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行纪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英] W.H.奥登,[英]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  页数：323  字数：170000  译者：马鸣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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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读一：《战地行纪》成书的前后1938年4月20日，在汉口领事馆的临时住处，奥登给友人道兹夫人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探究这场中国的战争，有如卡夫卡的一篇小说。”确实如此。从进程的不可预测来讲，此次旅行堪与卡夫卡笔下k的城堡之行一比。但基本而言，奥登和衣修伍德并不像k那样阴郁，一路上也未遭逢什么诡异不幸之事。这两人刚过而立之年，一个31岁，一个34岁，带着新晋才子的傲气，外加高中学童的调皮劲儿，在好奇和忐忑中，煞有介事地来到了中国。 此次中国之行，带有某种程度的商务委托目的：就在1936年，奥登与路易斯•麦卡尼斯结伴前往北欧，两人合著的旅行读物《冰岛来信》由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某种成功：该书入选了英国读书协会的推荐书目，在1937年8月初版印刷了有 8000册，这让奥登很受鼓舞。评论界也给予了好评，虽然有人认为此书言辞相当放纵，玩笑过了头，但多数人觉得很具可读性。奥登的收入状况因此改善了一些，《冰岛来信》出版几个月之后，他曾写信告诉一个朋友：“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出版社建议奥登再写一本旅行读物，但指定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7月，中日战事的爆发给了他们一个旅行目的地的答案。他们决定前往中国。在当时英国以及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中日战争只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全球对决的远东前线而已，是西班牙事件的一个遥远的翻版：1937年奥登曾去西班牙呆了七个星期，为共和政府开过救护车，在电台的政治宣传部门干了一阵，后来他放弃了电台工作去了阿拉贡前线，结果，他发现政治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暧昧和麻烦。《西班牙》一诗发表后，奥登还因这首诗中的“今天/死亡的机率有预谋地倍增/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恶”的句子，招来乔治•奥威尔的言语攻击，引发了一场笔战。酝酿中国之行的时候，奥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国不会象西班牙那样，挤满了“明星文学观察家”(衣修伍德语)。对他们来说，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机会——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没去成西班牙，而奥登觉得自己在西班牙一无所获——因此，中国似乎令人憧憬，恰如奥登本人所说：“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场战争。”请原谅两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动机，毕竟，正如奥登所言：“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这方面，确乎存在着某种私底下的题材竞争。……中国之行未定前的一段日子，两人都有些不着不落，衣修伍德写给《新诗歌》的编辑约翰•莱曼的信中提及他本人和奥登的状态时，形容他们两人的未来计划“混乱而不明确”，衣修伍德想去维也纳，莱曼现时就住在那里，可奥登更希望留在英国，“可以省点钱”。暮春和初夏的某段时间，他们在约翰•派普的乡居别墅参加了周末聚会，讨论“群体剧院”的未来事宜。可两人开会期间大多在瞎胡闹，似乎对剧院的目标失去了耐心。此前，奥登和衣修伍德的合作的第二个诗剧《F6的攀登》在剧院演出后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他们开始谋划下一出戏，一出更迎合伦敦西区口味的戏剧。1937年8月初，奥登和结婚不久的史彭德在肯特郡的海边住了一阵。史彭德刚从瓦伦西亚开完国际作家会议回来，他告诉奥登，安德烈纪德因为他那本《访苏归来》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抨击，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宣布，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着想，有关苏联的真相应该禁止发表。奥登对此的评论是：“形势危急绝不应该是说谎的借口。”史彭德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们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姿态的一个转捩点。8月末和9月初，奥登和衣修伍德去了多佛港，租了东崖9号的一间公寓，开始在那儿写他们新的诗剧；E••M•福斯特也住在那里——自打六年前被引荐认识后，衣修伍德已与福斯特非常熟悉，他把福斯特形容为“反英雄的英雄”。奥登也同样如此，他在1934年的一篇评论里，谈起过福斯特 “对生活神秘性的感知能力”，并把他列为“那些永久而惊人的典范人物之一，”正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这些人物，依然认为经由精神活动，挽救人性的斗争仍有获胜的可能。他们与福斯特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充满了敬慕之情；《战地行纪》中，奥登的开篇诗歌《致E•.M•福斯特》即是他们与福斯特友谊的见证。 奥登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写作，福斯特的友人曾描述奥登那时的样子：“他从房间里冒了出头，面色苍白，像只猫头鹰般眨着眼睛。”除了和衣修伍德合写剧本，他还完成了一首诗歌《多佛港》：拂晓时鸥鸟哀号如在艰辛劳作：士兵保护着付给他酬劳的旅行者，掌控岁月也影响不了天气。有人或是英雄：我们不都是那么郁郁不乐。剧本写得很快——这是初稿很薄的原因之一。衣修伍德8月31日写给友人的明信片里提到“我们的剧本几近完工了”。两周过后，奥登离开多佛，回到了伯明翰西南部哈伯恩的父母家里，他告诉兰登书屋的贝内特• 瑟夫：“衣修伍德和我刚刚写好了一个新剧本《边境》。”史彭德和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于是两人又在衣修伍德在伦敦的家中继续修改，10月9日，奥登又返回了哈伯恩，他给此剧可能的赞助人J•M•凯恩斯（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积极参与艺术事务，筹建了自营的“艺术剧院”。）写信，解释了剧本修改的部分。11月初，奥登、衣修伍德、戏剧制作人鲁珀特•杜恩与凯恩斯会面讨论了《边境》一剧的演出事宜。凯恩斯愿意为“群体剧院”提供经济支持，并计划在来年开春上演。问题是奥登和衣修伍德随时可能出发前往中国。凯恩斯觉得作者非常有必要在排演过程中在场，因此他致信他们俩，要求他们将旅行出发时间延期至明年4月或5月。奥登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虽然中国之行是个妨碍，但我想衣修伍德和我都觉得不可能推迟那么长时间。布莱顿和史彭德定会照看此剧的编排事务，我想您也会同样如此。”凯恩斯仍然坚持要他们在场，最终决定等他们从中国回来后再开排。可他们的行程又推迟了。奥登收到了一份邀请函，为声援共和政府，英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团正打算前往西班牙。奥登打算去两个星期。衣修伍德有些不太愿意去。由于某些延误以及旅行许可的问题，出发行程推迟了好几次。末了，奥登和衣修伍德决定不等了，他们把自己的名字从代表团名单里给划了出来，并且预定好了在1938年1月中旬去中国的船票。……这一年的秋天，围绕奥登的文学生涯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新诗歌》杂志出版了一个奥登评论合刊，他作为一个风生水起的文学运动的旗手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埃德温•缪尔①写道：“对于他的年龄而言，他具有一种特异禀赋，对语言的纯熟控制和想象的大胆，唯有天才诗人才能获得。”