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唐诗

出版时间：1990年12月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作者：清 徐增 著,樊维纲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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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被遗忘的名著。
《说唐诗》作为一部饶有趣味的唐诗鉴赏集，选说唐诗三百余首，在清初刊行之后“数十年风行海内，脍炙人口”，堪与《唐诗三百首》媲美、《说唐诗》也是历代唐诗选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施蛰存先生在《历代唐诗选本叙录》亦有说明。
此书有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徐增自序。略谓“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之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锺、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锺、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这些话已说明了他是反对高棅、李攀龙、锺惺、谭元春的选诗标准的。至于他自己的选诗标准，则说得并未明确。
关于讲诗的方法，他也说到：“有才者纵横出奇，有学者博综示奥，有力量者气象开弘，有神韵者寄托玄妙。至于解数与起承转合之法，人多略之。后有作者，不免议其后矣。”由此也可知他的论诗是追随王渔洋的，讲诗是用金圣叹的方法。这两家正是当时诗坛的时髦人物。
此书大概盛行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诗论家数渐多，唐诗选本亦日新月异，此书渐渐不为世人所知。

作者简介

著者徐增，字字能，号而庵，故此书全称《而庵说唐诗》。徐增生当明清易代之时，身经国难，因此在选编唐诗诗带有遗民倾向，寓褒贬，含悲情，文笔婉曲而飞动，体会作品，颇为细腻，尤善咬文嚼字，朱自清对此书颇有称赏。徐增是钱谦益的弟子，又与著名学者周亮、金圣叹交善，故其解说方法与与风格上和《金说唐诗》相近，但选诗分类及阐释方面较之更为完备，对后来的唐诗选本曾产生重要影响。
校注者樊维纲先生，出自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门下，学历深厚，历数十年整理这部尘封已久的佳作，其重建之功是巨大的。

书籍目录

序 徐增和他的《说唐诗》
校注说明
而庵说唐诗自序
卷首
卷一
卷二
卷三
……
卷二十二
后记
《说唐诗》校注成，感而有作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施蛰存
  　　
  　　 我国文学，繁荣最早。商周之时，民间歌谣和士大夫的诗，据说已有三千多首。孔子删汰其十分之九，存其精华，得三百又五篇，编成一部最早的诗选集，现在称为《诗经》。孔子是最早的选家，也是最早的编辑。
  　　　　孔子的编选工作，历代都有继承人。东汉王逸编《楚辞》，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陈徐陵编《玉台新咏》，这是汉魏六朝仅存的三部诗文选集。此外还有许多选集，均已亡佚。
  　　　　唐代三百年间，文学昌盛，诗的繁荣，尤其凌驾前代。因此，诗的选集，随时有人编撰，几乎接踵而出。每一个选集，都代表当时的诗风，亦反映编选者的文艺观点。现在将唐宋以来最重要的唐诗选集编列书目，供研读唐诗者参考。
  　　
  　　　　一、唐人选唐诗
  　　
  　　　　（一）《国秀集》三卷国子生芮挺章编进士楼颖序
  　　　　此书选录武则天朝诗人李峤、宋之问等至天宝末年诗人王湾、祖咏等共九十人的诗二百二十首。但现在所传此书已缺漏了吕令问、敬括、韦承庆三人的诗四首。所选各人之诗数，亦有与目录不合者。实在只有八十五人，诗二百十八首。又楼颖序称：“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因此历来著录者，都以为此书编成于天宝三年。其实是楼颖的序文写得不明白。天宝三年是此书开始选编的年分。开元是秘书监陈公与国子司业苏公建议选编此书的年代。书编成于何年，序文中没有交代。大约在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变之前。
  　　　　“可被管弦者”是此书选诗的标准。当时正是律诗成熟的时候，故选家以音律和谐、可以配合乐曲的诗为合格。由此亦可知当时的五言古诗、律诗都可以合乐歌唱。
  　　
  　　　　（二）《河岳英灵集》二卷丹阳进士殷璠集
  　　　　此书有殷璠自序，又有《集论》一篇。序中略述历代以来诗的风格。“武德初，（轻艳的）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又叙述此书内容云：“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甲寅是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癸巳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这两个年分，可能是选诗起讫的年分，天宝十二年，未必是成书的年分。向来著录家都以为《国秀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人选唐诗集，现在看来，《河岳英灵集》的成书，可能在《国秀集》之前。
  　　　　《集论》中讲到选诗的标准：“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说他选的诗新旧兼收。新声指律诗，古体指古诗。以下四句，都是分指古律而言。文是律诗，质是古诗。风指古诗，骚指律诗。气骨是古诗的要求，宫商是律诗的要求。
  　　　　此书在每一位诗人名下，都有一段评论。先概括这位诗人的风格，然后举出他的一些佳句，开了摘句评诗的风气。例如评岑参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才。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
  　　
  　　　　（三）《箧中集》一卷元结编
  　　　　元结的文艺思想是主张复古的。在散文方面，他是古文运动的先导。在诗方面，他认为新近流行的诗，“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因此他推崇沈千运、孟云卿等七人的五言古体诗，将箧中所有二十四首，编为一卷，以“传之亲故”。
  　　　　此书选编宗旨，与《国秀》、《河岳》二集，截然不同。虽然只是二十四首诗的小集，却代表了当时五言古诗的精萃。
  　　
  　　　　（四）《搜玉小集》一卷
  　　　　此书无选编者姓名，亦无序跋。所选皆初唐人诗，最早者魏徵，最迟者刘希夷、裴漼。编次杂乱，似非成书。但郑樵《通志》已载此书名目，云是“唐人选当时名士诗”。则此书为唐人旧本无疑。旧目称入选者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今本但有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此书时代当在《国秀集》之前，今附于《箧中集》后。
  　　
  　　 （五）《中兴间气集》二卷渤海高仲武编
  　　　　高仲武自序谓选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作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四十首（今存一百三十二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此书于每一诗人，亦有评语，即所谓“略叙品汇人伦”也。“七言附之”一句，极可注意。可见大历时犹以五言诗为正宗，七言诗止是附庸而已。
  　　
  　　　　（六）《御览诗》令狐楚奉敕纂
  　　　　此书又名《唐歌诗》，又名《选集进》，又名《元和御览》。宪宗李纯爱好诗歌，元和年间命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令狐楚编录近代及当代名家诗进呈以供御览，即此书也。
  　　　　此书不分卷，选大历至元和诗人三十家，诗二百八十九首。所选之诗，皆近体五、七言律诗及歌行，无古诗。由此可见，此一时期，近体七言诗正在盛行，古诗不为世重，与《河岳英灵》、《中兴间气》二集的编选宗旨恰巧相反。
  　　
  　　　　（七）《极玄集》二卷姚合选
  　　　　姚合为中唐后期著名诗人，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及第。此书当编于元和、长庆年间。原有自序，已佚缺，仅存四句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凡念一人，共百首。”这是说，所选二十一位诗人，都是高手，现在从各人集中选其极玄之作。极玄，即是极妙。
