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齐鲁书社 作者:王恒展 页数:299
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研究都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的新趋势。就文化研究而言,从条形的分门别类研究向块状的区域文化综合研究的发展,即是一个很好的开拓,且已形成了一个区域文化研究“热”,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就古代文学而言,与文化的结合研究,是打破封闭之门,开辟更广阔新视野的主要途径之一,翻检近些年涌现的众多新锐之作,就知道这方面正呈现出一派“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新气象。这套《齐鲁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在区域文化与古代文学结合研究上的一次新尝试。 中华民族素以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著称于世。唯其悠久,形成了源远流长、从未间断的中华传统文化;唯其广阔,也造就了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然而,区域文化的发展却不是均衡的、平面的,而是各竞所长、相互激荡的立体式推进的。齐鲁文化以其丰富博大的内涵和独特的历史贡献在各区域文化中卓然而立,独领风骚。齐鲁是中国“圣人”的故乡,培育了孔子及墨子、管子、孙子、孟子、苟子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伟大人物,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传统奠基时期——一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代的文化“重心”,出现过“诸子大半出齐鲁,百家争鸣于稷下”的文化景观。
内容概要
《齐鲁典籍与小说滥觞》的出版,意在推动山东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与齐鲁文化的结合,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为地方文化建设做贡献;也是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为加强“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学”博士点建设所做的基础工作之一,成果大多是作者在长期学术积累基础上倾力专注的精心之作,既是齐鲁文化与古代文学结合研究的一次成绩展现,也是今后继续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开端。
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第一编 齐鲁经学典籍与小说滥觞第一章 《尚书》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尚书》简介第二节 伪古文《尚书》与小说滥觞第三节 虞书、夏书与小说滥觞第四节 商书、周书与小说滥觞第二章 《春秋》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春秋》简介第二节 《春秋》对后世小说的影响第三章 《左传》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第二节 《左传》的题材和内容第三节 《左传》的文学成就和形式特色第四章 《公羊传》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公羊传》的作者及流传第二节 《公羊传》的叙述模式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公羊传》的叙事方法与后世小说第四节 《公羊传》的传说因素与后世小说第五节 《公羊传》的体例与后世小说第六节 《公羊传》的写人与后世小说第五章 《谷梁传》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谷梁传》的作者及流传第二节 《谷梁传》的叙述模式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谷梁传》的叙事内容与后世小说第四节 《谷梁传》的叙事艺术与后世小说第五节 《谷梁传》的人物描写与后世小说第二编 齐鲁史籍与小说滥觞第六章 《国语》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国语》及其作者第二节 《国语》的体例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国语》的叙事与后世小说第四节 《国语》的形象塑造与后世小说第五节 《国语》中的神话传说第六节 《国语》的文体特征与后世小说第七章 《战国策·齐策》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战国策》简介第二节 开文言小说结构模式之先河第三节 叙事写人的小说特征第四节 寓言故事与后世小说第五节 虚拟依托开历史小说创作之先河第三编 齐鲁诸子典籍与小说滥觞第八章 《管子》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管子》的成书第二节 《管子》的文体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管子》的叙事与写人第四节 《管子》中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第五节 《管子》中的寓言故事第六节 《管子》中的计谋故事第九章 《论语》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论语》简介第二节 《论语》的成书过程第三节 《论语》的内容和体例第四节 《论语》的叙事和写人第五节 《论语》的诗化特征第十章 《孟子》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孟子与《孟子》之成书第二节 《孟子》之叙事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孟子》之写人与后世小说第四节 《孟子》中的故事与传说第五节 《孟子》中的譬喻和寓言第十一章 《苟子》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苟子与《苟子》第二节 《苟子》之叙事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苟子》中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第四节 《荀子》中的寓言故事第五节 《苟子》中的诗歌穿插与说唱文学第十二章 《庄子》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庄子与《庄子》第二节 《庄子》与小说概念第三节 《庄子》中的神话传说第四节 《庄子》中的历史故事第五节 《庄子》中的寓言故事第六节 《庄子》中孕育的小说作品第十三章 《墨子》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墨子与《墨子》第二节 《墨子》之寓言与后世小说第三节 《墨子》与后世志怪小说第四节 《墨子》之叙事写人与后世小说第十四章 《晏子春秋》与小说滥觞第一节 《晏子春秋》简介第二节 《晏子春秋》的内容和体例第三节 《晏子春秋》的叙事写人与后世小说第四节 《晏子春秋》的传说成分和虚拟因素-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第一编 齐鲁经学典籍与小说滥觞 第一章 《尚书》与小说滥觞 第二节 伪古文《尚书》与小说滥觞 如上所述,先秦文献凡引《尚书》,皆只称《书》而不称《尚书》。《尚书》一名,似起于西汉。《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①当是今存最早关于《尚书》书名的记载。至于为何将《书》称为《尚书》,学界向有二说:一说为“尚”者,“上”也,《尚书》即上古之书。孔颖达《尚书正义》即释之日:“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日《尚书》。”②一说为“尚”者,尊之也,《尚书》乃对《书》之尊称。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原注即引郑玄之说,谓《书》为孔子所撰,故尊而命之日《尚书》。今人多从前说。 在汉代,《尚书》已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流行最早的是济南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③《汉书·儒林传》同。文帝时伏生已九十余,焚书时亦当年逾知命,所藏之书,肯定是他年轻时所习的先秦古本,肯定是用古文字写成。也就是说,伏生所传《尚书》,原亦古文《尚书》。及以之教人,则因时人已不通先秦古文字,故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今文书写,于是便成了所谓的今文《尚书》。此史有明载,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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