格雷厄姆•格林把奥登称为一个“前途远大的最好的在世诗人。”休•沃波尔爵士更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喜欢奥登的诗歌”；查尔斯•马奇②认为他“有独创性，仍有些笨拙，风格还未完全成熟……但还是预留了非常多的能量，如果不谈他的诗艺的话，他的个性也定会愈益产生影响。”迪伦•托马斯评价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机警而深刻的诗人……如同任何用英语写作的诗人那样，极具潜力写出更多的伟大作品……补上一句——祝贺奥登的七十岁生日。”几个月过后，杰弗里•格里格森③在《新诗歌》上对此作了总结，他把三十年代冠之以“奥登年代”，将这批应运而生的年轻作家称为“奥登集团”。奥登和他的文学同伴们作为英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得到了承认。他成了一个符号。（另一个插曲与詹姆斯乔伊斯有关，《芬尼根守灵》第279页提到了奥登，他对此事的反应是：“乔伊斯，我真的不能说很在乎他，即使我的名字进入了《芬尼根守灵》，获得了某种不朽。”在发表于1941年《常识》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里，他对乔伊斯表达了有限的敬仰；奥登晚年曾评价乔伊斯“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天才人物，但也是一个疯子……他要求你将他的作品放在与你的生活等量齐观的关系中，这就好似在说，你必须花费毕生时间来读我，永远不要放弃我，也别想半路逃跑。”作为一个诗歌修辞大师，奥登对乔伊斯是敬畏，还是某种技术上的敌意？）另一件事，是奥登接受了“国王诗歌金质奖章”。这是个年度诗歌奖项，用以奖掖那些在此前十二个月中第一次或第二次出版个人诗集的作家——奥登因他第二本诗集《看！陌生人！》而入选。约翰•曼斯菲尔德，前桂冠诗人，评奖评委会的主席，提名了奥登。1937年11月23日，奥登向文学批评家、好友西里尔•康诺利借了套燕尾服，在曼斯菲尔德的带领下，去白金汉宫觐见了乔治六世，领取了奖章。这件事让奥登的众多支持者相当不满。这是对左翼文学的背叛。斯蒂芬•史彭德，奥登集团中的一员，本希望奥登拒绝这个奖项，认为奥登领奖“成了某种进程的一部分，作家在二十岁左右内心纯正，然后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四十岁时智力成熟，最后成了个保守份子。”《新诗歌》的编者按评论说：“也许，奖章本身要比奥登本人可笑得多，认识奥登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接受这个金质奖章仍然缺乏正当理由。”奥登本人对这些赞誉保持了冷静，事实上相当程度地摆脱了虚荣心。这并非他故作谦卑或者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正是这自信使他得以避开那些阿谀奉承。他不喜欢崇拜者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作品：“他们称赞你，通常是因为某些错误的理由”。他宁愿把一首诗交给一个朋友过目，一句“我喜欢它”就足矣（衣修伍德和此后在①苏格兰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因与妻子威拉一起翻译弗郎兹•卡夫卡的作品而为人所知。②查尔斯•马奇：英国诗人、记者和社会学家。③杰弗里•格里格森：英国诗人、作家，《新诗歌》杂志的编辑。美国遇到的切斯特•卡尔曼就是他愿意听取批评的两个人）。在奥登走向生命终点时，他写过如下的句子：赞誉？并不重要，但乐于去回忆当落枕而眠时。对于刊载出的对他作品的评论，奥登形成了一种超然姿态，当他上了岁数，基本就不大看了。不过他一度承认过：“我们中有些人对评论保持了一种克制的淡然姿态……可我们其实都很介意”。另一方面，成功也没有阻止他对其他诗人心生妒意，他承认每当听说某位同行出版了一本新作，他总会感到不快。……这年秋天，奥登在写完了《边境》后，手头还有两件事：一个是选编《牛津轻体诗读本》；10月到12月期间，他一直在为这本书选诗；当他们预定于38年1月19日启程时，奥登的工作远未完成。出版社希望他在离开前能寄去手稿。于是，奥登临走前将这个未完成的活计移交给了A•E•道兹夫人（他在伯明翰的朋友E•R•道兹的妻子）。道兹夫人只得尽力而为。“奥登先生所有的打字稿都需要校对，”她写信给出版社时说道：“他根据记忆给了我参考，很多都是错的。有些诗歌选错了版本……我找到奥登先生所说的那首诗时，却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此后几个星期，道兹夫人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有时不得不自己来选诗。奥登在中国旅行期间知道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启程后他在给道兹夫人的书信中说自己“整夜都醒着，想着《轻体诗读本》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另一桩事情，是受BBC制作人约翰•普德尼委托，为一个广播节目撰写台词脚本，标题为《哈德良长墙：从凯撒到全国名胜保护协会》。奥登所写的本子了包括了很多诗篇，有描写长墙沿线的风景的，也有描写驻守边关的罗马士兵的。脚本的结尾部分，与《战地行纪》的主题有某种契合之处：人类生性是野蛮的，罗马墙就是明证，再也无需其他证据。它象征了民族国家的暴徒与谋杀者的双重特性。我们老一代的历史学家总是把苏格兰人称为野蛮人。我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袭击无辜者，杀死他们，将乡村夷为平地，然后撤离。尤里斯•凯撒、阿格里科拉、安东尼乌斯、塞维鲁斯①等等比苏格兰人走得更远。他们袭击，谋杀，抢掠，还据为己有。我们可敬的祖先们，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底人也同样如此，他们蜂拥而来，屠杀，掠夺和占有；总而言之，这不比我要拿走你的衣服有更多的权利。无论是谁，若他剥夺了一个无罪之人的权利，他就是野蛮人。11月25日开始，这个节目在纽卡斯尔播出了，由本杰明•布莱顿作曲——布莱顿和奥登都为这个节目感到相当自豪。1938年1月18日，出发前一晚，在伦敦西区奇斯维克的一间工作室里，由“群体剧院”主办，为奥登和衣修伍德两人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客人包括E•M•福斯特，罗斯•麦考利（女小说家），杰弗里•格里格森，简•康诺利（前面借衣服给奥登的西里尔•康诺利的①均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妻子），布莱恩•霍华德（诗人，政治评论家），本杰明•布莱顿，和海德莉•安德森（“群体剧院”的女演员，演出了奥登和布莱顿合写的《四首卡巴莱歌曲》，此后奥登还为她写过《致海德里•安德森的两首歌》）。虽然中国并不像西班牙那样有吸引力，第二天，维多利亚火车站还是来了些报社记者和摄影师。他们坐上了轮渡火车，第一站先前往巴黎。从巴黎他们再南下到马赛，在那儿他们坐上了“阿拉米斯”号游轮横渡地中海，中途将在埃及塞得港停留。奥登在船上写了一首名为《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的谣曲体的诗歌（未收入《战地行纪》，在世纪版《奥登诗选》中，放在了《谣曲十二首》的最后一篇。）这是该诗最后一节：当它到来，会事先没提个醒，而我正好在挖鼻子？它会在早上按响门铃，或会在公共汽车上踩我的脚趾？它会象天气变化那样发生？它会客气招呼还是粗野无礼？它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奥登对爱的疑问和追寻是极其严肃的。私底下，他这时有些闷闷不乐，甚至有些绝望。衣修伍德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插曲：此后在中国的旅途中，奥登曾有一次哭了起来，对衣修伍德说没有人会喜欢他，他永远不会象衣修伍德那样情场得意。在衣修伍德看来——在奥登去世后的1979年，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奥登有某种自我折磨的行为倾向，但这首《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确实是真实心境的表达。奥登自己后来也说起过这首诗：“对我而言，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克里斯朵夫指出了它的重要性。那真是太具有预言性了，因为就在此后，我碰到了那个真的彻底改变我的人。”一年多过后，奥登在纽约遇到了切斯特•卡尔曼，他终身挚爱的伴侣。4天后，“阿拉米斯号”抵达塞得港，奥登和衣修伍德上岸后，碰到了英国考古学家弗朗西斯•特维尔•佩特。在佩特的陪伴下，他们游览了金字塔。奥登此后寄了张明信片给道兹夫妇：“金字塔非常令人失望，斯芬克斯还不错，但它既不信仰进化论，也不信仰古典时代。柯勒律治错了。在热带地区，星星不会突然出现。”第二天，他和衣修伍德在苏伊士运河又回到了“阿拉米斯”号上，然后就向香港进发。