  　　　　此书所选从王维以下至戴叔伦，都是中唐前期诗人。全是五言律诗及绝句，无一首七言诗。姚合自己的诗，亦以五言律诗为最工。他的诗开晚唐诸家五律的风气，故此书于晚唐诗风大有关系。
  　　　　此书于每一位诗人名下，附注小传，为研究唐诗者提供可靠的传记资料，亦为选集附作者小传开了先例。
  　　
  　　　　（八）《又玄集》三卷韦庄编
  　　　　姚合编《极玄集》以后七十年，诗人韦庄于光化三年（公元九OO年）续选了一部《又玄集》，自序称选“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今传本仅有诗一百四十二家，或者是举成数而言。
  　　　　此书所选诗，五、七言古律及歌行均有，不象姚合之专选五言诗。虽则沿用姚合的书名，其实宗旨已不相同。卷下所录有无可以下释子诗十家，李冶以下妇女诗十九家。亦为诗选兼收僧道及女子诗开了先例。诗家时代则从盛唐的李白、王维至同时代的方干、罗隐，几乎有一百七八十年之久，也和以前几部选集仅选最近几十年作品者不同。
  　　　　此书在我国早已亡佚，明清人都没有见过。但在日本却有流传。一九五七年，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读了夏承焘教授的《韦端己年谱》，知道中国已无此书，就寄赠夏老一份书影照片。夏老即交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今天我们才能见到此书全帙。
  　　
  　　　　（九）《才调集》十卷韦縠编集
  　　　　此书有编者韦縠自序，略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
  　　　　此书今世传本亦十卷，诗一千首，从盛唐的王维、李白起到唐末。但无杜甫诗。序文云分为“十目”，但今本不见分目。从第一卷到第八卷，每卷第一人选诗特多，如第一卷以白居易诗十九首开始，第二卷以温飞卿诗六十一首开始。而第五卷中又有白居易诗八首，似乎有张为《主客图》的意义。原本每卷必有类目，今已佚失。
  　　　　编者韦縠是五代时后蜀的诗人，官监察御史。当时的诗风继承晚唐的清丽一派，故所选多中、晚唐秾丽诗。温飞卿选六十一首，李商隐选四十首，元稹选五十七首，杜牧选三十三首，韦庄选六十三首。由此可知其倾向。北宋初的西昆体诸诗人即奉此书为圭臬。
  　　　　以上九种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唐人选唐诗，为研究唐诗的重要参考书。从这些选集的评论或取舍中，可以见到唐诗各个时期的风尚。有些书中采录的诗篇，字句亦有与现代所传的不同，因此它们也是研究唐诗用的校勘资料。
  　　
  　　 （十）《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
  　　　　武后曾命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集》一千三百卷。参加修书的都是著名的文人学者，凡四十七人，称为“珠英学士”。崔融编集他们所作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自作序。
  　　
  　　　　（十一）《正声集》三卷孙翌集
  　　　　孙翌，字季良，开元间人。选时人诗三卷为《正声集》。此书已佚，不可得见。但知其以刘希夷诗为冠。又知其录陈子昂诗十首。
  　　
  　　　　（十二）《丽则集》五卷
  　　　　此书题李氏撰，不著名。选初唐至开元时人诗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馀庆为序。
  　　
  　　　　（十三）《南薰集》三卷窦常撰集
  　　　　此书选韩翃至皎然三十人的诗三百六十篇，分三卷。不用上中下，或一二三分卷法，以为这样就有等级高低的嫌疑，故分题为西掖、南宫、外台三卷。每人均系名系赞。
  　　
  　　　　（十四）《唐诗类选》二十卷顾陶选
  　　　　顾陶是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进士，官太子校书郎。选唐一代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为《唐诗类选》二十卷。大中十年（公元八五六年）自为序。
  　　
  　　　　（十五）《翰林学士集残本》一卷
  　　　　此书为初唐诗文选集之残本。仅存诗一卷，计唐太宗、许敬宗、长孙无忌、上官仪以下十七家，并失名一家，凡诗五十一首，多不见于《全唐诗》。原本为唐人写卷子残帙，早年流传于日本。清光绪年中，贵阳陈矩访书日本，传钞得之。既归，刊本传于世。翰林学士，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始置。此卷无书名，而所收皆初唐人诗，疑《翰林学士集》，非其原名。
  　　　　以上（十至十三）四种是已亡失的唐人选唐诗集。《唐诗类选》还存几个残卷，影印在《四部丛刊》三编中。《翰林学士集》有清光绪中贵阳陈氏刻本。此外，敦煌卷子中有许多唐诗写本，都是各人随意钞写以供吟诵的。原来并不是一个选集，罗振玉取诗数较多的一卷，刊入《鸣沙石室遗书》，题作《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卷与其他九种唐人选唐诗合为一集，称《唐人选唐诗十种》，从此，学者就不必分别访求了。
  　　
  　　　　二、宋人选唐诗
  　　
  　　　　（一）《文苑英华》一千卷
  　　　　这是宋太宗赵炅命学士李昉、徐铉等人编的一部大规模的文学选集。因为萧统的《文选》所收至梁代而止。此书继续《文选》，故从梁代开始，选录梁、陈、隋、唐的诗文辞赋。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开始，至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始成书。其中梁、陈、隋的诗文极少，诗的部分，可以认为是宋代第一部唐诗选集。当时唐人诗集还没有多少亡失，故所选录的资料都保持原本面目，亦为研究唐诗的第一手资料。
  　　
  　　　　（二）《唐文粹》一百卷姚铉编
  　　　　姚铉亦北宋早期人，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他把《文苑英华》中唐代诗文选了一个简编本，名曰《唐文粹》。这部书和《文苑英华》不同。《文苑英华》是许多人合作选编的，选录标准不一致。《唐文粹》是姚铉用他自己的文艺观点选编的。唐诗部分，他纯取古体诗，不收五、七言近体诗，可见他是一个复古思想家。这部书的诗歌部分，可以目为唐代古体诗选。
  　　
  　　　　（三）《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此书相传为王安石所编。晁氏《郡斋读书志》著录称宋敏求编，而由王安石改定的。不管是谁所编，它总是一部北宋时期的唐诗选。选诗一百O八家，诗一千二百六十二首。李白、杜甫、韩愈、王维、白居易等大家的诗都不选入，可知编选者是因为大家、名家的诗集，人人都有，易于见到，小家诗人多，诗集流传不广，故专选一本第二流以下的唐诗。
  　　
  　　　　（四）《万首唐人绝句》九十一卷洪迈编
  　　　　洪迈于淳熙年间编录唐人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呈孝宗赵昚。皇帝问：唐人绝句共有多少?洪迈答说有一万首。皇帝即命他编足一万首。到光宗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才编成进呈。全书原有一百卷，每卷一百首，现今传本已有残缺。
  　　　　洪迈此书，为了凑满一万首，内容非常芜杂。有宋初人的诗混入。亦有从律诗中截取四句，作为绝句编入。学术性不高，仅可以供校勘用。但此书实际已不是选集，而是唐人绝句的总集了。
  　　
  　　 （五）《众妙集》一卷赵师秀编
  　　　　赵师秀是南宋江湖诗人，作诗崇尚晚唐的姚合。他选了这一本唐诗，从初唐的沈佺期到晚唐的王贞白，共七十六人，都是五、七言律诗，不选古体。五言律诗占十分之九，七言律诗仅十分之一。这也反映了当时江湖派及四灵派都刻意作中、晚唐五言律诗，因而出现了这部选集，以供诗家揣摹。
  　　
  　　　　（六）《谢注唐诗绝句》五卷赵蕃、韩淲选谢枋得注解
  　　　　此书为宋元之间风行的唐人绝句选本。所选不过百首，皆浅显平正之作，用以教小学生。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他的评语，大多已抄入《唐诗品汇》。但我国已几百年不见此书刻本，直到清末才从日本传回来。
  　　
  　　　　（七）《三体唐诗》六卷周弼编
  　　　　周弼，字伯弼，宋理宗时江湖诗人。此书为研讨律诗作法而著。所谓三体，是指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周氏把律诗句法分为虚实二种。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一首律诗的八句，必须虚实配搭得好，根据这个观点，他把七言绝句分为七种格式，七言律诗分为六种格式，五言律诗分为七种格式。
  　　　　周氏此书，重视律诗句法，意在挽救当时江湖派末流诗人句法油滑之弊。但把作诗方法，归纳成许多定格，亦不免太机械。
  　　
  　　　　三、金元人选唐诗
