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者:陈洁 页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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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刻记得照照孩子这面镜子,时刻记得自己对孩子的爱。不要让镜子蒙尘,不要让爱蒙尘。 我总觉得,家庭教育不是精英教育,是常识教育。让一群没有常识的父母狂热地培养精英,没有比这个更恐怖的事情了。
作者简介
陈洁,湖南人,上世纪70年代生人,哲学博士,高校教师,孩子他妈,本书作者。
书籍目录
被孩子雕刻——妈妈成长手记怀孕了休养生息胎动他是谁?痛悔没出生就累回乡偶书论惩罚 基础和依据 目的和效力 尊严和羞耻感 爱和孩童逻辑磁带是干什么用的小秒针哲学 自我意识之自我同一性 自我意识之自我概念形成 自我意识之捉迷藏 自我意识之我是谁 主客对立 认识能力之抽象思维 求溯本源 表情和人的奥秘 为什么 由谁决定或人类的命运 罪过和救赎 洞上幼儿园了记取那些欢乐 感恩 孩子的视界和创作 孩子的梦 多情公子糗事汇 笑柄一箩筐成长的骄傲爱的教育 最低级别的爱 爱情草色的性人生规划关于死亡的对话给小秒针的信孩子是镜子情感和意愿表达正确的方式孩子的理解教然后知困 艺术或者科学? 礼貌,天性或者社会性 信任或者自我保护与欲望为友信政出多门老夫子的放养和不放破冰第一人和信仰问题都市探险之旅转学一码归一码抬举信任和放手评价童心似禅心谁都可能倒霉我做母亲三部曲附录 小秒针处女作 评妈妈 小秒针检讨书 我的缺点 童谣、顺口溜和脑筋急转弯赘言
章节摘录
被孩子雕刻——妈妈成长手记 我从来没有准备做新娘,更没有准备做母亲,可突然之间,事实上就是在一两个月之间,我由少女变成少妇,然后是孕妇。而此时距离我走出校园还不过一年。此间巨变的落差,可想而知。 直到结婚,我才意识到自己对性的无知;直到怀孕,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孩子,我惊慌失措。一个生命突然走进我的生命,已经让我应接不暇;现在,另一个生命直接叠加在我的生命之上,更让我手足无措。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生命,一个与我关系过于密切的小生命,我既恐惧又厌恶。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适应这种角色转变,并开始思考和理解生命的?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并由这爱滋养着慢慢成长,直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母亲? 对我来说,做一个母亲是一个极其艰难和温暖的成长过程。母亲是在孩子之后出生的,孩子降临了,一个母亲才开始成长。这是一个漫长的化学反应,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和孩子一起编织我们彼此交错的命运和历史,他走向成人世界,而我走向一个女人生命的深处。 他为我开启了一扇幽秘的山门,并成为我生命中一条纵深的道路,沿着他,我溯游而上,抵达了女人最深的源泉,发掘了自己的母性、生命的悸动、人性的幽深。这一路走来,所有的艰险和宝藏,都是过去的我根本不能想象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如果我没有孩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有了他,我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他是生命给我的过于慷慨的馈赠,每思及此,我都会感激得流下泪来。 这个世界充满了成人的声音,他们炫耀自己教育孩子的经验和成果,好像一个画师夸耀自己的作品。殊不知,不是画家运用颜料决定了画作,而是这个世界的色彩决定了画师。孩子们塑造了一个个母亲和父亲,如此伟大的劳作却默默无闻。我在这里要记录和纪念的,是我毕生最重要的成长史:我被孩子雕刻的过程。这个过程刻骨铭心,弥足珍贵。 怀孕了 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应该承认,在医生最初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惊异而沮丧。这时距我新婚还不到两个月,我对婚姻的全部理解还停留在“王子走进死寂的宫殿,深情轻吻美丽的公主,她因此从沉睡中醒来,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着”这样的层面上。世上一切美丽的爱情故事都结束于凝眸、拥吻、洁白的婚纱和教堂的红地毯,谁想象过怀孕的白雪公主?腰圆脸肿、大腹便便。 我从爱情的云端跌进婚姻的陷阱时,还基本上只是把自己当作低空飞翔的仙女儿,压根没有想到怀孕这种“庸俗”的、人间烟火气的、不人道的、毫无理想色彩的事情,居然会降临到我身上!这种惊异、沮丧和不公平的感觉,很深刻,在第一次与紫禁城先生为家务琐事争吵时,我也有这样的惊异和沮丧。 简单介绍一下紫禁城先生,我们做了近六年的朋友后,似乎在一夜之间质变为恋人,并在六个星期后成为夫妇。他是这个世界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遵循最保守和谨严的道德规范,其腐朽、落后、古板程度令人发指,与现代社会很多东西都不兼容,而且保持永不妥协、绝不合作的强硬态度,是精神永远留在“故宫”的“故人”。所以,紫禁城是他理所当然的形象代言人。 在最初的惊异和沮丧之后,我变得消沉抑郁,而且极度恐慌,甚至有受辱的感觉。当然我决不想当妈妈——以我天马行空的个性和自私、自我、自恋的德行,没有坚持独身主义已经是个奇迹了——但我和紫禁城都不太知道怎么拒绝一个特殊的细胞,或者一团未成形的“东西”。 “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紫禁城说,他更多地从现实考虑,他博士还没毕业,工作没有着落,我也正在准备考博,已经够乱了,不想再有添乱的。 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去医院”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胚胎是否算生命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去医院”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办法,但我摇摇头。