衣修伍德注意到奥登坐船时常会有的忧郁症加重了，因为此时他深爱的寒冷北方已如此遥远。奥登在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说“印度洋绝对沉闷之极。”在这段航程中，奥登写了一首《航海记》（见本书《从伦敦到香港》部分的诗歌）。这在首诗中，奥登透出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对旅行的终极目的并不确信，并认定“旅行者”的前方并没有什么“美好乐土”的存在。此前充满乌托邦理想的青年期似乎即将告一段落。……1月16日，他们到了香港，对之印象不佳。奥登尤其鄙视那些英国侨民，因为其中一个家伙谈起中日战争，仿佛那仅仅是两帮土人之间的争吵。在由香港大学副校长陪同了十天过后，他们离开香港前往广州，开始了真正的中国之旅。《战地行纪》的旅行日记完整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言所闻。还是有一些资料可以补充，主要是他们两人与友人书信往来中提到的旅途感想和个人观感，这些都未收入旅行日记中：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奥登形容“中国人迷人而又纯真，他们有两种面容——一种如花朵般漂亮却全无生气，一种长得犹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译者按：这真是两个怪僻难解的比喻）；对于史沫特莱，奥登把她描述成“一个极其忧郁而又盛气凌人的古板女人”，并且觉得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看上去就像是个乡村医生”。在旅途中，奥登和衣修伍德有太多时间相处，因此经常争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衣修伍德怀疑奥登那时开始就出现了基督教的倾向——也许，奥登从来就没有真正抛弃童年时期的宗教信仰，不管嘴上是如何唱着反调。奥登当时却一点不觉得自己像个基督信仰者，他的精神状态有点接近于福斯特的人道主义不可知论，或是受了其影响——但比福斯特更要悲观。奥登曾嘲笑衣修伍德对宗教的敌意：“小心，小心，我亲爱的——如果你继续那么说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幡然悔悟而改变信仰的。”在汉口，衣修伍德注意到奥登成了真正的焦点人物，不再扮演“心怀敬慕的小弟弟”的角色，汉口领事馆的外交官巴希尔•布斯比认为奥登活像 “一只疯疯癫癫的大白兔”；而他们在香港遇到的诗人兼评论家威廉•燕卜荪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发现奥登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衣修伍德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们辗转到达中日战争的东南前线时，奥登曾告诉道兹夫人说“两个月过后，我们变成了中国和传教士的支持者。”从奥登这个自述以及旅行日记中多处的行文记录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奥登和衣修伍德对战时中国所抱守的支持立场。在上海时，他们和四个日本人曾在一次午餐时会面，其正义感表现得非常鲜明：那是他们中国此行中，唯一一次与侵略者的直接对话。奥登的中国之行基本上还是很愉快的。他告诉道兹夫人说“我想这是我去过的最美好的国家”，但又补充说试图在中国生活也许很危险，因为：“一个英国人的优缺点都出自那个与自然相悖逆的意志，不经过一番退化，我认为他完全无法转换位置。”奥登指出，他和衣修伍德离开时对中国留下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范围”，此后他也曾说过：“中国绝对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国没有可能去理解。撇开战争不谈，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在中国，奥登和衣修伍德见证了战时中国各方面的艰难状况，而在非常时期下，那些最为卑微的生命个体所承受最大的苦难就是漠视和冷酷，十四行组诗中的那句“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是有感而发的。……他们决定转道美国返回英国，但在办理签证时起先遇到了些问题，当提到他们是英国大使的客人时，他们马上就拿到了一年内的免签许可。6月12日，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离开了上海。中途在日本稍作停留，他们坐火车去东京，晚上在那儿逛了一圈，然后回到了船上。横渡太平洋的旅程结束后，他们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坐横贯北美大陆的火车一路到了纽约。在那儿，他们与《哈泼时尚》杂志的小说编辑乔治•戴维斯见了面，一年前，他们在伦敦认识了戴维斯。这时，戴维斯成了他们两个在美国的非正式代理人，奥登和衣修伍德关于中国抗战的文章通过戴维斯在《哈泼》登载了出来，因此拿到了很大一笔稿费。戴维斯领着他们在纽约市内观光，接受采访，拍照，与当地名流见面，他俩被招待得殷勤备至。纽约，仿佛是纷乱欧洲的局外人，看来如此令人激动。呆了两个星期后，他们返回了英国，环球旅行结束了。……回国后不久，奥登又出国了，这回去的是布鲁塞尔；奥登在联邦街83号租了间房子，定下心来创作《战地行纪》中的诗歌部分。旅途中，奥登和衣修伍德两人各自记有日记，与此同时，衣修伍德正以这两本日记为素材写日记的散文部分。“洗澡，然后在咖啡馆爬格子”，奥登上午写作，下午就泡在布鲁塞尔的游泳池里，日子过得很逍遥。这时，他继续和道兹夫人就那本即将完稿的《牛津轻体诗读本》保持着通信联系。8月31日的信中提到他参观了布鲁塞尔美术馆，“试图欣赏鲁本斯。其大胆和生动令人叹为观止。但它究竟表达的是什么？”9月5日，一叠手稿装入了信封，奥登要求道兹夫妇看后附上意见再寄回来，因为“它们是唯一的原稿。”9月底，《战争时期》组诗完成了，奥登的状态很糟糕，他准备写的那首关于中国的长诗还没有酝酿成熟——这是指十四行组诗后的那首《诗体解说词》，此时，欧洲局势的动荡消息令他久久思索，同时，“私下也暗自希望来一次战争”，因为，他不但希望希特勒被击败，而且“也指望1938年悬而未决的个人问题能够通过世界性事件得以解决”。9月28日，他回到了伦敦。他一度觉得危机已经解除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敏锐感，而是因为在布鲁塞尔有个算命先生这样跟他讲过了。衣修伍德到维多利亚车站来接他，奥登对他说：“好了，亲爱的，你要知道，不会有战争！”话音未落，他们就看见车站布告栏宣布了“慕尼黑的戏剧性的和平行动”。奥登坐火车北上，回伯明翰父母家继续写《诗体解说词》。他写完后，急于听到道兹夫人的评价，因为他不确定“这类诗歌是否可能避免成为某种单调夸张的老掉牙玩意”。此外，他告诉道兹夫人说他已决定在12月回布鲁塞尔去做个手术——他的痔疮可能有复发了——他没告诉她的，是他和衣修伍德已决定移民美国，这事他跟谁都没有说起。他们何时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很清楚，如果确曾有过一个清晰的最终决定的话。根据衣修伍德的回忆，在他们六月份离开中国转道美国的时候，奥登就向他提出了永久定居美国——毋宁说是纽约——的想法。奥登后来声称此事经过他们两人共同商议才决定，可衣修伍德回忆说自己并不是很急迫。他辗转住过很多地方，换个地儿对他而言不是问题，对奥登可就是个大问题了。他交给奥登决定，如果他选择移民，他也跟着一块儿去。1938年8月初，奥登那个地质学家的哥哥约翰•比科内尔•奥登从印度回来时，路过布鲁塞尔和他同住了一阵。约翰事后回想当初那个星期，奥登确曾说过不只是想去美国作短期访问，而是希望成为美国公民。似乎到了10月初，他和衣修伍德两人就此达成了一致，他们商定不久之后就回美国去。但他们并不急于出发，在上海领到的特别签证让他们省去了很多手续上的麻烦，只要他们决定走，随时就可以动身。但移民美国的决定实在没有一个可以清楚解释的缘由。他们两人日后都给出了不同解释，回顾奥登当时所处的环境，应可略窥个中原因所在。汉弗瑞•卡彭特在传记中给出了几种解释：自从奥登牛津毕业后在道恩中学教书时过了几年田园诗般的日子后，接下来很长时间几乎“居无定所”。他出国旅行越来越频繁。在去往邻近欧洲国家的短途旅行之后，紧接着都是长途探险：冰岛、西班牙和中国。而他充分意识到，这些旅行过程中，他确乎试图找到某种理想：他早年的莱恩-莱亚德-劳伦斯式①的信仰已崩塌；而杰拉尔德•赫德②的个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也无济于事，后者他并不认真对待。在冰岛，他试图与欧洲拉开距离，以便客观地审视它，但他做不到，他无法轻易摆脱欧洲。西班牙也是个尝试，如他自己所言，他想要“赌得大一些”，来开阔自己的经验，让世界来充实其思想。但西班牙也没有如愿，因为西班牙并没有他希望找到的清晰结果。至于中国之行，只是更为加深了他对人类普遍失败的信仰。回英国去似乎也找不到什么答案。他对此没什么信心。英国的文学世界似乎已不再吸引奥登了。