  　　
  　　　　（一）《唐诗鼓吹》十卷
  　　　　此书相传是金代诗人元好问选定的。现在流传的版本有元郝天挺的注，明廖文炳的解，清朱三锡东岩的评释。全书十卷，专选王维、高适以下至晚唐、五代七言律诗九十六家，诗五百九十六首，但是有宋初诗人胡宿诗二十三首误入。
  　　　　南宋中晚年，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在北方的金元，则诗人都作中、晚唐七言律诗。故南宋的《众妙集》多取五律，而北方的《唐诗鼓吹》全取七律。
  　　
  　　　　（二）《唐音》十四卷杨士弘编
  　　　　此书为元人杨士弘所编，有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五年）八月朔杨氏自序，可知书成于此年。全书十四卷。第一卷为“始音”，收王、杨、卢、骆四杰诗。他以为此四人诗仅是唐诗之开始，还不算唐诗正声。故此四家诗不属于初唐。第二卷以下为“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就是把唐诗分为二级。但李白、杜甫、韩愈的诗都没有选入。
  　　　　把唐诗分为三期：初盛唐、中唐，晚唐。给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创始的。现在通行的《唐音》有明人顾璘的批点。
  　　
  　　　　四、明人选唐诗
  　　
  　　　　（一）《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高棅编
  　　　　高棅是元末明初人，此书初编九十卷，成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选唐诗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洪武三十一年，又作拾遗十卷，增补作者六十一家，诗九百五十四首。
  　　　　高氏此书编辑的观点，很受杨士弘《唐音》的影响。杨把唐诗分为三期，高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杨分诗为正音、遗响二级，高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等九级。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僧道妇女及无名氏诗为旁流。反映出来的仍是文学退化论。
  　　
  　　　　（二）《唐诗正声》二十二卷高棅编
  　　　　此书是《唐诗品汇》的简编本，专选编者所谓正声，故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
  　　
  　　　　（三）《唐诗选》七卷李于鳞选
  　　　　此书虽题曰“李于鳞选”，但李于鳞（李攀龙字）实无此书。李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古逸至唐代诗。唐以后即为明诗，多采录同时朋旧互通声气之诗，而宋元诗不采一首。盖明代前后七子作诗以盛唐为标格，李梦阳倡导“不读唐以后书”，故不选宋、元诗，以为宋、元诗不足学也。
  　　　　坊贾取《古今诗删》中唐诗部分，别出单行，题曰《唐诗选》，在当时颇为风行，因其代表明代七子诗派的观点。至明末清初，对此书的非议就多起来了。
  　　
  　　　　（四）《唐诗解》五十卷唐汝询解
  　　　　唐汝询，字仲言、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五岁时就因病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他根据《唐诗正声》及《唐诗选》二书，略有增减，给每一篇诗作了注解。这是第一部卷帙较富的唐诗注解本。
  　　 唐汝询是晚明人，但此书原本刻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未见传本。现在一般所见都是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武林赵氏临云阁刻本。
  　　
  　　　　（五）《唐诗归》三十六卷锺惺、谭元春同编
  　　　　锺惺（字伯敬）、谭元春（字友夏）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他们继公安三袁之后，论诗主张发自性灵，以抗议前、后七子的摹仿盛唐。他们的文学理论被目为“竟陵派”。二人合编《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他们别出手眼，选释古诗及唐诗。当时以新奇炫人耳目，颇有影响。至明末清初，为钱谦益、吴伟业诸人批斥，追随者渐少。但对此书的评论，至今犹不一致。
  　　
  　　　　（六）《唐诗镜》五十四卷陆时雍编
  　　　　陆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贡生。他撰《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论诗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似乎有对抗锺、谭之意，亦代表晚明一家诗论。
  　　　　这两部《诗镜》久无刻本，不易见到。但其《总论》一卷已由丁福保抄出，刊于《历代诗话续编》中。丁氏称“其论汉魏迄唐各家诗，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
  　　
  　　　　五、清人选唐诗
  　　
  　　　　（一）《唐才子诗》七卷金人瑞选批
  　　　　此书为金圣叹选批诗文刊本之一。书名全文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盖选七言律为甲集，其后或当有五言律为乙集，书未成而圣叹被杀。此书选讲唐人七言律诗六百首，分为七卷，每卷分上下二卷，实为十四卷。书名虽云选批，内容实为解释。
  　　　　圣叹讲律诗，创始了分前后二解的办法。他以每首律诗的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前解二联为起承句法，后解二联为转合句法。讲诗有妙悟处，也有迂腐处。金圣叹评点诸书，在清初风行一时，此书亦代表他的一家之言。
  　　
  　　　　（二）《而庵说唐诗》二十三卷徐增著
  　　　　此书有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徐增自序。略谓“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之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锺、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锺、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这些话已说明了他是反对高棅、李攀龙、锺惺、谭元春的选诗标准的。至于他自己的选诗标准，则说得并未明确。
  　　　　关于讲诗的方法，他也说到：“有才者纵横出奇，有学者博综示奥，有力量者气象开弘，有神韵者寄托玄妙。至于解数与起承转合之法，人多略之。后有作者，不免议其后矣。”由此也可知他的论诗是追随王渔洋的，讲诗是用金圣叹的方法。这两家正是当时诗坛的时髦人物。
  　　　　此书大概盛行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诗论家数渐多，唐诗选本亦日新月异，此书渐渐不为世人所知。
  　　
  　　　　（三）《删订唐诗解》二十四卷吴昌祺评定
  　　　　吴昌祺，字绥眉，别号樊桐山人，亦云间人。此书为唐汝询《唐诗解》的删节订正本。因唐氏注释太繁，且多重复，故删削大半。唐氏解诗有末顺未达者，吴氏以眉批订正之。但亦有唐解可取而吴解反而错的。
  　　　　此书有吴氏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O一年），大约刊刻成书亦在此后一二年间。
  　　
  　　　　（四）《唐音审体》二十卷钱良择编
  　　　　钱良择，字木庵，虞山（今常熟）人。此书以辨体为主，故按各种诗体分别编选唐诗。在每一种诗体的卷前，有一篇总论，详述体式的源流演变。对于诗意，仅偶而有一些评注，不是此书撰述任务。
  　　　　此书刊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O四年）。
  　　
  　　　　（五）《唐贤三昧集》三卷王士禛选
  　　　　王士禛，字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为王渔洋。其论诗主神韵自然，以救明代诗人之失。此书专选盛唐诗人之作，以见其所谓神韵的范例。
  　　
  　　　　（六）《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王士禛选
  　　　　此为洪迈《唐人万首绝句》的选本。选诗人二百六十四家。诗八百九十五首，分为七卷，约为原书十分之一。仍用其神韵说，为选诗标准，所选甚精。书成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O八年），过三年，渔洋即去世了。
