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分子画像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作者：《书屋》编辑部 编  页数：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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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是典型的乱世。社会秩序的失范、思想文化的激荡导致事态百变，人物辈出。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亦是面目众多，表情复杂，很难一网打尽。本书选取大学校长、新闻宿将和本色名士三个群体进行描摩，构思别具匠心，点染亦熠熠生辉。　　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确立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1916年执掌北京大学起，他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学者无论新派旧派，只要学有本源，自成一家，皆在其延揽重用之列。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北京大学以其浓郁的学术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独步一时，成为中国思潮起伏的晴雨表和作育高级人才的重镇。蔡先生历来反对政客官僚插手大学事务，并为此多次请辞校长职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在辞职宣言中表白自己“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其铮铮风骨彪炳青史。　　除蔡元培先生外，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学校长还有罗家伦、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就影响和成就而言，其中可与蔡元培相提并论的当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正如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所言：“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其重要者在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他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言下之意，无论社会上道德如何堕落，只要大学精神尚存，则这个民族尚有希望，反之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竺可桢先生精警地指出，大学生作为社会之中坚，应将是非之心置于利害之心之上，将改造社会的责任置于适应社会的权宜之上。科学也好，政治也罢，明辨是非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明辨是非即是求真，没有求真的精神，则科学不能进步，政治亦不能上轨道。　　如果说蔡元培、竺可桢等先生铸就了中国的大学之魂，那么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三位报业巨子则擦亮了新闻之剑，为中国近代媒体赢得了永恒的荣光。面对军阀的祸国和政客的无耻，邵飘萍、林白水秉持新闻报国的理想，致力于激浊扬清，引领舆论，使《京报》、《社会日报》成为令广大百姓拍手称快的民意机关。两报所刊发的新闻和评论直击时弊，针针见血，足以令“污吏寒心，贪官切齿”。邵飘萍、林白水笔挟风雷，犁庭扫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同时也招来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忌恨和迫害。1926年，相隔仅三个多月，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遭到枪杀。两位报业巨子以自己的鲜血践行了新闻报国的理想。

内容概要

　　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面目众多，表情复杂，很难一网打尽。《民国知识分子画像》选取大学校长、新闻宿将和本色名土三个群体进行描摩，构图独具匠心，点染亦熠熠生辉。蔡元培的海纳百川、林白水的笔挟风雷乃至章太炎的使气骂人皆是一代风范，令人神往。时下也有学者热寝于揭人之短，但手法和肝胆与章太炎相比，都大为逊色。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决斗”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喟叹一声罗家伦张伯苓的最后五年梅贻琦的昆明岁月傅斯年与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第二章 民国报人的风骨乱世飘萍千秋白水文章“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第三章 民国知识分子遗事看章太炎如何骂人事出刘文典解读辜鸿铭说钱穆另一个周作人要哭的沈从文守护心灵悲欣交集

章节摘录

　　“五四”学潮之前，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力劝学生不要上街，学生队伍临出发前，蔡元培还在校门口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代向政府申请提出，希望学生不要影响正常学习与社会秩序。但学生群情激昂，坚持要上街游行，他也就让开了。可事后，蔡元培又完全站在学生一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官方压力。1919年5月4日当晚，蔡元培在北大三院礼堂大会上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许德珩、蔡海观等三十二位被捕学生保释出来。　　其时，由于京城政治圈内一些官员也或多或少同情学生，迫使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摆布，安福系、新交通系压制学生的计划因而不能实现。5月7日，三十二名被捕学生获释。不久，亲日官员也只得引咎辞职，上海和其他地方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至此，大家都以为事件已经胜利结束。然而，蔡元培则因事情闹大了而深感意外，特别是因为营救学生得罪了当权的亲日派，京中又哗传政府将明令免其校长之职，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蔡元培不愿因个人去留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于是，蔡元培5月5日递交了辞呈，8日闻已允辞，别任马君昶为校长。得此讯后，蔡元培担心这一消息发表后，学生会拒马氏到职再起风波，增加学生与政府之间纠纷，自己则有把持地位恋栈之嫌。同时，一位接近政府的友人也警告他：“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因此，蔡元培剃掉长须于5月9日悄然离京，后于《晨报》登了一则广告，引了《风俗通》与《诗经》里的几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表示闹大了的五四事件出乎个人意料，乃是社会过高期待，致使北大为满足各方社会呼求而不得不疲于应命。《风俗通》里原语为：“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蔡元培以被杀之马自喻，表示自己之所以离京实为苦于应接，萌生倦勤之意，亟思休息。事实上，蔡元培也确实身心疲惫，且愤于无聊无效的公文呈递，痛感不自由之苦，“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苦而无功的生活”。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悄然抵达杭州，寓寄从弟临湖依山之居，后又借寓西湖杨庄。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归隐西湖，息心听林，温习德法文，准备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著，决意不再回北大。然而，北大学生却认为蔡校长乃被逼离京，轰然而起学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惩办亲日官员曹、陆、章等人。北京高校的这一罢课举动，迅即获得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事情再次闹大。北大学生组成“南下代表团”，劝请蔡校长回校主持校政，由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带队。其他方面“劝回”的代表纷至迭来，汇集杭州西湖。　　虽经多方敦请，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校长一职须承仰上级官僚鼻息，自己从1916年12月26日接到大总统黎元洪任命出为北大校长，已忍煎受熬两年半，决不愿再尝滋味。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认为各方掣肘太多，借民国元年袁世凯之语抨击“北京是个臭虫窠”，对邀请其返校者答以“谨谢不敏”。同时，他在其他场合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欲望会越来越高，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恐怕越来越难以满足。蔡元培在自述中说：“《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蒋梦麟后来评日：“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太歪曲事实了。”最后，迫于北大不能没有校长这一现实问题，7月14日，蔡元培与三十四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面商，请其代表自己到校顶职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