在移居美国若干年后，他一直说英国的文学生活特别单调沉闷，因为它的“家庭气氛”。“英国人比之其他国家的人更具一种才能天分，可以把家庭生活弄得很舒适。也因此，它对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个威胁。如果气氛不是这么迷人，诱惑会减少几分。”但他的另一段解释似乎更合理些：“我觉得对我而言英国的情况已变得无可忍受。我无法成熟。英国生活对我是一种家庭生活，我爱我的家人，可我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汉弗瑞•卡彭特花费了大量篇幅，甚至从奥登1938年发表于《新诗歌》的诗歌《运动员：一个寓言》来分析他潜在的内心动机。真正的原因似乎藏身在奥登自己给出的表面解释以外：他曾在伯明翰对自己的朋友A•H•坎贝尔直言不讳地说起过，他确信欧洲社会已经终结。而他去美国，不是因为他将美国幻想成了一个完美社会，而是因为他认为在那里还能进行自由选择，而且既定的文明模式还没有发展成熟。1939年7月他说过：“英国能给我的，我觉得它已经给过了，我永远不会丢掉。美国是如此广阔……。”无疑，欧洲的图景令人绝望，且濒临战争边缘。这是大的历史背景因素。远离英国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奥登已无法认同自己的文学身份：如门德尔松教授所言，他成了一个“左翼的宫廷诗人”。最初的成功已然引发了他的恐惧，到了1938年，这个角色变得无可忍受，因为他并没有政治信念来让维持这个身份。此时他的政治观点变得温和，对于社会的态度是自由主义和非革命性的。“没有什么社会能绝对完美……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和良善，可这些观念却彼此相互冲突，”他承认，自由民主凭借其固有的人性本善的信仰，对于承受法西斯主义显得过于软弱。只有一个承认“人类不是生来自由或生来良善”的民主社会，才可能带来变化，并抑制极端主义。他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并拒绝先前的身份定位，这是奥登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1938年8月秋天，奥登就“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进行了巡回演讲，就在那时，他开①莱恩可能指爱德华•威廉•莱恩，英国东方学者和翻译家；莱亚德应指约翰•莱亚德，英国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②英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始对此有所觉悟了。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他写道：“整天跑东跑西谈论中国让我分外沮丧，剑桥社会主义者俱乐部希望为中国举行一个午餐会，供应面包和茶。德比教区训练学院建议喝茶……可这有什么用处？我是不是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啊？如果这样，我就能不朽？或者这个想法太自私了？实在厌倦了火车巡回旅行。”正是这些有关中国的讲座，让奥登意识到自己过多卷入了政治：他，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和一个诗人，自己的工作和时间受到了严重干扰，换言之，他感觉在英国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这是一个直接的触发因素。至于爱国主义，奥登并不打算毫无疑问地接受，并且认为它是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最后一个因素，简单到会让人轻易忽略：奥登和衣修伍德意识到他们在美国可以有很多机会以作家身份来谋生赚钱。乔治•戴维斯交给他们的优厚稿费让他们印象颇深。1946年，奥登对朋友说过：“我来美国是因为在这里容易赚到钱，你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生活。”这句大白话，大概是外在的诱因吧。难怪英国本土的知识界会对奥登抱有如此矛盾和强烈的情绪：他实在太直言不讳了，而摆出的理由也实在功利。但在某种意义上，奥登是在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即便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跑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诚如英国诗人戴维•加斯科因所言，奥登“即使到了四十岁，头脑还停留在大学时代。三十一岁的他还在苦苦地以一种后天习得的社交礼仪来掩饰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情急和窘迫。”说得不错，这就是奥登的“顽童”本色吧。（不过，在去世前，奥登毕竟还是回到了英国，回到了母校牛津，他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去世，墓地也在奥地利这个欧洲的中心地带。“顽童”终于归乡了。）……奥登和衣修伍德确定在1939年1月离开英国。恰好在他们中国之行的一年过后。他们要等手头的几件事有个眉目。1938年11月14日，《边境》终于在剑桥首演了。虽然报章的评论还不错，但很多人认为他们没有“发掘出他们才能的十分之一”，且抱怨“大部分段落写得极其沉闷”。《边境》“无疾而终了”（衣修伍德语）。奥登后来曾承认他和衣修伍德两个都没怎么尽力。10月份，《牛津轻体诗读本》出版了，评论虽有褒有贬，但其活泼生动和创造性还是受到了赞誉，而且卖得很好，此书在奥登在世的时候一直再版不断，直到今天也仍可见到它的最新版本。大约在秋天时候，奥登应约为霍加斯出版社写了一本关于教育的小册子，名为《教育：今天和明天》。奥登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写道：“我自然感到很遗憾，想让我来写些有关教育的内容，而不是找路易斯（麦卡尼斯）来写评论。可是得维持生计啊。”《战地行纪》于12月完稿，交给了法伯出版社，1939年4月出版。伊夫林•沃在《旁观者》逮住机会把奥登叫做“一个公共怪物”，但多数评论都很喜欢这本书，杰弗里•格里格森在《新诗歌》上断定十四行组诗是极其成功之作。此时，转到霍加斯出版社担任负责人的约翰•莱曼知道了他们要去美国的情况，奥登和衣修伍德于是建议按照《战地行纪》同样的体裁方式写一本关于美国的旅行读物，名为《地址不详》——这个计划本意是为他们的美国之行筹措资金。此外，他们还想着到美国的时候可以捣鼓出一个名为《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的电影脚本——奥登曾为约翰•格里尔森的纪录片《伦敦客》写过解说词。这个想法后来也没了下文。12月初头几个星期，奥登离开英国去了趟巴黎，他在索邦大学有个关于“诗剧观念”的英语讲座。12月12日，他到了布鲁塞尔，和衣修伍德会合了，他们住在路易•玛丽广场70号，房间俯瞰着一个处处野鸭的风景优美的湖泊。“我希望缪斯可以在她们觉得合适的时候亲切到访。”他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如此期待着灵感的到来。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奥登确实颇受女神们的宠幸，他写了将近十二首诗——《美术馆》、《爱德华李尔》、《A•E•豪斯曼》、《南方车站》等等，很多都是他的名篇佳作。在《新年除夕》一诗中，他向很多朋友祝贺新年，仿佛是在向他们一一道别，这些朋友跨越了整个欧洲：接下来满怀着欣喜要为我们海外的朋友干杯，为在巴黎喝酒的布莱恩，为在希腊喝酒的弗朗尼，祝比尔更快学会画画，祝本睡觉也能谱出旋律，祝伯索尔德看去像个大师，祝鲁珀特看去像只绵羊，祝三或四个托尼，甚至  要祝贺简——感谢上帝——不在这里，祝摩根、爱德华和斯蒂芬，我们共祝新年无比快乐。1939年1月初，奥登和衣修伍德回到了伦敦。预想的美国旅行读物看来已无可能，可奥登急着用钱，于是他说服莱曼为他下一本诗集预付一部分订金，并向他错误地保证说他已不受与法伯出版社的合约限制，霍加斯出版社可以出版。他还对牛津出版社说：“我下周要去美国，手头缺现金。你们是否认为牛津出版社可以为《轻体诗读本》再付我一点钱？万分紧急。”他们预付了他75英镑。1月18日，奥登和衣修伍德坐火车去往南安普顿，他们打算在“张伯伦”号轮船上渡过他们在英国的最后一晚，以便缩短告别时间。在伦敦给他俩送行的有衣修伍德的一个伙伴，以及E•M•福斯特。火车开动了。“好了，”衣修伍德说道，“我们又出发了。”“太好啦，”奥登答道。……《战地行纪》的旅行日记部分从奥登和衣修伍德进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到他们离开上海为止，期间他们几乎穿梭了大半个中国。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1938年的中国透过这些文字的光影胶片仍然鲜活生动；虽是惊鸿一瞥，且不乏某种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的猎奇色彩，我们依然可以跟随在奥登和衣修伍德的身后，再次重温他们在中国短短几个月所遇的人与事：这里有第一手的观察，也有主观评断，当然也有省思和反刍。