  　　
  　　 （七）《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
  　　　　清圣祖康熙帝命词臣编《全唐诗》，于康熙四十二年编成，共九百卷。又命臣下精选一部可以代表唐诗全体面目的集子，由臣下分别选录，而由他自己决定。康熙五十二年编定，书名《御选唐诗》。因为是皇帝御选的书，无人敢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恭维它“博收约取，漉液镕精。”这不过是说他选得好而已。
  　　
  　　　　（八）《唐诗别裁》二十卷沈德潜编
  　　　　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苏州人。他是康熙、乾隆两朝的诗人及诗论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甚得皇帝信任。康熙、乾隆二帝的诗，大多是他的代笔。康熙中叶，诗家都学宋元诗，又是王渔洋的神韵说盛行的时候。沈德潜主张作诗当以李、杜为宗，不能局限于王、孟、韦、柳的清微古淡一派。他编选了这部《唐诗别裁》。初刻在康熙五十六年间世，到他晚年，又重新编定，扩大了选材内容，以求反映唐诗的全面。重订本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印成，就是现在流行的版本。
  　　　　此书在清代诗坛有很大的权威性，一方面纠正了宋元诗派的主理智，取清丽；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神韵派的肤浅轻浮。但沈德潜颇有宋代道学家的正统儒学观点，他谨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张籍的《节妇吟》为思想有问题，“恐失节妇之旨”，故不选入。由此可见他的封建礼教思想十分迂执。这种观点，往往表现在他的评语中，不可不注意。
  　　
  　　　　（九）《唐诗叩弹集》十二卷，续集三卷杜诏、杜庭珠编
  　　　　康熙后期，掀起了唐诗的高潮，《唐诗品汇》又时行了。但《品汇》以初、盛唐诗为正宗，对中、晚唐诗，所选甚略。故杜氏选元和以至唐末的诗，为《唐诗叩弹集》，以为《唐诗品汇》的补编。
  　　
  　　　　（十）《唐诗合解》十二卷王尧衢注
  　　　　王尧衢，宇翼云，苏州人。作《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多，《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此“合”字已不可通。亦有单刻唐诗部分而仍题书名为《古唐诗合解》者，尤为谬误。然此书在清代嘉庆、道光以后，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为盛行。至民国初年，亦为畅销书。石印本甚多，皆名曰《古唐诗合解》。
  　　　　此书选注五言古风二卷，七言古风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二卷，五言律诗二卷，七言律诗三卷，五言排律一卷，总十二卷。选诗标准“取格调平稳，词意悠长，而又明白晓畅，皆时人所常诵习者。”注解方法则自云：“注古诗每于转韵分解处见神情，并字句之工而一一详说之。注律诗则分前，后解，写题中何意。并注明起承转合，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务必字字得其精神，言言会其意旨。注绝句虽只起承转合，分贴四句，其笔法多在转合反挑侧击，妙处不同。亦有一气浑成，能入化境者，则又不拘常格。”
  　　　　以上选注宗旨，皆见于王氏自述《凡例》，可以代表清人读唐诗方法。此种方法，对一般初学青年，可以有启蒙入门的效果，但如果运用机械，则不免堕入评点八股文习气。
  　　　　此书原刻本有圈点。《凡例》云：“体格兼胜，入题探奥者，用密圈。词气清新，景物流丽者，用密点。其有字关题眼，或旁挑反击，前后呼应，神情在虚字者，俱用单点点出。”这也是明清人评点古文、时文的方法。坊间重刻本，因刻工较繁，大多删去圈点。
  　　　　此书注解，皆袭取前人旧说。诗法评论，多取李于鳞之说。分解讲诗，用金圣叹法。评论中多采金圣叹、徐而庵，亦兼取锺惺、谭元春。鉴赏观点，不主于一派。
  　　
  　　　　（十一）《唐律清丽集》六卷徐日琏、沈士骏辑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春，乡试殿试均不考经判，而改试五言八韵唐律。于是徐、沈二人赶编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这是一部供应举子投考学习的投机书。卷首有二十二年孟冬望日沈德潜写的序。徐日琏、沈士骏都是沈德潜的同乡和学生，沈又是沈德潜的族孙，大约此书是在沈德潜指导之下迅速编成的。虽然是一部应试投机书，但专选唐人五言律诗的集子，却只此一部。
  　　 此书每卷第一行题作《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这是全名。面页题作《唐律清丽集》，这是书名。书口题作《清丽集》，这是简称。“清丽”是选诗的标准。所选诗详于初、盛唐，略于中、晚唐，而选杜甫诗最多，仍是高棅以初盛为正宗的观点。
  　　
  　　　　（十二）《唐律消夏录》五卷顾安评选何文焕增评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苏州人顾安，字小谢，评选了一部唐人五言律诗，分五卷。每诗有圈点，附评论。书名《丙子消夏录》。他在自序中说明他的评论注重于阐发 “古人命意、立法、修词之道”。至乾隆二十七年，嘉善人何文焕重刻顾安此书，增加了他的评论，改书名为《唐律消夏录》，而扉页上却题作《唐诗消夏录》。
  　　　　何文焕是一位诗人，诗论家，又是出版商。他曾于乾隆三十五年编订刊行《历代诗话》，卷尾附有他的《历代诗话考索》，议论见解，都有长处。顾安的《丙子消夏录》原刻本我没有见过，但看《唐律消夏录》中何文焕的增评，似乎比顾安的评论高明得多。
  　　　　《丙子消夏录》出版后一年，科举考试才改用五言律诗。何文焕在乾隆二十七年重刻顾安此书，恐怕也是当时有此需要。
  　　
  　　　　（十三）《网师园唐诗笺》十八卷宋宗元笺
  　　　　宋宗元，字悫庭，苏州人。以四十年之力，选唐诗而笺之。其书刊于乾隆三十二年。宋氏自序，说明其选诗宗旨在以温柔敦厚为指归。他说：“窃谓诗以永言，敦厚温柔而已。舍是，无问平奇淡丽，皆所必黜。其或索枯险以为高，修容服以矜媚，是皆误于彼之所谓指归，而实倍乎诗人之指归者也。”这一段话主要是对锺、谭说的。因为锺、谭编《唐诗归》，正是所谓以枯险为指归也。“修容矜媚”一句，大概又兼指王渔洋了。
  　　　　此书虽名曰笺，实则仍是注释典故。专以温柔敦厚为选诗标准，就不免有些道学家气。
  　　
  　　　　（十四）《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
  　　　　此书为近代最通行之唐诗选本。卷首有蘅塘退士序，甚简短，今全录之。“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馀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可知当时《千家诗》为童子学诗之启蒙读物，作者不满于其内容芜杂，故有此选。但此书既出，虽盛行数百年不替，而在清代，《千家诗》仍不能废。“三百千”犹为儿童启蒙必读之书。
  　　　　此书非诗家评诗之选本，编者目的仅在作为青少年文学读本，但供一般人阅读，亦极适宜，故销行极广，使其他前人诗选大受冲击。接踵而出者有《唐诗三百首续编》、《唐诗六百首》，皆书坊投机牟利之物。
  　　　　蘅塘退士向来不知为何许人。其书原刻本已不可见，不知刊刻年代。近人考得编者蘅塘退士为无锡人孙洙之别号，其人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则此书必为其退隐后所编，编成刊本，当在乾、嘉之际。
  　　　　以上清人评选唐诗十四种。其中一部分是流行广泛的选本，一部分是有专题偏重的诗选，都是近代研究唐诗者经常参考的书。
  　　
  　　　　宋元以来，唐诗选本最多，本文所介绍的，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方回（字虚谷）的《瀛奎律髓》倒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唐诗研究参考书，但因为此书并非专选唐诗，故未列入这个目录。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   　　作者社科院文研所 蒋寅
  　　
  　　 提要： 徐增向来被视为金圣叹七律分解说的承传者,其《说唐诗》也被视为继承和发挥金圣叹学说的批评实例。近年有学者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依据湖北省图书馆所藏稀见钞本《九诰堂集》,从梳理徐、金两人的交往始末入手,比较两家的诗学论说,可以发现:徐增对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既有继承,也有一定程度的改造和修正。具体表现在:(1)扩大分解法的适用范围;(2)消解七律分解的普适性;(3)重新解释七律前后两解在结构上的动力关系;(4)补充说明分解和起承转合的关系。徐增通过这些改造和修正避免了金圣叹分解说的机械性,最终形成自己解说唐诗的特点。徐增说唐诗的方法及其中体现的诗学观念与金圣叹各有特色,比较两家的诗歌批评,可以对清代的结构诗学获得比较完整的认识,澄清历来相沿的先入为主之见。　
