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3-2 出版社:安徽教育 作者:叶维廉 页数: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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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叶维廉(1937—)曾被美国著名诗人吉龙·卢森堡(jeromc RothenberR)称为“美国现代主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汇通者”。他写诗,也写研究论文,是著名的诗人,又是杰出的理论家。他非常“新”,始终置身于最新的文艺思潮和理论前沿,他本身就是以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起家,且一直推介前卫艺术并身体力行;他又非常“旧”,毕生徜徉于中国诗学、道家美学、中国古典诗歌的领域而卓有建树。他自己说: 为了活泼泼的自然和活泼泼的整体生命, 自动自发自足自然的生命,我写诗。 为了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得以从方方正正的框限解放出来,我研究和写论文。 叶维廉1937年生于广东中山沿海一个小村落,如他自己所说,“童年是炮火的碎片和饥饿中无法打发的悠长的白日和望不尽的孤独的蓝天”。后来,他在香港和台湾受教育,并在美国相继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67年后,便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至今。30余年来,他曾担任该校比较文学系系主任凡10余年,并于1970和1974年两次回台湾参与建立比较文学博士班;1980和1982年,又两次赴香港,担任英文系首席讲座教授并协助建立该校比较文学研究所。在此期间,他所培养的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中国诗学的研究生遍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各地。 叶氏在大陆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1981年,“文化热”初起,叶维廉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有关比较文学的讲演,讲演在可以容纳800多人的办公楼礼堂举行,台上台下,门内门外都挤满了听众!应该说这是一次成果丰硕的播种,如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在北京大学发芽生根。北大已建成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比较文学教育体系,比较文学也已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学科,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将在21世纪优先发展。回首往事,叶维廉的这次讲演不能不说是一个富于开创性的起点。20年来,叶维廉的主要比较文学著作在大陆被编为《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温儒敏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中国诗学》在大陆再版过多次(三联书店出版),他的诗歌也由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编为《叶维廉诗选》在大陆广为流传。在台湾出版的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他在80年代编选的那套多卷本《比较文学丛书》更是成为海峡两岸许多比较文学学者和文艺理论学者案头常备的参考。 1998年,叶维廉作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系列讲座的主讲人,再次应邀来到北大,以“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为题,进行了多次讲演,讲演稿作为《北大学术讲演丛书》之第17,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的特点是叶维廉带着深深的人文关怀,从全球化的现状出发,将保护文化生态的问题提高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高度来进行考察,指出目前几乎覆盖全球的“文化工业”。透过物化、商品化,按照市场原则来规划文化活动,裁制文化,以配合消费的需要;把利益的动机转移到文化领域,大量复制单调划一的文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被减缩为货物交换价值,“惟用是图”,“见树只见木材”。结果是大量制造出没有灵性的“经济人”,不同文化特有的生命情调和文化空间消失殆尽。随着自然生态的惨遭大规模破坏,人类亦逐渐走向灵性的放逐和多元文化的败落。为了缓解这一危机,叶维廉返回到过去对于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美学的研究,指出道家的“去语障”,“解心囚”,破除语言霸权,让自我从宰制的位置退出,让自然回复其“本样的兴观”,作到“人法自然”,唤起物我之间互参互补、互认互显的活泼泼的生命整体,或许是拯救人类文化生态的重要途径。他的讲演引起很大反响,显然为中国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内容概要
《叶维廉文集(第1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比较诗学,阐述了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与批评理论架构的再思。并研究了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及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第二部分为现象·经验·表现,阐述了现代中国小说的结构及小说与诗的美学汇通。他收集在《比较诗学》中的许多论文大体使用类似的方法在西方当代美学的语境中对中国道家美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的研究突破了时代和文化固有的边界,在与西方文化比照和汇通的同时,使中国古代智慧为现代所用。这一方面为西方美学重新认识自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视角和参照系,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美学自身的发展探索了更新的道路。
作者简介
叶维廉,1937年生,广东人。1980年到1982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首席客座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数度回大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作家协会等处讲授比较文学和传释学。主要著作有《庞德的国泰集》、《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流》、《饮之太和》、《比较诗学》、《历史、传释与美学》、《解读现代与后现代》、《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等。