文笔不枯涩，甚至相当活泼有趣，好奇的读者借此也能对奥登和衣修伍德建立相当的感性认识。导读二：关于奥登《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战争时期》这组十四行组诗，写于奥登1938年中国之行返回英国后，当年8-9月期间他寓居布鲁塞尔的联合街83房间，完成了这一作品。印行于世，是在翌年由蓝登书屋出版的《战地行纪》中（法伯出版社同步在英国出版），并附有副标题《十四行组诗附诗体解说词》。此一组诗的标题，卞之琳先生译为《战时》，查良铮先生译为《在战争时期》。原文标题为 in time of war（直译为在战争时期），另有一缩略词wartime（直译为战时）；取《战争时期》为标题较为吻合组诗庄重严整的风格。但简略的标题也可用《战时十四行》。“解说词”原文为commentary，是评论、评注的意思，也是新闻报道、实况报道或者解说词的含义。穆旦翻为“诗解释”，大体合乎评论的本义，但我们须注意到奥登此前曾为多部记录影片和广播节目写台词脚本的经历（包括著名的《夜邮》），而《战地行纪》本身又带有旅行报道的特色，因此，翻为“解说词”似更符合作品的初始用意。在1965年的《诗选》版本中，奥登对组诗作了顺序改动，删去了若干首，并冠以新的标题《来自中国的十四行组诗》；因此，《战地行纪》版与其后版本选入的诗篇和排列顺序略有差异。在《战争时期》中，奥登舍弃了处理历史性题材时的冗长论说的形式（《西班牙》就是长句式的自由体，在《诗体解说词》里又延续了这一形式），转而采用形制规整的十四行体来处理公众性主题。十四行诗富于音乐性和感染力，通常用于情诗；奥登不愧是个诗体实验家，他用字精确，句法活泼，诗行顺接自然，没有去繁琐罗列情状或进行空洞无物的笼统概括，这样的诗体构造无疑更能充分保持语言的张力和说服的强度。整个组诗连续铺演，逐渐累积起来的篇章构成了一种密集的不由分说的诗体范式，形成了一个充分自信的语言空间；在十四行诗富有节奏的韵律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引导着重建其思想逻辑，并直面它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经奥登改造过后的十四行体，严谨含蓄的音步处理带出了简练的诵读节奏，同时又以恰到好处的脚韵塑造出纪念碑式的庄严风格，这在奥登前期作品中是尚未出现过的：这种语言风格具有某种粗砺天然的质地，强化了诗人情感表达的明晰以及道德逻辑的严密，赋予作品以证言者般的力量。在内容的布局运思方面，奥登也找到了审视历史的独特方法：他的人间情怀（不单纯是潜在的基督教信仰）使他得以建立起历史与现在之间的道德联系。此外，他也充分发挥了英国诗歌传统自邓恩、蒲伯、拜伦以来的讽喻技巧，每一首几乎都自成一则道德寓言。组诗的前十二首都与人类历史有关（取材自希腊、罗马神话及圣经文学），每一首各自借用了历史记忆中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纪、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农夫、骑士、国王与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和中世纪基督信仰的消亡；从第十三首开始的后一半作品则开始切入当前的战争实况，多取材于奥登中国旅行期间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在组诗中，奥登放弃了此前惯用的人格化象征，摆脱了与身体有关的提示疾病与健康的意象符号；他不再是个只会指出疾病征兆的医生，也不再单纯充当一个旁观的警告者，取而代之的是伦理性的知识与权力的隐喻。他以犀利的角度切入了历史，在今天的结果（征兆、迹象、战争、危机等等世相）与人类过去的行为选择之间建立了联系。由此，奥登开拓了作品意涵的新的纵深，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诗歌才能。杨周翰先生曾指出奥登诗歌视角的特别之处，说它是“‘俯瞰’式的，有如审视一副地图一样来描绘场景，而这技巧在莎士比亚的《里尔王》里就已有之，而奥登运用得更自觉更醇熟。”诚哉斯言。《战争时期》被誉为“是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门德尔松《早期奥登》），也被称为“奥登的《人论》”（约翰•富勒《奥登读者指南》）。是的，直到今天，我们仍须倾听奥登那“诗人的喉舌”发出的独特而冷峻的音调。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和对中国抗战的考察，特别是经由《战地行纪》的诗歌创作，诗人奥登走向了中年的成熟；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催生了他终其一生的人文情怀和怀疑精神：“人类不是生来自由或生来良善”。在此，我们不由联想到旅居英国的犹太哲学家卡尔•波普。奇妙的是，这两位智者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对人类的可能方向给出了同一个非决定论的解答。英文诗歌翻译成汉语诗歌，若完全照搬来自另一个语言秩序的格律，几乎无从翻译；在此，译者没有机械硬凑英诗的音步或音节(要在另一个异质语言中完全遵从原文语言的格律规范，本身就是个悖论)，而是将诵读时的重读节奏引申为汉语诗歌音律中的“顿”（或称停延），同时，通过努力捕捉英文原诗的语调音色，尽可能地“复制”奥登的原声。“可诵而不失意味”大约是唯一的标准吧。

内容概要

　　
奥登是二十世纪改变了整个英语文学世界的人物，他的成就不仅仅是在诗歌、戏剧和评论领域留下了不朽巨著，而且其文字中所蕴涵的独特的现代性对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为众多作家带来的深远启迪，是难以统计、不可磨灭的。作为国内第一次出版的《奥登文集》的第一部，《战地行纪》是其中体裁最为独特的作品。
　　
奥登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他思想轨迹的几度易辙，也在于其生活经历的丰富多彩，频繁的旅行经历塑造了他充满矛盾的性格，也深刻地改变了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一九三八年的中国之旅即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次，和他结伴而行的是他的挚友兼伴侣——英国作家衣修伍德，两人之前已经共同创作了三部诗剧，如今则为了他们的第四本书辗转于中国，足迹遍布香港、广东、汉口、上海、黄河流域战区等，先后访问过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冯玉祥等重要历史人物，留下众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这本书就是后来于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战地行纪》，一部集诗歌、散文、照片于一体的战地札记。此书出版时间正逢欧战爆发前夕，以其翔实的资料、幽默动人的文笔和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广受欢迎，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其中奥登创作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更被誉为“奥登三十年代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十年间最伟大的英语诗之一”。

作者简介

　　W.H.奥登（1907—1973），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由于其出生于英国，后来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也有人将其列为美国作家），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数量巨大，主题多样，技巧高超，身后亦备受推崇，其独特风格对后辈作家影响深远。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1904—1986)，英国小说家（在身份归属问题上，他与奥登情况相同，国籍都在三四十年代由“英”转为“美”），著有小说《葬礼》、《再见，柏林》等。由于衣修伍德一生交游广泛，因此其回忆录等文字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他的小说。

书籍目录

从伦敦到香港旅行日记战争时期十四行组诗附诗体解说词

章节摘录

