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选

出版时间：2013-2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英)查尔斯·狄更斯  译者：项星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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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短篇小说不是狄更斯文学遗产中的主要部分，除了《圣诞欢歌》等少数几篇，也几乎很少有人提及；这并不奇怪，狄更斯一生写了将近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都脍炙人口，盛誉不衰，它们的光辉掩盖了他的其他成就。但是狄更斯是从特写和短篇故事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他的长篇小说也往往是一些短篇的汇集，即使不然，作者有时也喜欢插入一些短篇故事，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情节和结构的完整。此外，狄更斯办过两份杂志，这使他不得不时常写些中短篇小说，他又爱好圣诞节，每年到这时候总要写些应景文字。这种种原因使狄更斯一生写了不少特写和短篇故事之类的作品，它们构成了狄更斯文学遗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美学追求和艺术造诣。无论就创作方法和批判精神而言，它们与他的长篇小说都是一致的。遗憾的是有些批评家在有意无意之间，贬低了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认为这是他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衰退的表现，似乎狄更斯在主持两份期刊的编辑工作中强调趣味性的主张已直接危害了他的创作实践。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狄更斯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强调趣味只是在思想内容已确定的前提下，单纯从创作技巧这个角度讲的。这种观点实际是所有小说家一贯的主张，它无非是贺拉斯“寓教于乐”的理论的继续，也是文学作品向创作实践必然提出的要求。狄更斯只是沿着这条古老的道路，要求有志于创作活动的年轻人必须牢记这条简单的原则，应该写得有趣一些，写得引人入胜一些而已。事实上，尽管狄更斯喜欢设计一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有时甚至不惜故弄玄虚，有时还要玩弄一些小聪明，搞些文字游戏，而有些狄更斯式的幽默也往往只是逗人一笑，并无深刻的含义可以追究，然而从整体说来，狄更斯的每一篇作品从来不是为趣味而趣味的产物。    狄更斯总是怀着强烈的社会热情写作的，不论什么作品，在他的笔下，都会变成对当时英国的专制官僚体系，对唯利是图的贵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上一切不公正现象的抨击和批判。例如，《一个穷人谈专利权》表面上只是埋怨申请专利的烦琐手续，实际它的矛头却指向了当时英国机关重叠、人员臃肿的整个官僚制度。《走进上流社会》虽然形式有些怪诞，像一幅漫画，却借一个小人物之口，对整个上流社会和宫廷贵族发出了愤怒的谴责。《马格比的小堂倌》这一篇著名的小故事，谈的只是一个车站上的小小饮食店，但它的锋芒却指向了整个英国社会和制度。有些作品虽然看似无关大局，狄更斯有时却会把笔锋突然一转，展开政治性的讽刺和批判。例如，《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本来只是一个流动小贩在信口胡诌，他却忽然提到了所谓“高等小贩”——议员、政治家、传教士、精通法规的辩护士等一切靠耍嘴皮子过活的人。那位小贩说：“我得宣布，在大英帝国所有的职业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首先就是小贩……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特权？为什么我们非得领取小贩执照不可，政治贩子却从来不需要执照？我们与他们有什么不同？除了我们是下等小贩，他们是高等小贩以外，我看不出我们有哪一点比不上他们……谈到高等小贩自吹自擂、骗人上当的伎俩，我们只能甘拜下风。”在《咧咧破太太的公寓》中，狄更斯顺便对议会开会作了挖苦，在《咧咧破太太的遗产》中，又对当时英国火车的状况作了抨击，对群众只有掏钱的份儿、无权过问它的一切表示了不满。在《此路不通》中，那位资产阶级市侩奥本赖泽突然发表了一篇祝酒词，对英国大唱颂歌，认为英国的法律已把“正义的永恒原则与英镑、先令和便士的另一永恒原则融为一体，可以把它应用于一切民事纠纷，从损害一个人的荣誉起，到损害一个人的鼻子为止！你糟蹋了我的女儿，好，若干英镑，若干先令，若干便士！你朝我脸上一拳，把我打翻在地，好，若干英镑，若干先令，若干便士！”可以说，这一切都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只是狄更斯的“神来之笔”，然而它们却发人深省，狄更斯也正是以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发泄了他对社会的不平之鸣。    狄更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总是力图在他的作品中宣扬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理查·双狄克的故事》便是这样，他在这里鼓吹了民族间的和平友爱。在《某某人的行李》第二章中，他又颂扬了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爱。当然，这一切只是狄更斯的理想，在现实中并无基础，因此正如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一样，这些人物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狄更斯本人也早已意识到这点，因此在1852年写的《穷亲戚的故事》中，他已不得不承认，在爱和友谊这人道主义的两个主要方面，他的理想只是空中楼阁，理想与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他只是出于自己的社会热情，不得不进行这种人道主义的呼吁。然而在狄更斯立足于现实的时候，他还是在自己的小人物身上，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如有关咧咧破太太的两篇故事便是这样。