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印度洋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作者：耿引曾  页数：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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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

内容概要

浩瀚的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是贯穿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通要道；而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辟了从雷州半岛出发的、沿岸渐进的印度洋远洋航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在印度洋沿岸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物，中华文明的先进航海技术和航海知识随着远征流传到印度洋周边的各个国家，而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印度洋究竟何样，有哪些中国人曾漂洋过海、在印度洋上烙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人与印度洋》将一边为您解说，一边带您去那个蓝色的海洋重温悠久的传统文化。

书籍目录

引言一  印度洋沿岸出土的中国文物  （一）非洲东海岸  （二）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印度半岛  （三）东南亚二  古代中国人笔下的印度洋  （一）有关印度洋区域的一些记述  （二）有关印度洋航线的记述  （三）外国人的有关记述三  远洋航行与中华文明  （一）悠久的造船历史  （二）先进的航海技术  （三）丰富的航海知识四  他们的名字与印度洋水长流  （一）漂洋过海的求法高僧  （二）远洋航海家汪大渊  （三）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航海家郑和插图目录

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人当时已侨居南海、印度洋。在“勾栏山”(今加里曼丹西南一属岛)条中记载道：“国初，军士征阁婆，遭风于山下，辄损舟，一舟幸免，唯存丁灰。见其山多木，故于其地造舟一十余只。若樯柁、若帆、若篙，靡不具备，飘然长往。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男女椎髻，穿短衫，系巫仑布。”无疑，这是元军征爪哇时，汉地的伤病员留在该处，长此住下，与当地人一起繁衍生息在这个地方了。在“土塔”(今印度南部东岸讷加帕塔姆西北约1．6公里处)条中，汪大渊记录下一条很有意义的材料：“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塔，高数丈。汉字书云：‘成淳三年八月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咸淳三年即1267年，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该塔所处之地是八丹之平原，八丹即沙里八丹之简称，沙里八丹即今天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东岸的坦焦尔东约77公里的讷加帕塔姆。讷加帕塔姆是中世纪印度半岛上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大港。早在7、8世纪，这个地方就是从东南亚起程的商船到印度半岛登陆的第一站，同时还是南印度的一个佛教中心。在此处建立一个中国塔，说明了到印度半岛来的中国商人之多。在异国他乡书写汉文，既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也反映出在印度洋贸易中，中国人参与的程度。这个中国塔在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1846)还残存三层，高30米，有砖檐相隔，内部空荡无存，直通顶部(见前面插页内图廿二)。遗憾的是，在清穆宗同治六年(1867)讷加帕塔姆的耶稣会传教士得到英印政府的同意，将这座颓坏不堪、难以缮复的土塔拆毁。关于土塔的情况可参考《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上的《纳格伯蒂纳姆和泉州已消失的寺庙》一文。还应该提出来的是，在“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条见到有这样一段记述：“国与遐尔沙喃之后山接壤……西洋国悉臣属焉。有酋长。元临漳人，陈其姓也。幼能读书，长练兵事。国初领兵镇甘州，遂入此国讨境不复返。”关于这个临漳陈姓人的事迹，尚有待进一步考察。本书的校释者苏继则认为汪大渊在此有误。笔者的看法是这个记载为中国人立足亚洲西部提供了资料。故仍摘录出，立此存照。    现在谈中国人参与印度洋的贸易情况。中国的传统商品——丝绸和瓷器参与了印度洋贸易。在汪大渊笔下见到的商品有五色缎、南白丝、白丝、五色绢缎、青缎、五色缎、苏杭色缎、锦缎、诸色缎、苏杭五色缎、土绢、五色绢；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瓷器、青白花器、瓷瓶、青白瓷等。除了丝和瓷之外，还有金、银、铁等中国商品。从上面各种丝绸和瓷器的名称，不难看出中国商品的销售量之大，它们受到印度洋地区人民的欢迎。至于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经商，书中也有提及。在“龙牙门”(今新加坡岛)条中提到该地“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又提到该地“以通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龙牙门自古就地当交通要冲，中国人侨居彼处当是见怪不怪的。不过指出该地与泉州贸易的货物都是剽窃来的，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再看看该条如下的记述：“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如此，可以明白吉利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岸外的卡里摩群岛)这个地方是海盗集中地。这些海盗对西去的船舶不问，而专门抢劫从印度洋区域贸易来的货物，后又以这些货物与泉州做买卖。而从“贼舟二三百只”说明海盗已成团伙，它又从侧面反映出南海、印度洋上贸易的兴旺发达。汪大渊还对印度洋的珍珠贸易作了如实记载。第三港(今印度南部马纳尔湾沿岸)是出产珍珠的地方。在该条中，不仅细致描绘了采珠场面，还记下采珠人的所得是“于十分中，官抽一半，以五分与舟人均分”。在“沙里八丹”条中又见到如下记载：“珍珠由第三港来，皆物之所自产也，其地采珠，官抽毕，皆以小舟渡此国互易，富者以金银用低价塌之。舶至，求售于唐人，其利岂浅鲜哉！”由此可知，沙里八丹的富人就是靠这种低购高售珍珠来攫取利润的。由珍珠而类推到其他货物，可窥见印度洋贸易利润的大概了。中国商人用高价购买下印度洋的珍珠，说明中国商人在印度洋上的贸易已具备相当规模了。这一点，又以元代中统钞在印度洋地区有兑换率来作佐证。在“乌爹”条中，记载着“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关于乌爹的今地，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印度的奥里萨；一说在缅甸，是孟族建立的白古国，都阿瓦。不管是哪种说法成立，都抹杀不了元代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远在14世纪上半叶，中国货币就能在异国通行，显示了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贸易中有丰富的商品和充足的资金。    综上所谈，不难看出汪大渊所写《岛夷志略》的价值了。最后，还应该向广大读者明确一点，即有关汪大渊的个人情况，除了现见《岛夷志略》及他的同代人为该书所写的“张序”、“吴序”外，在任何一种史书中均不见有记述。也就是中国人通常说的名不见经传。这证实了汪大渊是一个地道的民间航海家，在封建社会中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他少有宏志，不畏艰险，只身附舶，航行远洋。从南海到非洲，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特别是将耳闻目睹，成书《岛夷志略》，为后人提供了14世纪上半叶南海、印度洋区域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今天已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亚洲、非洲历史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岛夷志略》早在19世纪就引起西方汉学家的注意，1914年美国学者将书中的三分之二译成英文，直到60年代日本学者还对该书作进一步的探讨。可见这本通过作者海洋实践而来的《岛夷志略》，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笔财富。汪大渊的名字及其著作《岛夷志略》，就像印度洋水一样世代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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