11938年1月28日，我们登上“台山”号内河航船，离开香港前往广州。这个时候到广州有两条路线可选：内河航线或者是粤九铁路。铁路线几乎每天都会被炸，日军飞机从停靠在澳门外海某处的航空母舰上飞来作战。但这些攻击几乎没有妨碍交通。大多数投下的炸弹准头都很差。如果道路被击中，一队队的苦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展开作业，数小时里就会把它修复。这条英国所有的内河航船以前竟然从未挨过炸弹。这是一个晴朗、酷热、雾气蒙蒙的早晨。我们在舱内吃完早饭，赶忙跑到了甲板上，我们如此急切，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我们预期中的爆炸性场面。有过旅行经验的香港朋友曾描述过如此场景：那些从空袭中返航的日军飞机，会俯冲下来飞近台山号，耍闹般地将机枪口对准我们的头。也许真的会看到日本战舰和虎门炮台①间的大炮对决。要是能拍到些照片该多好！我们私下里决定一试，尽管我们在餐室里看到的告示对照相机提出了警告：“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错误行为或会遭致某种犯罪活动……”一个人第一次作为中立的观察者进入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必定会产生梦一般的不真实感。确实，从一月的伦敦到热带地区二月的香港，这整个漫长旅程也有此种梦的特性——此刻如此单调，如此奇特，又如此美好。我们在香港已相互叮嘱过，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一切将变成真实。但我们没有醒过来；只是那个梦已改变。新的梦比旧的梦更令人困惑，更不让人安心，甚至略微有点让人忧虑。到处都是加长餐桌的宴会，以及与著名新闻人物的可笑会面——英国大使，总督，维克多•沙逊爵士②。我们似乎不停地赶来赶去，吃力地套上件无尾礼服，跑着钻进出租车，去赴那些个我们绝对已迟到的约会。而且如梦游者一般，我们总是忧心忡忡——茫然地听着那些教诲或忠告，而我们知道，还算好，这些内容我们在早晨起来时再也不会记起来。也有提醒；有些提醒之荒诞如同噩梦：“不要和一群中国人打交道，不然会感染斑疹伤寒”，“千万不要单独一人出去散步，不然他们会把你当间谍给杀了。”此刻，“台山号”驶出了港口，朝着一块巨大礁石开去，那刷了白石灰的礁石标出了进入西河河口的航道，我们再次努力振作精神，意欲摆脱那梦魇。“嘿，”奥登说，“我们到了。现在它就要开始了。”我们到了，稳稳地驶进了这个宽阔的有些让人昏眩的河流入口，驶离了那些宴会餐桌，驶离了美国电影，驶离了这座严加守护的英属岛屿上的女王塑像，一路西行进入了危险而不可预知的战时中国。现在——无论是什么——一切已箭在弦上。这可不是梦，也不是小孩玩的印弟安人游戏。我们是成熟的战地记者，正要开始履行我们现场报道的职责，即使是业余性质的。然而，有那么一阵儿，我能体会到一种不负责任的在校学童般的兴奋感。我们急切地察看着河岸两边，半是忐忑地期待着在那儿看到敌人密布的刺刀。① 虎门炮台：原文Bocca Tigris Forts,是虎门炮台的葡语名称。② 维克多•沙逊爵士英籍犹太富商1920年代，维克多•沙逊将经营重点从印度转移至上海。到日本占领前，他长期住在上海。他在上海大规模投资于房地产业，兴建了沙逊大厦（华懋饭店，Cathay Hotel，今和平饭店）、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都城大楼、汉弥尔顿大楼等一批高层建筑，以及伊扶司乡村别墅、仙乐斯舞厅等。香港的沙宣道得名于维克多•沙逊。“看！一艘日本炮艇！”它就在那儿，极其安静地锚泊在我们的航道上。我们的船贴着它驶过。当水兵们在甲板上走动，或者擦拭着火炮瞄准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在他们那个极其狭小的钢铁岛屿上，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几近凄楚可怜。他们在仇恨中自我隔离，如同罹患了致命传染病的患者般被摒弃于世，如此地孤立，与河流的平静健康，与天空的单纯明朗全然格格不入。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邪恶怪物。他们全神贯注于手头工作，几乎不看我们一眼——这似乎是最为奇怪最为反常之事。我想，这就是战争吧：两艘船交错而过，没人会招手致意。河道变窄了。已到了虎门炮台。炮台坐落在在绿树掩映的岛屿上，沿着肥沃的海滩铺展延伸，跃出了泛着金色光芒的浅浅海面，这个百年战役的遗迹看来如此荒凉、无辜而美丽。很难相信它们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且事实上已给予日本舰队以相当大的打击。炮台后面，在河道中间，屹立着一座形如乌龟游泳般的无名小山。水手们开始探测水深。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对我们说内河航船有时会在此搁浅。谈话间，他偶然提到他在班乃岛①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故。我们很是激动，瞪大了眼睛，指望他继续说出下文。但他流露出厌烦和疲倦之色——一一来是想念家乡，二来对中国和战争已不胜其烦。他这是最后一次去广州。如果所报导的一个真实事件在两周里还不消停，他说他会想尽办法调回美国本部去。我们走开了，不希望再去搅扰他，与他保持了合乎礼貌的距离，敬而远之地看着他。一个心灰意冷的记者纯然是拜伦式的人物，我们现代世界里不切实际的哈姆雷特。天气很热。当我们接近广州时，沿途风景让我们想起了塞文河谷②——处处遍植柳树和果树。一个坐落在石墙围绕的花园里的农宅，有如一处被抵押的英国庄园般，散发着忧伤与魅力。一条条大平底帆船从我们身边经过。它们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帆船很相似，尾舵高耸出水面，雕刻着华丽的装饰纹样，头重脚轻。船上危险地拥挤了好多乘客，显然是在返航途中。连一艘涂成绿色的小炮艇似乎也别具中国风格，它有一个细长而古雅别致的烟囱——不象一艘战舰却更象一条奇异的水甲虫。一艘英国轮船的甲板上，一个穿着白帆布裤子的男子正用一根高尔夫球棒练习驾驶。沿岸开始出现了成片的货栈仓库。很多仓库的屋顶刷着英国国旗，纳粹十字，或星条旗。我们想象出一幅很滑稽的画面：一个认真勤恳的日本侦察员从一架轰炸机上困惑地俯看着底下茫茫一片的中立国旗帜，最后偶然发现一块小小的毫无防卫的中国补丁：“你觉不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扔一小颗下去，就往那儿？”不远处，广州出现在视野里，最先出现的是她那两栋半高的摩天大楼。接近栈桥的河港里，糜集着汽艇、舢板和小船，吱吱嘎嘎地挤撞在一起，显然陷入了一场无望的交通堵塞。我们的轮船颇有耐心地穿梭其间，驶向了岸边。那些舢板往往由一家男女老少驾驶，要么用篙撑，要么快速地划着桨，每条船都去往不同方向，一路叫嚷不停。不知怎地，我们就挤到了跳板上，然后穿过码头周围那些警察、海关官员、旅行者、挑夫和看热闹的人，来到了早已等候着的汽车跟前，英国总领事周到备至地特意派了车来接我们。英国领事馆坐落在外国租界，座落在沙面的一个江心洲上。仅只一次，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由想起了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的种种糟糕恐怖来——英国人显示出了某些良好品位。沙面很讨人喜欢：屋宅比例恰当，毫不招摇，有大而通风的走廊和阳台，还有一条遍植草坪和树木的宽阔的中央大道。你走过一个狭小的用沙包堆起的渡桥，来到了岛上；这里守① 班乃岛为菲律宾米沙鄢群岛的西部大岛，位于内格罗斯岛的西北部。② 英国中西部塞文河沿岸乡村地区。卫严密，因为外国人担心，万一发生了大规模空袭或者日军进攻，中国人惊惶之下会跑进租界来。英国和美国的炮艇沿着外面的滩岸停泊着。水兵们在踢足球——他们多毛，皮肤泛红，臀部壮硕，在瘦削细腰的广州观众看来，定然是些凶暴而粗野的巨人，若与本地人无力如花朵般的站姿以及羞怯开朗的笑容相比的话。我们要在河流下游半英里外的一个叫白鹤洞①的村子里暂住。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那儿建起了一个定居点。漫步在整齐的步道上，穿过运动场、学校大楼和别墅花园，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故乡伦敦某处令人心旷神怡的郊外。在一间雅致宜人的郊区住宅般的客厅里，我们的传教士男女主人给我们端来了茶饮。你们一路旅行顺利？是的，谢谢，非常顺利。海关有何不便之处？哦，是的，很倒霉：奥登为他的相机不得不付了三十块大洋的关税。哦，多讨厌啊；但你们可以领回这笔钱。广州往年这时节总这么热么？不，不是这样。五年前，天可是冷得够呛。河对岸的远处，不断传来模糊而沉闷的的砰砰声；不是听到的，而是感觉到的。然后变成了微弱而清晰的哀鸣，就象一只蚊子在暗头里飞到你脸上时发出的嗡嗡声。这可不是什么蚊子。砰砰声愈来愈频密。我环顾四下里的其它人等。是不是有可能他们都没注意到？我清清喉咙，尽量保持平常谈话的声调：“这是不是一次空袭啊？”我们的女主人从茶盘边抬起眼来，笑着：“是的，我想是空袭。它们在这个时候飞过来了啊，多数是在下午……你要加糖和奶么？”是的，我都要；外加一块家乡风味的葡萄蛋糕，来掩饰我欠缺教养的激动。奥登那么怡然安静地坐在那里，在争论着教团运动②。他去过西班牙。我的眼睛移向这个迷人的房间，看着这些茶杯，盛着烤饼的盘碟，收藏有切斯特顿③散文和吉卜林诗歌的书架，镶在像框里的牛津大学的照片。