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

出版时间：2007-12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曾艳兵  页数：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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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分为“我看见了漆黑的光”、饥饿艺术家与魔术师、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和柏拉图式的教学法四编，研究了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还包括卡夫卡研究。作者将随笔融入论文，这些随笔思想深邃，充满真知灼见，文采斐然，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学术性。

作者简介

　　曾艳兵，1957年生于湖北省崇阳县。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世界文学专业，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学博士。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学院教授；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天津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文学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东方后现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等。主编或撰写的教材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西方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比较世界文学史纲》等。自1985年以来，在《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俄罗斯文艺》《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共发表论文百余篇，另外发表译文及学术随笔数十万字。

书籍目录

序张铁夫第一编 “我看见了漆黑的光”“我看见了漆黑的光”写作与时间一个永恒的诱惑“梭之音”与编织仇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矛盾修饰法”“游戏”麦克白拜伦的悲哀麦尔维尔的大海情结价值重估：巴尔扎克与左拉拷问“灵魂”的大师“宗教大法官”的启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戒赌走进“炼狱”“无事的”悲剧从《日瓦戈医生》谈开去“瓶子”还是“笼子”意识流：西方·日本·中国意识流：从西方“流”到中国编织“记忆”的巨网，打捞失去的时光文学的“心灵现象学”没有“文体”的文体布莱希特与“陌生化”西方的“围城”《围城》里的艾略特第二编 饥饿艺术家与魔术师饥饿艺术家与魔术师卡夫卡：从西方到中国孤独的写作与写作的孤独卡夫卡的寓言世界卡夫卡与三个女人卡夫卡与三个朋友卡夫卡的亲戚们塞壬们的沉默重构“通天塔”神话失去寓意的寓言《变形记》：这也叫小说？请你猜谜：《城堡》解读关于“门”的思考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卡夫卡与尼采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与弗洛伊德卡夫卡的中国情结卡夫卡与中国长城卡夫卡与《聊斋志异》卡夫卡与老庄哲学卡夫卡与一首中国诗残雪心中的卡夫卡谁爱上了卡夫卡学术研究的困惑和悲哀第三编 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零度写作和读者参与有“客”从远方来，不亦“悲”乎？中国“味”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投射诗自白诗具体诗语言诗一部“神奇”的书谈谈“表征危机”女人说男人话罗兰·巴特的“神话”文字学与解构主义“知识”何以“考古”？“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反“饿狄浦斯”“东方”不是东方告别“崇高”之后东方后现代终结21世纪我们的选择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第四编 柏拉图式的教学法“柏拉图式”的教学法一堂“名作赏析”课“超现实主义”的教与学关于“实际批评”的批评我的导师张铁夫先生附录 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异化观与马克思异化观之比较后记