  　　
  　　
  　　古典诗学发展到明清之际,在八股文章法结构理论的影响下,开始注重对诗歌作品内部结构的探讨。其中,金圣叹提出的七律分解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学说,它将诗歌内部结构的研究深入到某一具体的诗型,并由此概括其一般的结构特征,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代诗学的学术特征。金圣叹的分解说及其批评实践,虽然直到被害前一两年才集中披露于《选批唐诗》和《杜诗解》,但他的看法早已通过书信、往复辩难,传播于友人间,并产生一定反响。尽管友人们的具体反应如何今已不得而知,但起码可以肯定,有一个人是很赞同金圣叹的学说,并兴趣盎然地加以探讨的,这个人就是徐增。研究清代诗学的学者向来都视徐增为金圣叹律诗分解说的传人,而未注意到两者的根本差异。笔者通过对两家诗论及批评实践的比较,发现徐增无论是在七律分解说上还是在诗歌观念、批评方法上,与金圣叹相比都有明显的不同。理清两家诗学的同异,有助于我们完整地认识清代结构诗学的传承和发展,澄清历来相沿的先入为主之见。
  　　
  　　
  　　一、徐增其人及与金圣叹的渊源
  　　
  　　徐增(1612-?),初字子益,又字无减,后字子能,别号而庵、梅鹤诗人①。江南长洲人。明崇祯间诸生。能诗文,工书画。崇祯八年(1635)秋访钱谦益,少作《芳草诗》三十首深为牧斋所叹赏,由是才名鹊起[1](卷三十二,《徐子能集序》)。不幸的是,年甫及壮即患风痹,足不能行,偶尔以篮舆往来江浙间,其他时间只能在家读书、写作、编书。他的诗古文辞作品后来编为《九诰堂全集》,有抄本藏湖北省图书馆。从集前所列二十六篇名流序跋和一册赠诗可知,作者交游极广,是清初很有影响的诗人,同时也是有名的批评家。“时子能方逾弱冠,前辈如黄若木、陈玉立、陆履长诸公刻诗,皆属其为序”[2](陈宗之《梅鹤诗人传》),足见声望非同一般。他曾感叹：“今天下非无诗也,无选诗之人;非无选诗之人,而无知诗之人;又非无知诗之人,而无平心论诗之人。嗟乎,今之人即周秦汉魏六朝四唐之人也,其诗又何必非周秦汉魏六朝四唐之诗也。少陵云不薄今人爱古人,则今人果可尽非耶?”[2](文集第十六册,《贻谷堂诗序》)所以他不仅撰写了大量批评当代诗歌的序言和题跋,还编有《诗表》和《元气集》两个专收时贤之作的选本②。这是清代编本朝诗选的前驱,其舅氏黄翼圣说:“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选《诗表》。时未有选诗者,自子能始。人为之奔趋,远近邮筒寄诗,几充栋。所选二卷,人皆有志节者。”[2](《文集卷首黄翼圣序》)此外,他还像金圣叹那样用“说”的方式来批评诗歌,据周亮工《题而庵先生小像》序记载,他曾说过周亮工诗。当然,他用力最深的还是说唐诗。
  　　
  　　徐增因及壮而病废,只好以著述寄托余生。他对金圣叹自陈作《怀感诗》四百二十绝句的缘由,说:“贫则无事,病更多闲。寄身白发之下,送怀食牛之岁。翻若未乐,从闲觅忙,既代按摩,亦当参术。”[2](卷首金圣叹序)后来他说唐诗也应出于同样的理由,他曾说“弱冠得末疾,闭门谢交游,因潜心于起承转合之法,觉古人精神焕然照面,辄悔少时妄作,不敢复作一句。”[2](文集第十册,《黄云孙诗序》)从顺治五年(1648)开始,到康熙二年(1663)九月,徐增以十五年时间撰成《说唐诗》,卷首《与同学论诗》系节取平日与友人论诗文字编成,大体表达了自己的诗歌观念和学说。书梓行后,数十年风行海内,脍炙人口,当时认为“自而庵先生出而言诗,而古人之旌旗一变,古人之精神始出”[2](卷首周亮工《题而庵先生小像》序)。因社会需求量大,此书一再被翻刻,乾隆间编四库全书也将它收入存目中,可见是有定评的唐诗选。然而到今天,除了《与同学论诗》因被张潮辑入昭代丛书(题作《而庵诗话》),丁福保又据以收入《清诗话》,而常为人引用外,《说唐诗》原书已很少为人注意③,而论及者则往往强调它与金圣叹说唐诗的渊源关系。诚然,徐増与金圣叹同乡,年龄小四岁,从《九诰堂诗集》卷十《读第六才子书》、卷十一《访圣叹先生》可知,他对金圣叹其人及其文学批评相当熟悉,因而周在浚刻《天下才子必读书》成,即请他作序,认为只有他了解金圣叹,序圣叹之书非他不可。而他序金圣叹《才子必读书》,也称“圣叹固非浅识寡学者之能窥其涯者也,圣叹异人也,学最博,才最大,识最超,笔最快”;与人论诗,又说“圣叹《唐才子书》,其论律分前解后解,截然不可假借。圣叹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彻,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胆识”[3](P21)。应该说,徐增曾受金圣叹影响是不用怀疑的,他自己也毫不讳言这一点,说“七言律,已经圣叹选批,尽此体之胜。余说唐诗,初欲空此一体,故止说三十五首。杜少陵作,居二十五首,其余十首,不过是凑成帙而已,总不能出圣叹范围中也”[3](P21-22)。他还曾向金圣叹索观批唐诗的稿本,金圣叹复书解释了自己的分解学说,并鼓励他:“知彼日选诗甚勤,必能力用此法。近来接引后贤,老婆心热,无逾先生者,故更切切相望。”[4](P498)现在需要进一步弄清的是,徐增的诗歌理论是否与金圣叹直接相关,徐增是否全盘继承了金圣叹的分解理论。
  　　
  　　邬国平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徐增《九诰堂集》抄本。通过研究其中涉及金圣叹的材料,他发现金、徐两人从事诗歌批评的时间非常接近,徐增甚至还略早于金圣叹,因而他认为两人的诗学应是互相切磋、互相启发的关系,过去流行的徐增受金圣叹诗论影响的说法不符合事实[5]。我受邬先生的启发,仔细考案《九诰堂文集》抄本,见其中《致徐巨源》一札,言及诗论二卷欲缮写呈览而仓促未遑,这诗论二卷应该就是后来刻于《说唐诗》卷首的《与同学论诗》,系摘录与友人论诗书札或诗集序跋中文字而成④。考徐世溥顺治十五年(1658)三月死于盗难,则诗论在此之前已编成。再看《九诰堂诗集》卷十一有《访圣叹先生》、《作诗论毕自题一首》,次于《尤展成四十自寿索和次韵》之后,尤侗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下推四十年,这些作品应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与《致徐巨源》所言正合。而金圣叹评唐才子诗是在顺治十七年三月,也就是说,在金圣叹写成《选批唐才子诗》之前,徐增已编成了诗论,其诗学观念也已基本定型,这是可以肯定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徐增与金圣叹互相启发、互相影响呢?还不好说。我的判断是,在诗学观念上,主要是金圣叹影响了徐增,而金圣叹受徐增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上引徐增对金圣叹的敬佩之语外,其《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自述对金圣叹由畏避到信从的转变过程,也是值得注意的资料。徐增早年也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斥金圣叹为魔道。认为圣叹先生乃一世人恶之忌之、欲痛绝之者也,从其游者,名士败名,富人耗财,僧家则无布施处。其为祟也大矣。但后来徐增非但不再骂金圣叹,反而很赞赏他。据徐增自己说,至壬午秋,遇圣默法师,欲导余见圣叹。才说圣叹,余急掩耳曰怕人怕人。甲申春,同圣默见圣叹于慧庆寺西房,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尚惴惴焉。心神恍惚,若魔之中人也。又五年戊子,再同圣默见圣叹于贯华堂,而始信圣叹之非魔也。戊子即顺治五年,这是徐增一改对金圣叹的态度、转而信奉其学说的开始,也是《说唐诗》起稿之年。两人往来书简表明,金圣叹在顺治十五年前已为徐增阐释过分解说,虽然他批选唐诗当时尚未成书,但他的学说已对徐增产生了影响。至于徐增是否全盘继承了金圣叹的学说,研究者一般持肯定态度⑤,但我通过研究《说唐诗》,发觉徐增的批评实践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二、《说唐诗》与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
  　　
  　　通过比较金、徐两人的诗歌批评,我感到,徐增虽接受并发挥了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但并未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修正。
  　　
  　　首先应该肯定,徐增说唐诗与金圣叹选批唐诗宗旨是不太一样的。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选说七律600首,只为证成其七律分解说;而徐增《说唐诗》选诗319首(实为305首),却是要编一部包综各体的唐诗选,因此自序极强调选诗的宗旨:
  　　