这个咧咧破太太和她的朋友杰米·杰克曼曾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些人物尽管有各种缺点，显得固执、迂阔，还有些狭隘，然而他们的心却是善良的，对人充满了同情，与上流社会的人物截然不同。这类小人物，包括马利高德大夫和那个忠于职守的信号员(《信号员》)，实际都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人道主义者，也是英国真正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与别人合写的，在他主编的两份刊物一年一度的“圣诞专号”上，他也总要单独或与别人合作编写一些短篇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没有共同的情节，但是却有一个总的框架，形式有些像《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因此虽然在一个总题目下分成了各章，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这是读者要注意的一点。    本集各篇均按写作年代排列，现简单说明如下：    《一个穷人谈专利权》最初发表于1850年。《穷亲戚的故事》发表于1852年的《家常话》。《理查·双狄克的故事》发表于1854年的《家常话》“圣诞专号”，系《七个穷旅人》中的一篇，《七个穷旅人》讲七个穷苦的旅人在圣诞节会集在一家客店中，于是各人讲了一个故事。这组文章除开端和结尾部分外，狄更斯只写了这一篇，这是第一个旅人讲的故事。    《走进上流社会》发表于1858年的《家常话》，系总名为《出租房子》一组小说中的一篇。这组小说按照狄更斯的设计，是环绕一所出租房屋展开的，因此《走进上流社会》便从那幢所谓出租房子讲起。在这组小说中，狄更斯只写了这一篇，其余为威尔基·柯林斯等所写。    《跟踪追击》最初发表于1859年的《纽约纪事报》上，系应该刊物的要求写的，后来又转载于1860年11月的《一年四季》上。这个故事看似不可信，但据说倒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这个真人便是托马斯·韦恩赖特(1794一1852)，当时的一个艺术评论家，曾伪造证件，用砒霜把人害死，然后侵吞人寿保险赔偿金。罪行暴露后，这人被判流放至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死在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谋财害命的事当时在英国已屡见不鲜，以致1851年英国还通过了法律，对砒霜的出售实行各种限制。总之，这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并不全是狄更斯虚构的。    《某某人的行李》发表于1862年《一年四季》的“圣诞专号”上。在这里狄更斯以幽默的笔触创造了一个著名的茶房的形象，在谈到这个人物时，作者自己也认为他“非常有趣”。作品发表后立刻赢得了读者的交口赞誉，成为狄更斯最著名的短篇之一。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两个故事与茶房的故事在情节上并无联系，写作手法也不同，但同样属于狄更斯的手笔，尤其是第三章实际是象征性地提出了天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遭遇问题。    《咧咧破太太的公寓》和《咧咧破太太的遗产》分别发表于1863年和1864年的《一年四季》上。小说发表后，立即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兴趣。狄更斯在一封给威尔基·柯林斯的信中，曾谈到《咧咧破太太的公寓》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使《一年四季》的“圣诞专号”一下子售出了二十二万份，咧咧破太太的名字也不胫而走，成了伦敦城中家喻户晓的人物。    《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发表于1865年的《一年四季》，这也是狄更斯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狄更斯本人很喜欢这篇小说，尤其是那个流动小贩的形象，后来这部分内容成了狄更斯时常朗诵的材料之一。    《马格比的小堂倌》和《信号员》均发表于1866年的《一年四季》，它们同属于《马格比车站》这一组小说，那是狄更斯与一些青年作者共同创作的，他本人写了四篇故事，《小堂倌》和《信号员》是最成功的，尤其是《小堂倌》。小说发表后，小堂倌的形象立刻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使刊物的销售量达到了最高记录，据说超过了二十五万份。促使狄更斯写这短篇的是他在英国马格比车站饭店中遭到的不礼貌待遇，正如故事中所写的，当时店里的女招待对他不理不睬，他正想自己动手取糖和牛奶时，却遭到了吆喝和奚落，并引起了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堂倌的大笑。狄更斯经常出外旅行，对英国饭店对待顾客的粗鲁态度有不少体会，因此故事中所讲的，当然不限于这一件小事。    《此路不通》发表于1867年的《一年四季》“圣诞专号”上。这个中篇小说是由狄更斯设计后，由他和威尔基·柯林斯共同执笔的。为了刺激读者的好奇心，狄更斯故意不让人知道哪一部分是谁写的，当时他在盖茨山别墅的卧室中放了两张桌子，他和柯林斯便在那里一起写作，随时互相商讨补充。据说，仅“序幕”和“第三幕”完全由狄更斯执笔，“第二幕”主要由柯林斯执笔，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在“第二幕”中也显然带有狄更斯的风格。因此可以说，这个中篇几乎是分不出彼此的两人的集体创作。    本书根据《狄更斯文库》(伦敦教育图书出版公司)的第14卷及第16卷译出。    译者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狄更斯的12部中短篇小说。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与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体现了大文豪独有的创作思想、美学追求褐文学造诣，同时深刻反应了现实社会的矛盾，极力宣扬了他一生倡导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创作技巧而言，其中短篇小说更为注重形式的灵活性和情节的趣味性，在《一个穷人谈专利权》等中均有所体现。

