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美）辛克莱·路易斯  页数：795  译者：潘庆舲  

前言

世界文明古国，决不止中华一家，而文明兴旺发达垂五千年而未尝中断者，我中华实系只此一家。这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夜郎自大之私言。其原因何在呢？统而言之，原因不出两端：一内因，一外因。常言道，内因是变化的基础或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密切联系，互为主次。什么是中国文明的内因呢？我认为，内因表现得最突出之所在就在中国文明的特点上。多少年来，我自己虽不是哲学家，而且还最不敢喜欢哲学，但好胡思乱想，再加上一些个人的观察与体会，我发现：中国或东方文明的根基是综合的思维模式，再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分析的思维模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总体上来看，二者是对立的，运用得当，则还能起互补作用。天下没有绝对纯的事物，所谓综合与分析，并不是说综合中没有分析，分析中没有综合；但从宏观上来看，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是无法否认的。这个看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尽管有人反对，我仍深信不疑。这只是讲中国文化或文明的根基，具体表现亦有可得而宫者。我个人觉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唯求实用，不尚玄虚，貌似浅显，实亦邃密，整体思考，枝叶兼及，允执厥中，不务偏激。最大的特点还在有极大的包容性。大海能纳百川，所以才成其为大。古人说：“有容乃大”，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点，也是颇为值得一提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对宗教信仰的需要极为淡薄，正式信教者不多，即使信了某一个宗教，也没有宗教偏执狂，有时甚至儒、释、道三教都信，而实际上是什么都信之不深，不陷入其中，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极大，它决不阻碍外来文化的输入，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外来文化往往随外来宗教而入，宗教与文化是孪生兄弟。中国历史上两次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外来文化输入，都是伴随宗教而来的，铁证如山，无可否认。

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是一部以条目形式总结百年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学人学术成果的大型工具书。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按学科分类分卷出版。各卷以学科体系为框架，分学科研究、专题研究、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学术名著名篇、学术机构团体、学术刊物等7类条目。其中学科研究和专题研究为主体内容，占各卷的主要篇幅。　　1994年7月，我社初步提出《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出版构想，后曾多次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有关专家咨询，并召开多次座谈会，对选题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论证和评估，得到学界权威人士的充分肯定。1996年开始制订编纂计划，完成总体框架设计，并开始向权威专家组稿。同年，新闻出版署将《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艺术学》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它有别于百科全书、学术史和学术年鉴。本《大典》以百科辞书的体例，构成一部独特的学术“世纪鉴”，实为一种崭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虽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学术总结，但必须保持高尚的学术品位；必须尊重历史，推进科学发展，传播真知，批判伪科学和谬误。为了避免门户之见，本《大典》对涉及各学科、流派之间的争论，只要有学术创新，均兼收并蓄。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序一序二凡例20世纪中国的艺术研究条目分类目录正文条目汉语拼音索引条目汉字笔画索引Keyword Index of Entry（条目外文关键词索引）

章节摘录

二、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最鲜明的特点：一是以中外文化交汇为轴心，谋求与世界平等对话；二是植根民族文化传统，锐意创新。这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视野开阔，起点高，求真务实，所取得的成果是丰富的、历史性的，总体上超过了前两次现代转型时期的水平，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举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主体性文论的重建——新时期文艺变革的突破口。80年代，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呈现出中西文论研究在走向上奇特的现象：中国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和欧美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相互位移。这就是，自20世纪初，西方文艺研究围绕文论自主性、独立性问题，提出文艺理论“回到自身”——即研究文艺作品自身的构成因素，如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节奏、格律、文体、叙事、艺术类型、风格、评价等，被研究者称之为“文艺内部规律”的研究。这种“内部的”研究方法，目的是要摆脱文艺批评、文艺研究的所谓“外部的”研究方法，即摆脱心理学式的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作家艺术家传记研究等等，形成了文论研究“向内转”的大趋势，在以语言学、语言哲学为基础开展的文论研究，同人本主义思想张扬艺术主体性相呼应，经过近八十年的努力，在探索艺术规律性方面，有许多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西方学者也发现，这种“内部的”修辞学式的文论研究方法，虽然在揭示艺术特殊规律性方面有所发现，但却存在着脱离历史社会的片面性，与艺术实践并不相符，因而，从80年代开始，他们将文论研究，转向“外部的”社会学、新历史主义、大众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等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使之同鳟内部的”研究相结合，寻找艺术科学适应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新的发展途径@。在新时期启动的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三次中外文化交汇中，中国文论界大力引进、吸收与融合西方文论“向内转”时期的研究成果，这种“位移”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明智之举。中国文论界要求文艺理论“回到自身”，使之具有独立性品质的诉求，是为了挣脱文艺“工具论”的政治束缚，变革“艺术政治化”理论模式，实现第三次现代转型。80年代中期主体性文艺观的提出引起知识界、文论界的强烈反应，形成学术争鸣热潮，集中体现了这种要求变革旧的文艺理论模式的强烈愿望。无疑，适时引进西方现代文论关于“文艺内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和现代艺术经验。是大有裨益的。在历史的反思中“凸显”文学艺术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不是偶然的。王国维在20世纪初汲取19世纪德国哲学、美学思想，摆脱了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中的政教观，主张文艺为人生，倡导文学艺术的独立自主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向“吃人”的封建礼教猛烈冲击，批判“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提出“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其实都是对人的解放和树立主体性文艺观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40年代，胡风总结抗战时期进步文艺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作者——创作主体因素提到决定艺术成败的高度，试图用“主观战斗精神”作为核心概念，来建造他的主体性文艺理论体系。然而，由于为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历史主体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文艺主体性理论问题在激烈的社会革命运动的洪流中被逐渐遮蔽和抑制，被淡忘和搁置，这是历史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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