书籍目录
序 乐戴云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丛书》总序比较诗学序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批评理论架构的再思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二现象·经验·表现现代中国小说的结构水绿年龄的冥想——论王文兴《龙天楼》以前的作品弦里弦外——兼论小说里的雕塑意味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论白先勇的小说突人一瞬的蜕变里——侧论聂华苓附:评《失去的金铃子》现象·经验·表现附录小说与诗的美学汇通——评介叶维廉《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
章节摘录
非西方的文化体系里,像印第安人、非洲人、大洋洲人的文化里,大部分还保留着它们口头的形式和魅力。这些文化,在早期考古人类学学者和诗人记录和翻译成文字形式的过程中,遭受了不少的损失。这些人类学者和诗人无不抱着与他们研究的民族固有的世界观和美学活动大相径庭的成见与偏见来对待这些文化。早期的人类学者时常忽略了口头创作事件的全部过程,他们把其中特有的表达策略和重点传统抛弃,而仅仅从中抽离出一个“要旨”来。口头创作的策略,一如祭仪事件里相辅相成、融浑和谐的歌唱、击掌、哑剧动作、舞蹈、击鼓、吟哦(包括语字高低长短变调的发音和魔咒的成分),不应仅仅视为书写文学封闭系统中所重视的“要旨”之“装饰物”;它们本身是主要的形式与内容,是所有上述元素互相渗透、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一体。诗人和作家常常带着建立在书写文学理论基础的创作意图来处理这些祭仪活动或记录,因此,他们无法正确地认识到发声的效果,即兴的功用,和超越文辞(言外)的开放性等等,而往往把它们视为外围的、边缘的、甚至是无关的。这个态度反映在翻译的情形是:一个包括了种种合唱的安排和魔咒而长达两天的祭仪活动,时律的直线逻辑将这些母题串连起来。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减缩和歪曲本源文化美学观念的错误,说得更正确些,为了打破将某单一文化的理论假定视作唯一永恒的文学权威这个做法,我们必须对不同文化体系理论的基源作哲学上的质疑:问它们源于何处,它们作了何种衍变,并努力去了解它们在单一文化系统里和多种文化范围里的潜能、限制及派生变化。如此,我们才能够寻出一些方法的指标,导向共同文学规律建立的可能。 这种探究——必须包括了几种文化模子从根认识的比较和对比的探究,是要达致一种“互照”“互识”的领域,来取代目下许多跨文化比较文学学者和单一文化理论家所采取的垄断原则。它可以使得西方的读者了解到,世界上还有无数文学作品的成形,并不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美学假定为出发点的。它也可以使东方的读者明白,在儒、道、佛的架构之外,还有别的观物、感物程式和价值判断,在其各自的体系内自成其理。文化交流的真义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互相发展、互相调整、互相兼容的活动,是把我们认识的范围推向更大圆周的努力。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提出一种不同的“整体性”的看法呢?答案不能用“是”“不是”或“非此即彼”来解决。所谓“整体性”常被粗暴地减缩为一首仅仅数行的短诗,所有复唱的部分都被删略了;保留下来的只这个意念,在西方是属于一种“权力的辩词”,用以永固某一种 表达的重点,某一类意识形态的中心,来排斥其他的思维活动。在我们看来,“整体性”是一个无法涵盖的概念。我们截住具体历史之流中的某些事物,把它们从其不断继续变化的环境中抽出来加以审视分析,但此时,历史之流继续不停息地推向其“整体性”的进程,使得任何“整体性”的论点都失效。所谓“整体性”,常常是从真实经验中千万种互不关联、扩散、零 乱、未经调整的层面里抽析出来的一些序次性的秩序(例如历史分期、文学运动等等)。所以,其所谓“整体性”的意念在我们接受到时已经“预先箱定的”。既是如此,则每一个“整体性”的论点就必须是“一家”之言而已,不完全,而且往往是片面的;因为在论定“整体性”的过程中,往往会把一些被视为重要的事实挑出来加以强调,仿佛这些事实真的可以代表历史与文化的全部。这样构成的“整体性”是局限的,因为它不但没有实际地涵盖实在经验“所有的”层面,而且它被“箱定”在一种,只一种,垄断的意识形态中。 我们提出同时以两种、三种文化模子出发,立刻便可以打破这种神话,同时揭示并证实,如上所述的,我们用以探讨知识的许多显现形式和批评模子,从根本上讲,都是暂行的、非盖棺定论的、完全开放而等待继起不断的修正。唯有这种视一切论证为暂行的态度,才可以让我们和不断增变的整体性保持经常的联系。对我们来说,整体性是一个没有圆周的圆。也只有这种开放的心怀,才使我们更能了解近年西方试图推翻根深蒂固的圈定范围和确定中心的思维活动。挑战来自创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百年来,从这个角度去批评圈定论和中心论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对我们本文的主旨来说,两段有寥寥无几的所谓重要的母题,然后又依据西方文学理论典型的机械因果律和表现因果话便可以反映出这个趋向。首先,我们可以举尚,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一段话: 假如乡野中有一棵树,我不要把它砍下来拿到实验室里在显微镜下观察,因为吹过树叶中的风是我们要了解树的存在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样,枝间的鸟和乌鸣亦然。我的思境中是要把环绕着树以外所有环绕着的事物全然纳入。 像他许多的同代人一样,杜布菲对经验呈现的过程中人们所独钟的逻辑推理与分析提出了挑战。他主张无干预(non—intcnention),以便宇宙各元素能以解说前的状态直接“印迹”在我们的感受里。这一态度来自他对西方圈定范围、规定中心的思维倾向的怀疑,所以才有他不界定圆周和扩散中心的试探。 同样地,美国现代派后起诗人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在号召“全体的研讨会”来重新纳入那些被垄断意识形态所排拒于外的其他秩序和系统时,也诉诸不界定圆周和扩散圆心的比喻。他在《参与的祭仪》一文中说,西方人已经失去了 宇宙万物与我们自由交谈的境界……柏拉图不但把诗人逐出其理想国,他把父亲和母亲都一并逐出去。在其理性主义极端的发展下, 已经不是一个永恒孩童的育院,而是一个成人,一个极其理性化的成年人的育院。识与理性存驻在一个武装的城堡中,把幻想、稚心、疯狂、 非理性、无责任感——一种放逐受贬的人性赶出城堡以外。理性从整体的“我”中退出来,驻守在城堡里,孩子们不准玩想像的事物,更不可以作诗人的语言,只可以玩家政、政治、商业、哲学等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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