  　　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之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钟、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钟、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始当。[3](P1)
  　　
  　　自古文学选本的编选动机大多是为当今的创作提供典范,徐增也不例外。他总结晚近以来的诗歌创作,说:“今天下之诗亦大备矣,有才者纵横出奇,有学者博综示奥,有力量者气象开宏,有神韵者寄托玄渺。至于解数与起承转合之法,人多略之。后有作者,不免议其后矣。”所谓“议其后”的作者,无非就是金圣叹。徐增认为时人“论唐诗,辄曰雄,曰浑,曰奇,曰奥,曰新,曰秀,曰高,曰亮,总不出于才气、声调之间”;“又极论对仗、照应、重犯等”[3](P15),要之忽略了诗歌最基本的要素——结构,而金圣叹揭示的唐七律分解之法,正是当时诗歌创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他还认为“作诗先从看诗起”[3](P23),只有善于学习,才能掌握前人诗法的精华。他借禅宗话头“佛法无多子”来比况诗学,则诗学的精要、诗家的“正法眼藏”也不外乎解数和起承转合。他在评唐文宗《宫中题》时曾不无感慨地说:“夫诗既有法,不可不细细讨其消息。今人心殊不细,撮其皮毛,便欣然如有所得,以为诗不落拟议者为佳。听其言颇善,及观其所作,茫无着落,此无他,盖由不知师承,以讹传讹,习而不察。初不知有解数,又不讲明起承转合之法,唐诗置在眼前,直是理会他不出。夫识得二分,方作得一分。甚矣,诗不可轻易读去也。”[3](P157)因此他努力要通过本书来阐明分解与起承转合之法,以救当世之失。
  　　
  　　但是,尽管他如此推崇分解和起承转合之说,在实际运用中却已明显将其原理及阐说方式作了改造和修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扩大分解法的适用范围。金圣叹运用分解法只限于七律,而徐增却推广到其他诗体。像卷十五说王维五律《山居秋暝》,即是原原本本地运用金圣叹分解原理的一个例子:
  　　
  　　要看题中“暝”字。右丞山居,时方薄暮,值新雨之后,天气清凉,方觉是秋。又明月之光,淡淡照于松间;清泉之音,泠泠流于石上。人皆知此一联之佳,而不知此承起二句来。盖雨后则有泉,秋来则有月,松、石是在空山上见。此四句为一解。“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人都作景会,大谬,其意注合二句上。后有竹,近水有莲;有女可织,有僮可渔。山居秋暝,有如是之乐,便觉长安卿相,不能及此。[3](P344)
  　　
  　　这里将通常解作描写山居之景的中四句分开讲,以颔联为承上写秋山雨后之景,颈联为注下启山居适意之旨,可以说是标准的金圣叹式分解,这一方法由七律移用于五律,意味着外延的扩展,可以说是徐增继承中的一个改造。
  　　
  　　第二,消解了七律分解说的普适性。他虽然将分解说推广到五律,但解说七律反而不拘拘于分解,讲析时常常不是着眼于字句的勾连照应,而是侧重于意脉的分析。即使分解,也更强调由意脉决定的字词句章的内在联系。这由王维《归嵩山作》、岑参《使君席夜送严河南赴长水得时字》、杜甫《秋兴》等例均可见。卷十六说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云:
  　　
  　　右丞诗都从大处发意,此作有大体裁,所以笔如游龙,极其自在,得大宽转也。蓬莱宫到兴庆宫,相去不大远,题中既云春望,右丞从“望”字着想,故起二句,以渭水、黄山来说。唐王銮舆,虽在蓬莱、兴庆阁道之中间,而直望见:渭水远远如带,萦于秦塞,其形曲;黄山遥抱若屏,绕于汉宫,其状斜。自字、旧字,见从来已如此。此二句妙极。千门,即汉武帝建章宫有千门万户之千门也。建昌多柳,此又是春,故下即用柳字。迥出,言阁道之高,得望见渭水、黄山。此所谓承也,是銮舆才离蓬莱,上阁道,见宫中之千门如画。“回”字,跟銮舆来,辇行谓之回;天子在辇上看花,故云“回看上苑花”,将与兴庆相近矣。总写阁道中事。双凤阙,是指蓬莱、兴庆两宫,天子在阁道中,两头看来,并是凤阙。在帝城内,故云帝城;凤阙高,故云云里,且欲出“雨”字也。阙,乃天子所居,百官朝会,政从是出;见天子何得春望?上看如此,从下看去,见万人家,雨中鳞次于春树之间;天子为万民之主,安危所赖,又何得春望?上承一联,天子只顾望山、望水,看雨、看花,此转一联,是作者眼光所射,虽在天子望中,却不在天子望之意中,故特以此为转作讽谏。合二句,急回护天子,以见人臣爱君当如是。[3](P378-379)
  　　
  　　王维这首七律的章法很特别,它不是按照一般应制诗叙事—写景—写景—称颂的章法来写的,先用“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一联周览长安形胜,再述“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之事,继状望中之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末以“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为君主开脱。叙事句位置的变动,使全诗无法按金圣叹颔联承上,颈联启下的分解模式来解释。徐增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硬将作品分成两解,而是紧扣题中“春望”二字,强调作品意脉的潜行及作者委婉的讽意,避免了强分两解可能导致的灭裂之弊。通观《说唐诗》,徐增对作品结构的把握明显由章句转向意脉,这是他对金圣叹分解说的修正,强调意脉的结构当然要比强调章句的结构更接近作品的有机性。
  　　
  　　第三,重新解释七律两解之间的动力关系。金圣叹分解的要义,是将诗的章句都理解为对诗结束处的奔赴。所以他用官人升堂来譬况,则说:“一二分明便是一位官人,大步上堂来;三四则是官人两旁之虞侯、节级,只等官人坐了,便与他吆呼排衙也。七八是官人倦怠欲退堂,五六是又换两名人从,抬将官人入去也。”⑥诗的主旨在官人退堂,所以五六不是启,而是赴。就像开弓放箭之喻说的,“七八正如箭到之必得中要害也,五六则如既满临发之时之手法也”[4](P499-500),这不仅没有突出颈联的结构作用,而且也漠视了唐代七律丰富多变的结构模式。相比之下,徐增对分解原理的说明虽不像金圣叹那样反复譬说,头头是道,但却更精到。他说:“律分二解,如关门两扇,开则相向,合则密缝”[3](P367);又说:“律分二解,二解合起来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个好朋友,赴一知己之召,意无不洽,言无不尽,吹弹歌舞,饮酒又极尽量,宾主欢然,形骸都化。后解,即是前解二十八个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略改换筵席,颠转主宾。前是一人请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请一人也。”[3](P22)这一比喻比金圣叹的说法更深刻地剖析了前后解意脉运动的不同趋向,也更清楚地阐明前后两解分别承担的开阖的功能,从而更透彻地揭示出前后两解构成律诗章法的动力学关系。
  　　
  　　第四,对分解和起承转合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关于七律的分解,金圣叹虽然阐释了分两解的理由,但对两解与起承转合的关系却未加分疏。徐增在说王绩《野望》时,特意对此作了补充说明:“律诗一、二为起,三、四为承,承盖为起而设也,则承与起为一解;五、六为转,七、八为合,盖转为合而设也,则转与合为一解。”[3](P303)在改造分解说的同时,徐增对起承转合也重新作了阐释。卷十说王翰《凉州词》,专门谈到对起承转合的理解:
  　　
  　　夫唐人最重此法。起,陡然落笔,如打桩,动换不得一字为佳。或未能明透,又恐单薄,故须用承;承者,承起句义也。转者,推开也,不推开则局隘,不推开则气促。人问曰:“既云推开,则当云开,不当云转。”夫古人不云开而云转者,用力在开将去,而意则欲转回,故云转也。转盖为合而设也。合者,合于我之意思上来。人作一诗,其意必在结处见,作者于此处为归宿;又须通首精神,焕然照面,言外更有余蕴,方是合也。今人不知此法,专讲照应,可笑也。夫合又不但此也。一首诗,作如是起,当如是承,当如是转,当如是合。一字不出入,斯为合作,宁独结处为合,而云合也?[3](P230-231)
  　　
  　　徐增在此将“转”字作了新的解释,给“合”字增添了一层意思。其实前人也未必就将“转”字机械地理解为转折,最早提到起承转合之法的杨载《诗法家数》阐述律诗颈联的“转”,要求“与前联之意相应相避,要变化”⑦,那么就意味着凡转折(反起一意)、逗引(新起一意)、宕开(推广原意)等均属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转”的结构功能决不是单一的转折。但问题是前人并未明白阐述这一点,初学者望文生义,很容易产生误会。徐增将“转”解释为文字上推开,意思上转回,就更清楚而具体地阐明了“转”的结构功能。他讲“合”字,除了传统的收束之义外,又将它推广到全诗,从意脉完整或结构之统一性的高度来理解它,这就丰富了“合”的涵义,同时赋予起承转合之说一个超越机械结构论的有机的灵魂。这是徐增对金圣叹诗学的推进和充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理论亮点。
