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5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金昌 页数: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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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据统计: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他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推荐上大学,赶上了改革开放……作者试图告诉人们。曾经有这样一群人,在那个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奋斗、怎样的挣扎、怎样的彷徨、怎样的无奈、怎样的磨难……以及在后来的历史风云变幻中,他们为从外在的羁绊与内心的深渊中挣脱出来所做的种种努力。 他们是特殊时代的大学生,时代赋予他们特殊的青春,特殊的浪漫。特殊的使命,特殊的爱情,特殊的命运…… 让我们与百万工农兵学员一起。感受那个时代的旋律,感受那个时代火热的生活,感受那代人已逝去的青春岁月,感受工农兵学员们的特别命运!
作者简介
王金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近年来在《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多篇,数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小说月报》等报刊转载,有的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出版有《红色典藏》、《潘家园》等著作。现居北京。
书籍目录
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大普学历》自序时代的宠儿——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的战场多事的1976年开门办学工农兵学员与新大学生命运的挣脱漳河遗梦毕业三十年后再相聚
章节摘录
一、时代的宠儿——工农兵学员 1 华大派赴冀鲁地区的招生老师,将华大拟招收的学员严凤英、吕继红、冯淑萍、王思哲、郭宏福,还有从部队回家探亲的王建国等,召集在老师住的招待所,与他们进行发录取通知书前例行公事的谈话。 招生老师大致地介绍了新的招生制度。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根据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当年下半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恢复(从1966年停止招生)试招生。 新的招生制度,彻底废除解放后十七年来,从中学门直接进大学门,完全按文化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制度。而是从工人、农民(实际上是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解放军(包括青年干部)中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进行文化考试后上大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具体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地方党委批准,文化考试,学校择优录取。 还介绍了华大的历史和现在。 最后,两位老师向被召来谈话的同学宣布说:“你们全被录取了。” 他们将成为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神圣使命,成为时代的宠儿。 2 1973年的招生,已经是工农兵学员招生的第三个年头了。 吕继红在公社考点,轻松地答完数学卷子的最后一道题后,环顾左右,看到有的考生还在苦思冥想,有的急得抓耳挠腮。他想,如果文化考试真的能起作用,走进大学的校门应该是有戏了。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地方党委批准、文化考试、学校择优录取的五大步骤中,最后是学校择优录取。他觉得到目前为止,在上大学的征途上,他已经连续闯过了四道关口,剩下的就是招生学校择优录取了。吕继红坚信,学校看重的肯定是文化考试成绩。而他又听说,今年特别注重成绩。他不免暗自庆幸。 一个月的集中复习和考试终于结束了。吕继红迈着轻松的脚步往家走去。 他看着四周,觉得眼前的一切变得灿烂起来。 从记事起,吕继红时常望着天地连接的地平线,总觉得天与地是一个大锅,将他扣压在这只锅里,年龄越大越觉得这只锅小,有时甚至感到喘不过气来。现在这只锅好像突然消失了,天地间变得无比辽阔,再也望不到边际了。 吕继红出发时,刚下过一场雨。蔚蓝的天空洁净耀眼,道路两旁过人高的玉米林,在微风吹拂下摇摆舞动,像美丽的少女在跳舞,似乎是在祝福他即将到来的美好未来。它们似乎也在深情地恋恋不舍地欢送他。好像它们也有灵魂,知道他就要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要到城市里上大学了。 他憧憬着未来,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吕继红没兴奋几天,白卷先生张铁生交出的那“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像晴天霹雳,将吕继红从甜梦中击醒。 在等待通知书的时候,7月19日《辽宁日报》突然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了浓浓一笔的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让吕继红感到极其惊慌和迷茫。 报纸的倾向很清楚,注重文化考试是教育上的复辟!吕继红那一腔膨胀起来的理想热情,一夜间又沉入谷底。 吕继红很清楚,仅仅依靠推荐、选拔,他根本没有优势可言。今年招生是以文化成绩为主,原来内定的上学人选,连报名都没敢,就更不用谈推荐了。他们清楚,他们肯定过不了文化关。在这种情况下,吕继红才有了机会。 八月初,大学录取仍没有消息。八月中旬,公社才陆陆续续收到几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始终没有他。当吕继红知道确实没有自己的同时,也知道有人顶替了他。顶替吕继红的是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连集中复习和考试都没敢参加。 吕继红一直想离开艰苦的农村,他实在不想在农村待下去了。