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权力

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但昭彬  页数：369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丛书：话语与权力》采用话语分析方法，将三文（即文献、文本、文化）研究有机结合与融通，运用话语权理论，从话语权与教育宗旨的关系、官方话语权的独占、官民话语权的互动、民间话语权的拓展、官方话语权的重掌、官民话语权的衡称等方面，研究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宗旨的发展与流变，总结提出了官民话语权演变规律，从教育宗旨流变这一个点来窥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规律。

作者简介

　　周洪宇，1958年生，湖北武汉市人。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校设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国家督导团专家组成员、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教育史和教育政策问题研究，出版专著《教育的信念与追求》、《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中部教育论》等8部，主编和参与主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陶行知教育学说》、《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等10部。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多项重点课题，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人民教育》、《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美）、《生活教育》（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研究成果十余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但昭彬，1962年12月生，湖北赤壁人，教育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考试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史、教师教育、考试理论等。兼任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术交流委员会理事、湖北省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测量分会考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编和参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湖北考试史》、《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等10部著作，发表论文40余篇，参与和主持省部级课题6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

书籍目录

引论一、研究旨趣二、研究现状三、研究方法四、理论框架第一章 话语权与教育宗旨第一节 语言、言语与话语一、语言与言语二、语言与言语之辨析三、语言与话语之辨析第二节 话语的语境与权力一、语境之概念与要素二、话语权之释义三、话语权之分类第三节 教育话语与教育宗旨的话语属性一、教育话语之定义二、教育话语之分类三、教育宗旨之话语属性第四节 话语权与教育宗旨的制定一、专制政体下之教育宗旨二、立宪政体下之教育宗旨三、民主政体下之教育宗旨第二章 官方话语权之独霸：“中体西用”(1862-1898)第一节 传统教育与“明人伦”教育宗旨一、儒家“明人伦”教育宗旨之萌生二、儒家“明人伦”教育宗旨之确立三、儒家“明人伦”教育宗旨之实施第二节 洋务教育与“中体西用”一、鸦片战争与“师夷制夷”二、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第三节 “中体西用”之作用及影响一、“中体西用”之积极作用二、“中体西用”之消极影响第四节 “中体西用”与学堂“立学宗旨”一、洋务学堂的设学之旨/二、维新学堂的立学之旨三、“两大学制”规定之“立学宗旨”第三章 官方话语权之松动：“五项教育宗旨”(1898-1912)第一节 官方话语权之松动与民间话语权之获得一、中国民众第一次获得宝贵的话语权二、民间教育报刊的创办与民间教育团体的创建……第四章 官、民话语权之互动：“四育教育宗旨”（1912-1915）第五章 帝制话语权之复辟：“七项教育要旨”（1915-1916）第六章 民间话语权之拓展：“七条教育标准”（1916-1924）第七章 官方话语权之重掌：“党化教育方针”（1924-1928）第八章 官、民话语权之衡称：“三民主义教育宗旨”（1928-1949）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从上述文字来看，是次会议开得非常民主。代表们既不因蔡元培身为教育总长而阿谀逢迎，又不因他辞去教育总长（7月14日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而肆意贬斥。在充分肯定部交议案内容的基础上，唯对其中的世界观教育一说持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思想陈意太高，不易为人所了解”，因而不宜列入教育方针。可以说，本次会议形成了一个民主互动的局面，这当然与蔡元培一贯行事“交由众议”的民主作风大有关联。最后会议议决，仍沿袭清末“教育宗旨”旧称，中华民国新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②历时一个月的临时教育会议，共收到提案92件，完全议决者23件，至8月10日，“行闭会式”。　　虽说蔡元培此时已经辞职，但随之由范源濂为总长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即对这一新的宗旨完全采纳，并于当年9月2日以教育部第二号令予以公布。　　应该说，这个新的教育宗旨，除对世界观教育一项弃而未用外，还是基本上采纳了蔡元培的意见，大体上代表了他的教育主张。因而其各项内容，当以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文中的解释为准。这个新的教育宗旨要求，德、智、体、美四育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中心。蔡元培亦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后来在谈及教育方针时，一般不再提世界观教育，而只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项”，并解释说：“所谓健全人格，内分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这四育是一样至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应“平均发展”③。于此亦见蔡元培的恢弘气度和民主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