  　　
  　　通过以上四点改造、修正、深化和补充,徐增表明了他对分解法的不同理解。在他这里,两分法已成为诗歌结构模式中的一种,决不是意味着所有诗歌(哪怕是七律)都可以分为两解。于是分解的普适性被取消,分解也就形同不分。事实上,在徐增的解说中,古诗在分解处往往只是略点一下,不加申论;律诗也是随文而及,不像金圣叹那样刻意强调,许多作品甚至决不提分解二字。看得出,相对于作品的细读来,分解在徐增的意识中是相当淡化了。对张若虚的杰作《春江花月夜》,他认为“此诗如连环锁子骨,节节相生,绵绵不断,使读者眼光,正射不得,斜射不得,无处寻其端绪。春江花月夜五个字,各各照顾有情”[3](P94),干脆就不分解了。这正是徐增懂诗之处,知道真正伟大的作品是无法用常规去衡量的。
  　　
  　　
  　　三、徐增诗论与金圣叹的异同
  　　
  　　徐增对金圣叹十分倾倒,他的批评明显追随金圣叹,除论诗分解外,他与金圣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于譬况。喜欢以禅喻诗就不用说了,他也像金圣叹一样用比喻来阐发分解理论。他论诗还有一个妙喻:“诗之等级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学问见识,如棋力酒量,不可勉强也。”[3](P19)这种议论的透彻,最得金圣叹的精神。
  　　
  　　尽管如此,徐增评诗就像对分解说的理解一样,较金圣叹仍有相当大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善于将艰深的意旨、词句讲解得明白晓畅。他的批评,不像金圣叹那样尽逞畅所欲言的快意,而是尽量考虑如何让读者接受。自序说:“夫诗不难于说,而难于使人听其说。吾始欲深言之,则虑初学者,若无阶之可升;欲浅言之,则上智者,又鄙其说之不足数也。则莫如就今之所寡有者说之。”之言人之所阙,就是像姜夔论作诗说的,要“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白石道人诗说》),具体说就是“有人所习见而不察者,吾说之;有人所未解而阙疑者,吾说之;有人言之而不畅者,吾说之;有人言之而不合者,吾说之”。但结果未必如此。他的解说实际上是“熔注字、诠词、解句、数典、征事、考证、辨析、阐义、谈艺、校勘于一炉”[3](P4),将通常选本的注释和串讲两部分揉合到了一起,所以文字相当长,除极个别例外(如李白《山中问答》),少则一二百字,一般都是千余言,骆宾王《帝京篇》竟长达七千余言,这在古代诗评中是很罕见的。如此长的解说决不都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大部分仍是通俗的讲解,所以自序及朋辈的序言都强调其“语多重复”、“说多近俚”的风格,意谓说得通俗。比如杜甫《羌村》其一的开头“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徐增说道:
  　　
  　　先生到家,已薄暮矣。日落时,上有云气,则光返射成紫色。云在日之东,日在云之西,鄜州在凤翔之西,先生从东望西而归,直写当前所见,人所易知;至其用“峥嵘”字、“日脚”字、“平地”字,人未之知也。此是连日路途来神理。峥嵘,山状,此用在赤云上,奇极。先生日在途中,见青山之峥嵘,而此见赤云之峥嵘,竟疑其为赤山。吴牛见月而喘,此赤云甚可畏也。日脚“脚”字,人之行是脚,见日之行,亦疑其有脚也。平地,自奔行在,走凤翔,又驰归羌村,何处不是崎岖,到家始得脚跟平稳矣。又人在途中,每至日暮,看云之红黑,以验来日之阴晴;既有赤云,见今日已得晴到家,明日在家中,仍得天晴也。[3](P39)
  　　
  　　再看金圣叹批这开头四句:“看他先写临到家时,薄暮门前,眼见耳闻,如此气色,使千载后人如同在此一刻。最怕人者,家中未见人归,归人先见家中,一也;未知家中何如,先睹门前如此,二也;未至,心头只余十里、五里,既至便通共千里,三也。一解二十字,写尽归客神理。”[6](P48)可见金圣叹着重体会的是作家的心理状态,而徐增着重阐释的是作家的表现特征,其中涉及一些日常生活内容,较之金批诚不免“说多近俚”,但确实是细致多了。只不过这种细致未必让人觉得很艺术,因而每不如金批动人。就好像接下去“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唏”一联,徐增道:邻人闻先生归,有信有不信,都走来看,乃满墙头矣。见先生从兵戈中归,居然无恙,岂不动念头,岂不要嗟叹,墙头一片啧啧之声,乃先生耳中亲听得者。嘘唏,胸头有隐忧,口不能宣,默为出气之谓也。这说得倒也很周到,但再看金圣叹批:“‘邻人满墙’,如画。‘亦歔欷’,妙绝是一‘亦’字。千里间关,十成死法,我自受之,我自知之。今我歔欷,渠亦歔欷,渠岂能知我百千万分中之一分耶?可发一笑也。”[6](P48-49)相比之下,徐增的解说就显得过于平实了,金圣叹批则不乏俏皮的味道,“‘邻人满墙’,如画”更是画龙点睛之笔,顿现诗笔的生动意味。这或许就是批评家才气的差异罢。徐增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个有才华的批评家,与金圣叹相比尤其显出这一点。
  　　
  　　不过徐增的平实贴切,遇到短诗如崔颢《长干行》、王昌龄《闺怨》、《西宫春怨》之类,或特定诗人的作品比如王维诗,也能表现得很出色。他说王维《鹿柴》“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两句:
  　　
  　　夫深林之下,青苔之上,最为幽寂。当午日亭亭,光直照下,为林枝叶所受,苔上无景。惟旭日东升,则景斜透深林之西;晚日西沉,则景斜透深林之东。景必到地,故在青苔之上。早间已照过一次,故云复照也。幽杳之间,忽射日光,横如经练,东穿西透,清迥绝伦。[3](P171)
  　　
  　　这里用清新的描述语言,将“入”字、“复”字解得极细腻而妥帖,直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难怪顾以安《唐律消夏录》卷三选王维《山居即事》,说:“尝观论王诗者,吴门徐子能为第一,盖真知其故,非曹听曹说者也。”[7]
  　　
  　　由于《说唐诗》是一部综合性的唐诗选本,选目及涉及的问题远较金圣叹批七律要广,而书中表达的艺术观念和诗学理论也远较金圣叹的批评为丰富。从根本上说,徐增的艺术观念近于金圣叹,他说“诗乃人之所发之声之一端耳,而溯其原本,何者不具足?”[3](P16)即与金圣叹同调。而且他也像金圣叹一样,对诗的经验可以阐明抱有坚定的信念,说“今人论诗辄曰有意无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语误人不浅。吾观古诗,无一字无着落。须细心探讨,方不堕入云雾中”[3](P23)。但他更注重独创性,提出“临下笔时,须以千古一人自待”[3](P21),“作诗须思透出一路去”,学“古人各自成家,不肯与人雷同”[3](P19),因而对“法”的理解更倾向于脱逸和变异的方面,显得比金圣叹更透彻和深刻。他曾说:
  　　
  　　余三十年论诗,只识得一个“法”字,近来方识得一个“脱”字。诗盖有法,离他不得,却又即他不得。离则伤体,即则伤气。故作诗者,先从法入,后从法出,能以无法为有法,斯之为脱也。[3](P22)
  　　
  　　卷二十评宋之问《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与人辩论五言排律中间部分在全诗结构上的灵活性,也搬出类似的理论来作辩护:“诗固不可以板法定也。夫教人者,必以规矩,出乎规矩者为正,不出乎规矩者为不正。出乎规矩,而不拘于规矩,不必拘于规矩,而仍合乎规矩,斯为大正。使人侧看成峰,横看成岭,所谓造物在手,变化生心,法由我出,何所不可。”[3](P463)正是本着这种见地,他在分解问题上才能较金圣叹更圆活,而在分解之外,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识也都很可取。
  　　
  　　徐增是个脑子很清楚的诗论家,目光相当敏锐,看问题能一下子抓住核心。有些重要理论问题,他人千百言譬说不尽,徐增却能片言中肯。比如他说:
  　　
  　　作诗之道有三,曰寄趣,曰体裁,曰脱化。今人而欲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无由。夫碧海鲸鱼,自别于兰苕翡翠,此古人之体裁也;唐人应制之作,皆合于西方圣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诗人宗匠,从“精熟《文选》理”中来,此古人之脱化也。[3](P15)
  　　
  　　自唐代以来,诗论中不乏将作诗的基本问题加以概括的说法,或曰三节,或曰五法,或曰准绳,或曰四科,或曰十则,但都不如徐增这段话提纲挈领,一下子就抓住诗歌乃至一切文学写作要处理的三个基本问题:写什么内容,用什么文体,怎么写。寄趣是内容问题,体裁是文体问题,脱化是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一切写作不都是同时受到这三方面即伦理学、文体学和文学传统的制约么?此外,他对作家才能的分析之细致,也是前无古人的:
  　　