作者简介

作者:(英)狄更斯 译者:项星耀

书籍目录

译本序一个穷人谈专利权穷亲戚的故事理查·双狄克的故事走进上流社会跟踪追击某某人的行李咧咧破太太的公寓咧咧破太太的遗产马利高德大夫的处方马格比的小堂倌信号员此路不通

章节摘录

我不习惯给报纸写文章。一个工人，除了几个星期一、圣诞节和复活节以外，一天至少劳动十二至十四个小时，他会写什么呢？但是有人要我把我想说的，老老实实写下来，这样我才提起了笔，让我尽我的力量做吧，如果写得不对，请读者原谅。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但自从满师以后，我几乎一直在伯明翰的一家作坊做工(你们称作工厂的，我们叫做作坊)。我的学徒生活是在德特福度过的，它离我出生的地方不远；我的职业是铁匠。我的名字是约翰，但从我十九岁起，大家便管我叫“老约翰”，因为我的头发稀稀拉拉，没有几根。眼前我五十六岁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头发比起上述十九岁那年，既没多些，也没少些。    到下一个4月，我结婚便满三十五年了。我是在愚人节结婚的。让大家笑我在这一天成亲吧，我那天娶的可是一个好妻子，对我说来，这一天跟别的日子一样，是个聪明的日子。    我们生过十个孩子，其中六个还活着。我的大儿子在意大利班轮“南方号”上当轮机员，轮船来往于马赛和那不勒斯之间，中途停靠热那亚、里窝那和契维塔韦基亚。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人，发明过不少有用的小东西，然而什么好处也没捞到。我两个儿子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干得不错——直到上次来信，他们还是单身。我的一个儿子(詹姆斯)发疯似的，去当了兵，在印度负了伤，肩胛骨上带着一颗枪弹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这是他亲自写信告诉我的。他死了，他是最漂亮的一个。我两个女儿，一个(玛丽)境况还不错，但胸腔积水。另一个(夏洛特)的男人卑鄙无耻，丢下她跑了，她只得带着三个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我最小的儿子才六岁，他对机械有些天赋。    我不是宪章派，以前也从来不是。这并非说我没有看到社会上存在许多叫我生气的弊端，然而我认为那不是纠正它们的办法。如果我认为那样，我就成了宪章派。但我不认为那样，我不是宪章派。我读报，参加讨论会，这是在伯明翰我们所说的“交谊室”里，我认识了不少好人和宪章派工人。注意，这都不是有实力的人。    我不想吹牛，但应该说，我是生来就有些发明才能的，因为不先声明这点，我就没法把我要讲的事讲清楚。我为一种螺丝钉拿到过二十镑，它至今还在应用。二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反复试验，想完成一项发明。去年圣诞节前夕夜里十点钟，我终于把它完成了。完工以后，我把老婆叫来，我们站在那儿，再也忍耐不住，眼泪直挂到了模型上。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威廉·布彻，他是宪章派工人，属于温和派。他能说会道，口才很好，又非常活跃。我常常听他说，我们工人在这世上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尤其这几年中机关林立，许多不该当官的都当了官，可是我们只能服从，掏钱支持那些不该支持的衙门。威廉·布彻说：“确实，所有的老百姓都得这么做，但最沉重的负担落在工人身上，因为他们本来已一无所有，非常贫困，同时也不应该在他们要消除不幸，伸张正义的时候，再给他们增加困难。”注意，我写的都是威廉·布彻的原话。他是为了上述目的，特地讲这番话的。    现在言归正传，谈我的模型。它在圣诞节前夕夜里十点钟完成了，离现在已将近一年。