现在上大学没了希望,对于他来说,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了。 1974年征兵刚开始,吕继红自己背着父母偷偷报了名,他还写了一份《入伍决心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民族利益,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伯父、父亲一同参加了八路军,伯父在抗战胜利前夕牺牲在战场上。作为革命后代,应该沿着烈士们的足迹前进,因为侵略者还没彻底消灭……”吕继红没有想到他写的决心书由县征兵办公室转到了县广播站。决心书在全县有线广播站广播后,带兵的连长主动找上门来。连长对吕继红的父亲说,继红是个热血青年,他愿意带吕继红走,入伍后让吕继红给他当文书。他还嘱咐社村两级革委会抓紧政审。 政审结果出乎吕继红所料,由于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主要成员的政治问题,他不能入伍。 “文革”前,吕继红的父亲是县委书记。1968年搞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时,没结合上,就被迫靠边站了。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困难,吕继红跟着响应国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号召的母亲,从县城回到了农村老家。由吃商品粮变成了农业户口。农村的贫穷和饥饿,成为他少年时代最深刻的印象。 时任县委书记的父亲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吕继红知道得不多,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父亲在农村推广“滚菜团”、“苦饼干”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所谓“滚菜团”,就是把白菜叶、树叶,用开水烫后揉成团子,把榆树皮面、薯干粉或高梁面,均匀地撒在木板上,将菜团子往板上滚上一层薄薄的皮,以防用锅蒸时菜团子散落。在大跃进的1959年,家乡大白薯获得大丰收。这个“丰收”也被政治化了,白薯一般用三叉铁钩创,但上面有人说,那样太“小气”,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大大方方。后来,干脆用拖拉机犁,翻出来就捡,翻不出来就埋在地下做肥料。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来了的时候,饥饿的村民把烂在地里的白薯刨出,切成片,晒干粉碎成面,压成饼干状烤熟,就是所谓的“苦饼干”。 吕继红的父亲管教孩子很少使用武力,但也打过吕继红一巴掌,也就是仅仅的这一巴掌使他久久铭记在心。小时候,吕继红经常跟邻居一位放羊的大哥哥玩耍。当时他父亲有一本叫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红皮书,书是中、短篇通讯集,其中有一篇叫《雷锋的故事》。吕继红深深地被雷锋的经历感染着,被雷锋的故事感动着,不知看了多少遍,每次当看到小雷锋上山砍柴,被地主婆在手背上连砍三刀的故事都会难过得落泪。他太喜欢看这本书了。有一次,他带着书跟大哥哥去放羊,阳光暖暖的,他躺在土地上,看着最喜欢的书,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发现,书被饥饿的羊吃掉了一大块,顿时他心里发了慌。他好后悔,怎么就睡着了呢?他知道,这本书也是爸爸最喜欢的一本书。一直以来,爸爸常给他讲焦裕禄的故事,从言谈中他知道,爸爸是多么地崇敬焦裕禄啊。这回可惹了大祸。吕继红回到家里,他忐忑不安地拿着残缺的书,恐慌地看着父亲,欲言又止。父亲似乎明白了一切,看着父亲愤怒的表情,他心里害怕极了,不由得闭紧了双眼。吕继红被父亲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长大些了以后,他明白了他的行为损毁了父亲心目中的榜样焦裕禄,嚼了他父亲的灵魂。 “文革”时,红卫兵从县委档案室里翻出吕继红父亲在1961年暂时困难时,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的一个讲话:“对面前的暂时困难,个别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说什么,‘在社会主义(年)头,一月二两油,别说炒菜吃,还不够润润辘轳头’,这是完全错误的”红卫兵掐头去尾,说顺口溜出于吕继红父亲之口,是右派言论。他们又找出他父亲在解放战争年代,一次战斗中,陷入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写下的遗书。在“遗书”中,吕继红的父亲告诉组织,他的四哥是八路军,已在1943年抗战中牺牲,他的二哥现在国民党军队当少将师长,二哥和他们一样出身贫苦,从小倾向共产党(很可能是共产党员),希望组织说服他二哥投诚。红卫兵如获至宝,大喜若狂,硬说他那位哥哥跑到了台湾(其实是在投诚中牺牲了)。 一直停职在家的父亲,知道儿子没当上兵后非常生气,心中更是难过。他找到带兵的那位连长痛心疾首地说:“抗倭寇,打天下,我们揭竿上战场,拼杀,牺牲。和平年代,我们的后代,由于我们的错误就不能保国尽忠?不理解啊。”孩子当不了兵,让吕继红的父亲很受打击,比在前几年让他靠边站、说他是“走资派”还接受不了。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和他一样失去了希望。他气得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当他想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吞咽困难,去医院一检查,竟然是食道癌。 父亲的病,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吕继红的妈妈简直吓傻了,她绝望地看着吕继红,说了一句话:“你爸爸一倒,我们这一家人就完了。”这句话让吕继红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听到母亲这句话,吕继红也感觉犹如五雷轰顶。爸爸是他们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自己不去报名参军……所以,他觉得,妈妈的绝望好像是对他的指责。 征兵结束了,新兵送走了,吕继红的父亲一病不起。当兵一事使吕继红无比愧疚,他觉得是自己害了父亲。 没有当上兵的吕继红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这个学校老校址原来是土改时没收的地主的庄园,前后两个四合院。吕继红从小学到高小都是在这个学校读的。教书的时候吕继红是在新校址。新校址原是为了贯彻“五七”指示所建的学农基地的农场。