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诗歌论稿

出版时间：2004-3  出版社：安徽教育  作者：陈道贵  页数：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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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进位晋王，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继承晋统者，东晋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当时偏于关中一隅的晋愍帝尚在世间，故而未正式称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马睿继帝位，史称晋元帝。　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禅位于刘裕而宋朝建立，东晋共历十一帝，延祚百余年。　　本书所谓“东晋诗歌”，与上述历史范畴的东晋概念稍有出入，实以两晋之际的刘琨、郭璞为冠，而殿以晋宋之交的谢灵运。郭璞虽身历两晋，但其主要活动和诗歌创作发生在过江以后，早起檀道鸾、刘勰等人，已明确将其归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牵入刘琨，一方面因其现存诗篇均作于两晋之际，颇能反映东晋建立前后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刘勰、钟嵘等将其与郭璞并提，视为江左诗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论者多沿其说。至于创作实绩多在刘宋建立后的谢灵运被包括在内，则鉴于其在晋宋诗坛玄言山水嬗变历程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王瑶先生论述东晋诗歌流变时，就把谢灵运作为主要对象之一。①　　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演变历程，从南朝檀道鸾、刘勰、钟嵘等人的简要评述中可以一窥大略。但终因他们多语焉未详，加之相关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别是玄言诗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故而难①　见其《玄言·山水·田园一一论东晋诗》一文，载《中古文学史论》，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免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这种情形致使探讨有关问题时，聚讼纷　　纭的现象屡见不鲜。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可以看出如下两大特征：　　其一，对于这一时期诗坛主潮发展演变历程，尚缺乏通贯性的研究。像王瑶先生《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那样既注重深究具体问题，又研析诗风流变的成果似不多见。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之类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诗史时，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郭璞、陶渊明等人身上，对东晋玄言诗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则注意不够，往往给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间过略的感觉。　　其二，与通贯性研究相较，围绕具体作家或专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主要体现在老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新课题的不断发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诗》的主旨、玄言诗的起源与发展、陶渊明其人其诗、山水诗起源等问题时有成果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视野的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比如联系玄学思潮以探讨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与诗歌风貌，从佛教影响的角度探涉有关玄言诗、山水诗问题等。山但这类研究尚处起始阶段，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未尝少见，进一步研究的任务仍很迫切。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本书拟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于尽力把握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突现其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努力揭示其嬗变之因。同时，着力研究具体问题，就一些争议颇多的疑难现象提出一己之见。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本书在总体构思与结构安排上，采取了点、线并重的模式。以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主潮为序，串联起若干具有专题性质的章节。务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浅尝辄止。与此相应，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不苛求行文体例的统一，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论题，视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决定切入点的选择与用墨多寡。　　东晋文人多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其中玄学清谈与佛、道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其时诗风的发展演变，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现状亦存在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不从当时思想文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东晋诗歌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就难以得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对东晋诗人及其创作的理解，也必定流于肤浅的层面。　因此，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入所谓历史文化背景论之列。研究问题的切入点，主要集中在文学与玄学清谈、佛、道等文化现象的关系方面。　　由于笔者学识有限，撰写过程中时有力不从心之感，故不当乃至谬误自在难免之数。祈请学界方家、同好不吝赐教，匡我不逮。

