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论集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者：陈衡哲 主编  页数：262  译者：王宪明，高继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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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期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大量论述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斗争情况，致使对远东问题感兴趣者以为中国除了政治运动、工业革命之外，没有其他内容。这些方面当然都有实实在在的进步，不过，不幸的是，中国国民生活中一些基本方面所发生的稳步而悄无声息的进步却被忽略了。无论如何，这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方面，其影响却比那些报纸的头条和杂志上的专稿更为深远。　　正是为了填补中国研究文献中的这一空缺，本会出版此书，编辑者是能干的陈衡哲女士。陈女士的兴趣主要在于教育和文化领域，从此视角出发，她对目前中国经历的巨大变化进行了描述。本集中的大多数论文都是描述当代中国现状的，不过，各文都没有忽略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背景。虽然大量的篇幅被用来描述最新进展，但是，最终的动机与其说是描述这种现象，倒不如说是揭示造成目前中国生活各个方面变化的精神。这正是本论文集的内在价值。　　陈女士在与来自不同领域的公认的权威们的合作下，非常成功地展现出了目前的中国，使读者熟悉无可辩驳的事实与实际的成就。因此之故，她非常值得感谢，本会感谢她承担起策划本书的重任，祝贺她成功地从那些不轻易答应写稿的人那里拿到稿子。

内容概要

这本微不足道的文化研究论文集，源自太平洋关系协会l929年在京都召开的一次圆桌讨论会。会期共11天，却有3天用来讨论文化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时间安排。但令人遗憾的是，可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资料极少，涉及中国文化时尤其如此。中国代表团的同事深感欲使l931年的讨论会更有效，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工作，结果大家议定准备召开一次中国文化研讨会，而编辑这一非常有趣的论文集的任务就偶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    无论是本编者还是本书各文的作者的目的，都不是提供一部中国文化史。对于这样一本小书来说，那样的目标实在太高，难以企及。本书的目的只是向读者提供一幅中国当代文化的素描画，重点突出其变动的方面。不过，在有些论文中，为了更好地理解所涉及的问题，提供简要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有些作者愿意把历史方面作为他们所探讨的问题的核心。    尽管本论文集中心目的突出，但是，编者若要求各位尊敬的作者——其个人或集体意见对中国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意见一致或风格统一，显然是不礼貌，也不明智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各文间的译名也没有统一。此点在赵元任博士论音乐一文中尤其明显，使用了一套独特的译名，当然不是随意使用，而是有其原则。

作者简介

陈衡哲（1890～l976）  笔名莎菲（SophiaH．Z．Chen），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后赴美，先后在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西洋文学，分获学士、硕上学位。192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史。之后又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东南大学、四川大学。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 《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电》、《西洋史》及《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  中国文明起源相对较晚  中国文明逐渐但却持续地发展  中国文明得益于外来影响甚多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第三章 绘画与书法  古代期  中期：成熟期  近代：个性化发展时期  结论第四章 音乐  一、中国音阶  二、旋律、和声、节奏  三、乐器  四、音调  五、音乐在中国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  六、中国音乐的未来第五章   建筑——以北京城的演进为基础的历史概述  一、先秦首都的规划  二、自汉至唐（前206～907）    三、辽（1066[907]～ll25）、金（112～1234）、元（1280[1206]～1368）统治时期的北京  四、明（1368～1662[1644]）、清（1662[1616]～1911）时期的建筑第六章 戏剧第七章 文艺复兴第八章 科学之引进中国及其发展第九章 古生物学第十章 中国地质学  区域调查与绘制地质图  地层  造山运动、火山与深层火成活动  矿产资源研究  地文学与地理学  地震学  与地质学相关的一些新兴事业第十一章 考古学  历史背景  中间过渡阶段  近期的研究工作  展望未来第十二章 生物科学  生物学实验室及研究所的发展  近年来的活动  研究机遇  展望未来第十三章 中国教育  1928年之前的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管制下的教育  未来20年教育计划第十四章 农业第十五章 工业  农业  矿业  制造业  劳工第十六章 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第十七章 社会变迁  一、引言  二、物质条件  三、社会结构  四、思想与理想第十八章 结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　　儒家对传说不加批判地接受，狂热地相信封建主义和半公有制的土地所有制所代表的黄金时代，其中国历史观之不真实，就像婆罗门所持的印度历史观未被科学的考古学推翻以前一样。