  　　诗本乎才,而尤贵乎全才。才全者,能总一切法,能运千钧笔故也。夫才有情,有气,有思,有调,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酝酿,中有所属;气者,才之发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径路,入于缥缈;调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扬;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摇撼;略者,才之机权,运用由己;量者,才之容蓄,泄而不穷;律者,才之约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韵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⑧,骤而难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须时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泽之,学以足之。[3](P16-17)
  　　
  　　这段文字截取自《吕彤雯诗序》,作为作家禀赋举出的“才”,被分析为十个层次和四个外部条件。关于徐增论才的全面性及开创性,王英志先生已有很好的阐述[8](P56-67),我想补充申说的一点是,较之叶夑以才胆识力论作家创造力的要素及结构,徐增这十个层次则更细致地分析作家创造力诸要素与诗歌写作各技术层面的具体对应关系。其中以“才之韵度,久而愈新”解“致”,弥补了有关创新动力的概念的缺失;而以“才之老成”解“格”,又使“格调”之“格”多了一层含义,同时变得更容易理解。振以时、基以地、泽以友、足以学,则可以说实现才能的外部条件,与泰纳的时代、种族、环境三因素相比,少种族而多友(讲学)、学(知识)⑨,体现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
  　　
  　　《说唐诗》是分体编排的,各体诗选前均有小序概述源流,但都比较简略,没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倒是他在批评中随文所及地发表的一些议论,不无心得。如卷四评王维《答张五弟》说:“作诗要知伸缩法,能将古人长篇缩得短,方是会作短诗的人;能将古人短篇伸得长,方是会作长篇的人。短诗要包含,长篇要无尽。”[3](P101)卷十评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说:“诗中用字须板,用意须活,板则不可移动,活则不可捉摸也。”[3](P243)
  　　
  　　四、徐增论诗之失误
  　　
  　　前面说到,徐增是个有见识的诗论家,论断多灼见,他的一些看法深为后人所重视⑩,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评说支离破碎。据说他用起承转合之法说唐诗,“人辄畏而避之,以为诗一经徐子能之眼之手,遂无完章”[2](文集第一册,《李挺生蒲塘合草序》),这未免过甚其词。我倒是觉得他有时不免大言欺人,如《智水上人诗序》说“作诗非通禅理者不能极其致,盖如来境界不即不离,诗人境界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无二门也”[2](文集第一册),《与同学论诗》说“唐人应制之作,皆合于西方圣教”,即一例。其说诗也同金圣叹一样,时有穿凿强说之病。卷十说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谓“子美此诗,原是一律,特不安起结耳”,虽巧舌如簧,终觉穿凿太甚;卷四说杜甫《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诗中语多冷刺”,一如金圣叹批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一首,本是赓和纪事的客套之作,偏读出无限刻毒讥讽之意。《宾至》也承金圣叹之说,解作不耐烦留客之意,属于以市侩心肠度君子之腹,未免有损于为人厚道的杜甫形象。这都是过于强调杜诗的讽刺性以至误读的结果。《四库提要》总集存目类指责“其说悠谬支离,皆不可训”,“穿凿附会,尤失古人之意”,评断过于苛刻,但这类现象肯定是存在的。至于说诗中因对所据史实缺乏考订,偶有误解之处,或引用古书疏于检核,时有差错,则樊维纲先生已在校注中一一指摘,兹不赘举。
  　　
  　　古典诗学发展到明清两代,文献浩瀚,头绪繁杂,古人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沿成谳,久而久之就成了盘踞在我们意识中的定论。本文继邬国平先生之后,对徐增诗学的内容及与金圣叹的关系再加考究,希望能澄清一些模糊影响之说,疏陋之处还请学界同道驳正。
  　　
  　　
  　　
  　　[参考文献]
  　　[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徐增.九诰堂全集[M].湖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
  　　[3]徐增·说唐诗[M].樊维纲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4]金圣叹.金圣叹选批唐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5]邬国平.徐增与金圣叹[J].中华文史论丛,2002,(2)。
  　　[6]金圣叹.杜诗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顾以安.唐律消夏录[M].乾隆二十七(1760)年何文焕刊本。
  　　[8]王英志.《徐而庵诗话》精义发微:清人诗论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①见湖北图书馆藏抄本《九诰堂全集》卷首陈宗之《梅鹤诗人传》。关于徐增生卒年,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王欲祥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定为1603-1673,未知所据。樊维纲先生校注《说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据三槐堂刊本《而庵说唐诗》所附康熙七年(1668)征今诗启称年五十七,又康熙十年(1671)所作《重修灵隐寺志序》称年六十,推其生年应为1612年。今按文集中言及年岁皆合,姑从之。
  　　②前者见王尔纲《名家诗永·凡例》(1936年至德周氏影本)著录,后者邓之诚有藏本。
  　　③有关《说唐诗》的研究,除樊维纲先生校注本前言外,仅见郭宝元《而庵〈说唐诗〉研究》,台湾东吴大学1993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如第三则原出《沈子房诗序》,第四则原出《吕彤雯诗序》,二文均收于《九诰堂全集·文集》中。
  　　⑤ 如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便引《而庵诗话》中的议论,断言“徐增完全是就金圣叹之说而加以推衍”。台北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64页。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也认为“徐增模仿金圣叹的痕迹尤其显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⑥《金圣叹选批唐诗》附录“圣叹尺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07页。“从抬”二字原乙,据《金圣叹全集》第四卷改。
  　　⑦杨载《诗法家数》,丁福保辑《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9页。参看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第五章“起承转合——诗学中机械结构论的消长”,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1-103页。
  　　⑧徐增:《九诰堂全集·文集·吕彤雯诗序》,“入于缥缈”作“入于杳冥”;“才之鼓吹,出以悠扬”作“才之节奏,出以铿锵”;“才之充拓,莫能摇撼”作“才之操纵,不为摇夺”;“运用由己”作“莫能牵制”;“才之韵度”作“才之神韵”;“才之老成”作“才之品级”。
  　　⑨这一点为台湾学者张健首先注意到,见张健著《明清文学批评》。台北:国家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
  　　⑩近代邹弢:《三借庐赘谭》(民国间铅印本)即采其论诗语七则,后又录入所编《诗学捷径》(民国间苏州振新书社与上海苏新书社发行铅印本)十一章“诗学饾饤”;范况:《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中也常整段地引用《说唐诗》中的文字。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