章节摘录

　　“我看见了漆黑的光”　　大凡伟大的作家，即便是在踏入死亡之门的瞬间，也要用生命的最后一次闪光，留赠给人类光辉而睿智的遗言。而这遗言虽然只是片言只语，却是作家伟大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从这里，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这些作家的音容笑貌、性格爱好以及他们的思考和创造……　　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亮些！再亮些！”歌德的一生都在思考，探索，追求，就像他笔下的那位从不满足的浮士德，临死前说了句名言，“时间啊，你真美丽，请你停留一下”。浮土德此时的满足实质上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追求，因为此时年已过百的浮士德是在填海造田的劳动中感到了满足，他误将魔鬼的门徒为其掘墓的声音当成了人民热情劳动的声音。浮土德此时已超越了那些使人丧失本质的东西（如书斋、幻想、魔术等等），学会了正视本质，并从中得到享受。他将个人融于大众之中，将自我融于大自然之中，在这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他最后得到了满足。因此，他的满足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历史、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个人之后的满足。这一切似乎都可以用来注释歌德临终前所说的那句“亮些！再亮些！”的名言。歌德一生向往光亮，他也将自己思想的光亮永远地献给了这个世界。　　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看见了漆黑的光。”同样是光，歌德见到的是启蒙主义时代哲人的光，雨果见到的却是浪漫主义时代诗人的光。这“漆黑的光”，雨果究竟是睁着眼睛看见的，还是闭着眼睛“看见”的，我不得而知。这句话让我琢磨、体味了好几年，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这其实正是雨果著名的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具体体现，也可以看做是对雨果一生的精彩概括。所谓“对照原则”是雨果于1827年在《克伦威尔？序》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雨果的所有作品几乎都体现了这种对照原则，譬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外表奇丑，内心却奇美；《悲惨世界》中的米里衷主教是善的化身，警察沙威却是恶的代表。雨果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强烈的对照：他父亲是拿破仑手下一位颇有作为的军官，他母亲却是一个坚定的波旁王室的拥护者；他漫长的一生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大喜大悲，他自己长寿，活了八十三岁，他的子女却大都夭折；在恋爱中，他击败了作为情敌的哥哥欧仁，同自己心爱的姑娘安黛尔？傅仙喜结良缘，新婚之夜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他哥哥却因此而发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久便死在精神病院里；他十五岁时就受到过法兰西学院的褒奖，二十岁时得到过路易十八赐给的年金，不到四十岁就成了法兰西院士，但他也曾被迫流亡达十九年之久，受尽流离颠沛之苦。雨果在这种强烈的对照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并且带着这种感受和信念走进了他的未来世界。　　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临终前喊道：“皮安训（《人间喜剧》中的名医）！……快叫皮安训！……他能救我的命！”这究竟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抑或是现实主义者的悲哀？巴尔扎克呕心沥血、奋发努力描绘的那个艺术世界，他自己太信以为真了，就像他违背自己的政治偏见，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一样，虽然他的全部同情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一方，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在小说中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命运。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他用他的如椽巨笔记录了法国社会的历史，他相信自己就是文学上的拿破仑。巴尔扎克是19世纪巨人形象的杰出代表，精力充沛，志向高远，身体力行，信心十足，他是生活的成功者，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但是，他或许过于自信了，皮安训救不了他，他笔下的任何一个形象也救不了他，他们永远只能活在作者以及读者的心里。巴尔扎克在他创作的盛年，年仅五十一岁时便离开了他并不愿意离开的这个世界，他手杖上的那句名言“我摧毁了每一个障碍”永远激励着他奋发向上，不过，生活中的许多障碍他并不能——摧毁，譬如死亡这一障碍他就未能摧毁，并且也不可能摧毁。相信任何障碍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去摧毁，这本身就是一种障碍，因为它将妨碍我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进而也就成了自身发展的障碍。巴尔扎克的悲哀或许就在于此。　　当代作家卡夫卡对现代人的孤独感、陌生感、苦闷感、恐惧感、焦虑感、负罪感、软弱感有着深刻而又卓越的描写。他的一切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同上个世纪的巴尔扎克形成了对照，20世纪普通个人面对社会时软弱无力、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都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于是，巴尔扎克手杖上的那旬名言“我摧毁了每一个障碍”顺理成章地被卡夫卡改写为“每一个障碍摧毁了我”。卡夫卡临终前要求医生继续大剂量地给他使用吗啡，他最后对医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杀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凶手”。正像卡夫卡的一生就是被卡住了的一生一样，卡夫卡的最后遗言使得这位医生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卡夫卡的一生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他也不是作家，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一生将写作当做自己唯一的财富，但写作又排斥生活，正因为他没有好好生活过，他便特别害怕死亡，而写作最终又将他逼向死亡。卡夫卡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追求事业，而对事业的追求最终又戕害甚至扼杀了艺术家的生命，卡夫卡年仅四十一岁便撒手离开了人世，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　　我们再来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些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指着《旧约》说：“你瞧这儿写着‘不要强留’，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他心中充满了叛逆者的各种怀疑。他说：“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有意无意之间为此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未完成的杰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便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怀疑和焦虑。当一位将军放出自己的猎狗，将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着他母亲的面活活咬死并撕碎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依凡之口追问，“如果上帝存在，他怎么可以允许这类事情发生呢？这孩子有什么罪？