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4-10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余秋雨 页数: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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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苦旅》自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由此,笔下也就一派端肃板正,致使海内外不少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不同于案头年龄的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助长这种捣乱的外部诱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cr比我大二十来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北冰洋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翻阅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前辈不少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洒脱和放达,苏东坡曾把这种劲头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还不到四十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内容概要
《秋雨散文》为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专集。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喜爱。他的历史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原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曾赴海内外多所大学及文化机构讲学。理论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 1999年7月11日,余秋雨先生走上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讲坛,发表题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演讲并回答听众及网上观众提问,湖南经济电视台及其网站同时直播了这次演讲。 自余秋雨先生演讲以来,至今争论不断,文化界称之为“岳麓书院事件”。
书籍目录
集《山居笔记》、《文化苦旅》之精粹目录么文化苦旅》自序《山居笔记》小引《文明的碎片》题叙一个王朝的背影抱愧山西流放者的土地风雨天一阁苏东坡突围青云谱随想笔墨祭千年庭院寂寞天白发苏州江南小镇庐山札记皋兰山月沙原隐泉道士塔莫高窟阳关雪都江堰西湖梦三峡脆弱的都城天涯故事乡关何处信客酒公墓牌坊老屋窗口庙宇家住龙华龙华小记三十年的重量大伯公沈老这里真安靜上海人华语情结废墟夜雨诗意藏书忧后记
章节摘录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与接待我的主人、山西电视台台长陆嘉生先生和该台的文艺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游览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头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帐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章文涛先生在车上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一些史料。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一一大名鼎鼎的“曰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所在。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苍老而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感和潦倒感。许多与之年岁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倾坍,而这些商用建筑却依然虎虎有生气,这使我联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坎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年这条街道上是如何车水马龙的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骄傲,驮载着九州的风俗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专业化、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南北大地终于卸下了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实现了更为轻快的商业流通,商业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贷款,又由这个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有不少是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领导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 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张艺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工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釆。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和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打扫得很干净,每一进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看去,大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家”的小店铺、小摊贩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众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 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升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在一页页陈年的帐单报表间,我很难把他们切实抓住。能够有把握作出判断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 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家世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多的物产。查一查地图就知道,它们其实离我们的大寨并不远。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家乡那么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 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丫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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