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意象的魅力

出版时间：2002-5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严云受  页数：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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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授业解惑，乐莫大焉，而收怀东为弟子，乃我生平一大乐事也。今闻其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问序于我，更是喜不自胜，遂欣然命笔以述原委云。　　怀东皖人，勤奋好学。尝从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孙静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专治魏晋南北朝文学，苦学三载，学识大进。一九九七年秋，怀东来山东大学，从我研治隋唐五代文学。入学之始，我即指定“杜甫与六朝文学”为其博士学位论文，以便发挥其所长，冀收事半功倍之效。　　魏晋六朝，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但自唐迄今，千馀年来，对六朝文学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大概言之，贬多于褒，毁多于誉，甚至在某个时期，几近全盘否定。对六朝文学的评价，涉及许多重大文学问题，甚或关系到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但直至近二十年来，对其评价方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诗圣杜甫，可谓是公正评价六朝文学之第一人。杜甫之前，对六朝文学几乎是一片挞伐之声。隋末大儒王通，对六朝文学攻击不遗余力。其《中说?事君篇》云：“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当为“均”）、孔（稚）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刘）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跳，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对南朝文人几乎——骂倒，其所肯定者，仅颜延之、王俭、任坊数人而已！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亦云：“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降及李唐，对六朝文学的谴责之声仍不绝于耳。唐初史臣，对六朝文学多持批判态度，《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更直斥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庾信为“词赋之罪人”。“初唐四杰”虽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但其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仍有极大的偏颇。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所云，与乃祖王通一脉相承；杨炯、卢照邻辈，持论亦与王勃无异。以高倡复古为革新的陈子昂，对六朝文学更是一笔抹倒。大诗人李白，时或难免子昂的偏颇：“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又曰：“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但太白在创作实践上对六朝文学还是颇多借鉴的，尤其对谢跳情有独钟，赞不绝口，可谓“一生低首谢宣城”，太白的创作和理论是充满矛盾的。　　惟独杜甫不然！他在创作和理论的结合上，较为正确地解决了借鉴六朝文学的问题。其《戏为六绝句》有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这“清词丽句必为邻”，正是对六朝文学的肯定；而“恐与齐梁作后尘”，则是对六朝文学的批评。故清人冯班云：“千古会看齐梁诗，莫如老杜。晓得他好处，又晓得他短处。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说话。”六朝时期的重要诗人，杜甫几乎都已论及。他对陶、谢、庾、鲍、阴、何的赞誉，更是人所共知。李白是杜甫最景仰的诗人和朋友，而他用“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褒扬这位诗仙，足以见出诗圣杜甫对六朝文学的高度评价。杜甫既“别裁伪体”，又“转益多师”，博取众长，细大不捐，故能成就一部博大精深的杜诗。中唐诗人元稹正是基于此而率先提出了杜诗“大小之有所总萃”说，嗣后秦观在《韩愈论》中又加发挥。而微之、少游所论列者，大半为六朝诗人。舍六朝，何来律诗的成熟！何来唐诗的繁荣！舍六朝，杜甫何以集其成，又何以成其大！故清人厉志云：“终唐之世，善学汉魏六朝，以少陵为最。”张溍更进而云：“千古善学六朝者，唯（杜）公。”

内容概要

　　《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是以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并吸收评审和参加答辩会专家的意见增删、修订而成的。杜甫人格伟岸崇高，诗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诗歌史、文化史上永远之丰碑，然其生平坎坷，一生啼饥号寒，伤时悯乱，忧国忧民，笔者心深爱之。然而，爱好不等于能够研究，更何况杜甫研究自古称“学”，硕果累累，千家注杜，蔚为大观。因此，笔者选择杜甫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博士论文题目，自然有不自量力、力不从心之感。但是，在中国诗史甚至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研究中，如果避重就轻，绕开了杜甫，很多问题、很多现象很难得到清楚的解释，因为杜甫诗歌确实是中国古代诗史发展的顶峰，是既“集大成”又“开诗世界”的重大转关，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成就与特色的现实表现（最近出版的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就是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角度研究、总结李、杜诗歌成就的开创性著作）；就杜甫研究本身而言，不少问题也有待于深化，比如杜甫的诗歌创造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诗歌史的发展为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艺术经验，有鉴于此，本文就试图将杜甫诗歌活动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诗歌流变、诗史运动中作综合考察。这种研究论题还涉及如何确认影响关系、如何解释作家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等文艺学命题，而现有的有关研究理论与模型，如传统文学研究通过寻找字句出处以确认影响关系、当代文艺学对于作家继承与创新关系大而化之的解说等，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时缺少深刻的解释力，这就更增加了此项课题研究的难度。由于个人学养、才力以及时间之不足，目前提交的是个人读杜、研杜的一点心得而已，是笔者奉献给诗人杜甫的一瓣心香。笔者殷切地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笔者想这不仅对笔者个人是一种帮助和提高，也是深化笔者们共同深爱的诗人杜甫研究之需要吧。