上世纪（19世纪）中期，西方外交官及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发现儒家的中国历史难以接受，原因在于，这些人士来到东方之时，欧洲的对外扩张已经强劲地开始，他们醉心于其家乡欧洲工业革命的果实，他们从中国人自己所阐释的退化的中国观念中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了合法性，找到了他们的“进步”文明令人意满志得的证明。这样，在西方就出现了一个影响广泛的传统，认为中国文明远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达到巅峰，从此以后便不断退化，至少是停滞不前。此外，中国人对商人和传教士的强烈抵抗又给西方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人极其保守，从来不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毫无疑问，现代汉学家们更世故一些，因为历史学在其本土已经有了不同的标准，但是旧的标准很难消亡，直至今日，在许多西方人士看来，中国文明不过是另外一个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只是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中国文明特别垂而不死而已。甚至连博学的格兰内教授也把其论古代中国的书命名为《中国文明史》，无意识地暗示他的大作所涉及的范围，即公元前87年前，就是中国文明史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历史真相远非如此。现代考古学业已证明，中国早在青铜器时代之前有一新石器晚期的存在。在河南北部安阳的考古发掘已证明，殷朝或商朝的文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同于同期的文化。对经典的考据及对于现在可以看到的古文，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始使我们能够确定儒家传统的真实性，并建立起一个有关这些传统的起源的编年对照二一切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古典中国文明成长缓慢，但却一直持续不断，在以后的朝代里，尽管有内战及外敌入侵，它却始终没有停止：我们把同样的批评方法用之于研究历史资料，就很容易探明从中古到近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探明每个时期的政治社会组织及心理状况和物质成就特点如何=我们更不应认为中国比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更保守，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的4000年中，只要与外来文化有足够的接触，而所接触的文化又有某种值得学习的东西，中国文明就会不断受到影响：只不过如此吸收而来的文化汉化如此彻底，一般粗浅的研究常常不易弄清其真正的来源=有鉴于此，本文对近期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总结，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中国文明起源相对较晚　　首先，中国文明的起源远比想象的要晚我们现在业已知道，大多数传说中的皇帝最早都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作品中：因此，我们只需对三代做一研究即可。不过，《书经》中有关夏朝的两章中的“可靠”部分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作品②，就连《书经》和《诗经》中有关商朝的章节也被最优秀的中国学者认为是宋国即公元前770年以后的东西。④不过，河南北部安阳所发现的甲骨文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商朝的可靠资料，已有的证据显示，《史记》中所列商朝诸王大体是正确的。①由于该书还提供了一份类似的有关夏朝诸王的名单，因此，很可能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神话传说，而是另有意义。事实上，我们不必怀疑夏朝是否存在，原因在于，秦帝国形成以前“夏”这个字眼常用来泛指中国人，就像“汉”在以后的朝代中被广泛用于指称中国人一样。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这一朝代一无所知。　　下述这样一个事实是十分重要的，即：在近一千二百年以来所发现的数千件古青铜器之中，没有一件可以确定是夏朝的。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在中国似乎找不到更古老的先祖。同样有证据表明，战车用于作战也始于商朝。②甲骨文的古朴以及安阳文化遗存中幸存下来的多色陶器③与安得逊在河南、甘肃、沈阳等地所发现的仰韶青铜器一石器文化极为相似④。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商，而商之前的朝代仍处于青铜器一石器时代，即仰韶时代。