内容概要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进位晋王，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继承晋统者，东晋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当时偏于关中一隅的晋愍帝尚在世间，故而未正式称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马睿继帝位，史称晋元帝。 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禅位于刘裕而宋朝建立，东晋共历十一帝，延祚百余年。　　　　本书所谓“东晋诗歌”，与上述历史范畴的东晋概念稍有出入，实以两晋之际的刘琨、郭璞为冠，而殿以晋宋之交的谢灵运。郭璞虽身历两晋，但其主要活动和诗歌创作发生在过江以后，早起檀道鸾、刘勰等人，已明确将其归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牵入刘琨，一方面因其现存诗篇均作于两晋之际，颇能反映东晋建立前后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刘勰、钟嵘等将其与郭璞并提，视为江左诗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论者多沿其说。至于创作实绩多在刘宋建立后的谢灵运被包括在内，则鉴于其在晋宋诗坛玄言山水嬗变历程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王瑶先生论述东晋诗歌流变时，就把谢灵运作为主要对象之一。①　　　　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演变历程，从南朝檀道鸾、刘勰、钟嵘等人的简要评述中可以一窥大略。但终因他们多语焉未详，加之相关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别是玄言诗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故而难① 见其《玄言·山水·田园一一论东晋诗》一文，载《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免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这种情形致使探讨有关问题时，聚讼纷纭的现象屡见不鲜。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可以看出如下两大特征：　　　　其一，对于这一时期诗坛主潮发展演变历程，尚缺乏通贯性的研究。像王瑶先生《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那样既注重深究具体问题，又研析诗风流变的成果似不多见。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之类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诗史时，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郭璞、陶渊明等人身上，对东晋玄言诗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则注意不够，往往给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间过略的感觉。　　　　其二，与通贯性研究相较，围绕具体作家或专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主要体现在老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新课题的不断发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诗》的主旨、玄言诗的起源与发展、陶渊明其人其诗、山水诗起源等问题时有成果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视野的拓宽与方法的多样化等特点。比如联系玄学思潮以探讨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与诗歌风貌，从佛教影响的角度探涉有关玄言诗、山水诗问题等。山但这类研究尚处起始阶段，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未尝少见，进一步研究的任务仍很迫切。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本书拟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于尽力把握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突现其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努力揭示其嬗变之因。同时，着力研究具体问题，就一些争议颇多的疑难现象提出一己之见。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本书在总体构思与结构安排上，采取了点、线并重的模式。以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主潮为序，串联起若干具有专题性质的章节。务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浅尝辄止。与此相应，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不苛求行文体例的统一，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论题，视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决定切入点的选择与用墨多寡。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两晋之际的时代变奏第二章　郭璞与《游仙诗》第一节　郭璞政治悲剧探因第二节　《游仙诗》主旨说述评第三节　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侠窟》诗意蠡测第三章　玄风独振与玄言诗第一节　玄学思潮与魏晋诗坛关系述略第二节　南朝诸家玄言诗论说辨证第三节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第四章　玄风消歇与诗风新变第一节　东晋玄谈风尚盛衰之迹第二节　晋末诗风新变论说第五章　陶渊明政治理想与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第一节　陶渊明仕隐观念及其实践第二节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诗坛主潮之关系第六章　玄言山水之变第一节　慧远与晋末佛教及其影响第二节　晋宋诗风嬗变之因说举要第三节　佛教与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嬗变之关系第七章　谢灵运与山水诗勃兴第一节　晋宋易代与谢灵运的悲剧人生第二节　谢灵运山水诗特质及其所受佛教影响第三节　余论主要参考文献后　记