我省吃俭用，把节省的钱都花在模型上；遇到日子不好过，或者我女儿夏洛特的孩子生了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我只得把它丢下，有时一丢就是几个月。为了精益求精，我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反复试验了不知多少次。它终于完工，成了上述那个美好的模型。    在圣诞节那天，威廉·布彻与我为这个模型作了一次长谈。威廉相当聪明，但有时不免偏激。威廉说：“约翰，你打算把它怎么办？”我说：“申请专利。”威廉说：“怎么申请专利，约翰？”我说：“领取专利证。”于是威廉声称，专利法是残忍的骗局。他说：“约翰，要是你在取得专利权以前，就把你的发明公开，任何人都可能窃取你辛勤劳动的成果。你的处境是进退两难，约翰。如果你想事先找个人合作，让他来负担申请专利权的大量费用，你非吃大亏不可；如果你想少吃一些亏，你势必找许多人商量，东奔西跑，把你的发明弄得尽人皆知，结果它给人暗中偷走你也不知道。”我说：“威廉·布彻，你胡诌什么呀？你有时有些偏激。”威廉说：“不，约翰，我告诉你的是实话。”接着，他又把这番话发挥了一通。我对他说，我要自己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    我的大舅子乔治·伯里，住在西布拉米奇(不幸他的老婆喝酒成瘾，把什么都典卖光了，在伯明翰监狱蹲过十七次，最后才算脱离苦海，归天去了)，他死后留给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妻子一笔遗产，一共一百二十八镑十先令英格兰银行债券。我和老婆还从没动用过这笔钱。注意，我们也会年老，丧失工作能力。现在我们同意，要为发明申请专利。我们说，不妨用它几个——我是指上述那笔钱——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威廉·布彻给我写了封信给伦敦的托马斯·乔依。乔依是木工，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爱玩掷铁圈游戏。他住在伦敦切尔西区，教堂附近。我向作坊告了假，讲好回来再去上班。我是一个熟练的工人。我不是戒酒主义者，但从不喝酒。过了圣诞节，我便搭廉价列车前往伦敦，在托马斯·乔依家租了一间屋子，讲明租一星期。他结婚了，有个儿子在当水手。    托马斯·乔依对我说(根据他手头的一本书)，为发明申请专利，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写一份向维多利亚女王提出的申请书。威廉·布彻也这么说过，已为我拟就了一份。注意，威廉是一个笔头很快的人。另外还要附一份给大法官庭长官的呈文。这我们也同样写好了。费了不少周折，我总算在圣堂石门附近大法官庭巷的南安普敦大厦找到了一位长官，递上了呈子，我付了十八便士。他们叫我把呈文和申请书送交白厅的内务部；等我找到那个衙门以后，我把它们留在那儿，等待内务大臣批示，为此我付了两镑两先令六便士。六天后，他批了，并通知我把它送往总检察长公署，留在那儿等待审批。我照办了，又付了四镑四先令。注意，在这整个过程中，非但没有一个人为那些钱谢过我一声，而且对我很不客气。    这时，我在托马斯·乔依家租的房间，已续租一周，现在五天又过去了。总检察长公署办了他们所说的例行公事(正如威廉·布彻在我动身前说的一样，我的发明权是不容否定的)，我又带着这公事回到内务部。他们把它正式抄了一份，那就是所谓许可书。为这许可书，我付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它得呈送女王签署。女王签署后，又把它送回内务部。内务部又签了字。等我去时，一位先生把它扔给了我，说道：“现在把它送往林肯法学协会内的专利局。”那时我已在托马斯·乔依家住到第三周了，由于那些费用，我过得非常节省。我觉得自己有些泄气了。    在林肯法学协会内的专利局，他们起草了关于我的发明的“女王敕令”和“敕令摘要”。我为此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他们“把敕令正式抄了两份，一份送交印章局，一份送往御玺局”。