如果这些结论与事实相距不远的话，那么，中国的青铜时代的开端不会早于公元前1700年，这一时间大约比闪族或埃及晚2000年。　　《禹贡》、《管子》、《孟子》、《左传》中都提到了铁。但是，由于上述前两书的时代没有确定，因此，我们只能从后两书中寻找证据。《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13年，秦国的两名官员征取了480斤铁，用以铸鼎，以在其上刻写刑律。就铁而言，480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数量，而不仅提到使用的材料还要提到征收的具体数量，这一事实表明，当时铁还是非常稀有的。孟子提到铁器被用于耕种。也许铁制武器也在同一时间流行开来，但青铜器一直延续到汉代：据此，我们可以把铁器引入中国的时代确定为公元前6世纪，这一时间比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铁器时代的开端要迟数百年，比印度铁器时代的开端可能晚了上千年。　　中国文明逐渐但却持续地发展　　很清楚，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实际上中国文明在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如此。三代的皇帝都是即祭即政，同时担任着垄断一切政治职务的统治部落的酋长。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封建诸侯国被逐渐转化为军事国家，政治权力转移到那些与诸侯王不属同一宗族的贵族手中。到此时为止，王权已经变得远没有以往那么神圣，公元前221年，当第一个帝国秦朝建立时，皇帝仍兼有祭司之职，不过，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根本改变，原有的封建贵族随着战国一起消亡了。汉朝皇室的平民出身使之更加强调其世俗性，但终汉一代，宗教与政治继续密切联系在一起。公元3世纪至5世纪末北方蛮族的占领以及佛教日益扩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助长了皇位的世俗化，结果，从唐朝开始，尽管皇帝仍然是“天子”，但其性质已经与原来意义上的“天子”有天壤之别。　　土地占有、政府官员的选拔、军队的组织等，都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公元前359年前，秦国把僵化的半公有制的土地耕种制度改为土地个人私有。在此之前，农民是其封建君主的农奴。随着第一个帝国的建成，尽管不断有人尝试“均田”，土地私有制度继续维持，但农民仍然要服劳役和兵役，而土地仍然是国家的财产，至少从名义上说是如此。土地私有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唐朝初期。公元623[624]①年，颁布新税制，免除每年20天的徭役，改征丝。公元722年建立募兵制，民众不再服兵役，劳役也差不多解除。②土地耕种者由农奴逐渐转化为公民，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一转变，中国文明才没有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奴隶只限于家内服务，而且到19世纪时已逐渐消失。　　政府官员的选拔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演化过程。公元前7世纪之前，官位是世袭的，由国王或封建诸侯王的同族成员垄断。后来，一些诸侯国的君主开始从家庭之外选拔人才担任其顾问，不过，此时选拔的对象仍限于贵族。即使到了战国时期，国家任人唯才，但成功者总是那些贵族们的年轻后裔，因为教育当时是统治阶层的特权。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时，阶级差别已不甚明显，但是，中央集权程度如此之高，所有官员的任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及其大臣，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后裔。汉朝起自布衣，故向所有阶层开放官职。公元前136年，颁布了选拔官员的举荐考试制度。但是，除了招考博士生员之外，很少举行考试，终汉一代，官员的任命通常不取决于任何正式的考试，而是由上级官员举荐，这些上级官员同时也被授权为自己选拔助手与职员，被举荐的对象常常就出在这些人中间。　　在此后的朝代中，官员选拔制度更加向金钱资助和舞弊行为敞开了大门，中央向各地区派遣永久性的钦差大员，完全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各地官员划分为九品。据说，他们总是把名门望族的后裔排在上品，把平民的子孙排在末品。直到唐朝时，考试制度才成为选拔官员必不可少的一关，并向所有阶层开放，毫无偏向。但即使此时，尽管高级官职保留给那些通过了国家统一考试的人，未经考试者也可以通过下述方式进入官员队伍，即先做小吏，逐渐提升。　　9世纪以后，半独立的军事首长在各自所辖区域垄断着政治权力，自然要任命民政官员：在任何情况下，考试制度不适用于军事官员的任命。宋朝实行考试制度，不过，录取名额大大增加，考试程序也更加严格，所有公务员都要经过考试选拔。明朝时，军官的选拔也实行类似的考试。这样，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经过了差不多1200年的时间。　　……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就是论文集，大部分资料早已过时。因此观点不足参考。只能看看论证方式了。
•   这本书是我在图书馆借过之后买的，与图书馆的书一样，是收藏的选择。
•   陈衡哲等人的文章不错，但是王宪明的翻译就不行了。
  第6页第2行，（丝）“但它太笨重”，明显就翻译错了。
  第6页倒数第4行，（宋）“钱偶尔也被充作货币”，应该是指铁钱。
  第7页，“但孔子死后约一代”，这样的翻译能让人看懂吗？
