去了。以“人物”为中心，汪曾祺在对老师的诠释中带出的也是自己的小说学的核心内涵。他从来不让小说中的人物为自己代言，不去刻意地拔高他们。他同情自己笔下的人物，却不会人为改变他们应得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真实地活着。这样的写法，看似简单，要对抗的却是另一套流行多年的小说学，在那套话语的统治下，多少作家，写了一辈子，笔下没有一个真实而“活”着的人。　　从沈先生那里，汪曾祺学会了怎样处理语言，这是做一个“好”作家的关键。他在沈从文的语言找到这么一句：“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荡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烂熟了的山果气味，有甲虫类气味，有泥土气味。”没有哪个作家写到过甲虫气味，汪曾祺说到这一点，对老师总是充满钦佩。　　从沈先生那里，汪曾祺找到了自己所承袭的小传统。他谈到废名、谈到萧红的《呼兰河传》、谈到沈从文的小说，再谈到自己的散文化小说。这是一条在文学史上若隐若现的河流，然而汪曾祺觉得它是富有生命力的活水，在“汪汪地向前流去”。　　从沈先生那里，汪曾祺还学会了怎样诗意地抒情，这种诗意的抒情又怎样和作家对“乡土”的热爱联系在一起。沈从文创造了他的“边城”世界；汪曾祺也创造了自己的“高邮”水乡。从某个角度看，他们都在“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那条河串起了无数的故事、风景和人生，他们都想做那河岸边的诗人。　　直到晚年，汪曾祺还带一点孩子气地宣布，自己是沈从文的“得意高徒”。　　这也许是他给自己的最高评价。　　二、七载云烟　　汪曾祺在云南，准确点儿说，主要是在昆明住了七年：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这七年中的大半时间，他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的。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不在少数，他对联大的情感似乎是历久弥新，有趣的是，一直念着母校好处的汪曾祺，当年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虎队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来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　　这却一点都不损害汪曾祺对母校的感情。　　看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是一个怪人、怪事空前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绰号“二十世纪目睹之怪现状”的同学，有在敌人炸弹来袭时留守学校、只为了炖冰糖莲子的怪人，有打着无锡腔把词念一遍就算讲解完毕的先生，有养了只大公鸡和自己同桌吃饭的哲学家……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八年时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有人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只有“自由”的校风，才能容得下这么多特立独行的人，也只有这样“宽容”的学校，才出得了汪曾祺这样的作家。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简单六个字，汪曾祺推崇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这所联大，就是因为听说三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学风相当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着这“吊儿郎当”来的。　　西南联大的自由和宽容成全了汪曾祺，他可以在上课时间随意地泡茶馆，看书、写作、完成自己的考试卷，对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发生兴趣；他可以任意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旁听，也可以独自一人“乱七八糟”地看书。　　联大的老师们，教给汪曾祺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采。汪曾祺的笔下，那些学识渊博也各有怪癖的先生们，每一个都值得他好好来写一写。联大的老师重报告而轻考试，他们爱惜并尽可能地激发学生们的才气，他们不怕学生的“新”与“怪”，只担心平庸。尤其是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它的民主自由风，在联大诸多院系中格外浓重。　　“开放”，是汪曾祺形容联大中文系精神时曾用到的一个浏。他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但确有这个事实。在学风上，联大的“开放”促成了汪曾祺初学写作时的格调，他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中汲取多方营养，这是汪曾祺的幸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时，曾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的阿索林。……我读了一些伏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　　汪曾祺初学写作时期的作品明显受到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实验意味浓厚。其实不止是他，他的老师辈作家在西南联大开放的校园文化中，都在经历着写作生涯中的“转型”。诗人冯至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探讨着纯粹艺术形式和超越性的哲理命题；小说家沈从文在《看虹录》中进行着更为繁复的文体实验；诗人卞之琳转而探索散文化小说的叙事和文体。　　成熟作家的转型与初学写作者的实验，都需要文化氛围、文化信息的开放，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教师构成、学术氛围、教学理念……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　　难怪多年之后，回忆起西南联大，汪曾祺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行云流水，水流云在”。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在联大的特殊气氛中“泡”出来的作家。　　三、另一种美学　　一九五○到一九五八年，是汪曾祺和民间文学结缘的八年。　　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担任编辑，参编的刊物包括《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汪曾祺说：“民间故事里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止。”　　民间文学之外，汪曾祺常常提到的是两个作家，他们的名字，常常和“民间”联系在一起。　　一个是老舍，当时北京市文联的主席。汪曾祺在写这位以前的领导时，提到一个细节，老舍当北京市人民代表，有一年他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因为那年北京芝麻酱缺货。真正了解“民间”的老舍，明白“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这是小事，也是大事。　　一个是赵树理，非常富于农民式幽默的作家。赵树理的幽默在汪曾祺看来，不是存心逗乐，也非尖刻伤人，是温和而有善意的。他和“民间”的关系，也是借用一件小事来说。当时的作家下乡都是穿得像个农民或是村干部，以便于接近人民。只有赵树理因为怕冷，穿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　　汪曾祺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很难说清。也许是对真正的“民间”、对无声的“人民”，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感和关注。