每一次我都摇摇头,一次比一次坚决,一次比一次猛烈,如果孩子不是生在肚子里而是在头上,我一定已经把他摇出来了,像宙斯生出雅典娜。 我终于保留了“它”的存在,绝不是因为我认为受精卵或胚胎具有什么生存权或人权,也不是什么本能的爱,而纯粹是出于一种害怕和逃避。我不愿意与医院打交道,把自己最私密的一面暴露于医生,是我不能容忍的。便像鸵鸟似的,宁可掩耳盗铃般将这种不得已的接触暂时推迟,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月、两月……直至推迟到十个月之后。 另外,我不是一个充满战斗性、能坚决对抗世俗压力的人,也没有太多抗压能力。在那些自认为非原则性问题、我也不怎么当回事的事情上,我乐得随大流。如果世俗习惯认为一夫一妻一子是常态的家庭模式,我会无可无不可地妥协。虽然我一贯的观点是:如果可以不结婚,最好别结;如果可以不要孩子,最好不要。 那一段,我常常会念胡适的那首无情无义的白话诗:“不想要孩子,孩子自己来了。”我讨厌“它”,这个不速之客!原本完全属于我的身体,突然凭空多了一个异己的东西,不管它是一个肿瘤或胎儿,都足够引起人恐慌。“它”在侵略我,占领我,削减我的自我。 另外,我有一些奇怪得让自己坐立难安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孩子是性爱的具体化,海德格尔说,曝光隐私是现代性的表征,那孩子就是天然的现代性象征。它放大了我的私生活,它是羞耻,是屈辱,是我身体的一个污点。 而紧接着的妊娠反应让我苦不堪言,而且愤怒莫名。我努力用理智克制自己对“它”的憎恨和诅咒,并强烈地感觉到女人的苦难和身为女人的可悲。而一旦我想到“它”可能也是一个女孩,以后终有一天也将为了人类种族的繁衍而承受同样的苦难和悲哀时,又格外地怜悯“她”。我不无自私地悄悄祈祷“它”是个男孩。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消息,像青春期羞于身体的发育、并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回避变化一样,我尽量坚持繁忙的日常工作,甚至更加奔波,而且绝不加餐或补充营养,而且因为紫禁城对我额外的关照体贴而大发雷霆。那时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一如既往地生活。或许潜意识里,我要完全控制和决定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不能忍受任何外物的影响。 但伪装下面终究有真实的存在,我也曾偷偷地去书店和国家图书馆翻翻《怎么做妈妈》、《生个超常宝宝》一类的图书,却是做贼心虚,每一次都提心吊胆、风声鹤唳。现在想来是很可笑的,在书架上看准目标后,我会潜伏很久,直到前后左右都没人了,才飞快地将书抽下来,第一时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看。即便如此,每当有人从身边走过,我还是会拼命把书页卷起来,结果有一次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呵斥,因为“这么不爱惜书”。 我终于没有能够骗过自己:整天整天吃不下一口饭,头晕、腰酸、发困、恶心……北京的冬天显现出大自然对人类最不友好的一面:苦寒、尘埃、风沙、干燥、浑浊的空气,房间里暖气不足,寒冷无孔不入。一个多月绵绵不绝的感冒低烧,却不敢用药,多年的头痛病和美尼尔症频频发作。 紫禁城住在宿舍,我与陌生人合租着学校的小平房,只能吃食堂。大学的食堂永远弥漫着一股清水煮烂白菜的味道,我距离食堂十米就能闻到这味儿,一闻到就什么都吃不下。却又馋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家乡的剁椒、猪血丸子、萝卜干腊肉、豆瓣酱和坛子豆豉油茄等,想而不能得,如毒瘾发作般坐立不安、百爪挠心。 这一切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健忘和思维迟钝。我会忘记约定的采访,或者采访中会走神。我的提问变得零散纷乱,毫无逻辑和系统可言,在恍惚茫然中,我会忘了提问或听不懂别人的回答。以前倚马可待的写稿如今成了张飞绣花般极艰巨的一件事,我没法集中注意力,也不能自如地调动词汇、组织表达,要么言之无物、要么词不达意。我体内似乎有一个无底的黑洞,把我的种种思想、情绪和感受统统吸进去,直到把我抽空成一具空壳。如果不是特别的刺激,我便整天麻木呆滞、神情恍惚。一切都不再属于我,我丧失了自己一向引以为豪的意志力,而被一种外在的强大力量所掌控。 那时我感觉到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作为生物体的人原来如此有限和不自由。寒冬冷、暑日热、春季发困、秋天颓废,吃喝拉撤、衣食住行,还有疾病和死亡,谁也无力超越生理层面的存在。这一点本身就够让人灰心了,而作为女人,又额外再多几层物质性局限,比如经期,比如怀孕。那时的我还没有余心余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虑及以后的生产和哺育,单是目前的“病症”就够我疲于应付、狼狈不堪了,尤其是想象自己有朝一日的啤酒桶形象,臃肿、丑陋、恐怖,简直就像噩梦。 真正的度日如年。我害怕,我想家,想妈妈。我不要当什么该死的妈妈,事实上,我这时最需要的人就是妈妈。同样毫无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的准父亲也跟我一样焦头烂额、七窍冒烟,终日徒劳的紧张和担忧,并忍受我乖张的性情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情绪火山。 终于有一天,我和紫禁城一致决定:休长假回家调养。 这意味着我的整个看似周密、无懈可击的人生规划被迫面临调整。仿佛因为“它”的存在,我作为我已不再重要,甚至不再有意义,我只是另一个生命的载体,“它”要生长,我只是泥土,我的存在是为了一个非我的“它”。我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和生存环境,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世界,单独和“它”在一起,为了“它”的生存而放弃我的发展。不难想象我当时的无奈和无助。离开北京时我的体重不到九十斤,而心情则阴暗得一如逐臣贬官。 我向单位请的是病假。“怀孕”两个字,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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