即便是人类的原罪，怎么可以让一位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呢？”但是，如果没有上帝，那不是一切都成了可能的吗？人类由此将面临一个罪孽更为深重的世界。人类因为眼前的罪恶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其结果是只能带来更多更大的罪恶。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决不做无神论者，并且，他无时无刻不在反驳着无神论。他初次犯羊痫风时有点儿像得到天启的样子，因为当时刚刚有过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他痛苦而热情地反驳那些无神论者：“不，不，我相信上帝。”上帝的存在问题苦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最终也没有得到证明，但正是这种“没有证明”反倒证明了陀氏的伟大；同时也是这种“没有证明”，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是无需证明的，对于上帝，人类所能做的，只有相信、皈依和顺从。这或许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不要强留”的意思。　　托尔斯泰面对上帝，显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更多的虔诚，而更少怀疑。他临终时是这样说的，“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这实在可以概括出老托尔斯泰一生的追求和奋斗。托尔斯泰一生都在真诚地寻找真理，童年时代同哥哥尼古拉一起在橡树林寻找“绿棍”，这“绿棍”其实就是真理的化身。1844年他考入喀山大学，上到三年级时他因不满大学里枯燥乏味、远离真理的生活，退学回农庄，进行农事改革。但是，由于农民和地主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农事改革宣告失败。为了从根本上扫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隔膜与仇恨，他便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开办学校；而一旦着手上课，他又发现“历史乃是在宫廷的监督下由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十足的谎言”。这样，他就自聘教师，自编教材，这很快就引来了沙皇当局的监视和搜查。托尔斯泰不得已远走欧洲，旅行考察，试图在欧洲找到理想的社会模式。1861年他索性解放了他的全部农奴，1862年他埋头于创作，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他抛弃了上层社会贵族的“一切传统观念”，转移到宗法制农民的思想立场上来。从此，他告别过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亲自劳动，节衣缩食。1891年他宣布放弃版税，放弃财产。1910年，八十二岁的老人深夜出走……这一切都因为他是那样地爱真理，真理高于一切。他一生都在探索真理，但他最终对自己所找到的真理并不怀疑，并且，正因为这种不怀疑，他才能“非常爱真理”。　　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1553年4月9日在巴黎逝世前曾大声发笑说：“拉幕吧，戏演完了！”显然，他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上的矛盾和追求，他有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信和乐观的精神。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入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拉伯雷就是这样一个巨人。他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学、建筑学、法律、教育学等多种学科，以及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拉伯雷的代表作取名《巨人传》，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康大是从母亲的耳朵里跳出来的，落地便会说话，一天要吃17000匹母牛下的奶……这一形象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由于掌握了知识和理性，拉伯雷对人类、对自己都充满了信心；由于没有了上帝的安排和操纵，人生就成了一座广阔的舞台，人们各自扮演着自己选择的角色，并赋予它们意义。当生命即将结束时，“拉幕吧，戏演完了”，这既是对自己无怨无悔的一生的总结，又包含着对神圣权威的某种嘲讽。　　法国19世世纪伟大的作家左拉在同死神作了最后搏斗后，他朝书架伸出双臂，向它掷去了手中的笔，然后说道：“重新开始！”他带着这种信念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他又恨又爱的世界。左拉死于煤气中毒，这究竟是自杀，是他杀，还是偶然的事故，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是，左拉在艺术上独辟蹊径，开创了自然主义流派；在宗教上打击天主教会的反动势力，提倡科学改良；在政潘上更是疾恶如仇，伸张正义，他为“德雷福斯冤案”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使他遭到当局的迫害，不得已流亡英国，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左拉七岁丧父，生活非常艰难。他未能通过中学毕业的理科会考，当过小职员、抄写员、打包工人和流浪汉，他一次次重新开始，最后选定了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处女作《给尼侬的故事》遭到了三家出版社的拒绝，但他不灰心，而是重新开始，找到了拉克卢瓦出版社，开口就对老板说，“这部稿子已经有三个出版社拒绝接受，但我是个天才”。左拉的自信终于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稿子被接受了。他历时二十五年完成了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包括二十部长篇小说），从此一个新的流派——自然主义诞生了。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左拉控诉了国防机关、军事法庭，以及一些将军和司令违法乱纪、通同作弊，违反人道和正义，他为此写下的《我控诉》是一篇人所共知的政治檄文。左拉晚年又开始探索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他正是在这种重新探索中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他那部未写完的作品《正义》。　　以上虽然谈到了八位作家，但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便留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但却一直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做这一有益而又有趣的工作，因为这工作看上去似乎没有多少学术水平。这两日偶得余闲，竟以平常的心态写就了这一短文，读者如果觉得还有些意思，我想这文章便可以续写下去了。　　写作与时间　　作家写作总离不开时间，但这里的“时间”并不是指作家必须在时间中写作，也不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认识时间，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握存在”，而是就作家对时间认识以及作家在作品中如何表现时间这一角度，来看看近百余年来文学观念和文学手法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时间既是文学的重要要素，又是叙述的方式和手段。任何故事都是发生在某一具体时间中的故事，作家正是通过叙述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之内的故事，来表现某种思想倾向或揭示出某种意义。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要求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谓典型环境就是特定时间与特定空间中的环境。恩格斯曾指出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环境“不那么典型”，他说：“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