而老师沈从文的教导“贴到人物写”，在汪曾祺懂得关注“民间”之后，才真正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实现。　　汪曾祺自己的总结是，他从民间文学那里，学到了至少两点东西：一是语言的朴素、简捷和明快；二是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对比年轻时那个“洋”味颇足的汪曾祺，在民间文学中“涵泳”过的汪曾祺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文人味十足的书面语言掺人民间生动的口语，使得汪曾祺的语言以纯净、活泼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八十年代的创作中，早期那些大胆的实验手法被消融于无形，不能不说是一种得益自民间文学的返璞归真。　　很多时候，汪曾祺笔下的“民间”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辉，“民间”那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也许就来自于此。他在《大淖记事》中写锡匠们的游行队伍，是沉默而严肃的，就是二十来人，在汪曾祺的笔下却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巧云喂受了重伤的十一子尿碱汤，不知道为了什么，自己也尝了一口，这是让汪曾祺自己也为之流泪的细节。　　汪曾祺的民间意识让他能够发掘底层民众的“人性”和“人情”之美，也让他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生活。即便是最普通的世俗生活，在此关照下，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汪曾祺是文人气息浓厚的作家，同时也是世俗气息浓厚的作家。　　这一点也不矛盾，汪曾祺带来的世俗是“审美化”的世俗，在最日常的吃食、风俗、玩物中他发掘“雅”趣，发掘别一种美感。所以寻常酒菜、各地小吃、家乡风物、市井小民，在他的笔下获得无穷滋味。　　也是对民间的关注，使得汪曾祺在写作时采用了“平视”的视角。他相信：“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尽量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现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泯除。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说得更明白一些，不是写小说，而是谈生活。　　汪曾祺笔下，大半是小人物。他也会像赵树理那样，在他们的平凡人生中看到喜感十足的情节，那个把烧饼往桌上一拍的八千岁，《异秉》中别有心事的上茅房的小伙计，人生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汪曾祺的小人物还是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他们的生活不曾也不会被汪曾祺篡改。　　用他自己的话说，民间文学使得汪曾祺取得一种新的美感经验，一种新的审美教育。他的文学，因此也成就了另一种美学风格。　　四、“食、色，性也”　　食、色，性也。　　也许正因如此，这两大题材文人墨客从来写不厌，可是要将这最基本的人性写出彩来，却不是容易的事。食、色，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和世俗气息的欲望，大概是缺少直面这欲望的勇气，很多人在书写它们时躲躲藏藏，汪曾祺却能写得豁达、明亮、干净，有一种健康的美感。　　先来说食。汪曾祺好美食，他从不讳言自己这点小小的人生享受。汪曾祺不厌其烦地书写各种吃食，有的平凡低廉如家常咸菜或街头小吃，他也能写出风情万种。许是因为那些普通吃食的背后，都有他无法抹去的人生记忆和情感。就像联大校园外的那些小吃摊，与他的青春记忆不可分割；或是家乡咸菜慈姑汤的鲜美，和家乡的雪一起在乡思深处静静飘落。　　汪曾祺喜欢谈吃，也喜欢拿吃来说事。他最引以为傲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吃的，比如苦瓜，之前是不吃的，西南联大的一个同学因为他吹牛说没有不吃的东西，整了一桌苦瓜菜请他：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汪曾祺咬咬牙，全吃。从此，他就吃苦瓜了。吃苦瓜有什么好炫耀的？　　然而汪曾祺却觉得苦瓜是和文学创作有关的：首先要承认它是一道菜，作家应该什么都尝一点，不能偏食；苦瓜有各色吃法，文学作品的评论也大可见仁见智；苦瓜有些像瓜又有些像葫芦，有些作品在风格上也是四不像，但不妨碍它的成功。　　汪曾祺在散文中饶有兴味地考察食物的缘起，他花了颇长的篇幅去探究古时的“葵”和“薤”到底是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人吃的苋菜和蓖头就是汉代古诗中常见的葵薤。这小小的发现让汪曾祺欣喜不已。草木鱼虫，在他看来，都是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了解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是在了解历史、文化乃至我们自己。　　一个对草木鱼虫有兴趣的人，对人、对人生必然有广泛的兴趣。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必备素质。　　再来说色。性欲是汪曾祺不会回避的话题。在他看来，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应该是健康的，也因此是美丽的。例如《一辈古人》中的薛大娘，靠五十了，干净利落，她喜欢药店的管事蒲三，就一点也不掩饰地和他发生关系。汪曾祺对她的评价是：“薛大娘的道德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　　汪曾祺这样喜欢这个角色，又为她专门写了一篇小说《薛大娘》，结尾的时候称她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这又让人想起他的老师沈从文，同样也喜欢描写不压抑、不扭曲、自然健康的性爱。在他们看来，健全的性爱是自然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这种健康美丽人性的向往，促使汪曾祺改写了家乡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鹿井丹泉。使这个看似鄙俗的故事在他的笔下变得优美异常。宗教的信仰和禁锢，在自然健康的人欲面前，失去了意义。汪曾祺的神庙中，供奉的不是神性，而是人性。　　不论是写“食”还是论“色”，汪曾祺在对人生两大欲望的书写中，传达出他对这纷扰人世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在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要经过一条大街和一条弯曲的巷子。他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东看西看。街道上的店铺、人物都让他感动，因为在其中有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气息。　　这种气息就是生活的气息。　　这种气息，让汪曾祺感动了一生。　　关于本书：本书所选，包括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小说部分，分为三辑。第一辑“故里杂记”，所选多为汪曾祺以自己的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第二辑“他乡寄意”，包括汪曾祺以西南联大、五十年代下放等不同时间段的人生经历和见闻为素材的小说；第三辑“一种小说”，收入的多为汪曾祺在文体和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带有试验意味的小说。　　散文部分，分为五辑。第一辑“翠湖心影”，所写均是对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回忆；第二辑“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谈论自己生平的文章；第三辑“四方食事”，为作者的美食文字；第四辑“晚翠文谈”，为汪曾祺谈论评析作家作品、文学创作的文字；最后一辑“草木春秋”，有关于草木鱼虫的、也有怀人怀事的，总的看来，都能显示汪曾祺作为“杂”家的写作特色。