我为此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三镑印花税不包括在内。该局文书又恭录了一份供女王签字用的女王敕令。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外加印花税又是一镑十先令。然后我再把女王敕令送往总检察署签了个字。我领回时，又付了五镑。我拿着它，又跑进内务部。内务大臣又把它呈送女王陛下。女王又签了字。我为此又付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我在托马斯·乔依家已住了一个多月。我精疲力竭，耐心快完了，钱袋也快空了。    托马斯·乔依把进行的情形通知了威廉·布彻。威廉·布彻又在伯明翰的三个交谊室中谈起了它，从那儿又传到了其他交谊室，后来我听说，英国北方的每一家作坊都知道了这事。注意，威廉·布彻在交谊室的讲话中说，这是宪章派扩大阵容的专利道路。    但我的事还没办完。女王敕令还得送往河滨大道萨默塞特大厦的印章局——印花税局也在那里。印章局文书在敕令上“盖了大印，以便呈送掌玺大臣”。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御玺局文书在敕令上“盖了御玺，以便呈送大法官阁下”。我付了他四镑两先令。盖了御玺的敕令又送到了专利局文书手中，他根据它填写了专利证。我付了他五镑十七先令八便士；同时，我又为专利证一次付了印花税三十镑。然后我得为“专利品木箱”付九先令六便士。注意，这木箱如果让托马斯·乔依做，他只要十八便士，还可以赚钱。接着，我得付给“大法官办公厅掌印官、副掌印官手续费”两镑两先令。我还得付给“卷宗处处长手续费”七镑十三先令，付给“卷宗处副处长手续费”十先令。接着，我得再付给大法官庭手续费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我得付给“卷宗封存员和火漆员手续费”十先令六便士。我住在托马斯·乔依家已超过六周，我的发明取得的不容否定的专利权，花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八便士，还仅仅限于英国本土。如果我要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取得专利权，恐怕非三百镑不可。    好吧，我年轻时只受过极有限的教育。你会说，这对我太糟了。我也这么说。威廉·布彻比我年轻二十年。他知道的比我多一百年。如果威廉·布彻要为一项发明申请专利，在这形形色色的官员之间来回奔波的时候，他会比我精明一些，不过我想他的耐心也许比不上我。注意，每逢提到那些看门的、收发的和办公的老爷，威廉·布彻往往便会火冒三丈。    我并不想说，在我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的时候，我对这种生活感到多么讨厌。但我得指出：一个人好心好意想作些发明创造，结果却落到这步田地，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这合理吗？他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怎么会不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是每一个想取得专利权的发明者必然有的感觉。再瞧瞧那笔费用。如果我确实有些能耐(谢天谢地，我的发明现在已得到承认，发挥了作用)，在我动手工作以前，先得付出那些代价，这对我，对国家，都多么残忍！你们自己算一算吧，那一共是九十六镑七先令八便士。不多也不少。    P1-7

编辑推荐

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短篇小说选(狄更斯别集)(精)》由狄更斯所著，可供读者阅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