后来村里要办初中,就盖了几排房子,作为中学部。新校址“文革”前都是他们吕家的宅基地。原来,这个地方用土墙围着,有十多亩地。院子里有枣树、杨树,还有一个打麦场。吕继红的爷爷是烈属,这块地一部分是土改时分的,是县乡政府特别关照的。老爷子还做过地下工作。据说,他们的省主席当年闹革命时,在他们家藏过身。他爷爷还救过省主席的命。老爷子还持有盖有毛泽东印鉴的、写有他四儿子名字的烈士证书。他家的宅基地虽闲着,但这么多年也没人敢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块地说入公就入公了,还把院子里的树木也连根创起做了房梁。这些就连吕继红的爷爷也没敢说个“不”字!吕继红在这里教书,心中有不少想法,但他从不表露。当然,他也不敢表露。 吕继红的父亲患了癌症,看来很难熬过下一年了。在学校里,吕继红平时少言寡语,又爱学习,书教得也不错,属于优秀的青年教师,很受师生爱戴。 校革委会主任看上了他。校革委会主任可能看准吕继红有可能接他爸爸的班,将由民办教师转成吃商品粮户口的公办教师。他托人把女儿俊儿介绍给他。主任的女儿俊儿,吕继红也见过,长得不丑,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印象了。为了让爸爸临终前能知道自己有了媳妇,吕继红没多考虑,就一口答应了。 校革委会主任响应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在学校办了农场、工厂,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让大老粗登台讲课,一时成了地、县教育革命的典型学校,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不久,校革委会主任、吕继红未来的岳母大人被提拔为县教育革命委员会(简称教革委)主任。 吕继红的爸爸去世后,他的妈妈没让吕继红接班,而是让继红的弟弟接了班。他妈妈看准了,继红未来的岳母大人不会让自己的女婿当一辈子民办教师。所以,她决意不让继红接父亲的班,让无依无靠的二儿子来享受这一待遇。对此,吕继红并没有不高兴,县教革委主任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说什么。凭她当“县教革委主任”的权力,她会给吕继红找到更好的位置。 1975年,经县教革委主任与社队做工作,吕继红顺利地被推荐到北京上了华北大学。 1975年的招生是遇上了所谓的“回潮”,文化考试又被重视。考试是在公社的中学里,考场里大约有三十多名考生。只考政治、语文和数学三门课。政治考的是时事政治,语文只有一道作文题,写一篇任选的批判文章。当时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法批儒。吕继红写的作文题是他在省报发表过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的护身法宝》,数学题考了代数和几何,数学实践题是现场丈量了个粪堆,给了已知条件是比重,求它的体积和重量。这次文化课考试,吕继红获全县第一名。 考场上,吕继红遇到了一个他上县中学时的冯姓同学。当时吕继红父亲息癌症刚去世不久,他特别想学医,并雄心勃勃地想攻克癌症难关。公社只一个唐山医学院名额,冯姓同学的哥哥是县医院院长,唐山医学院的名额,县教革委主任不坚持,当然不会给他吕继红。 冯姓同学告诉吕继红,这几年他还比较顺利,当了两年大队党支部书记,使村庄改变了面貌。本来由公社书记推荐,县委组织部也已考察完,让他出任公社副书记,可以脱离农业户口转成干部。他认为上学机会难得,上大学比转成干部更重要,没让任命。他说服了父母和领导选择了上学。 不幸的是,这位冯姓同学在第二年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时遇难了。 吕继红拿到了入学通知书,第一件事,就是要带着未来的媳妇儿到县城看望他的恩人——县教革委主任,也就是他未来的岳母大人。 吕继红一大早就到村北头俊儿的家。俊儿像要出嫁一样,坐在她家正房的台阶上,奶奶正在给她剪头,两个小辫儿剪成了短发,前面还剪出整整齐齐的刘海儿。吕继红看到这情景,心里一高兴,脱口而出:“呀——出嫁时才这般打扮呀。”俊儿看到吕继红站在她面前,脸刷地一下红了。 说实在的,吕继红还没有仔细端详过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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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普学历》首书“中国特色”大学生 朱玲 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换届选举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报纸上公示的领导干部的学历是“大普”或者“大学普通班”。很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经常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是“大普”?记者获悉,长篇小说《大普学历》,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长篇小说封面上,对“大普”有着直观的解释:“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1970年至1976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国家承认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真实反映工农兵学员生存状况的文学作品。 作者王金昌告诉记者,“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描写知青、写老三届命运的作品很多,但真正描写工农兵学员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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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规定:一九七○至一九七六年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国家承认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 谨以此书献给三十前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学员以及当年的千万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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