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李泽厚,刘绪源 页数: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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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当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李泽厚最新的谈话录,围绕他的读书经历、思想渊源、哲学观点以及中外哲学、文化、社会发展等主题,深入、严肃又饶有趣味,以九个话题为纲领,全面回顾李泽厚的思想起源、学术脉络和著作背景,充分梳理了他的学术创建和独特个性。附录所收三篇已在国内重要媒体发表的访谈,各有侧重,丰富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的交流层面。
作者简介
李泽厚,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学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影响极大,从者甚众,人称“青年导师”。90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己卯五说》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他提出的“主体性实践哲?”、“心理积淀说”、“情本体”、“偶然性(命运)”、“后马克思主义”、“儒学四期说”等观点对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泽厚继1988年当选巴黎哲学院院士之后,2010年出版的以权威和标准严格著称的《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第二版),他的著作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莱辛、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代表作一起入选。李泽厚是美学、马克思主义和身体理论这三种类别目录下唯一的非西方哲学家。
刘绪源,学者、作家、评论家,文汇报“笔会”主编,高级记者,对现代文学、哲学、儿童文学等多重领域有研究和著作,代表作有《解读周作人》等。
书籍目录
01现代哲学还剩下什么
广义的形而上学与狭?的形而上学
从理念,到生活,到解构
欣赏两位中国海德格尔专家的话
巫史传统与“为王先驱”
“情本体”与哲学
02我的学术思想的三个阶段
靠自学,要善于判断
喜欢看书,不喜欢写书
当时我才二十几岁,哪敢自称一派
写康德,其实在表达自己的哲学
从文体上看,《己卯五说》是最好的
命运,情感,人性,偶然
03谈谈几本书
第六版《批判》增补了“德国思想史的严重教训”
那时文艺批评的灵魂式人物
“哲学研究”与“哲学创作”
救亡压倒启蒙:最早出现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陈寅恪治史,所用材料也是不多的
《美的历程》每章每节都有新东西
搞文艺批评,主要应靠感觉
做学问,不论是谁,都是要下死功夫的
《漫述庄禅》发表后,钱学森专门来看我
当年的“文化热”都是反传统的
钱穆、梁漱溟更能抓住中国文化的要害
短期饥饿受得了,长期饥饿吃不消
历史的“积淀”,是我所有研究环绕的“同心圆”的圆心
04关于“情本体”
哲学研究什么
关于“外星人”?三段论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哲学,已经都关注个体了
“情本体”颠覆了几千年的传统哲学
“情本体”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却是一种世界性视角
05汉字与历史经验
“结绳记事”就是最初的历史记录
命名:走向历史经验
“度”是经验性的,与人类生存直接有关
康德研究新动向
06《红楼梦》与“乐感文化”
可以有两种《红楼梦》
小说阅读中的文化—心理结构
琐屑日常细节与“乐感文化”
07当“情本体”面对基督教精神
“ 人类中心说”是西方传统
中国要哪种现代性
人总要寻找信仰
08人性能力、人性情感与善恶观念
政治、军事和文化充满偶然,经济有某种“必然”
道德二分: 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
道德行为由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和善恶观念组成
康德高于休谟
康德的理性命令与基督教的上帝之爱
心理本体: 理性内构(认识)、
理性凝聚(道德)、理性融化(审美)
09文章上的追求及其他
把意思表达出来,容易使人了解
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全面发展,
这包括片面发展独特的潜能
生物科学不发展,美感讲不清
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
附录2010年访谈选
八十李泽厚: 寂寞的先知
时代和它的李泽厚《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寂寞思想者卫毅
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
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卫毅、施雨华
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易中天
改良不是投降启蒙远未完成萧三匝
章节摘录
现在回想起来,我进研究所,是个很大的偶然。我一直想留在学校,首先是北大,当时系里想留我,包括任继愈、冯友兰,还有汪子嵩,他那时是系秘书,其实相当于系主任了,他们都要留我。本来分配人的权力是归系里的,从那一届开始,系里不能管,归学校管了。把我分到复旦,复旦也不要我,又把我退回来。我路上还吐血了,我到北大又住了两三个月。后来要办《哲学研究》,那时还没有哲学所,也不是社科院,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还是筹备处,把我调来。一开始就我和一个老编辑,两个人,上面是潘梓年领导。所以我的工作证是:哲字01号。 刘:那时学校为什么不要你呢? 李:因为政治上没有什么好的表现,不是党员、团员。那时都要看政治表现。 刘:应该说你还是因祸得福的。 李:不,如果在学校,可以多和年轻人接触,会有很多启发,可以写更多更好的文章。不过在学校里,“反右”也好,“文革”也好,恐怕我是首当其冲的。在社科院,我绝对是小人物。“文革”开始的时候,1966年5月份,《红旗》杂志发了郑季翘的文章,批形象思维论,里边点了我的名,是主要批判对象。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的名字上都是打了叉的,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到了社科院,我算什么权威啊?地位太低了,人家工资都是两百块、三百块,我只有六十九块钱,我算什么啊?那时社科院都是大人物,杨献珍、张闻天、何其芳、俞平伯、孙冶方、金岳霖、贺麟、顾颉刚、侯外庐、钱锺书、冯至、戈宝权,等等等等,一大批,谁还会管我这种小人物啊?所以也有好处。要是在学校里,首先就把我揪出来了。 大批形象思维,我很紧张了一阵。姚文元上台,我紧张了一大阵。在六十年代我和姚文元打过笔仗,《美学三题议》第三部分就是批评姚文元的。姚文元也批判过我,扣的帽子不小,说是资产阶级。加上郑季翘的文章,我想这下完蛋了。还好,居然太平无事。我想等姚坐稳了天下,就该整我了,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了,但我也估计他们日子不会太长。 刘:话说回来,你这一辈子,毕竟还是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大的打击。 李:当然受过,当年被开除公职,还不算大么?当然这是十分羞辱的事。最有意思的是,我所有的检讨,包括所谓“犯男女关系错误”,也必须归结到“与组织对抗”的结论上,归结到“与组织对抗”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个性。当时是不准讲个性的。“自由散漫”、“老自由兵”更是经常听到的最温和的批评。总之,我一直被认为是最需要改造的对象。而我最讨厌的两个词,恰恰就是“思想改造”和“笔杆子”。为什么我要做你的“杆子”?这大概与我一直不喜欢宋明理学也有点下意识联系,宋明理学不也大谈修养和“以文载道”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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