内容概要

　　《汪曾祺集》所选，包括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小说部分，分为三辑。第一辑“故里杂记”，所选多为汪曾祺以自己的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第二辑“他乡寄意”，包括汪曾祺以西南联大、五十年代下放等不同时间段的人生经历和见闻为素材的小说；第三辑“一种小说”，收入的多为汪曾祺在文体和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带有试验意味的小说。散文部分，分为五辑。第一辑“翠湖心影”，所写均是对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回忆；第二辑“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谈论自己生平的文章；第三辑“四方食事”，为作者的美食文字；第四辑“晚翠文谈”，为汪曾祺谈论评析作家作品、文学创作的文字；最后一辑“草木春秋”，有关于草木鱼虫的、也有怀人怀事的，总的看来，都能显示汪曾祺作为“杂”家的写作特色。

作者简介

　　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2005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曾发表《京沪白话报：启蒙的两种路向》、《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刊物比较》等论文，著有《纸墨勾当》、《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等书。

书籍目录

序言小说故里杂记受戒／14大淖记事／36异秉／57徙／71鉴赏家／95八千岁／104薛大娘／122他乡寄意鸡毛／130职业／140星期天／147羊舍一夕／163七里茶坊／194云致秋行状／211一种小说复仇／240绿猫／251金冬心／273捕快张三／281樟柳神／285鹿井丹泉／292散文翠湖心影翠湖心影／296泡茶馆／303昆明的雨／312跑警报／316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324金岳霖先生／333新校舍／338七载云烟／346自报家门自报家门／360随遇而安／372我的家乡／382《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390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397文章杂事／405四方食事故乡的食物／412家常酒菜／427四方食事／433萝卜／441故乡的野菜／446晚翠文谈短篇小说的本质／454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469小说的散文化／479星斗其文，赤子其人／484万寿宫丁丁响／495宋士杰——一个独特的典型／500草木春秋花园／512关于葡萄／522颜色的世界／531葵·薤／534城隍·土地·灶王爷／539国子监／550