书籍目录

序／张忠纲引论：杜诗“集大成”说及其阐释方法考论第一章　六朝文学成就与初盛唐人的评价第二节 “六朝”概念含义溯考第三节　士族社会及其文化特征第四节　六朝审美文化之开拓第五节　初盛唐人对六朝文学的反思及其贡献第六节　初盛唐审美文化之继承性“永怀不江左逸，多谢邺中奇”与唐诗繁荣第二章　“《文选》理”与杜甫的立场第一节　《文选》在唐代传播的诗学意义第二节　杜甫接触《文选》的途径与意义第三节　六朝诗之“弘丽”与“选体”第四节　杜甫接受“选体”的背景与总体认识第三章　杜甫与田园诗人陶渊明第一节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诗风演变第二节　陶渊明其人其诗被接受过程第三节　陶、杜思想异同论第四节　田园诗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第五节　从“文取指达”到“风骚共推激”第四章　杜甫与山水诗人谢灵运第一节　谢灵运的诗史贡献及其影响第二节　杜、谢人格异同论第三节　山水诗与行旅诗、抒情诗第四节　典重的写景与超越的思考第五节　“有意作诗”与艺术精神的弘扬第五章　杜甫与社会诗人鲍照第一节　鲍照对于其时代的超越第二节　杜甫处境变化及其与鲍照的共鸣第三节　思想转型与现实批判第四节　“险俗”与“俊逸”第六章　杜甫与永明体诗人谢跳第一节　永明体与谢跳的诗史地位第二节　杜甫的接受与“讽诵”之诗学意义第三节　“绮丽”之美第七章　杜甫与梁陈诗人“阴、何”第一节　趋向近体的梁陈诗……

章节摘录

　　第四节　初盛唐人对六朝文学的反思及其贡献　　就自觉的理论认识说，唐人是如何看待六朝诗歌的呢？明代学者张溥曾有感唐人对于六朝诗人庾信的强烈批评，指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实近，穷情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庾子山集题词》）　　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对前代进行批判并总结经验教训几乎是历史的通例。隋朝国祚日短即重蹈南朝覆辙，对于唐人来说，大唐王朝好像就在南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南朝覆亡的教训似乎近在眼前，触目惊心。当唐代统治者面对六朝历史和六朝文学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教训，而不是文学发展问题。由于南朝文学的发展确实是与门阀士族的腐朽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初唐人对六朝文学甚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必然采取一种反省、否定的基本立场，而此前六朝人对于自己时代文学、文化的批判也给唐人以影响。　　当六朝文学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当时某些学者就已经发觉问题并试图加以纠正。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突破了儒家诗教理论的限制；而到了南朝后期，文学形式美探讨严重脱离内容，追求诗歌的愉悦作用以致于不避色情，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少数觉醒者的警惕与反对。刘勰反对脱离内容需要的形式主义，而钟嵘更是明确反对用典和声律：“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余谓文制本须诵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人，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诗品》）由梁陈人北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衣冠。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荡而忘门，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了”这些批评者的态度还叮以说是见仁见之智不同意见。外一派则不问。沈约《宋书?臧焘传》批评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沈约本人就是六朝绮艳诗风的推波助澜者，但是他的诗歌观念却较多地体现着儒家诗教的影响。梁代裴子野《雕虫论》则是直接针对刘宋以来的诗歌大加挞伐：“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擊蜕，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子管弦，非止乎礼仪，深心主卉木，远到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切，切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归途，亦有宋之遗风也。”他们以儒学为武器，上纲上线，给当时诗歌创作扣上非圣无法的大帽子。按照这种理论，他们否定的就不止南朝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且上溯既往，把建安以来文学脱离儒家诗教束缚、走向独立与自觉的成就也一笔勾销，显然这是以一种偏颇代替另一种偏颇。所幸的是这种气势汹汹的批判只是笼统而言，没有联系具体的人物行为，没有扩展到与政治的关系，且只是某些学者的观点，在当时都没有上升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到了北魏苏绰和隋朝李谔笔下，对于这种文学之美的否定就和政治联系起来。苏绰《大诰》云：“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克捐厥华……。”《北史?柳庆传》记载苏绰语云：“近代以来，文章华丽，逮于江左，弥复轻薄。”宇文泰和苏绰着眼点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政治的得失。同样，隋初的文学改革也是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目的。隋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下诏改革文体，李谔作《上隋文帝革文华书》，改革的理论根据就是源自于儒家诗教的“文笔日繁，其政日乱”（《上隋文帝革文华书》）这样一种认识，李谔提出：“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对六朝文学彻底予以否定，他们甚至采取行政的措施，强行改变文风。在我们看来，从建安开始，文学突破经学而走向自觉与独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六朝文学在探讨文学自身之美的道路上前进以至于“流荡忘返”，出现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甚至出现色情诗，但是苏绰、李谔等人无论是从政治功利出发还是从儒家诗教出发，对六朝文学的否定显然违背文学发展规律，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不利于文学发展。　　当唐人开始理性地反思六朝文学功过是非的时候，前人已经给他们提供两种现成可供参考和选择的评判立场。从唐代统治者的文化爱好来说，六朝的绮丽之文无疑适合他们的爱好，但绮艳诗歌与梁陈败亡的密切关联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初唐人在对于前代文学的批判与评价上的争论和纠葛，其实正是为了给唐诗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既要肯定建安以来思想解放、文学自觉的成就，同时扬弃六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既要肯定对于美的追求，同时反对淫艳之风——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由于儒家诗学的纠缠，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初唐之人态度非常不一致，或只否定梁中期大同之后文学即梁陈宫体诗，或笼统批评齐梁，或否定江左（六朝），或否定至建安，或否定至屈宋。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大概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受到儒学影响较深的学者，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他泥古不化，抱着儒家采诗观风的愚见，批评后代文学的发展，对于六朝文学家几乎全部否定。王通之孙王勃沿袭乃祖之观点，从屈原一直抹倒：“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上吏部裴侍郎启》）王勃好友杨炯在《王勃集序》中重复王勃的观点：“贾马蔚兴，　　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才，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坟丘，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他们主要从儒家礼乐文化的角度全盘否定非实用的、以抒情审美为功能的文学。《周书?王褒庾信传》批评苏绰的文学复古主义说：“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移用来评以上观点同样恰切。显然，这一派是复古派，片面、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