  第8页把“瓷器”翻译成了“陶瓷”，事实上，陶器和瓷器并不是一个概念。
  第9页，“周朝时，其直接影响范围不超过扬子江”，这样的翻译是有歧义的，正确的表述是，周朝直接影响的区域最远能到长江流域。
  略微翻看了一下，就有这么多翻译错误，不知道陈衡哲、胡适、丁文江等先生在九泉之下，看着他们的作品被这么随意的翻译会有何感想？
•   　　2009年1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印行的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文化论集》问世了。书的腰封上印着十几个大字:尘封了七十余年，中文版首度出版。大字的下方排列了十八位论文作者的大名:丁文江、胡适、蔡元培、赵元任、朱启钤、余上沅、任鸿隽、葛利普、翁文灏、李济、秉志、胡先骕、朱经农、冯锐、何廉、曾宝荪、陶孟和、陈衡哲，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时之秀(用现在叫法可称是顶尖级的“精英”)，其中除葛利普一名外国人外，都是地道的“国士”。他们为这个论集撰写的十八篇论文，当年全都是用英文发表的。
  　　
  　　
  　　
  　　 主编这一论集的是陈衡哲女士。陈衡哲和她的夫君任鸿隽(叔永)是三四十年代知识界的著名人物。任先生最为人知的事迹是曾任“中国科学社”的主持人和《科学》月刊(后改为季刊)的创办人，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兴起和初步发展立下汗马功劳。陈衡哲曾任北大、川大和东南大学教授，是著名的作家和散文家。陈从1927年开始连续四次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太平洋学会的双年会。自1929年在日本举行京都会议以后，该会开始发起“机器时代与传统文化”的讨论；陈作为代表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展开多方面的讨论研究，以保证能在1931年的会议上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探索。她因而受协会委托，负责编辑这样一部文集——这便是这本英文“SymposiumOn　ChineseCulture”论集创意的由来。至于这个论集因何尘封七十余年，暂无从探究，如今福建教育出版社约译并出版了它，应该说是为文化出版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全书共分十八章:丁文江的《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胡适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和《文艺复兴》、蔡元培的《绘画与书法》、赵元任的《音乐》、朱启钤的《建筑》、余上沅的《戏剧》、任叔永的《科学之引进中国及其发展》、葛利普的《古生物学》、翁文灏的《中国地质学》、李济的《考古学》、秉志和胡先骕的《生物学》、朱经农的《中国教育》、冯锐的《农业》、何廉的《工业》、曾宝荪的《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陶孟和的《社会变迁》、陈衡哲的《结论》。以上十七位中国学者，除了朱启钤和蔡元培两位在三十年代已是越过中年的长者外，其他十五位多为留学欧美多年、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年学者。蔡先生很谦逊，专门在文后的附言中声明该文是用中文写就，请林语堂博士译成英文的。蔡先生的这句话倒勾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心，有点想了解一下与蔡先生年龄和经历都不相上下的朱桂老(启钤先生)是否也会是烦请别人代劳译出这篇文章的呢？我甚至疑惑有无可能是请他的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先生代劳的呢？
  　　
  　　
  　　
  　　 对这本书，首先，我的印象是:从英文本回译成中文的文字，基本通畅好读、有中等以上水平的学子都可以读得懂(个别较费解的科学原理除外)，这凸现了译者的翻译水平和文字处理能力是很不一般的。但我感到一个大缺憾是二位译者未注明参加本论集中译工作是否得到某些专业人士或专家的从旁协助(即如第一章中丁文江先生所提倡的“引进”精神)。这十几位大学者介绍本专业的学术，所用概念、术语的掌握和运用，恐不是查查一般参考书就能奏效的。例如赵元任的“音乐”一章，翁文灏的“地质学”一章，朱桂老的“建筑”一章的翻译都是要花费极大功力的。再说一下原英文版，本书的中文译者在处理英文原作中的一些失误时，常都作了相应的改动并另行加了“译注”，这是非常有益的，也是非常敬业的。不过估计印制时可能因时间仓促缺少校订，因而出现的错漏之处还不在少数(有的是原稿的失误，有的可能是排印失误)。这里我仅就初步翻阅时发现的两处说一下:1，英文目录中第一章的标题中“Intro－　duction”一字在正文第1页中就没有，这个词很要紧，这里搞不清的是，究竟是该删去目录中这个词，还是该在正文中增加它？2，第七章和第十二章的标题，在英文目录中和中文目录中不一样，是否有意为之或是原作者有此愿望？
  　　
  　　
  　　
  　　 有些属于校对技术上的错误不应由译者承担或不应全由译者承担，这里就不细说了。我只举一个明显的大错，即关于任鸿隽先生的大号“叔永”二字居然在印成书后都成了“永叔”，这实在有点离奇了。这恐怕就不属于技术问题。
  　　
  　　
  　　
  　　 最后，想简单说一点对这本“论集”的估价问题。从这本《论集》的分量来说，从个人的浅见出发，我最欣赏的前几名的文章顺序是:胡适写的第七章《文艺复兴》、丁文江写的第一章《中国如何获得其文明》、陈衡哲写的《结论》、胡适写的第二章《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陶孟和写的第十七章《社会变迁》。倒是父亲(李济)自己的那一篇《考古学》，好像欣赏的人还不在少数；我当然也觉得写得很有水平，但我总有些觉得比起前面说的几篇要“略逊一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