章节摘录

　　受戒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嘚——”，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叫明子娘改小一点，给明子穿上。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个头，就随舅舅走了。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舅舅说，不用改了。于是“明海”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爿的猪肉，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舅舅一劲地推他：“快走！快走！”　　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许！哗——许！”　　……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龛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箩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磐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是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连用的名词都一样。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说：当一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说：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不要贪玩！舅舅这一番大法要说得明海和尚实在是五体投地，于是就一板一眼地跟着舅舅唱起来：　　炉香乍蒑——　　炉香乍蒑——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诸佛现金身……　　诸佛现金身……　　……　　等明海学完了早经，——他晚上临睡前还要学一段，叫做晚经，——荸荠庵的师父们就都陆续起床了。　　这庵里人口简单，一共六个人。连明海在内，五个和尚。　　有一个老和尚，六十几了，是舅舅的师叔，法名普照，但是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很少人叫他法名，都称之为老和尚或老师父，明海叫他师爷爷。这是个很枯寂的人，一天关在房里，就是那“一花一世界”里。也看不见他念佛，只是那么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　　下面就是师兄弟三个，仁字排行：仁山、仁海、仁渡。庵里庵外，有的称他们为大师父、二师父；有的称之为山师父、海师父。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他也只配如此，因为他还年轻，才二十多岁。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屋里摆的是一张账桌，桌子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账簿共有三本。一本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是债账。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常做的法事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荸荠庵只有四个和尚，要放整焰口就得和别的庙里合伙。这样的时候也有过。通常只是放半台焰口。一个正座，一个敲鼓，另外一边一个。一来找别的庙里合伙费事；二来这一带放得起整焰口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时候，谁家死了人，就只请两个，甚至一个和尚咕噜咕噜念一通经，敲打几声法器就算完事。很多人家的经钱不是当时就给，往往要等秋后才还。这就得记账。另外，和尚放焰口的辛苦钱不是一样的。就像唱戏一样，有份子。正座第一份。因为他要领唱，而且还要独唱。当中有一大段“叹骷髅”，别的和尚都放下法器休息，只有首座一个人有板有眼地曼声吟唱。第二份是敲鼓的。你以为这容易呀？哼，单是一开头的“发擂”，手上没功夫就敲不出迟疾顿挫！其余的，就一样了。这也得记上：某月某日、谁家焰口半台，谁正座，谁敲鼓，……省得到年底结账时赌咒骂娘。……这庵里有几十亩庙产，租给人种，到时候要收租。庵里还放债。租、债一向倒很少亏欠，因为租佃借钱的人怕菩萨不高兴。这三本账就够仁山忙的了。另外香烛、灯火、油盐“福食”，这也得随时记记账呀。除了账簿之外，山师父的方丈的墙上还挂着一块水牌，上漆四个红字：“勤笔免思”。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双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　　二师父仁海。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庵里有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和尚的家眷。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账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赢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胡。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他不但经忏俱通（小庙的和尚能够拜忏的不多），而且身怀绝技，会“飞铙”。七月间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大焰口，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铙。飞铙就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全部法器皆停，只几十副大铙紧张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大铙向半空中飞去。一面飞，一面旋转。然后，又落下来，接住。接住不是平平常常地接住，有各种架势，“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也许是地藏王菩萨爱看这个，但真正因此快乐起来的是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这是年轻漂亮的和尚出风头的机会。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他还会放“花焰口”。有的人家，亲戚中多风流子弟，在不是很哀伤的佛事——如做冥寿时，就会提出放花焰口。所谓“花焰口”就是在正焰口之后，叫和尚唱小调，拉丝弦，吹管笛，敲鼓板，而且可以点唱。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仁渡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二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有一回，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一伙人把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唱完了，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仁山吃水烟，连出门做法事也带着他的水烟袋。　　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收鸭毛的担一副竹筐，串乡串镇，拉长了沙哑的声音喊叫：　　“鸭毛卖钱——！”　　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　　明子曾经跟这位正经人要过铜蜻蜓看看。他拿到小英子家门前试了一试，果然！小英的娘知道了，骂明子：　　“要死了！儿子！你怎么到我家来玩铜蜻蜓了！”　　小英子跑过来：　　“给我！给我！”　　她也试了试，真灵，一个黑母鸡一下子就把嘴撑住，傻了眼了！　　下雨阴天，这二位就光临荸荠庵，消磨一天。　　有时没有外客，就把老师叔也拉出来，打牌的结局，大都是当家和尚气得鼓鼓的：“×妈妈的！又输了！下回不来了！”　　他们咯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　　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贴着一副万年红的春联：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门里是一个很宽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牛屋、碓棚；一边是猪圈、鸡窠，还有个关鸭子的栅栏。露天地放着一具石磨。正北面是住房，也是砖基土筑，上面盖的一半是瓦，一半是草。房子翻修了才三年，木料还露着白茬。正中是堂屋，家神菩萨的画像上贴的金还没有发黑。两边是卧房。隔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桅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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