我的大脑试图将这些形象与外部的声响联系起来；作着动力俯冲的轰炸机的哀鸣，远方轰炸炸的隆隆声。我对自己说，我理解了，这些声响，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单一而完整的场景的一个部分。快醒过来。这一切非常真实。而在那一刻，我真的醒过来了。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已来到了中国。“它们飞走了。”我们的女主人对我说。她那和蔼亲切的神态，象是在安抚一个被电闪雷鸣的暴风雨吓得有点紧张兮兮的孩子。“它们从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喝完茶，她和我一同去散步。天色已经开始变黑了。我们爬上了村后的一座小山，眺望着广州流域。我们的脚下，绵延伸展着一个巨大的城市，暮色中，围绕着她的是神秘的郁郁葱葱的广东平原。沿着地平线，低矮的山峦升起了帽子般的小小峰顶。这是有如《艾丽丝镜中奇缘》④般的风景。你在此地可以来一次刘易斯•卡罗尔式的徒步旅行，与那些从事着最①白鹤洞：广州市荔湾区下辖的一个街道（旧属芳村区），位于荔湾区南部（广州市西南部）。②亦称为牛津教团，由美国传教士弗兰克•布奇曼建立的一个基督教组织，提出了“道德重整运动”， 在1930年代曾盛极一时；反对无神论信仰，持保守政治立场；对于西班牙内战，倾向于支持弗朗哥的独裁政权，排斥左翼力量；对于崛起的纳粹势力，该教团采取的右翼立场被认为助长了英国推行的绥靖政策，引起颇多争议。奥登与传教士们辩论的应是这个教团的政治立场。③ 切斯特顿，英国作家、诗人。其写作活动涉及小说、评论、神学研究、随笔等各个领域，同时还是新闻界的著名撰稿人。④ 《艾丽丝镜中奇缘》：英国作家、诗人、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继《艾丽丝漫游奇境》后的第二部童话。奇怪工作的最陌生的人们来次不期而遇——两个老人正试图将一只老鼠放进一个瓶子里，一个女人正用一个漏勺灌着水。而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举动，当你去询问他们的目的，必定非常地实用和理智。人们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没有绝好的理由绝不会去做任何事。步行回家时，我们的女主人谈起了白鹤洞当地神学院的学生。她说，在中国教授基督教神学可是个难题（我们从其它很多传教人士那里一再重复地听到）。吸引中国学生来到西方教会学校的动机很可能多种多样。在物质方面，他收获很多：欧洲语言的知识，西学方法的入门，一份好职业的可能性。自从蒋介石皈依①以来，基督教在政治上成为时髦，而且很可能今后会变得更受欢迎，假若现政府能挺过这场战争的话。而且，即使假定这个学生的目的意图极其认真，他也会发现基督教很难消化。中国人的思想天生不会被神秘事物吸引。它关注的是实用伦理。它要求的是达成良善生活的七德行②。它对现世的兴趣程度远远超过对来世可能性的兴趣。于是这些年轻人——不管他们多么快就掌握了神学的思辩技巧，不管他们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有多聪明——在今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倒退退到哲学上的异教信仰。我们的女主人对广州青年知识分子在战争前后的态度很是失望。开战前，他们曾带头发起了抗日宣传，并要求诉诸武力。可眼下，他们中很少人会想要跳入战壕。“这场战争”，他们会说，“是一场苦力们的战争。我们的职责是为今后所需的重建工作进行自我教育。”不过，从学生的角度而言确实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中国牺牲不起她那相对来说人数还很少的知识阶层。必须记住的是，对于广州人来说，这地面战争发生在数百英里远的一个地区，那里的居民所说的方言他们甚至都听不懂。第二天，我们被各种混杂的声响给吵醒了——清晨空袭的遥远的爆炸声，我们的主人在隔壁小礼拜堂里的风琴演奏声。吃过早饭，我们立马坐上汽艇到城里去。因为要正式拜会市长曾养甫③先生，总领事把他的车借给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进行专业采访，我们急切地希望不要丢自己的脸。引擎罩上，英国国旗猎猎飘扬，我们坐在领事馆司机后面，骄傲却又有点紧张，对于该问些什么问题仍有点疑惑。街道在两边快速掠过，有些很西化，有些十足中国特色，全都挂着长长的字号旗幡，金色的，猩红的，白色的，旗幡让这个国家的每个市镇看上去永远在过节一样。人是如此地多；每条路上都挤满了行人、黄包车和马车。我们没看到多少空袭损毁的迹象。几个月来，包括现在，日本人并没有在市中心投弹——只攻击铁路、机场和郊区。很多大宾馆的门口都垒起了沙包。市长官邸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由挎着自动手枪的侍卫们担任警卫。哨兵对我们试探性①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专程去上海，由美国牧师江长川主持，在西摩路宋家教堂里举行了洗礼仪式，正式加入基督教的美以美会（后改称卫理公会）。蒋介石皈依基督教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与美龄的联姻。宋的家族是基督教世家，宋美龄的父亲宋耀如就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其母倪桂珍和兄弟姐妹都是基督教徒。据说宋母允许蒋宋联姻的前提条件，就是蒋成为基督教徒。② 此处衣修伍德从传教士那里听到的可能是一种比拟；天主教曾列出了与七宗罪对应的七德行：谦卑，温纯，善施，贞洁，适度，热心及慷概。但当时倡导的孔孟"四维"（礼义廉耻）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新生活运动公布的条例中并没有这个七条规定。③  曾养甫：1936至1938年任广州特别市市长、黄埔开埠督办公署督办兼广东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以后历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微笑报以面无表情的瞪视，带着年轻军人特有的耀武扬威的愚蠢。如同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大多数士兵一样，他们看去大约十五岁左右。曾养甫先生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单独会见了我们。他穿了件简单合身的政府官员蓝制服，没有那种类似英国司机行头的徽章或金色穗带。他光滑的圆脸似乎不时因夸张的咧嘴大笑而扭曲；象被切掉一小片的西瓜。对我们而言已没有必要去采访他了：他自说自话，从头至尾笑声不断：“我们不向和日本对着干。日本人却向找我们茬！哈哈哈！日本恨愚蠢。首先它向成为第三大国。然后当第二大国。然后当第一大国。日本是工业国，你知道。假如我们去日本，认几颗炸弹，嚯嚯，轰一声！我向，这对日本是不是恨糟糕？日本人到中国来。中国是个农业国。日本人认炸弹，嚯嚯，轰一声！只会把土地犁开，让中国人种田更方便！当然有恨多人死了。恨残酷。但我们还有更多人，是不是？哈，哈哈哈！”①这当口，我们被震耳欲聋的空袭警报声打断了。警报器就在窗外。曾先生变得几近不可理解地逗趣搞笑：“你们看到了？日本人在我们头顶认炸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抽我们的烟。我们可不怕！我们来喝点茶！”但这一次，空袭根本没有影响到广州。我们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曾很希望一睹市长的豪华防空洞的风采，这防空洞据说已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大奇观。奥登拍了些照片，曾先生为此颇好说话地摆好了姿势；我们躬身而退，离开了房间。我们都很喜欢曾先生。如果这是中国针对日本人的典型姿态的话，对西方来说——连同它那些乏味的仇恨赞美诗，那些“弑婴凶手”、“匈奴人”、“没人性的恶魔”的尖叫声——它当然也是个实例。这种轻蔑不屑而又温良敦厚的逗趣，我们一致同意，确乎是一个富有教养且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其宣传中去打击一个残忍自负之敌的应有调子。曾先生那种幽默，若加以适当的运用，将为中国赢得许多海外朋友。那天晚上的宴会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一位中国上校和他的妻子。上校是个有点高深莫测的人物。他健谈的举止和流利的美式英语，和东方传统的沉默寡言一样，可能隐藏了很多秘密：“您这儿很不错，牧师。很简朴但很不错……恕我冒昧，您那个柜子花了多少钱？”他完全乐意谈及任何话题——中国的音乐，战争，他的妻子。他们在两岁时就订了婚；因为他们各自的父亲本是至交好友，并希望以此让他们的友情长久留存。从童年起，上校就没见过他的未婚妻，直等到他十六岁。他从俄国回来之后，他们马上就成婚了。“那么你们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合吧？”宴会中的一位女士问道，非常欠缺英国人的得体。