章节摘录

　　树摘　　第二节　南朝诸家玄言诗论说辨证　　所谓“玄言诗”，实际上不是一个内涵概括很周密的概念，不过是沿袭前人的说法，权且用来指称文学史上某一特定阶段所出现的以敷演玄理为主旨的诗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谈到玄言诗时，就将它解释为“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②。这一条目所表述的内容，显然是在前代诸家说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权宜之法。因为今天能够见到的玄言诗作品寥若晨星，无法进行归纳推绎。因此，探讨玄言诗形成与发展问题，自当从梳理评析南朝诸家有关言论人手。　　以时代先后而言，约当刘宋末年的檀道鸾于《续晋阳秋》所作的论述当为冠冕，其谓：　　（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①　　其后沈约、刘勰、钟嵘等人均对玄言诗问题有所评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　　自建武暨手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日：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其《时序》篇又云：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迆逗，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钟嵘《诗品·序》则说：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上述诸家中，檀道鸾、沈约明确地将玄言诗起迄时段限于东晋，而以孙绰、许询为其代表；刘勰虽未直接道及玄言诗源于何时，但由“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之言而推，则与檀、沈二氏无大区别。钟嵘对玄言诗风发展之大势所作之论多类同于檀道鸾、沈约，唯于其生成始白何时这个问题上颇与前者见解相左。依钟嵘的观点，幺言诗并非东晋一代特殊的文学现象，而是在西晋永嘉年间便早已形成这类诗歌的创作风尚，江左孙、许、桓、庾等人，不过承其余波而已。钟嵘此说在当时虽属个别现象，但因其出语直率干脆，故而殊易给人以确凿无疑的感觉。今人在检讨玄言诗问题时，多不免在檀道鸾和钟嵘两说之间依违趋避，甚至否定前者而顺从钟嵘的说法。像前面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解释，就采用了钟嵘的观点。然而钟嵘的说法似存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不加以深究，便难以解决有关玄言诗创作风尚历史时代问题的争议。人，其对玄言诗特征的把握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疏忽之处，为后来人们研究玄言诗带来了不少不便与困惑。这段文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永嘉时”和“贵黄老”。先看后者。“贵黄老”，一般多认为是指因玄学清谈而导致的对道家之言的青睐。但是，如此解会也带来一些问题，这就是以“永嘉”作为时代断限，与魏晋玄学清谈始于正始而盛于两晋的史实不符。故各家在以道家之说解释“黄老”时，一般都回避这一点。或许是出于对这种两难情形的不满，汪春泓先生在《钟嵘关于郭璞条疏证——兼论钟嵘诗歌审美理想之形成》①一文（以下简称汪文）中，对钟嵘所用“黄老”一词作，厂新的考述，以为其实际所指乃崇尚无为而治的为政之道。认为学界“把‘黄老’看成庄老玄谈的同义语”，是“因不知作为政治哲学的‘黄老’为何物”而造成的误解。汪文涉及问题颇多，不少地方表现出极深之学养，笔者深为折服。然就其对钟嵘所言之“黄老”一词的新解，却难以苟同，心中不时泛起的疑问总难拂去。　　对于钟嵘“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说，应首先联系《诗品》自身相关内容加以理解。上引钟嵘《诗品·序》文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玄言诗风兴起、发展以至衰落的历程。其中“黄老”一词的实际含义，如果孤立地加以索解，是难以弄清的。但是，《诗品》在对诗人诗作进行具体品评时，还有另一节文字涉及玄言诗问题。如将二者加以统观，对“黄老”的理解就会比较符合钟嵘的原意。请看下品“晋骠骑王济等人”条：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泊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　　善恬淡之词。此节与前引《诗品·序》关于玄言诗的论述实相表里，其内涵与行文语气均十分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序文中未具体指出代表“永嘉平淡之体”的诗作，而下品该条则涉及到“贵道家之言”的王济等人。此处“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与序　　文“永嘉中，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相应。“爱及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与序文中“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之说，更是如出一辙。很显然，这两段有关玄言诗的表述文字，实际上是针对同一问题的。比观二者，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序文中“贵黄老”之说，并不是孤立的，它的确切含义，应该综合两段文字作全面的理解。“永嘉时，贵黄老”，与“爰及江表，微波尚传”相关；而序中的“微波尚传”，指的当是下品中所言及的“玄风尚备”。这里的“玄风”，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江左篇制，溺乎玄风”中的“玄风”含义一样，无疑指的是玄学清谈之风。因此，从《诗品》自身，即可明了“贵黄老”之“黄老”，指的就是玄学清谈风尚，和由此而导致的对道家之言的青睐。这也就是钟嵘自己所说的“王武子　　辈诗，贵道家之言”。玄谈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因诗歌创作“贵道家之言”，从而导致“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现象。由此看来，人们普遍采取的以道家之说来解释钟嵘所用的黄老一词，并没有不当之处，无需另立新解。汪文回避下品该节内容，以颇费周折的考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