我们的女主人连忙插进话来：“可你是多么幸运，上校，”。上校欠身道：“承蒙赞许了。夫人。”接着他告诉我们，广州现在已经有了战力颇强的歼击机群。在过去两周里，已有十一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任何人只要能打下一架飞机，政府都会提供一笔赏金；结果，对空防御成了本地的一项体育运动，如同射鸭游戏。当有飞机飞过，每个人都连续射击——连农夫在田里也扛起了老式前膛枪。一个日本飞行员一不小心飞得很低，被一门已有一百年历史的土炮轰了个稀巴烂。另一回，当两架日本飞机正要迫降时，农民们打了他们一个伏击，甚至差点就成功缴获了其中一架完好无损的飞机，如果第三架飞机没有俯冲下来，用一颗炸弹将它炸① 曾市长的洋迳浜英语显然让他们俩很不适应，黑体部分的英文原文都是错别字，衣修伍德照录不误。毁的话。晚餐时，上校单枪匹马就把气氛弄得很热乎。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过访伦敦，走过莱姆豪斯①时，看见有一张“新到云南上等鸦片”的中文告示，堂而皇之地贴在了门道里，就在巡警的鼻子底下。他对厨艺烹调很是精通，还给我们的女主人演示如何准备烧鱼的前道作料。当然，他向我们保证，你还可以弄个烤狗肉②吃吃。蛇酒对治风湿病很有效。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去他家品尝古法腌制的鸡蛋③。上校看来是个有名的歌唱家。饭后，他被人怂恿着，没费多少口舌就欣然从命。他解释说，中国的京剧有很多种不同唱腔，配合不同的固定角色；他开始为我们示范每一种唱腔。浪漫的男主角发出的声音象午夜猫叫，女主角用带有尖细鼻音的假声演唱。强盗很是可怕——音量很小，但其费力程度令卡鲁索④也会汗颜。在我们出神入迷的目光注视下，上校的脸从黄转紫，从紫转黑；他青筋直爆。但就在他喊破了喉咙，似将造成永久性损伤时，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以一个滑稽的气鼓鼓的姿势对着他那文静的戴着眼镜的妻子：“她那样看着我，”他大声叫着，“我怎么唱得好？”第二天，我们被邀请和吴铁城将军（前上海市长，现任广东省行政长官）一同共进午餐。吴将军住在城郊一幢舒适却毫不招摇的混凝土别墅里。童先生，将军的秘书，在门厅迎接我们——一个脸带笑意的圆脸男子，他如此温和有礼，让人忍不住想拍拍他脸颊再赏他一块糖果。他告诉我们将军很快就会下楼，并将我们引荐给其它五、六位客人；有英国人，也有中国人。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看似干练的穿着蓝制服的年轻人原来就是珀西•陈⑤，我们停留香港期间曾读过他写的关于当前战争初始阶段的一本书。（其中有个句子让我们特别喜欢：作者提到了马可波罗桥事件⑥——“就在午夜前，演习朝着现实主义发展，双方都动了真枪实弹。”确实，战争的爆发从未被如此机智地描述过吧？陈先生的英文说得非常好。他曾是中殿律师公会⑦的大律师，而且在俄罗斯呆过八年时间。确实，如他自己所承认，他在国外住了那么多年，以至他觉得自己在中国几乎是个外国人。他对日本人的战略图谋狠狠嘲弄了一番。他说，在各个不同兵团之间根本就没有协调性：所有师团常常不等命令就擅自向前推进。有关艾登先生⑧的辞职及其对英国远东外交政策的① 莱姆豪斯(伦敦区名,旧时为华人聚居区)② 吃狗肉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③ 老鸡蛋：原文ancient eggs, 不知为何物， 可能是皮蛋。④ 卡鲁索：意大利歌剧演唱家， 被誉为历史上最出色的男高音之一，在二十世纪前二十年，声名极盛。⑤ 中文名陈丕士，民国传奇人物陈友仁的长子。陈友仁为特立尼达华侨，从小受英国教育，后回国担任孙文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1926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孙文评价曾说中国只有三个精通英文者：一是辜鸿铭，一是伍朝枢，另一个就是陈友仁。陈丕士随父投身中国，辗转苏俄，后定居香港成为著名大律师；这里提到的书，应是陈丕士当时在香港出版的介绍国内抗战的英文读物。⑥ 即七七事变、芦沟桥事变。芦沟桥在西方被称为马可波罗桥，源起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的旅行记：“这条河上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石桥，它如此之精美，这世上的桥很少可与之匹敌。”⑦ 中殿律师公会：英国四大出庭律师公会，起源可追溯到13世纪，四大公会是：林肯公会，格雷公会（都是以房主的名字命名），中殿公会，内殿公会。⑧ 1933到1955间三任英国外交部长, 并于1955-1957 任英国首相。可能影响，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很想知道我们的看法。吴将军走进了房间，我们被一一介绍。将军体格结实，穿着宽松棕色军服，健谈而不拘礼节。他藏在厚角质边眼镜后的眼睛很是诚挚，有时露出了困惑之色。他讲话前略为迟疑了一下，琢磨着他的措辞，朝所有到场的客人看了一圈，象是在寻求帮助：“这场战争是中国所曾遭受的最大无解。人民失去了家园和工措。但是这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国家。这是中国从战争中得到的一个东西……战后，银行家们会在乡村地区投资。”①我们开始步入客厅，一边还在交谈着：看来没什么特别的优先顺序。种种不拘小节，照当时情形看值得称赞，但让我们稍有点失望。奥登和我两个还沉浸在《中国平房》②的传统中。我们甚至预先排练了场景，准备了适当的问候致词和讲话稿。长官应该会说：“莅临寒舍，不胜荣幸。”我们应该回答说：“冒昧登门，实是惶恐之至。”对此，长官若很在行，会回敬一句“若非尊驾到来，岂能令蓬荜生辉。”诸如此类。也许，归根结底来说，吴将军不熟悉欧洲舞台上中国的微妙之处也是件好事，要不然我们可能永远也走不到餐桌边了。第一眼看到中式宴席的一张餐桌根本不会产生与吃有关的想法。那情形更象你坐定下来要参加一个水彩画比赛。那些筷子整齐地摆着，就象是画笔。颜料由那些盛着调料的小碟子代表，红的，绿的，深色的都有。茶碗和它们的盖子，正好可以盛画画时蘸的水。甚至还有某种小块画布，那是用来擦筷子的。

编辑推荐

知识界千呼万唤的“奥登文集”第一部。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家之一奥登与伴侣衣修伍德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一部史学价值堪与《西行漫记》媲美、文学价值远远高于前者的随笔诗歌札记。

用户评论 (总计21条)

•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和W.H奥登是两个一生好友，真诚、坦率，聪慧、优雅的英国人。1938年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不仅是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感，还有我们自己不能认知的东西，至今还存在的。此时，更加感到我的生长历程的贫乏，无权看世界。还要致敬译者马鸣谦你不仅是一位影子、摆渡者、琢磨语言的工匠，我看到了流畅的文字，看到好奇、幽默的诗人和作家魅力与境界。
•   奥登仰慕已久了，早该有较为全面的中译本。还有布罗茨基的也该这样
•   具有文本意义的诗歌大师。
•   看中国的一个视角。
•   为了拿积分，一定要十个字！
•   比想象的好，应该蛮好看的
•   一直想要的书。
•   什么时候出后面的几本？
•   等了许多年，终于等到了第一套汉译奥登文集的第一本书。奥登这部书，在汉语世界早已闻名，其中组诗“战争时期”并曾有过多种译介（包括穆旦的全译）。书到后我立即浏览了一下，感觉质量还可以，散文部分且不论，诗歌部分的译笔经过了诗人王家新的校正，较之以往的译本颇有“出蓝”之感。书的印、装都很漂亮，手感很好。唯一不足是定价稍高。
•   有帮助，推荐大家购买！！很不错
•   奥登和依修伍德合著的这本书很早就有点名气，但一直没有译出来，奇怪。这本书走笔灵巧，内容翔实，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后附奥登的十四行诗二十七首及诗体解说一首（近300行），都是查良铮以前译过的，收录于查译《英国现代诗选》。现由译者重译，订正了查译中的不少失误，还增加了不少译注，态度比较认真。但译文略显拙滞。这套丛书中还有随笔两种、诗选一种（上下册）。希望诗选能译得好些。
•   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很有新意。
•   书的装帧 和 内容 都very good!! 很喜欢
•   奥登文集:战地行纪 希望诗集早出来
•   衣修伍德写的游记，奥登是根据其经历写的诗歌。游记比诗歌写得好。
•   一本很棒的书！强力推荐
•   这本很喜欢，奥登的书
•   奥登！奥登！奥登！
•   很好的书，自己很喜欢。
•   战地行纪（奥登文集）
•   来不及看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